人們常為了達成各種目標而加入團體。然而，團體工作效率低落的批評，卻屢見不鮮。實證研究也發現個人在團體中的確會有偷懶的行為，而導致團體無法完全發揮其潛力。這種個人在團體中的努力程度比不上單獨一人工作時的努力程度，而且團體人數愈多，個人努力程度愈趨下降的現象，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社會閒散(social loafing)。 　　為了更進一步瞭解人們在團體中工作表現，本研究以實驗室實驗法，探討下列三個變項對團體中個人工作表現的影響：(1)工作情境（個人成績、團體成績）；(2)工作次數（一次、二次、四次）；(3)人際親疏（情感性關係、工具性關係）。採用的活動是電腦英文文獻書目的校對工作。測量的依變項為受試者所挑出的錯誤個數、正確的反應率、漏失的反應率、假警報的反應率、以及漏失反應個數及假警報反應個數之和。 　　研究結果發現：以「正確反應率」及「漏失反應率」做為工作表現指標時，皆發現有社會閒散現象，即在個人成績情境下的工作表現優於團體成績情境。在有關「假警報反應」的指標中顯示：當工作次數愈多時，情感性關係組受試所找出的假警報反應較多，而工具性關係組的受試者卻愈少。此外，以「漏失反應個數與假警報反應個數之和」為依變項時，發現當成績團體計算，而且只有一次工作機會時，工具性關係的團體較情感性關係的團體容易產生偷懶的現象，並且當工作機會次數增加時，工具性關係的受試者會愈來愈偷懶。此外，工具性關係的受試者在只要工作一次時，社會閒散現象會相當明顯。至於人際親疏與工作次數之主要效果，則皆未達顯著差異。根據上述結果，研究者最後討論了本研究的意義與限制，並對未來研究及社會大眾提出建議。

另案監聽的證據能力在最高法院有兩派見解，一是基於另案扣押之法理，認為只要是合法監聽取得之資訊均有證據能力。另外一派見解則與德國實務、學說相同，係採列舉重罪、關聯性原則之標準認定有無證據能力。另案監聽之證據能力於我國法之發展與德國法類似，德國自1972年開始討論所謂「偶然發現」可否作為證據使用，直到1992年才終於立法規範。本論文之主軸乃介紹德國法上「偶然發現」之發展及其法理基礎，期能作為我國討論另案監聽證據能力時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運用點偵測作業探討高社交焦慮者面對環境中的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歷程，並釐清在實驗中加入誘發社交焦慮情緒程序對高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處理是否造成影響。由於過往研究對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意見分歧，學者們分別提出過度警覺－逃避假設與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兩假設皆有相關理論與研究支持，本研究企圖檢驗這兩個假設的合理性。 　　本研究篩選出高社交焦慮組30人與低社交焦慮組30人參與實驗，受試者在接受所分派的情緒誘發程序後，進行以生氣臉與嫌惡臉所組成的威脅臉為實驗刺激的點偵測作業，以評估個體對威脅的注意力。 　　研究結果發現，接受社交威脅誘發程序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傾向為過度警覺－逃避假設的歷程，對威脅產生警覺後，便逃避對威脅的處理；而接受中性情緒誘發程序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傾向為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的歷程，對威脅產生警覺後，便無法將注意力自威脅轉移。 　　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有明顯的注意力偏誤，且此偏誤會隨個體所處的情境與接觸威脅的時間而有所變化。由於這些偏誤扮演著維持個體的社交焦慮的重要角色，故在釐清高社交焦慮者在不同情境下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後，有助於選擇適當的治療策略，協助高社交焦慮者因應環境中的威脅。 /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utilize the dot-probe task to investigate the attention processing for social threat in high social anxiety, and to know what under conditions of social threat influence. Owing to the conflicts of the past studies, there are hypervigilance-avoidance hypothesis and hypervigilance-difficult to disengagement hypothesis for the attention processing. This study attempt test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wo hypotheses. Performance on a face-probe task was assessed in high (n=30) and low (n=30) social anxiety. After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he mood induction procedure randomly, they were presented the task.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under conditions of social threat high social anxiety are at first vigilant of threat faces, and avoid them. And under conditions of neutral high social anxiety are at first vigilant of threat faces, and difficult to disengage them.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ttention bias for social threat in high social anxiety would be changed by the context and how long the individual face the threat. Know that the attention processing for social threat in the different context in high social anxiety would help the psychologists to choice the applicable therapy for high social anxiety.

