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魯吉亞多民族組成的社會文化，使得自格魯吉亞獨立以來，少數民族分離運動造成國家內部動盪不安，為確保國家領土完整、主權及國防安全等考量，格魯吉亞以武力壓制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的民族分離運動，導致民族分離問題演變為格俄戰爭，進而使得原本國內問題升高至國際衝突。此次衝突在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斡旋下，於莫斯科簽訂六項停火協議，但目前中央政府與民族分離地區關係仍相當緊繃。俄羅斯對境內車臣（Chechnya）及印古什（Ingushetia）爭取獨立極力壓制，但卻不遺餘力的在南奧塞梯及阿布哈茲（Abkhazia）投入軍力資源及經濟投資；是什麼原因讓世界強權支持不同種族、不同語言的分離運動？2008年在格俄衝突爆發後，各國際組織及西歐勢力第一時間反映出國際政治角力的現實面，我們又應如何解讀其背後意涵。綜觀格魯吉亞內部因素及國際社會實際情況後，期能藉此預測未來格魯吉亞主權及領土完整性的變化。

腎上腺素為哺乳類為了因應各種不同的壓力所釋放出的物質，影響生物體日常的生理功能且對生物體的存活有著莫大的貢獻，在成體中的調節已經在很多文獻中被探討，但對於處在發育階段的新生兒其腎上腺的發育與早期壓力對此系統的影響仍不盡清楚。為探討壓力與腎上腺發育及壓力調控之間的關係，本論文將觀察之重點放在腎上腺髓質中能夠製造腎上腺素的嗜鉻細胞(chromaffin cells)上。要了解新生兒腎上腺發育與壓力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利用親子分離的實驗，對新生老鼠造成壓力，實驗將新生老鼠分成三組，分別為控制組(control)、隔離組(isolate;P2~P14一小時/天)與撫摸組(handle;P2~P14 十分鐘/天)，試驗完畢後分別在老鼠出生後十四天(P14)與出生後二十一天(P21)進行腎上腺切片，利用腎上腺素合成酵素(PNMT ，phenylethanolamine-N-methyl transferase)及腎上腺素與正腎上腺素共同合成酵素(TH，tyrosine hydroxylase)之螢光免疫染色，來區分可製造腎上腺素的chromaffin cells，發現不管在P14或是P21，三組之間的腎上腺髓質結構並無太大差異。結果顯示，經過親子分離實驗的操弄，發現在撫摸組chromaffin cells中其PNMT的含量相對於TH的比例含量高於控制組與隔離組，顯示在撫摸組中每一chromaffin cell含有較多的PNMT，可能可以製造較多的腎上腺素。最後，為探討親子分離實驗對新生老鼠之腎上腺素與正腎上腺素含量的影響，以HPLC檢測經過親子分離實驗的新生老鼠之腎上腺，發現在P14時撫摸組與隔離組之腎上腺素含量比控制組高(p<0.05)，而正腎上腺素的含量則沒有差異;在P21時三組間的腎上腺素與正腎上腺素含量則沒有差異。而同樣的親子分離實驗在一胎一組新生老鼠的腎上腺發育上未看到任何顯著影響。

本論文藉由研究車臣、新疆及菲律賓南部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活動之成因，檢視文明衝突理論在個案之適用性。首先從個案衝突發展之歷史背景著手，再以資料庫檢視內部衝突之原因，最後檢討內部、外部因素及種族政治因素對個案衝突的影響並做出文明衝突理論並未比其他政治性因素更能解釋衝突產生之原因的結論。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1）未發現「文明衝突」對個案衝突而言未具一致性的解釋力，衝突的發生與個案歷史背景、種族文化、內部及外部政治因素有關。（2）宗教的教義是可以被政治所影響的，甚至是為政治而服務的。（3）國家與團體的「利益」仍為影響衝突發生之重要因素。（4）個案專制或民主政體內部因政治體制的不同，使得人民在選擇衝突的形式上會有所不同。（5）雖然同屬伊斯蘭教，同時具有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但個案恐怖主義活動發展現況並不相同。（6）「文明」的分類過於簡化。（7）個案確實存在文化上的衝突，但不至於演變成全球性的「文明衝突」。（8）伊斯蘭教本身並非恐怖主義的溫床，但確實有分離運動或恐怖主義組織利用伊斯教來團結群眾、招募人力、獲取國際資金來源或鞏固其領導勢力之情形。

