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妃，福建莆田人，唐玄宗開元時期寵妃，天寶年間與楊貴妃爭寵互嫉，自貶上陽東宮，安史之亂時殉節而死。唐代所有的正史典籍都未登載，生平事蹟記載於南宋李俊甫《莆陽比事》〈梅妃入侍〉中，作者不明，敘述江采蘋與唐玄宗情愛互許的愛情故事，文本中的〈一斛珠〉、〈樓東賦〉、〈題梅妃畫真〉等詩作，成為宮廷棄婦的代表作。元代的梅妃故事，載錄於陶宗儀《說郛》所收錄的〈梅妃傳〉，擴大〈梅妃入侍〉的情節，多了唐玄宗縱情聲色，以致怠政誤國的鄙視和貶責，在原本的愛情故事中，加入政治嘲諷，加深道德意義的教化思想。 明代〈江妃傳〉，梅妃成為反面形象人物，梅妃與楊貴妃聯手成為宮闈爭嫉的主使者，謝肇淛用以嚴厲批判，嘲諷寵妾妒媚的社會現象，是梅妃故事的旁枝之作。明代另一部崑曲傳奇――《驚鴻記》，繼承〈梅妃傳〉的敘述主線，穿插楊貴妃誣陷太子與梅妃私通的謠言、梅妃投庵遇救的情節，營造梅妃化險為夷的高潮。另一方面，為了改編梅妃死於兵亂的結局，塑造大團圓的戲劇性效果，文人典雅的曲辭與賓白，使得情節之間有著密切的因果脈絡；梅妃寄身道觀之後，涉及宗教仙佛的奇聞軼事，接二連三而來，最後終於與唐玄宗重圓歡會。《驚鴻記》按著「遭亂―離散―投庵―出庵―團圓」的時間順序，民間敘事在文人創作中延伸著，深富世俗化的趣味。 到了清代，歷史章回小說《隋唐演義》，以寄世托生的命運貫串梅妃的人生，延續《驚鴻記》大團圓的戲劇主軸，把安史之亂肇禍的主因歸納於楊貴妃。楊貴妃破壞唐玄宗、梅妃刻骨銘心的兩世姻緣，塑造梅妃在生死關頭，深明大義和自我犧牲的精神，梅妃成為《隋唐演義》中，唯一展現正面形象的女性人物。明、清兩代的梅妃故事，在唐代歷史事件中加入宮闈秘事，人物性格鋪陳細膩、近乎現實性的描寫，迎合大眾需要，提供趣味性、諷刺性及人情味的特性。梅妃故事長期存在隱晦不顯的狀況，本篇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角度，以民間敘事與文人敘事的概念深入分析，期待在梅妃故事的研究上，有更豐富意涵及展現。 / Mei Fei, Hong Keng Putian city residents, the greatest jealousy with Gui-Fei Yang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from the kaiyuan to Tianbao Periods. Mei Fei was demoted to the Shangyang east palace, Martyrdom and died of The An-Shih Rebellion. All history is not contined in Tang Dynasty, recorded her life story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Junfu'“ Puyang-bi-shi ”'Mei-Fei ru shi'. The author of the book was unknown. The love story between Cai-Ping Jiang and Tang Xuanzong. The poetry from“Yi-Hu-Zhu”、“Lou-Dong-Fu”、“Mi-Fei's Poem”,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palace abandoned women. The story of Mei Fei in Yuan Dynasty, described in the Tao-Zongyi “Shuo-Fu” that the collection of “The Legend Of Mei-Fei”, eapand the plot of“Mei-Fei rushi”, increase Tang Xuanzong indulgence and lust, leading to national corruption, despised by others and blame. In the original love story, joined the political mockery, deepen the moral education of thought. “The Legend Of Jiang-Fei” in the Ming Dynasty, Mei Fei became the image of the nedative characters, Mei Fei and Yang Guifei together into the emperor's concubine struggle, Xie-Zhaizhi used severe criticism, ridiculed the concubine jealous of social phenomena in the story of Mei Fei's side branch. Another Legend of the Kunqu legends in the Ming Dynasty――“Jing Hong Ji”, Inheriting the Main Line of“The Legend Of Mei-Fei”, interposed