本論文旨在試擬一套客觀的資料檢誤方法，以期利用電子計算機迅速整理出正確、完 整、合理的農業普查資料，供各界參考。 全文共分六章，約計四萬餘言，第一章結論，闡明研究目的、範圍及研究程序。第二 章比較我國歷次農業普查資料整理方法之演進，並檢討目前尚待研究之問題。第三章 邏輯檢誤，以機器整理為原則，快速檢查調查表上相關問項之完整性及合理性，並以 機器自動更正之。第四章迴歸檢誤，用以估計調查表上各種農作物收獲量之偏差錯誤 ，並以迴歸方程式合理客觀的更正之。第五章假設檢定，用以探討參考資料之發行是 否得當。第六章結論，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並檢討尚待努力之未來方向。

在沒有常態假設的情況下, 比較兩種有關變異成份之二次推定函數, 一種為最小距離 二次不偏推定量(MINQNE ),且此推定量滿足不變性(invariance)的條件, 另一種則為 一般變異數分析中的推定量(ANOVA),只考慮簡單的一因子線性模式yij=M+Li+Eij ,先 求算兩種推定量在沒有常態假設下的變異數, 再利用電腦求算一些結果, 發現ヾ在所 給平衡設計中ANOVA 與MINQNE有相同的結果, ゝ在所給不平衡設計中, 當變異數比值 (σd2/σe2 )屬於1 的鄰近時, MINQNE較ANOVA 有較小的變異數。

本篇論文名為中性行為與幫助犯，然論文的主題並不是兩個不相關的概念，而是想藉由分析刑法上中性行為問題的起源與脈絡，進一步的去觀察中性行為問題在幫助犯概念上的定位。藉由本文的探討可以發現，我國學說在討論幫助犯的構成要件時，長期以來欠缺歸責論的思考。故在幫助犯的構成要件適用上產生了中性行為問題，反之如果能注重這方面的問題，則中性行為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故本論文名稱雖包含兩個主題，其實重點在後者，亦即幫助犯的構成要件。 本文在第二章介紹我國幫助犯概念討論的現狀與問題。於第三到五章則介紹外國實務學說，於第六章則提出自己的見解，先檢討外國學說的迷思，與探討中性行為問題在幫助犯的定位，之後借助刑法上客觀歸責的階層，區分為製造風險與實現風險兩個要件提出自己的見解，最後討論主觀故意的範圍後，歸結出本文對於中性行為問題的看法，與幫助犯的要件，並使用至今的討論成果來回頭解決我國實務與學說上的問題。

假設市場評價法（Contingent valuation）多用於評估有關某一非市場性財產（Non-market goods）或公共財（Public goods）在民眾心目中的願付價值（Willingness to pay, WTP）。探討受訪者願付價值之研究調查案的問卷設計方式，大致可分成五種，其中開放式出價法和逐步競價法已被證實會對估計造成偏誤，而支付卡法、二分選擇法和雙界二分選擇法則是現今較常為研究者所使用的價格詢問方法，本論文的研究是針對二分選擇法的最佳設計（Optimal design），作一深入的探討。 假設欲探究之母體的願付價值為一服從平均數為 、標準差為 的常態分配，若採用二分選擇法作為價格詢問的方式，則何種詢問方法才能讓參數估計最佳化，由模擬實驗的結果，我們知道若將受訪者隨機等分成兩群，分別詢問兩個不同的價格，且這兩個價格的平均等於預先猜測的母體平均數，那麼不但會有相當不錯的估計結果，在實際的執行上亦較方便。此外，我們提出較容易計算的參數估計量來代替傳統的最大概似估計量（MLE），並以數理證明保證了新的參數估計量有良好的估計性質。 願付價值的研究若對母體資訊不充分時，常會先採行前測（Pretest）。本論文除了探討二分選擇法的最佳設計之外，亦針對支付卡法和二分選擇法運用在前測時，作一深入的討論，結果發現當事先猜測的母體分配參數和真實分配相差很多下，支付卡法和二分選擇法會產生無法估計的情況，因此我們提出新的前測方法，試圖彌補這兩種傳統前測法的不足，我們稱之為序列詢問法（Sequence method）。序列詢問法為一種追蹤母體平均數的方式，依照現在這位受訪者的回答，決定下一位受訪者的詢問價格，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如此的序列詢問方法比傳統的前測法利用更少的資訊，但仍然維持不錯的母體平均數估計結果。

