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公報自清同治十三年（西元一八七四年）命名（前身為教會新報，初創於同治七年），至光緒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六年）停刊，中間一度停歇五年，共歷二十八載。 在這段期間內，中國正經歷幾次大變動，如甲午之戰、戊戍變法、庚子之亂，「公報」都有詳盡記載；次如清廷與外國訂約、換使、立疆界、東西陲兵事，天災，小至地方嫁娶風俗亦一一刊列，此為構成「公報」重要性的最大緣由。 若要進一步瞭解「公報」的真價值，必須從這份雜誌的創辦宗旨。以及它和當代主張西化人物的關係著眼觀察，其創辦宗旨係清末外籍傳教士努力開通國人知識，以便迎頭趕上世界潮流。 十九世紀時，西歐的工業革命已進行了一百多年，在政治思想方面，由十八世紀法國孟德斯鳩、盧梭所鼓吹民主自治的新說，已在西歐各國形成洶湧澎湃的巨浪；尤其是新航路的發現，將強海外殖民地的爭奪帶到東半球，達爾文「物競天擇」，亞當斯密斯自由經濟主義」學說，更使帝國主義的劫掠振振有詞。 反觀當時的中國，自清雍正皇帝宣佈禁教以來，已經歷極度的繁華興盛而趨向衰微；乾隆帝的十全武功使得天下疲弊，他對□臣和珅的寵信養壞官吏貪污之風。因此，嘉慶一即位，各地即生民變：道光末年更發生中英鴉片戰爭，訂立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外力節節侵逼，中國的沉□也就日重一日。 雖說沉可日重，卻也招來不少醫生，有些來自廟堂，有些出於草野，有的主張投猛藥，有的執意用溫藥。外人創辦的「萬國公報」有如匯聚中西醫的一個診所，它和主張用溫藥的梁派所循醫理由相同，故關係較深，但與主張投猛藥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有過醫理的探討，故國父「上李鴻章」（原名為「上李傳悅相書」）曾見於光緒二十九年九、十兩期的萬國公報，署名為「香山來稿」。其他如鼓吹變法的主韜、鄭觀應，都是萬國公報的作者或長期讀者。 「萬國公報」所以能集當時西化人物於一堂，實與期刊的特性有關：第一、期刊可容納較多人的意見，第二、期刊有一定的出版時間，在宣傳一種運動時，可供發揮，變化的餘地較多，第三、期刊的寫作比一般書籍通俗，尤其是當時「公報」兼備報導新聞、分析時事的功能，故為時人所樂讀，這些都是清末其他鼓吹西化專書所缺的優點，也是「公報」能發揮較深影響的原因。 筆者分析當時影響「公報」的因素有三：一是文化背景，二是環境因素，三是閱聽人（audience）此處指讀者。當時中國人始終不肯放棄，「天朝統馭萬國」的觀念來接受新事物，因此，文化背景的作用是負的。其次，清廷每戰必敗，活生生的慘敗教訓，使得大家逐漸感到改革的必要，因此就環境因素言，其作用是正的，如是，正負兩種作用交互產生於閱聽人的身上。 通常閱聽人從接受傳播到產生行為，往往經歷注意（attention）—相信（credence）—行為（action）三個階段，但細察清末反教情緒、仇外活動，而又同時讓洋學堂、造船廠、立憲制度並存，實際是跨越了credence的階段。 本文共分五章：首章描繪「公報」輪廓，其次萬國公報初期內容的西化傾向，使廣學會將其納入組織之內，因此第二章剖析首期內容：第三章說明公報納入鼓吹西化的廣學會後，兩者相得益彰，互放異采，第四章陳述「公報」對當時社會、政治的種種批評、建議，第五章探討公報的影響。 萬國公報出刊期很長，閱讀資料為照相排板，加之前半期文無標點，閱讀時頗有事倍功半之感；因資料浩繁，筆者才力有限，錯誤之處在所難免。若因筆者的「苦勞」而使論文稍有可觀之處，則功在師教。

第一章 緒論（代論文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社會，出現了幾個偏重經濟性質的名詞，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三等；這就是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以及待開發國家，後兩者又被混合為「開發中國家」或「落後國家」，以與前一類國家相對稱。劃分的標準一般係根據赫根士教授（B. Higgins）的解釋：「一國的每人平均真實國民所得尚不及美國每人所得的四分之一—即尚不足五百美元—則可列入落後國家」。依此，我國與一九六二年前的日本，均列為赫氏眼中的「落後國家」。 儘管這種劃分，並不為國際社會所公認，聯合國對此一詞彙含義的演繹便大感困擾；儘管英美經濟學者推崇落後國家精神生活的一面，例如英國牛津大學鮑爾教授（Peter T. Bauer）明確指出：「落後僅指經濟與技術的低下與落後，並不含其他。某些落後國家如中國與印度均具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與文化。」：儘管不為當事國人民所接受，但，基於此一名詞代表的意義以及國民所得業被經濟學者作為衡量一國經濟成長的指標，所有被列為開發級的國家，為了爭取「晉級」，與乎確切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及育樂等生活條件，躋人已開發國家之林，莫不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 所謂國家現代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一個從傳統社會推進到生活與思想與時俱進的階段，或謂促使一國真實國民所得增加臻於足以維持現代生活的成長過程。現代化是超時序的，由於起步有先後，世界各國遂處於不同的成長階段。美國經濟學者羅斯陶（W. W. Rostow）將各國朝現代化目標前進的經濟發展階段，分為以下五個：一、傳統社會，二、起飛前的過渡階段，三、正在起飛階段，四、邁向成熟階段，五、高度大量消費時代。 