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史賦的發展，自漢代開其端，而後不絕如縷，代有新作。不過，自漢以迄盛唐，詠史賦在各時期都僅呈零星存在，一直到中晚唐，詠史賦的創作不管在質與量上，才出現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這在辭賦發展史上自然具有重要意義。 詠史賦的創作在中晚唐達到高度的繁榮，與詠史詩的發展情形相似。然而與詠史詩相關研究成績斐然的情形相較，詠史賦迄今尚無較全面且深入的研究，這是本文以此為探討對象的主要原因。 本文計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除了定義取材範圍以外，本章將根據《全唐文新編》搜索所得的中晚唐詠史賦作品，依作者、篇目、所詠歷史人事、相關事典以及《全唐文新編》卷頁數等次序加以臚列，為求簡單扼要，又將唐代各時期詠史賦創作之分布情形，以及中、晚唐詠史賦之律賦與古賦之篇數、比例，各以表、圖表示。 第二章「中唐以前詠史賦的發展概況」：本章旨在為中晚唐詠史賦的特出表現，進史賦史的溯源，計分「兩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初、盛唐時期」三階段，析論中唐以前辭賦史上詠史作品創作的發展概況。 第三章「中晩唐詠史賦的時代背景」：中晚唐詠史賦創作繁盛，有其複雜的外緣內因，本章從唐代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等方面，選擇對詠史賦具有重大影響的背景，加以分析。 第四章「中唐詠史賦的文史意涵」：就作品數量而言，中唐詠史賦佔全唐首位，其中絕大多數作品都含有賦家借史諷諫的強烈意圖，再其次則是借史言志或抒懷。本章針對中唐百餘篇詠史賦作品，進行文學意涵及史事取材的考察分析。 第五章：「晚唐詠史賦的文史意涵」：與中唐相較，晚唐的詠史賦創作有更為豐富、出色的表現。本章除針對晚唐詠史賦作品進行文學意涵及史事取材的考察分析，遇有與唐代前期題材相同或主題近似的作品，也一併略作比較。 第六章：「結論」：本章旨在從作家、題材、藝術手法、諷諫手法以及情境等各方面，析論中、晚唐詠史賦的遞變歷程。文末則兼論中晚唐詠史賦之價值。

本論文探討初唐代文人樂府詩有何特色，以及這些特色有什麼傾向。第一章為前言，便說明本論文研究動機、定義、範圍、文獻、方法、章節等。第二章將時代分為前、後兩期，再將作者分為京都、地方兩派。第三章將標題分古題和新題，再將其古題分為漢魏和南北朝。第四章將形式分為結構、修辭、語言等。第五章將內容分為婦女、邊塞、都市、野外、神仙等。第六章為結論，便綜合各章重點，且評價其得失。附錄一為《樂府詩集》之初唐文人樂府討之作者小傳。附錄二為《樂府詩集》之初唐文人樂府詩。附錄三為《樂府詩集》之初唐文人樂府詩之字詞索引。 本論文主張初唐為文人樂府詩的一段轉變時代。在初唐前期，京都、地方兩派的作品比較相似，尤其在標題和形式兩方面，但是在初唐後期，兩派的作品之差異越來越多。京都作者斟酌南北朝之對偶、音律、辭彙，便奠定盛唐律詩之基礎規格，而失去樂府詩之獨特性。地方作者追求漢魏「風骨」，便貫注盛唐之慷慨精神，而發展七言和親言歌行。由此可見初唐文人樂府詩之重要性。 /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Early Tang literary Yuefu (Music Bureau)poetry .The introduction explains the motive ,definition,scope literature, method ,and division. Chapter 1 divides the era into early and late periods and the literati into old and new and the old into Han-and -Wei and 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Chapter 3 divides the form into structure ,rhetoric,and Language .Chapter 4 divides the content into women ,the border ,the capital,the periphery ,and the supernatural. The conclusion synthesizes the main points of each chapter and evaluates their significance.Appendix 1comprises biographical data on the authors of the Early Tang literary yuefu poetry in yuefu shiji(Collection of Music Bureau Poems).Appendix 2 comprises the Early Tang literary yuefu poetry in Yuefu shiji.Appendix 3 comprises a concordance to the Early Tang lietrary yuefu poetry in Yuefu shiji. This thesis contends that the Early Tang was an era of transition in literary yudru poetry.During the eorly periad thepoetry of both the metropoli -tan and the local groups was quite similar,especially in title and form;but during the late period ,the poetry of both groups was increasingly differentsThe metropolitan aurhors refined the antithetical couplets,tonal patterns,and vocabulary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basic standards for High Tang regulated verse,yet losing the individu-ality of yuefu poetry .The local authors pursued the fengu (wind and bone ,i.e. vigor of style )of the Han and Wei thereby leading to the impassioned spirit of the High Tang and developing seven-character and irregular gexing (songs).Thus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Tang literary yuefu poetry .