rumors of Gui-Fei Yang framed Prince and Mei Fei Prince and Mei Fei adultery、Mei Fei sought refuge and rescued by the plot、to create Mei Fei broke the climax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change the script about Mei Fei died in the end of the war, shaped the reunion of the dramatic effect, elegant lines and dialogue from intellectuals, making between the plot has a close cause and effect context. After the Mei Fei defected to the temple, involving the anecdotes of God and Buddha religious stories, came one after another, Finally reunited with the Emperor. According to the “ encounter unfortunate - separate - refuge in the temple - out of the temple - reunion ” of the time sequence from“Jing Hong Ji”. The folk narration is extended in the writers' creation, Full of common customs pleasure. During Ching Dynasty, the Historical Chapter Novel“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fate of life reincarnation Mei Fei life, Continuation of “Jing Hong Ji”reunion drama main ax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An-Lushan Rebellion summarized in Gui-Fei Yang. Gui-Fei Yang destroyed the Emperor Tang Xuanzong、Mei Fei unforgettable marriage of the two cycles, shaping Mei Fei in an important moment of life and death, understood the truth and the spirit of self-sacrifice, Mei Fei became the only positive imag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The story of Mei F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in the Tang Dynasty historical events to join the court secrets, character description delicate, almost realistic descrip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to provide interesting, satirical and human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from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oint of view,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intellectual narration and folk narr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study of Mei Fei story, have more rich meaning and style.

本論文主要乃透過張祜的詩歌作品以集中探照張祜的生活樣貌和生命情懷，希望一方面能體現張祜的詩歌創作內涵，另一方面則凸顯其藝術表現（意象）之主要成就。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申明研究動機、目的，以及研究的範圍、方法，並對張祜的生平作一番大致的勾勒。第二、三、四、五章乃以張祜的作品內涵作為探討的中心，依其主要的幾個內容型態，作一系統的討論。首先第二章「張祜的的家居行旅之作」乃以描寫張祜個人生活之點作為出發，包含了靜態的家居和比較屬於動態的行旅作品之內涵探究。第三章「張祜的交際贈答之作」，乃由點而線，進一步看到張祜人際往來的詩作內涵，主要包括了寄贈酬和、送別傷悼、遊賞宴集三個部份。第四章「張祜的風景詠物之作」，則由線發展至面，從橫切面的空間系統，來看張祜作品之與大自然萬物間的聯繫、契合情況，分為風景、詠物兩個部份。第五章「張祜的詠史述懷之作」，但從橫切面的時間系統來探討張祜對於歷史的關懷與他個人置於歷史長河中的自身回顧，是為詠史、述懷之論述。繼作品內涵之整體考察之後，第六章則進入「張祜詩的意象表現」，希望一窺張祜詩的語言藝術，分別從單純意象與複合意象，來分層論析張祜於感官意象之式樣與特殊呈現並進而探討意象表現與張祜情感之深層聯繫。第七章「結論」，乃根據前面作品內涵與藝術表現之兩大方向，凸顯其重要特色與主要成就並論及其詩歌評價與影響。