本文應用環境經濟學上非市場環境財估價方法－－假設市場評價法，評估北部地區四條河川（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與大漢溪）在水質或景觀的整治時，北部地區居每人每年的願付價值，本文的目的是提供河川整治環境改善效益面的訊息，以利政府不管是作事前或事後的評估，皆可利用本研究結果的經濟效益資料作成本效益分析，以為河川整治之公共政策施政的參考與政策評估。由於，本文研究結果包括四條河川的水質與景觀在各種改善目標下之願付價值，所以，透過成本效益分析，政府在財政收支日益吃緊的情況下，可以知道在預算限制下應先整治哪一條河川可達最大經濟效益，且各河川條件不同，故整治目標的訂定亦有不同，本研究結果方可提供政府河川之環境改善目標訂定的參考依據。 　　在假設市場評價法中詢價方式有逐步競價法、支付卡、開放式問卷、封閉式問卷與假設市場序列法，本研究的問卷實驗設計採封閉式問卷中的雙界二分選擇法，實證模型採存活模型中的比例尺度模型作迴歸分析，推估受訪者在各河川、各種環境品質改善標的下的願付價值。 　　在迴歸分析中，得知影響受訪者願付價值的主要因素是，一在受訪者的特性變數中，教育程度、過去一年的戶外旅遊次數、家中汽車數與年家庭所得等變數對願付價值是正向顯著影響，而性別與年齡兩變數則是負相關。另一在環境品質變數中，景觀改善等級變數對願付價值是正向顯著影響，然而在水質改善的環境變數中，不論是目前的水質等級或是水質改善到各種不同乾淨程度的變數，都對受訪者頗付價值的影響不甚顯著。本文同時針對四條河川包括已進行整治的淡水河與基隆河，以及尚未進行整治工程的新店溪與大漢溪作環境改善效益評估，是與過去文獻主要差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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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的會計處理原本即具複雜性，加上最近退休金制度的變革，形成退休金會計獨特且豐富的情境背景，提供了許多的研究機會。本論文包含三個與退休金會計相關之議題；其中第一個議題是「勞工退休金新制之股價效應」；第二個議題是「退休金精算假設選用之誘因」；第三個議題是「退休金精算假設選用之價值攸關性」。三個議題均以效率市場假說為基礎，針對勞工退休金新制之實施與退休金精算假設之選用，分別深入探討其與股價之關聯性。 首先，本論文第一個議題探討勞退新制之股價效應。事件日股票報酬與公司特質的關聯分析，雖然部分的實證結果不顯著，然而部分的證據顯示，勞退新制公布實施時，公司股票報酬與退休金提撥不足程度、員工平均服務年資、退休金提撥率、退休金成率等公司特質具有關聯性，隱含資本市場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可以依據勞退新制對公司不同之衝擊程度，反映於公司股票報酬。 其次，本論文第二個議題探討退休金精算假設選用之誘因。實證的結果顯示，我國上市上櫃公司精算假設選用的橫斷面差異，可能源於債務契約、提撥不足之成本以及損益平穩化等誘因。最後，本論文第三個議題探討退休金精算假設選用之價值攸關性。實證結果顯示，退休金精算假設選用具價值攸關性，投資人對公司選用精算假設保守程度有所評價，對於裁量性 (隱藏的) 預計給付義務亦有所反映，似乎適當地根據精算假設選用對於預計給付義務之影響幅度來調整對公司之評價，隱含資本市場並未功能性固著於報導的退休金義務。 / There are three essays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first essay examines the impact on equity prices of the Promulgation of Labor Pension Act. Evidence reported in the paper shows that negative abnormal returns are most pronounced for firms with large underfunded level of pension plan, firms with little average years of employment, firms with low contribution ratio, and firms with low pension cost ratio. The second essay explains the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in firms’ selected actuarial assumptions (rate of increase in compensation and discount rate) used to measure the projected benefit obligation (PBO). Evidence shows that firms with relatively larger debt ratio, larger underfunded level of pension plan, and larger decline in earnings tend to select more aggressive (obligation-reducing) estimation parameters. The last essay studi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tuarial assumptions and firm valu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m value is lower, conditional on the reported PBO, for firms that use higher discount rates and lower rate of increase in compensation.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investors seeing through managers’ opportunistic choices of obligation reducing assumptions.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stock market does not fixate on reported PBO numbers, but properly appreciates the value relevance of the discretionary component of the P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