無

唐文治（1865-1954）的人生如按其事業，可分為兩段：前半生供職於清廷，官至署理農工商部尚書；後半生盡瘁於教育，分別主持交通大學及無錫國專。中國近代的歷史大事，如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唐文治皆親歷其中。 面對世變，唐文治出仕清廷時，公忠體國；執掌黌舍時，用心校務；後來即使失明，依然著述不斷。在抗日戰爭，兵兇戰危之下，不但講學不絶，而且熱心救濟。其以中國文化為依歸，認為中國文化之精神具有永恆的價值，相信學問以道德修養與實踐為主，上承桐城派之餘韻，致力講授文學，用以明道，引領後學。 唐文治一生注重道德修養與實踐，然而前人對此闡釋實有不足。唐文治日後的舉措，例如致力教授文學、棄官從教、對中國學術之詮釋，及其個人之行為等，都與這思想息息相關。在轉型之時代，唐文治一生堅守及傳播這價值，但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情況而作出適當的調適。今人研究唐文治，沿著其人生軌跡，既可體味中國文化之價值、並領悟教授中國文化之方法。 簡之，本文之意義有二：一是通過析述唐文治的生平與思想，指出其重視道德修養與實踐，並認為這既是中國文化之精粹，又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共性，具有普遍意義。唐文治的事業、對中國學術之闡釋與其行事準則，皆圍繞這宗旨而展開。這點鮮有前人論及，卻是理解唐文治的關鍵。二是指出唐文治通過事業、講學、著述和躬行等不同方面來貫徹其思想，突顯在世變之下，中國文化在近代分崩離析之時，唐文治如何堅守並發揚中國文化之價值。唐文治其人、其思想與其事跡，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佳例一位深信中國文化價值的儒者，如何孜孜不倦地實踐、詮釋及傳播這價值，由此展現一條發揚中國文化的途徑，對於當今的中國文化發展，有著借鑒和啟迪的意義。 本文以唐文治的事業、講學和躬行三方面為重心，全文分為九章：第一章“前言，從問題緣起、研究回顧、研究意義、史料與論文架構交代全文佈局。第二章“唐文治生平略，概括唐文治的生平，突顯其身處之環境和關心之大事。第三章“藏器與出仕，講述唐文治思想之奠定經過，走上學而優則仕的路途與出仕歷經。第四章“棄官從教，針對現行研究，指出唐文治棄官從教的原因還與其對中學危機的洞察、出洋考察與商部經歷有關。第五章“因文見道，講述唐文治借用桐城派之緣由以及其以聲養德的體系。第六章“實業人才工業專門學校，析述唐文治為工業專門學校設計的專業和配套，希望培育道德、實業、體格三者兼備的人才，突顯儒者之謀劃。第七章“守先待後無錫國專，指出在中國文化備受批評的情況下，唐文治決定出掌無錫國專，重塑文武傳統，又因應環境，因時制宜，展現儒者多方靈活的一面。第八章“躬行實踐，突顯唐文治言傳身教所展現的人格魅力，儒學的意義與價值由此而見。第九章“結論，對唐文治的人生與思想作出整體評價。 Deeply devoted to his work and career, the life of Tang Wenzhi is summarized under this context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half of his efforts and service to the Qing court where he held high official ranks and at his prime, served as deputy minister of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Department; the second half sketches Tang as an education aficionado during his time at the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the Wuxi Academy (Wuxi Guozhuan). Born in an era of tremendous changes, Tang witnessed various historical junctions of modern China from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s China plunged into political turmoil and encountered future uncertainties, Tang clung unto his faith of Confucian ideals. Before 1911, he carried out whole-heartedly his official duties; after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he facilitated education reform during his tenure as Principal of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Wuxi Academy, fu.