個人認為必須將皮日休與前、後時代及同期文人縱橫加以考察，以宏觀的角度來總結皮日休的整體表現，並綜合他的思想、文學理論與創作，才能全面地探討他在晚唐文學中的地位。論文的架構先以皮日休的生平事蹟與思想內涵為出發點，進而將他與古文運動、新樂府運動的傳承與聯繫加以論述，再以皮日休與晚唐同期文人的共同表現為主，最後總結皮日休的地位與影響。研究內容的重心如下：第一章「皮日休的生平事蹟與思想內涵」以整個時代環境的轉變為影響的關鍵。他的生平事蹟一直眾說紛紜，其死亦無法確考，本章只作合理的推斷。而皮日休的思想內涵則是傳統的儒家觀念，他延伸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許多深具改革性的意見，又其本著尚用的思想，而要求文學以及行為上的實用。第二章「皮日休與古文運動的傳承」中唐的古文運動在晚唐並未完全衰落，從古文家的傳承中可以尋得皮日休與前人的關連，尤其在文與道的觀念和踵武前賢的習作上，充分地了解他意欲傳承古文運動的理論與創作方向。第三章「皮日休與新樂府運動的聯繫」皮日休自覺地承襲新樂府運動的使命，他所創作的正樂府，延伸了元結系樂府、白居易新樂府的精神和意涵。另外，他與陸龜蒙的唱和詩也接續元稹、白居易的唱和詩型態。第四章「皮日休與同期文人的共同表現」因為所處環境的相同，所以皮日休在小品文以及詩歌的領域裡，與同期文人有著一致的特色，他們的小品文的確是魯迅所謂「一榻糊塗的泥塘□的光彩和鋒鋩」，在小品文的形式中充分地反映現況、針砭時風。而皮日休晚唐詩人創作的現實主義，表達了田耕宇所言「深沉的反思意識」，他們藉由歷史、現實、、自然四個主題的反思，深化了詩歌的內涵與層面。第五章「皮日休的地位與影響」此章為論文的總結。從皮日休對傳承古文運動、聯繫新樂府運動的努力，以及他與同期文人共同的傑出表現，肯定皮日休在晚唐文學中的地位，最後再由他的思想及創作論及皮日休對宋以後的影響和啟發。

本文擬將史書中的文學類傳，即《舊唐書·文苑傳》視爲研究對象，從史書的編纂體例等著手，以辨析《舊唐書》史臣對〈文苑傳〉中的材料，於取捨、增刪之間的考量。本文第二章主要説明《舊唐書》的編纂過程，探討史臣所制定的編纂總則「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以及宋初史官對於「新意」的異議。從中揭示五代史臣對於正統的認知。第三章辨析〈文苑傳〉載入作品的情況，以及當中所隱含的「用」意。第四章指出《舊唐書·文苑傳》乃接續「人文化成」的傳統，進而論述其實踐情況。本文循此討論「人文化成」觀念下，有關史臣的體裁取向。最後，本文為以上所論作一總體的回顧，以及提出本文的限制及未來展望。

一、動機與目的 唐代文治武功，均臻極盛，其時蕃胡，慕義尚化，梯山航海，輻輳並至。全國三分之 一州郡，無不有其蹤跡； 近歲極倡復與固有文化，而有唐文化，汲漢、魏餘緒，開兩宋先河；秉承上啟下之樞 紐，具兼容並包之特質。欲窺中華文化之堂奧，宜先探李唐文化之門牆，而李唐文化 ，又因廣攝異族精髓，而大放異彩。故研究在唐蕃胡生活，以及其對文化之影響，則 沿波討源，由枝入幹，亦研究中華文化者所當務也。 二、釋蕃胡 蕃者，化外民族之通稱。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唐人稱外使 為「蕃客」（註三），外商為「蕃商」（註四），外國大船為「蕃舶」（註五），外 國神祇為「蕃神」（註六），皆采蕃之通義；偶爾稱吐蕃為「蕃」（註七），用作專 詞，例不多見。至於「胡」，本泛指北方塞外民族，唐人亦兼指西方諸族。 本文既以在唐蕃胡為對象，則當總括唐人意識中之所有蕃胡：東自日本、新羅、高麗 、百濟；南至占城、真臘、室利佛逝；西習拂菻、大食、波斯、吐火羅、昭武九姓諸 國、天竺；北至結骨、薛延陀、鐵勒；而今日視為邊疆民族，當日實同敵國之突厥、 回紇、吐蕃、奚、契丹、室韋、靺鞨、渤海、吐谷渾、南詔、驃國人民，凡流寓於唐 者，莫不包焉。 三、取材 自兩漢以還，蕃胡即大量入華，漢宣帝時，聚居長安附近胡人以萬數（註一三）；其 時胡人眾多，可由胡奴、胡婢胡巫、胡人從軍、胡人入仕、酒家胡之屢見載籍者推知 之（註一四）。其人入華既久，遂受同化，而與華人無異矣。 本論文亦方軌茲塗，以「文化」為判別蕃胡之準繩，並釐定取材二原則： 原則之一：所謂「唐代蕃胡」，係指唐時來華之蕃胡。 原則之二：蕃胡祖先或其本人唐以前已入居中國，逮唐而華化未深者，仍以蕃胡視之 。 依第一原則，除載籍明指為新入康蕃胡，如質子、使節、降人、俘虜、教士、商胡… …均收入本文外，凡於體質、姓名、風習、職業中，有兩項以上足以證明其可能為蕃 胡者，亦予採納。 至原則二所謂「華化未深」蕃胡，大抵皆載籍尚稱為「胡」者，如唐高祖時之「舞胡 安叱奴」（註四五）、「商胡何潘仁」（註四六），太宗時之「工胡琵琶胡人曰明達 」（註四七）等是。