無庸諱言，由於我國從事經濟發展，特別是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工作，遲緩了許多年代，雖然民國四十二年起實施四年經建計劃，但民國四十九年時，尹仲容先生尚認為「台灣經濟已大致渡過了過渡階段，也就是說，起飛的準備已經粗告完成，但還沒有起飛」，到了今天，如果依照羅期陶開出的「起飛」條件來審度，台灣的經濟發展情況纔算勉強地進入了此一階段。 和其他開發中國家一樣，我國經濟發展的成敗，繫於政府的努力與人民之有無經濟化意願和經濟化努力，特別是前者，它往往是社會由傳統過渡到現代化的關鍵與必要條件。魯易士教授（Arthur W. Lewis）把經濟化的努力，與知識及資本的增加，列為促進經濟成長的三大主因。 人民的經濟化意願可被解釋為：人民對經濟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經濟活動是指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一項努力：此項努力為經濟發展必需，因此，人民經濟化意願亦可解釋為：人民對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這種活動表現在擔當風險、發明、實驗、創新、專業化、分工等等方面，一國人民在經濟發展中也就分別擔當這些角色。如果這些活動不存在，或因社會制度等原因，未受到鼓勵，都將影響發展的步伐。職是之故，開發中國家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激勵，是不遺餘力的，總希望全國之內人人自動投身於國家現代化工作，而激發人民經濟化意願過程中，各種方式的教育與觀念的灌輸，又居於舉足重輕的地位，具有說服力，能對新問題創造意見，有時候並能改變意見的大眾傳播媒介，遂為開發中國家所重視和運用，期藉傳播產生的效果，來增進人民對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認識，引發人民同心協力，參與現代化的運動。 至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近代經濟學者幾乎一致公認它居於領導、策劃的樞紐地位。完全的「自由放任」時代已經過去。從歷史上觀察，即使最崇尚「自由」的英、美兩國政府，在經濟成長中扮演重要而有益的角色，亦不例外。凱因斯（J. M. Keynes）甚且主張經濟進步的國家，其政府擔當相當程度企業職能等角色；魯易士則認為，任何國家的政府，應擔當社會基本投資及「人的投資」，創造有利的「社會氣候」，規劃自然資源的運用，加速農工發展，訂定人口政策，有效運用外援及國際貸款，以及釐訂長期性計劃，來推動經濟發展，期能使人民經濟化意願得到充分表現的機會，益加堅定全國上下對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決心。 就大眾傳播媒介的理論言，人民經濟化意願實際上即是人類易變個性（Mobile Personality）的更張或強化（Empathy），而大眾傳播媒介本身則是此一性格的「擴充者」（The mobility multiplier）。大眾傳播學者倫奈爾（Dr. Daniel Lerner）曾就其研究心得，提出主張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發展中承擔了『大擴充者』的任務，並成為空前不可計量地加速和廣泛推廣所需知識和態度的工具」。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不禁要問：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鼓勵與強化，究竟作了些什麼貢獻？它是否能夠配合灌輸發展中所亟需的工商業經營建設知識，尤其是一些啟發性的觀念，又它對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表現，是否已盡了督促和提供決策的責任？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因此，研究分析台灣報紙廣義的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乃為本論文的中心意旨。 選擇報紙作為研究的對象，考慮到傳播媒介在台灣的普及性與報導評論深度。依據統計，台灣每千人有六十份報紙，一百架收音機，以及十臺電視機；收音機數量雖然多於報紙，但從報導內容看，報紙的無所不容性，實大於前者，同時，許多有關經濟事態的消息與論見，均以不合電臺與電視節目性質而被剔除。此外，儘管印刷媒介在傳播通路中，閱聽人參預程度不及前兩者遠甚，然它在國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威望較高等優點。卻凌駕其上。所幸，傳播通路效果及其影響性，並非本論文之鵠的，以報紙普及性與報導深度率先其他媒介，作為選擇的標準，應無庸置疑。 本論文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闡述傳播媒介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及其協助社會轉變的道德與責任問題；第二章系說明報紙存在之價值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提出其為開發中國家協助經濟發展最有影響力的傳播媒介；第四章討論一個雞與蛋的問題，即台灣經濟發展帶來了繁榮的工商企業，並成為報業發展的契機；第五章係運用一連串的統計或有關資料，分析台灣具有代表性報紙經濟新聞報導評論內容，並從比較及列舉的個案中，檢討台灣報業是否已經盡了「大擴充者」的責職，以及有那些不配合的地方；第六章進一步說明台灣經濟發展下，工商界為報業培植出來的另一果實—經濟性專業報紙的復甦和它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第七章係就台灣報業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的缺點，指出今後加強改進的途徑；第八章為結論。 必須一提的是，本論文第五章所用報紙資料，係採抽樣方式，從台灣目前銷路較廣或經濟新聞較多的報紙中選作研究目標，例如四八—五七年各報論文比較，以中央日報、中國時報、新生報及聯合報為對象。 關於研究時間之所以從四十八年起，系由於根據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看法，認為台灣經濟在四十九年以前，祇能說是穩定與復舊階段，談不上起飛或發展，而四十八年則是新舊交替的一年，故仍予列入。

