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以探討「美、伊」第二次波斯灣戰爭，雙方的情報與反情報活動為主軸，依序針對美國情報界何以誤判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原委，以及美國情報界有關「人員情報」與「科技情報」的相關得失，及其何以發生「當勝而未勝、當斷而未斷」的謬誤予之陳述，以期進一步就伊拉克未來情勢預為論述。整個論文研究的時間以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中旬為主；另視情況包括海珊在2003年12月中旬被捕，以及2006年處死為止，以呼應戰前情報資料所呈現的連貫性。 全篇內容，從「美、伊」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為起點，延續軍事作戰的脈絡，就其情報組織及其情報、安全運作機制為主，針對「美、伊」雙方在「情報政策、情報組織、編制體制、情報作為（含人員、科技情報）、員額預算、教育訓練與反情報作為」為其探討的各個面向。以伊拉克為例，本研究論述依序包括「革命指導委員會」（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 RCC）所管轄之「情報總局（GID）、安全總局（GSS）、軍事情報局」（MI）三大情報機構，外加「共和國衛隊」（Republican Guard, RG）、「特別共和衛隊」（Special Republican Guard, SRG）相關之軍事情報作為，以及「軍事安全局」(Military Security Service，MSS)有關反情報作為，探究其在兩次波斯灣戰爭之運作效能。 至於美國情報界，啟自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SC）安全體系，就其「中央情報局」（CIA）、「國防情報局」（DIA）、「國家安全局」（NSA）、「國家影像暨製圖局」（NIMA）、「國家偵察室」（NRO）等各級情報機關的組織、功能，及其如何運用「特種作戰、空中偵察、衛星監控與電訊監聽」，以廣泛探究其情報作為為重點，進而結合軍事作戰行動，探究其成敗得失。其中，針對美國情報界誤判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之原委，以及美國情報界在「人員情報」與「科技情報」的相關工作，何以發生「當勝而未勝、當斷而未斷」的謬誤予之陳述，以期進一步為當前的伊拉克情勢預為論述。 全篇研究架構乃是依據派森斯（T. Parson）所提倡的《社會系統論》，同時針對黎特（J. Litterer）論述的《透析組織》（The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作為解析各方情報組織之特質與差異。論文寫作期間，個人亦視需要透過《文獻探討法》、《歷史研究法》與《個案研究法》等方法妥當論述。另；本篇論文區分為7章、33節，約17餘萬字。其中；針對「情報對軍事作戰之影響是否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情報政策與情報組織之間關聯性應如何取捨」，以及「戰略環境改變與情報作業程序之關聯性」等三個環節，就其緒論（第一章）、「美、伊」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緣起暨作戰概況（第二章）、二次波斯灣戰爭期間伊拉克情報體系及其作為（第三章）、二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美國情報體系及其情報作為（第四章），以及「美、伊」雙方在情報政策與機制（第五章）與「美、伊」二次波灣戰爭之情報實務與作為（第六章），進而導引出第七章、研究心得與研究發現，並據此完成論文寫作。 由於伊拉克的情報文件多受戰火摧殘，加之伊拉克情報、反情報體系在戰後瓦解後，僅存的文件檔案又多遭俄羅斯帶走，致使伊拉克原始資料舉證不易。此外美國國會在2007年完成調查報告後，固然有助於部分真相的還原，但限於美國單方面的論點，仍不足以呈現其原貌。故亟需參考第三者或其他國家的出版品、網路資訊，輔以個人多方研究所得增益其所不足，此一論述諒必有所洞悉。總之，本篇論文乃是針對「美、伊」二次波斯灣戰之情報作為為其論述，有其針對性、專屬性與深入之探討，惟受美國行政機構資料保密之侷限性，部份內容猶待日後解密方能進一步論述，因此不周之後尚祈指導教授、各位老師及研究此一課題的同學們有所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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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分三十年來（民國４２年至７１年）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新聞寫作的 方式為主，採用內容分析方法，比較三報在不同時間、不同新聞種類上的差異，以及 各報本身的新聞寫作方式在三十年來的演變。本文將三十年分為三階段：民國４２年 至５１年；５２年６１年；６２年至７１年。又將新聞寫作的方式分六種：可追溯來 源的報導；不能追溯來源的報導；可追溯來源的推論；不能追溯來源的推論；可追溯 來源的判斷；不能追溯來源的判斷。並將新聞內容分成十二類：政治軍事、財經、災 禍、人情趣味、體育、文教、犯罪、科學、社會問題、社交新聞、公共事業以及交通 。本文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緒論，分為問題的陳述、研究目的以及論文組織三節。 第二章、文獻探討，分為有關消息來源及有關陳述方式兩節，並提出研究問題。 第三章、研究方法，分為研究對象、抽樣、分析方法、信度分析及統計方法五節。 第四章、資料分析。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曾被中共視為「資本主義的欺詐手段」、「非生產性的剝削」的廣告事業，自一九七 九中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起了一場「靜默的革命」。此後又隨著廣告公司、廣告 協會的成立以及廣告管理暫行條例的頒布，中共的廣告業有了更蓬勃的發展。 本研究乃針對此以人民日報、南方日為分析對象，探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中 共報紙廣告在廣告主的國別、實體性質、廣告目的、商品類別以及廣告內容中訴求方 式、訴求對象、訴求層次和廣告表現的概況，並進一步對這七年來演變，做一趨勢性 的描述分析。 本論文共分六章十七節。前兩章講述緒論並做若干文獻探討；後續三章則先論及研究 方法，再就研究結果進行分析；末章做一總結並就本論文提出檢討與建議，約六萬餘 字。