一個種族社群壁壘分明的社會，將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競爭環境中，激發出社群衝突的動機。斯里蘭卡分離主義運動即是在此種環境下形塑而成，亦即是說，一項規模宏大並且致使生靈塗炭的群眾運動並非一觸即成，它必須端看一些刺激性的因素異化而成。而這些刺激因素往往也是伴隨著世局的變遷，所帶來的政治理論在意識形態上的演化效應。在斯里蘭卡分離主義的歷史發展中，將可看到種族文化的對立所產生的一種充滿政治歧視與仇恨的社會景象，是一場社群領導人、痴狂的追隨者與極端主義者在政治與經濟資源上的互動競爭所造成的結果。而期間社群菁英的政治投機主義取向和以種族作為人口社群劃分在比例上的懸殊差距以及一個缺乏公益的憲政體制所塑造的政治生態，亦將是社群政治菁英甘心沉淪於「種族叫價」(ethnic outbidding)與訴求「種族中心論」的合理動機。 斯里蘭卡分離主義運動在政治理論的實踐上，同樣有其階段性的發展史。原生論與工具論將牽引著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辯證過程，把斯里蘭卡原本族群融合的意識景象帶往社群主義所異化成的「想像」與「假象」，讓那些社群中痴狂的追隨者與極端的憤恨之徒不知不覺地產生了渴望去劃破世界主義充滿博愛與平等之幕的衝動，去甩開錫蘭民族主義的意識圖騰而執起文化民族主義的鮮明旗幟，毅然決然地走向分離主義這種種族文化殊死之途。一場不對稱的游擊戰爭──斯里蘭卡內戰就此展開，而政府(主流族群)那些持續缺乏政治道德(殘暴與激盡的武力鎮壓)的回應，將形同一枝矛戟，把從屬族群(LTTE)逼上恐怖主義這種極具暴戾、蠻橫與陰沉的不歸之途。 關鍵字：分離主義、斯里蘭卡、種族中心論、種族叫價。

本文針對1997年修憲後，三位總統任內的黨政關係運作進行研究。傳統的黨政關係研究，認為政黨與政府的權力互動關係是受到憲政體制設計的影響，內閣制會趨向黨政合一，總統制會趨向黨政分離。但我國在1997年修憲後，憲政體制就未曾改變，若延續傳統的研究假設，則李登輝總統任內的黨政關係在修憲前後應有不同，而1997年修憲後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位總統任內的黨政關係應該一致，但實則不然，顯然有其他因素會影響黨政關係的運作。有鑑於此，本文主張除了憲政體制的設計會影響政黨與政府的權力互動外，個別政黨的歷史發展背景與組織因素也都會影響其黨政關係的運作。 李登輝總統任內的黨政關係運作，承襲先前國民黨的以黨領政模式，以黨中央做為政策協調與定案的場域。陳水扁總統任內的黨政關係多變，從全民政府的黨政分離開始，透過各種黨政權力協調機制的設計，逐漸縮小政黨與政府的落差，這是民進黨初次執政而必須在試誤中學習黨政關係如何運作。馬英九總統任內的黨政關係，一開始想擺脫以黨領政的傳統印象，但仍因國民黨的歷史發展經驗影響，持續走回黨政合一。整體觀之，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對於黨政關係的運作與發展路徑較為相似。 本文發現，我國在1997年修憲後的半總統制，總統因為無權主持行政院院會而與行政院所屬部會間存在政策指揮與領導權的落差，但又因社會普遍期待總統為政府政策成敗負責，此時就有賴政黨扮演組織政府與運作政府的角色，執行黨政合一的運作模式，填補府、院、黨、黨團的縫隙，讓我國邁向權責相符的政黨政治與民主政治。