廿世紀自由的報業基於對社會公共利益負有責任的論點，特別重視對社會提供最佳的服務崇高的理想；因為報紙在本質上是一項公共事業，它的真正價值就是忠誠的為社會服務。 美國著名新聞學家晚近極力倡導的新聞事業社會責任論，在短短的十餘年間已對世界自由的報業發生鉅大的影響。社會責任論講求每一種自由都有一項相當的責任，所以認為報紙既享有憲法賦予特權地位，就應當對社會負起責任，履行報紙在現代社會中的任務。 新聞事業社會責任論要求報紙克盡社會責任，加強對社會之服務，已成現代新聞事業的主流。台北的廿九家報紙近年來隨著時代潮流的激盪，幾乎全部深受影響並且在實際行為中卓有表現。 台北報紙服膺新聞事業的社會責任論，反映於台北報紙民國五十年八月間發起的親聞自律運動。新聞自律針對要求台北各報在實際的行為中，自我約束，達成自由負責服務人類的目標。本文即在檢討台北報紙自倡行新聞運動至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間的社會服務成就。 台北報紙社會服務之研究由於搜集資料困難，未見前人有較為系統及完整的研究。本文目的在作一新的嘗試，希望引起台北報紙進一步重視社會服務的意義及更深一層的研究社會服務的有關問題。 本文在一般內容方面，簡略如下：第一章緒論，介紹報紙社會服務的重要性，第二章係申論報紙社會服務在理論與實際上的根據，第三章則廣泛檢討台北報紙的社會服務，第四章討論推展社會服務運動的技巧和應行注意事項，最後一章結論，則在指出報紙社會服務今後新方向。 本文構思及撰寫期間，承蒙指導教授曾師虛白先生的諄諄指導，無論在觀念之啟發與細節之安排上，均賜益良多，同時本文於收集資料時，復蒙李瞻教授、新生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姚朋先生惠予協助。謹此一併致最懇切的謝意。

本篇論文，以研究故黨國元老于右任先生及其手創的「三民報」－民呼、民吁、民立－在中國近代新聞事業史上的地位為主。自民前五年于先生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創辦神州日報起，到民前二年四年間，一共手創了四個報紙（神州日報及「三民報」，不過於此先生與神州日報的關係較為短暫，再加上找不到一份完整的神州日報合訂本，要研究于先生與神州日報之關係實不易入手。是以本論文僅此以于先生與「三民報」之關係為研究範圍。 「三民報」是政論性的報紙。政論性報紙之是否成功，是以其理想是否能獲得實現為判斷，「三民報」創刊以後，無進無刻不在鼓吹中國革命，為革命派政論性報紙之健者。不數年，辛亥武昌義旗高舉，全國響應，國父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卒獲成功，「三民報」鼓吹的革命理想亦獲實現。 雖然，革命之成功，因素很多，報紙鼓吹的力量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不過，報紙的鼓吹革命，並不自「三民報」始，在「三民報」以前及以後革命黨人以報紙鼓吹革命者在所多有，因此「三民報」雖然鼓吹革命，但不可視為惟一促成革命成功的報紙。然而，有一個事實亦不容否認，那就是民前三年前後，國內宣傳革命的報紙並不太多，而言論之激烈與立場之堅定如「三民報」者，更不多見。是以很多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一提及報刊鼓吹革命，必然肯定「三民報」對中國革命成功有積極的貢獻。因而可以斷言：「三民報」雖然不是惟一鼓吹革命的報刊，但它所發生的力是相當大的。因此，在我國的近代報業史及中國近代史上，「三民報」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三民報」的創刊人于右任先生，他對國家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但在民前革命時期，他的貢獻是以辦報為主，而在他的報人生涯中，所遭遇的困難與所受到的打擊，在同一時期的人當中，尚無人能與之相比，他曾因為辦報受清廷非法拘禁，他的財產也受到清廷非法毀損，然而這些都不足以挫其志向，是以民呼被封後有民吁，民吁被對後有民立，這種「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使他榮膺中國元老記者的頭銜。因而，于先生在中國近代報人當中，亦是一個值得後人效法的典型。 基於上面兩項理由，筆者以「于右任先生創辦三民報之研究」為論文題目，期能從中探討出于先生及其三民報成功之因素，這是撰寫本論文之主要用意。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簡略說明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小史，惟偏重於政論性報紙方面，因為「三民報」是政論性報紙之一，從政論性報紙的發展過程中，可以了解政論性報紙在清末民初居重要地位的原因；第二章于右任先生之生平，簡略介紹于先生之生平事跡，惟于先生前關於介紹自己之文章甚少，現在要介紹其生平，不但不能當面向其請教，想從其著作中發現他生活的軌跡，亦頗困難，是以不得不引用間接資料，加以極表面之介紹；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別介紹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每個報紙均從其創刊背景、創刊經過、報紙形式、新聞言論內容分析及對革命的貢獻幾個方面，加以介紹，期能了解三個報紙的實質內容，進而說明對革命事業有何種貢獻。