本論文是以韓愈古文變體為研究範圍，企圖從學術的角度切入，希望能得到些許研究成果。 本論文的論述方式將先研探「變體」二字的意義，希望能對古文變體先提出一個明確的概念。其次為找出古文的各體類在唐代之前，尤其是魏晉六朝、以及唐代時原本應該遵循的文體規範，然後用它們來對照韓愈古文作品的改變。此時，將參照唐朝之前，尤其是魏晉六朝的古文作品，以及唐朝之前和之後歷代文人對古文文體規範的解釋，尤其是從其對古文變體篇章的判定，來推論出正體的文體規範。以這些為基礎，把韓愈的古文變體之定義清晰地推斷出來，再進一步判讀出韓愈古文變體在各類的篇章有哪些，並分析這些篇章如何變體，有何方法與特色。接著，論述古文變體的產生原因，並藉以探討韓愈古文變體的產生原因。最後，則具體歸結韓愈古文變體體類的特色、變異文體的方法、所反映的文學觀念與其風格，並探討各類古文變體的影響，以期對韓愈古文變體有更深入的認識與論述成果，並藉以對古文變體能思索出一些基本概念。據此，本論文的架構除第一章為緒論，其餘各章乃是依照韓愈古文的各體類做為章節，並在該章節中討論變體篇章及其特色，然後是探討古文變體及韓愈古文變體產生原因，希冀能於最後章節研探出韓愈古文變體意義與影響等成果，並歸納出古文變體的一些概念。

詩歌發展到了唐代，不論是體式、風格，或是音調等大都已經發展完備。在這樣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之後，宋代詩人如何去接受、轉化，使自我詩歌轉入另一高峰，是其所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宋代詩人之所以能夠自成一格，不為唐詩所限，絕大因素在於宋代詩人的能入又能出。宋代詩人進入唐詩，吸取唐詩，又轉出唐詩，變化唐詩，使自我詩歌能有豐富的泉源，又能有別於唐詩而自創新格，這正是宋詩能與唐詩並立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原因之一。 宋代詩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蘇軾。歷來關於蘇軾的生平、事蹟以及詩詞作品、文藝思想等的研究已經相當豐碩繁富，然而論及蘇軾如何接受前代詩人以及轉化前代詩人詩作的專著則相對不多，而這正是我們須要努力去開發的。基於此，論者希望能對這部分下一番心力研究，以期能從另一個視角探析蘇軾對前代詩人的接受方式與轉化內涵。 一個人的接受行為，多半受其接受心理的影響；而接受心理的養成，主要與身處環境和自我思想建構有關。基於此，本論文為研究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行為，先探討了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文學思潮與權力網絡，從中理出三條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接受心理發展路線；其次探討蘇軾的思想建構歷程，再結合北宋前期詩文壇對其影響，綜合出蘇軾養成的三個接受心理。 本著三個接心理，蘇軾對唐代詩人有不同的接受內涵。蘇軾主要是本著他的三種接受心理來接受唐代詩人的，符合者則予以稱許，不合者則略有微言。不僅是前面所述五人，對於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劉叉、皮日休、陸龜蒙等也是如此。而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大概可歸結為兩個類型：一類是傾向儒家積極入世、憂民憂國的典型，一類則是傾向佛老澹泊歸隱、熱愛生命的典型。 蘇軾對唐代詩人詩作的接受內涵，主要可分為「對唐人詩作字詞的接受內涵」、「對唐人詩作詩意的接受內涵」與「對唐人故事的接受內涵」三個部分。這些地方，或者我們可以說是蘇軾接受唐代詩人而有所轉化而來，雖沒有足夠的證據指出蘇軾確實是有意使用唐代詩人用過的字詞，但這如此多的巧合，如果說蘇軾沒有學習唐代詩人之意，那也是難以令人置信。此外，在字詞接受的方面，蘇軾不僅是接受唐代詩人用詞，更進一步有欲超越、創新的意圖。

在前代的邊塞文學中，南朝邊塞詩的發展是相當引人注目的，因為邊塞詩的質與量在這個時代都得到高度的提升，王文進先生從博士論文《荊壅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開始，即致力於南朝邊塞詩的「正名」活動，其研究將近年學界對邊塞詩的研究推向另一個嶄新的領域，開展出新的論述主題。筆者在其研究基礎之上，大膽地將南朝到初唐的邊塞詩劃歸為同一整體的研究，且抽繹出「時空結構」此一主題來貫串此時期邊塞詩的主要內涵。原因在於，空間的轉換即是邊塞詩產生的本質，在空間的轉換之下，複雜的時間變化往往伴隨其中，造成了詩人感官上的突兀和情感的觸動，進而引導出一連串的回應與行動。筆者於本文中乃汲取學界近年相關且豐富的研究成果，嘗試以多層次的思考面向充實於邊塞詩的研究，期以「時空」作為南朝到初唐邊塞詩的研究起點，呈顯出南朝到初唐邊塞詩獨特的「時空結構」，並以此分析南朝到初唐詩人創作邊塞詩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模式，從而連結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精神，為南朝到初唐邊塞詩作一論述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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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一種名為「塔」的宗教建築物，隨著佛教的傳入而與之同時進入中國，成為崇敬禮拜的信仰中心。