《邏輯學》之「本質論」的首章「映象」，曾經被黑格爾自己表示過是最為困難的部分之一。然而，在當代研究中卻存在著二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或是認為此章只是黑格爾多餘的插曲，或是認為此章乃黑格爾哲學系統的核心或基礎。對於後者，亦存在著不同詮釋取向：或是著重於本章作為系統的「形式方法」 (Henrich)，或是議論本章作為「形上學批判／表現」的理論核心 (Theunissen)。對於這些詮釋，在經過對黑格爾文本的細膩閱讀後，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詮釋都嚴重忽略了這本作為「邏輯－形上學」的著作在這裏所要探討的形上學主題，即以思辨的方式重構古代的οὐσία與συμβεβηκός的形上學，並且克服所謂的「分離問題」(the problem of χωρισμός)。本文即嘗試以此視角出發，對黑格爾本質邏輯最後的「絕對無差異」環節，至本質邏輯中的「映象」進行詮釋，試圖顯示這個形上學議題對於理解「映象」一章之抽象文字之為必要，並且由亦可回應上述詮釋：此章中作為思辨運動之原理的「絕對否定性」乃作為「邏輯－形上學」之「原理」，而非「形式方法」；並且黑格爾並非只對古代形上學進行批判，而是以新的思辨方式將之吸吶。

付記する学位プログラム名: グローバル生存学大学院連携プログラム /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経済学) / 甲第22223号 / 経博第611号 / 新制||経||29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経済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諸富 徹, 講師 五十川 大也, 教授 岡 敏弘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Economic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22443号 / 工博第4704号 / 新制||工||1734(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材料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宇田 哲也, 教授 邑瀬 邦明, 教授 杉村 博之, 教授 野平 俊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外匯分離管理（Currency Overlay）概念係起源自80年代末期，泛指對國際投資組合的匯率風險管理，其目標包含降低匯率風險、賺取外匯報酬（currency return）、或兩者混合，通常係由外匯管理者視投資人需求訂定之，並據以決定採行不同類型的管理方式--消極型外匯分離管理（passive overlay）、積極型外匯分離管理（active overlay）或是純粹超額報酬管理（pure alpha programme）。其中積極型外匯分離管理與純粹超額報酬管理係利用外匯市場效率不足，進行積極操作，試圖賺取超額報酬。 本研究針對外匯分離管理中常所採用策略，包括PPP避險策略、遠期外匯溢價避險策略、移動平均避險策略，並另嘗試結合上述3種避險策略為一綜合避險策略，對8種主要貨幣與7種新興市場貨幣進行實証，研究期間由1999年初至2006年底，評估前述四種動態避險策略之避險績效是否優於完全未避險策略。實證結果發現，除了個別貨幣對美元呈現明顯貶值趨勢之期間外，動態避險策略之避險績效似乎未如預期中理想。其中PPP避險策略不論是對主要貨幣或是新興市場貨幣似無法發揮避險效益，顯示以相對購買力評價均衡匯價並不適用為避險指標。移動平均避險策略在外匯市場呈現明顯的趨勢時，尤其是出現大幅走貶時，避險績效較佳，惟在區間震盪或市場盤整的行情下，避險績效則未盡理想。受到近年來套利交易盛行，造成部份貨幣之遠期匯率偏誤現象明顯，因而使遠期外匯溢價避險策略具有不錯避險績效。至於綜合避險策略對主要貨幣之避險績效較佳，而對新興市場貨幣似無法發揮避險效益。 積極型外匯分離管理成功關鍵在於外匯管理者對外匯市場未來趨勢有準確的看法，俾以進行動態避險操作。然而，外匯市場的變動不易預測，故投資人欲透過積極型外匯分離管理，達到同時規避匯率風險、增加外匯報酬之目標，難度相對較消極型外匯分離管理為高，而且投資人得承擔外匯管理者操作不佳所衍生的損失與風險。因此，建議保守投資人仍應採用消極型外匯分離管理方式。

雙重股權結構現今於美國公司治理上的應用越來越普遍，在此股權結構下的公司透過具不同投票權的股票達到控制權與盈餘分配權分離，使內部經理人可以掌握公司的控制權，但相應而生的可能是經理人與股東間的代理問題，且並非所有等級的股票皆公開在市場上交易，這也使得公司資訊透明度降低，進而影響股票的流動性和公司價值，然而，對於雙重股權結構亦有研究持正面看法，如公司可藉控制權集中提升經營效率等。本研究由此為出發點，欲以聯貸市場的角度來檢驗雙重股權結構公司在進行聯貸時，是否會對聯貸條件產生影響，而貸款銀行面對公司的雙重股權結構又將採取何種風險評估角度。 本研究利用1991至2012年間美國公司的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公司在雙重股權結構下，所獲得之聯貸條件並未呈現負面影響，其中原因可能存在於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特性與其可能為公司創造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