這也是本論文的主題；第六章結論，說明「三民報」在中國近代報業史及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並探討于先生對於報業的一些觀念，這兩項均肯定了于右任先生及「三民報」在中國近代新聞事業史上的地位。 在本論文的寫作過程中，發現本論文題目範圍雖然很窄，但在參閱原始資料（即「三民報」合訂本，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方面，卻頗費時間，加以資料瑣碎，且牽涉甚廣，資料的整理編排相當困難。在另一方面，資料整理完竣，執筆寫作時仍遭遇了許多困難，就那是「三民報」所報導的是中國近代史的最重要一部份史實，必需貫串以歷史事實才能顯現其意義，筆者對於歷史的研究，缺少必要的修養，因之在寫作時，頗有難以下筆之苦，幸而陳師固亭，時予指正，或者剖析寫作方向，或者介紹參政資料，或者解答疑難問題。本論文之能脫稿，實固亭師鞭策督促之功。 附記：本論文之紀年，民前採用陰層，下註公元紀年，民國以後，採用陽層。

仕欽科技企業資訊系統安全研究報告 / Abstract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of Everskill Technology Co., Ltd. for OEM Electronics Industry by Cathy Chan OEM Electronics industry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Taiwan’s econom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 and has made major contribution to foreign reserves for the country. However, entering into this millennium, with the rising of the BRIC countrie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Taiwan’s OEM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gradually los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Nowadays, to improve competitiveness is the most critical issue in the industry. According to MIC of III ,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EM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a major index of Taiwan’s competitiveness. The higher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s integrated, the more the system should be secured. Otherwise, in case of any abusage, the damage can sometime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The collapse of Barings Bank is a best lesson for all of us to learn. Therefore, we should put equal emphasis on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as well as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of Everskill Technology, an OEM electronics company, to find out the weakness of the existing IT framework, and better improvement for future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in the company and OEM electronics industry. This paper will thoroughly examine the existing structure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f Everskill Technology, e.g. how the structure is built? Why it is built this way? How is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ed?