國內報業在開放報禁後逐漸邁入競爭激烈的市場型態，各報先後朝以讀者需求與利潤為依歸的市場導向模式發展，而《蘋果日報》於2003年在台灣發行之後，再度對台灣報業市場產生一次極大衝擊。本研究聚焦在報紙政治新聞，觀察以往以硬性資訊為主的政治新聞在此脈絡下是否也受其影響開始出現或加劇原有的「小報化」傾向。 本研究以《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三大報的前三版政治新聞做為「非小報」的政治新聞樣本，並以《蘋果日報》在台發行當年、以及前後三年（2000年、2003年與2006年）做為分析期間，採用量化內容分析法，比較這三階段政治新聞的報導形式、內容與風格等面向。 在形式面，國內報紙政治新聞的報導內文篇幅並沒有顯著的減少跡象，其標題與搭配的照片面積也沒有明顯增大，改變最大之處在於報紙政治新聞搭配刊登照片的新聞比例逐漸提高，使得整體版面呈現出更加視覺圖像導向的「小報化」形式特色。 在內容面，本研究發現在報導主題的轉變上，關乎政府政策與國會等較具公共性質的新聞量明顯減少、針對政治醜聞的報導明顯增加；然而，聚焦單一政治人物的個人化報導，多年來卻維持一定比例沒有明顯增加，這部分並不吻合「小報化」的新聞主題發展。 在風格面，政治人物的個人報導朝軟性化發展，含納更多私領域動態或是人情趣味元素；而記者在撰寫特稿與評論時，更容易以明顯字句對特定政治人物或黨派進行負面批評；聚焦政治衝突的新聞量雖然沒有顯著增加，但衝突事件的主角卻也逐漸轉移到政治人物彼此的個人恩怨上。 最後，本研究以四個客觀性報導處理手法做為觀察指標，檢視國內政治新聞報導是否受「小報化」負面影響而在新聞專業與報導素質上做出讓步。在純淨新聞裡不摻記者個人意見、和明確提供消息來源等基本處理方式上，《蘋果日報》登台前後的政治新聞差異並不大；然而，國內報紙政治新聞的解釋與評論性質報導卻帶有了更多的黨派色彩，且平衡陳述對立意見的報導比例也逐漸減少。 / Apple Daily has made an impact on the strongly competitive newspaper market in Taiwan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2003, spilling over tabloid news values into other media outlets. This study focuses solely on traditionally serious and hard political news and sets out to examine whether it has been influenced, or tabloidized, over time.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n political news items from three largest non-tabloid newspapers - Liberty Times, United Daily and China Times - was carried out and measured at three different levels: form, main topic and style. News sampl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2000, 2003 and 2006. In terms of form, more and more political news incorporated visual elements, such as photographs, as means for presenting information, while the page space devoted to text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As for main topic, the overall decrease of coverage on government, parliament and policies was evident, and the focus has been shifted toward political scandal. With regard to style, the personalized coverage on political figures was done with a more softer approach by focusing more on human interest stories. And personal conflicts of politicians were highlighted in coverage on political conflict. Finally, measurement of objective reporting was adopted to gauge whether there was an overall decrease in journalistic standards of political reporting. The results were mixed. While the basic practices of not presenting subjective opinion and anonymous news source were maintained over the period, the news comments have become more partisan and the balanced presentation of conflicting political views has decreased.