在佛教於中國的傳播過程中，塔的定位隨著宗教空間需求的擴大、以及中國固有王權空間觀念的影響而不斷的調適演變，逐漸的喪失了原本禮佛與信仰的中心地位，而轉變成為寺廟中缺乏實質用途的裝飾象徵性建築物。隋唐時期，先有隋文帝於仁壽年間大規模的造塔活動，使佛塔的建築與信仰普及全國，後有唐代重視休閒娛樂活動的社會風氣，並進而與科舉文化相結合，使得高聳的佛塔也同時成為得以享受登臨與題名之樂的風景名勝，具有更為世俗化的形象。 此外，多部講述造塔功德的佛經於唐代加以翻譯，使得唐代佛教徒以塔為墓風氣盛行，而民間功德塔的興造也非常興盛。在塔的概念與形象轉變方面，「以塔鎮地」概念的出現；佛塔高聳筆直、層層累疊的建築外型，也被用來指稱外觀或概念近似的建築物。最後，塔所突現出的垂直向度，也容易引申出人們各種關於崇敬、焦慮、與好奇的情緒：既是膜拜禮敬、溝通凡聖、得以消滅罪障的神聖空間，卻也是異常高聳、攀登不易的危險場所，甚至還是異人藏寶、夜叉棲居的奇特領域，而成為形象多元並具備豐富色彩的文學空間。甚至，具體而微的掌中小塔，也因為佛塔靈驗奇特的形象，而被延伸發展成為具有保護功能的隔離所。這些複雜神奇之各種異想的出現，也預示出塔在隋唐之後所即將呈現出之更為璀燦豐富的文化面貌。 / As a unique architecture of Buddhism, the Buddhist pagoda immigrated into China in the Han dynasty. Pagodas were built widespreadly as the religion center in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However, after emerg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concept, the main hall replaced the pagoda becoming the center of Buddhist temple gradually.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various forms of the pagoda were presented because of the popular acceptance of Buddhism in the society and of the newly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form of tall pagodas of large temples in the capital to the small ones as memorials of eminent monks, the pagodas presented various images and were completely transformed from foreign architecture to the Chinese building. In the peace period, activities around the pagodas were recorded in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s forming a unique landscape in the Tang culture. Combination of the images of tall obvious building and holy religious space, lots of implications, other than solely Buddhist architecture, appeared in the literatures. Arising from the sensation to the architecture space and from the miraculous legends and tales, diversified and colorful imaginations have enriched the culture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historical documents, Buddhist Scriptures, architecture researches,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he details of different presen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pagoda were demonstrated and conclu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