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How to modify the factors? The paper will also highlight some incidents, pin point the weakness of the system, and als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improvements. My conclusion is that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to an organization is not just about how advanced the products/technology are, or how complete the procedures/checklists are, the people(agents) in the organization also play an very important role. As a professional manager of the organization, I believe we should always be aware of the relations among products/technology, procedures/checklists and the people (agents). Only through perfect balance among the three factors, we can successfully implement and secure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organization. Ultimately,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n agenda for any other OEM electronics company who wishes to improve her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and hopefully can be a stimulation of improvement for the industry.

台灣自民國五十一年至九十七年期間歷經了七次的承銷制度改革，配售方式由原先的公開抽籤，歷經競價拍賣與公開抽籤並行，一直到民國九十三年，市場旋以詢價圈購為主流。本文除整理台灣承銷市場於此段時期的制度沿革外，並探究民國八十年至九十七年間，三種制度的施行是否直接地造成期初異常報酬的差異。 透過實證研究發現，初次上市上櫃公司選擇不同的承銷配售方式確實對期初報酬的影響程度確有著顯著的不同，而三種方式的期初報酬以詢價圈購為最高，公開申購次之，競價拍賣為價格發現能力最好的承銷配售方式，其結果與國外文獻相同。但對於制度改革而言，與期初報酬並沒有直接關連性。如民國八十四年就已開放詢價圈購方式，但由於其相關承銷規定背離市場習慣，導致此方式乏人問津，直至民國九十三年做更進一步的放寬限制，方才改變市場的承銷配售方式，由此可知法令變革的宣告並無法直接影響期初價格，而是待法令改革之後，實際落實於市場方會改變市場期初報酬的現象。 / There are seven main reforms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methods in Taiwan during 1962 to 2008. From the fixed price method transform to auction, and in 2004 the bookbuilding became the mainstream in the IPO market. In this thesis we not only compile the reform processes in IPO methods in Taiwan capital market but als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itial returns and the IPO methods during 1991 to 2008.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i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itial returns and three IPO methods. The auction owns the highest initial return and bookbuilding own the best price discovering mechanism. However the reform announcements could not affect the initial returns directly. The bookbuilding method is allowed in 1995 but due to deviating from custom, no firms applied it in the IPO until the further reform in 2004. The simple reform announcement could not affect the initial returns directly.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國內審計準則公報第二號，對於會計原則變動具重大性的查核報告型態，必須出具保留意見的規範，是否有修訂的必要，並對於我國的審計準則委員會，擬作「得出具無保留意見」之修訂，探討實證上是否予以支持。 