今日一般人談「唐詩」，自然免不了要提起「盛唐詩」，並以它為「唐詩」的典範或代表。推溯這個普遍看法的源頭，一般研治文學史的人均能輕易指出，乃是受明代前、後七子「詩必盛唐」（或「近體必盛唐」）觀念很強的影響。再往上推溯，很多人都認為嚴羽《滄浪詩話》是明人觀念的源頭。換言之，今人熟知的崇效「盛唐詩」的觀念，乃是由嚴羽肇其耑，明人承之而發揚光大，影響迄今。 這固然無可厚非，因為從明人的詩論，確可看出《滄浪詩話》的影響。然則，能不能從嚴羽再往上推溯？委實令人感到一片模糊。學界將「詩學盛唐」觀念推溯到南宋嚴羽的同時，卻不免忽略：除了嚴羽，或在嚴羽之前，有沒有其他人也標榜「盛唐詩」？因此，學界對於嚴羽「詩學盛唐」觀念的理解，是即源頭、即完成的。而事實上，任何一種思想觀念，幾無平地特起、瞬時完成，其「完成型態」固然值得多方關注，但這個觀念是怎麼被提出的？如何由細微漸趨壯大？毋寧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 更緊要的是，「盛唐詩」是一個相當後起的概念，其產生還大大後於「晚唐詩」；而且起初「盛唐詩」的指涉時段並不止是今人熟知的開元、天寶年間；甚至有一段不短的時期，許多宋人所講的「唐詩」並不以「盛唐詩」為代表，而偏重在「晚唐詩」。凡此都和今人早已定型的觀念有明顯的落差。因此，「盛唐詩」如何逐漸取代「晚唐詩」而成為「唐詩」的代表？如何被人們標舉出來？自然非常值得深究。 而這也就是「詩學盛唐」觀念如何形成的問題。如果僅侷限在嚴羽詩論，以之為崇效盛唐詩的鼻祖，非但難以發現這個重要問題；即使察覺，恐亦無法處理。本論文就是試圖探討、解決上述的疑問，以期細緻地探索宋代「詩學盛唐」觀念如何逐漸被人注意、標舉，最終成為唐詩的英華、近體的典範。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這一篇論文的題目是：唐代「以詩取士」形成之研究。 針對這樣一個題目，筆者分成三大部份來著手處理。 第一篇導論部份，重點在探究「以詩取士」風氣形成的背景因素。這個背景因素的說明，是基於這樣一個問題作寫出發點來觀察。即唐代乃承漢以下，另一個統一而且鼎盛的帝國。然而，在據以選才的標準上，卻有經學與文學的不同。何以會形成這樣的一個現象呢？筆者分別提出兩個因素：即經學在唐代何以會失去主導地位、以及詩歌文學的崛興來加以說明。 第二篇本論部份，則從制度面和詩歌理論的革新發展，來探討「以詩取士」形成的原因。在制度方面，分別從科舉制度的建立，及「進士科」考試方式如何循著客觀化及標準化的要求演進，終而形成「試詩」這樣一個辦法。在詩歌理論的革新發展方面，則以陳子昂「崇尚風骨」理論的提出與受到重視，說明初盛唐詩風轉換的完成。而盛唐詩風的出現，則為「以詩取士」的形成，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第三篇結論部份，首先從詩歌主題朝多樣化的發展，說明「以詩取士」乃唐詩繁榮的自然結果。其次，約略地檢討了後人對「以詩取士」與唐詩發展關係的說法，歸納出一個簡單的結論。「以詩取士」與唐詩發展，實可分為二期來觀察。在此之前，初盛唐的發展，主要是提供此一辦法形成的基礎；在此之後，則由於「試詩」重在律體，故促進了律體的發展與成熟，筆者並援引殷盤《河嶽英靈集》與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選詩傾向，前者重在古體，後者重在律體作為參證之用。

無

本文以晚唐諷刺賦作為研究之對象。賦體文學發展到唐代，無論在體例、題材、主題上都出現多元的表現，到了晚唐，伴隨朝政敗壞與社會紊亂，遂導致部分有志之士開始藉由賦作反映自身對政治、世風等黑暗現實的不滿。因此本文便以唐文宗至哀帝期間，透過暗示或直刺的筆法對社會風氣進行譴責與批判的古賦作為研究範圍，文中藉由了解晚唐歷史背景，透過對作家的認識以解讀文本，進而分析、歸納此時的諷刺賦在整體表現上的特色，以釐清晚唐諷刺賦在唐帝國凋敝之際如何彰顯其社會功能，並依此理解其發展概況及主題思想，了解諷刺賦發展至此時在藝術手法的呈現上有何歧出或創新。 在研究上本文首先由文學的發展脈絡梳理出自《詩經》、《楚辭》及南北朝詠物小賦以降，以至於中唐柳宗元這些在作品中屢屢出現揭露現實的筆法，對晚唐諷刺賦所產生的影響，其次再針對題材、主題、藝術手法三個層面為晚唐諷刺賦的精神與內涵進行深究。在題材運用上可知作家透過自身經驗廣泛地取用不同素材，藉此反映不安的朝政與世風日下的社會環境；在主題思想的探究上，透過文本與時代背景的結合，了解作家在賦作中反映的現象與寄託的刺世精神，從中體會作家創作的宗旨；至於在藝術手法則透過賦在「組織結構」、「諷刺手法」、「修辭技巧」、「問答體式」的表現，以歸納出諷刺賦在語言藝術上的特色。本文在研究上歸結出晚唐諷刺賦所批判的內容不外乎是對朝政、奸佞、世風表達不滿，整體思想與時代環境高度結合，呈現出作家個人對社會現實的關注，雖然在當時無法對統治者或時代風氣造成任何正面影響，卻具有其所背負的時代意義，呈現出晚唐文人對這一混亂時局所引發的不滿與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