1966年，中國現代史上爆發一場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由中共最高領導人所發動，數千萬青年響應，做出許多難以理解的瘋狂行徑，例如「破四舊」、使用熱兵器的大武鬥，嚴重衝擊當時的黨政機關與社會秩序，甚至徹底洗滌了中國人的內心。官方宣稱的文革已經結束了近40年，卻仍有許多老人挺身而出，對著媒體述說著往日的故事，懺悔昔日的罪過。 是什麼原因讓這些老人願意在遲暮之年揭開傷疤悔過？甚至開記者會或登報道歉？儘管有個人的回憶錄紛紛問世，中國大陸媒體也在2013年的夏秋之際密集報導紅衛兵懺悔的種種故事，但那都屬於個人的故事，過於瑣碎。要重建歷史現場，除了高層政治活動以及底層群眾的回憶，筆者試圖使用基層革命群眾組織報刊（又稱文革小報、紅衛兵小報），去揭示一個廣泛具有群眾基礎，卻又代表地方基層觀點的「文革」。 筆者希冀能用「文革」研究去釐清一些歷史真相，還原本來面貌，也為了療癒廣大曾受這場政治運動迫害的民眾，達成生命、心靈上的救贖。因為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被遺忘。

以往對近代知識分子的討論，多數是集中在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很少針對報業從業人員來加以分析。也就是民國後另一種新型的「媒體知識分子」的出現，仍欠缺完整的討論和研究。這群知識分子有的曾受過傳統教育，或是接受了新式教育，或是擁有海外留學經驗。對於救國經驗的實踐，有的採取加入「學而優則仕」的舊路，有的則組織政黨、學會來獲取掌握救國的權力，有的則選擇回到新式教育大學體系裏傳承學術。雖然取徑不同，但多少都參與了報業工作，或是受到報業的影響(包括編輯、主筆撰稿、採訪、或是在報紙上發表作品)。但是，另一批人則選擇純粹以辦報來成為一生的志業，這個志業則是以民眾的立場為後盾，來做為其對抗、監督政府的資本。這群受到媒體產業影響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稱其為「媒體知識分子」，有別於受經書教育為主的傳統知識分子。本文將以媒體產業《世界報系》為分析核心，企圖解決幾個問題：媒體知識份子和傳統知識分子有何差別？及其對社會影響的差異性？媒體產業如何形塑這些知識分子，及其產業對社會的影響？並試圖從媒體產業的角度，來開拓對知識分子研究的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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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後，大陸黨報開始實現「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政策，黨報不再獲得來自政府的經濟補助，開始面對市場，自負盈虧。1996年，大陸組建第一個報業集團後，造成大陸黨報結構性的變革，打破過去上下從屬的黨報體系，形成另一以經濟發展優劣評斷的新黨報體系。與現代企業相似的是，現今大陸報業集團的發展，均以追求最大經濟效益為目的，唯一不同的是，除了追求經濟效益外，大陸的報業集團，仍需擔負國家賦予的社會責任，形成所謂「有中國特色的報業集團」。 本研究以大陸「黨報集團化」發展為主題，利用內容分析法，探討不同層級的黨報，在進入集團化後，具體的發展差異為何。因此，選擇《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作為比較的樣本。從兩報的編採方式、經營體制，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發展…等面向，進行比較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首先，大陸黨報的集團化發展，雖然為境內熱門的經濟活動，但不同層級的黨報，進入集團化發展後，在多種不同因素的影響下，產生出相異的發展模式；其次，由於特殊的屬性關係，與政治力的干涉，發展仍舊產生侷限性，無法與國外強大的媒體產業競爭；最後，本身結構的不健全，也將成為大陸報業體制的一個新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