本研究以民國81至民國85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三個議題的研究結果分別如下： 一、探討會計原則變動之資訊內涵 以會計原則變動的種類作區分，分為自願性與強制性兩組，研究結果為：除了營建業的由全部完工法改成完工比例法的樣本有顯著差異的市場反應之外，其他自願性的會計原則變動及強制性會計原則變動和無會計原則變動的樣本相比，並無顯著差異的市場反應。 二、探討投資人對查核報告的市場反應 以查核報告的意見型態作區分，分為保留意見與無保留意見兩組，研究結果為：會計原則變動的保留意見與無保留意見並無顯著差異的市場反應。 三、探討查核報告揭露程度與盈餘資訊品質的關聯 在會計師因強制性會計原則變動而出具保留意見時，將在查核報告中揭露變動金額與否分為兩組，研究結果為：有揭露金額者的盈餘反應係數低於沒有揭露者。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need to modify current R.O.C. Statement of Auditing Standards No.2, which is under revision by R.O.C. Auditing Standards Board. Specifically, our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o help ASB members evaluate the impact of cahnges in accounting principles on capital market under the diverse scenarios of different opinions issued by auditors. Accounting changes of TSE (Taiwan Stock Excahgne) listed firms from 1992 to 1996 are included in our sample. Three primary issues investigated and empirical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Information content of voluntary vs. mandatory changes. Market(investors) reactions to accounting chagnes, not matter which types of changes,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cept that investor react favorably to voluntary accounting changes to percentages of completion method under long-term construction contracts. 2. Market reactions to auditors' opinions of accounting changes. Market reactions to auditor' qualified or unqualified opinions of voluntary and mandatory accounting changes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 Impact of disclosing amounts of mandatory accounting changes on ERC. Firms disclosing the amounts influenced by mandatory accounting changes inauditors' qualified opinions have lower earnings reponse coefficients(ERCs)than non-disclosure firms.

無

理論上盈餘和股價具有關係是不爭的事實，國外的研究多數支持此種現象，而且二者反應的關係有盈餘宣告日之前反應及盈餘宣告日後遲延反應(Post Earning Drift)二種，然而對此方面國內的研究結果並不穩定。 　　為了進一步探討盈餘是否有用？且其有用的程度如何？本研究乃使用關聯性研究法(Association Study)，並參酌Collins and Kothrri (1989), Bernard and Thomas (1989), Easton and Harris (1991), Beaver Lambert and Morse (1980), Beaver. Lambert and Ryan (1987)，建立九項假設，並採用日報酬（盈餘宣告日前後30日的窗期）及週報酬（盈餘宣告日前後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的窗期）用以確認盈餘的有用性。經以民國76年至83年，75家國內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採BLM及BLR修正Easton and Harrisr的模，盈餘資訊在我國股市中大多數使用期間在盈餘宣告日前30日及六個月兩段期間，且盈餘水準比諸盈餘成長水準（即未預期盈餘）更為市場所重視，此結果與Bastom and Harris所預期及實證結果相若，因此推論今後評估盈餘與股價關係時至少應加入盈餘水準變數，至於所有模式的Adj R²值都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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