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山達基教會為例，探討新興宗教的宗教市場運作模式，透過田野調查，比較該教會在臺灣台北市及美國紐約市的實際運作狀況，並立基於宗教經濟理論的理性選擇命題，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與筆者田野觀察所得，可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一、宗教市場的運作和一般世俗商業的經濟市場運作類似，可分為供給面與需求面。在供給面方面，宗教供給者包括宗教團體與其產品；在需求面方面，宗教需求者則是信徒。 二、依照理性選擇概念，宗教市場與經濟市場類似，其供給者與需求者皆會追求利益最大化與成本最小化。 三、宗教信徒選擇宗教與否，會依照其宗教代價與利益的交換比率而定。 四、山達基教會的供給面，包括課程、聽析、訓練、服務、演講等等的提供。山達基信徒的需求面，主要指接受山達基各種協助之後所獲得的收穫。 五、研究顯示，美國與臺灣的山達基教會沒有太大的差別，其組織規模及運作模式如同企業運作一般，兩地山達基信徒的實際表現差異不大。 六、研究顯示，以山達基教會為例來看，新興宗教在宗教市場競爭中，其供給者與消費者在理性選擇的過程中，兩者有可能達到一種類似均衡的狀態。

在過去20年裡，宗教社會學經歷一場「典範轉換」的過程，世俗化理論受到宗教市場理論的挑戰，但同時它也奠基於世俗化理論，而此二理論典範至今仍在論戰當中。本研究即以台灣宗教發展中與政府有過高度緊張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及一貫道的發展為例，來討論以西方國家調查為基礎的宗教市場理論是否仍能適用自如，或在可能的狀況下該如何提供理論在跨文化下的命題修正。 台灣作為一個華人社會，深受過去釋、道、儒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思想影響，又經歷長時間的戒嚴，這些背景使宗教與政治的互動直至解嚴後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本研究即從多數華人宗教與政治的互動開始，進而認識一貫道發展史，以及其組織結構，最後探討一貫道政教關係的發展，指出秘密崇拜方才是威權政府打壓一貫道的原因，並辨識出一貫道所佔的「中華文化」的獨特市場區位，得以降低與政權間的緊張關係。 另一方面，1949年後由中國各地隨政府來台的各教派，則因為歷史與政治的緣故，傾向遠離政治的政教關係。相對的，來台已經超過150年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則在台灣歷史中，不斷調整自己的政教關係傾向，直到普世教協事件後，才開始升高政教間的緊張關係。在這部分，研究者也試圖將台灣基督教內兩大勢力的發展與美國做比較，卻很不幸的發現台灣基督宗教的邊陲性，甚至有因華人文化以及本身限制而成的玻璃天花板。 相對於與政治互動情況的不同，台灣的各個宗教組織團體因著各自的教義，幾乎皆參與在社會服務與慈善的工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其他基督教宗派在外國差會的帶領下，成為台灣社會服務與慈善事業中領導的角色。而一貫道則透過社會服務與慈善，無意間為自己打下合法化的基礎，受政治壓迫下的宗教就持續在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研究結論方面，首先，研究者認為，宗教市場理論在華人世界仍有適用性，但就如許多前輩學人的疑慮，適用上有其困難，必須在進行研究時隨之調整。但就台灣宗教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台灣欠缺大型的適切華人情境的宗教調查。在此限制下，本研究發現台灣的宗教市場應非一個自由競爭的宗教市場，而是一種由少數賣方主導的市場狀態，其他的宗教完全無法撼動佛、道教與一貫道的領先地位。 回到主要的研究對象，研究者發現，戒嚴時期一貫道的受禁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政府間高度緊張的原因有所不同，或許可以分為國際與內政原因，但背後最大的主因仍是國民黨政權的「人治」政治。政治的壓迫使得一貫道成為灰市或黑市，也是促成1960年代後一貫道向海外輸出的動力之一。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制度的不同，並未產生高度的緊張關係。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制的差異亦是影響兩宗教發展的因素之一。 當政治的壓力使宗教無法改變社會制度時，各宗教就致力於各種世俗性的社會服務與慈善，來完成其救渡或救贖的責任，但也進而使後戒嚴時代下的台灣缺乏公共神／佛／道學，多數台灣的宗教就偏向極端嚴格的、離世的方向，不過問任何政治議題。因此我們綜合社會服務與慈善參與以及政治兩個面向，多數台灣的宗教將偏向極端開放的、入世的方向，低張力的宗教是社會的主流，產生台灣宗教市場的偏態現象。但研究者也透過太陽花學運的宗教立場變化大膽預測，隨著第三次政黨輪替，民主鞏固的腳步越發穩健，將漸漸向自由市場的曲線靠近。

台灣自解嚴以後，宗教環境呈現一片開放與復甦的景象。近幾十年來，各佛教團體青年組織相繼成立與逐漸發展，包括：佛光山的佛青、慈濟的慈青、法鼓山的法青、靈鷲山的宗青、香光尼僧團的慧青、福智佛教基金會的福智青年等，青年的宗教市場似乎展現多元活絡的樣貌。但另一方面，宗教世俗化趨勢卻也始終影響台灣社會結構，尤其是對於教育體制的影響，致使大多數青年對於「宗教」不甚感興趣，參與宗教組織的意願較低。 本研究即是探討世俗化趨勢對於佛教團體青年組織的影響程度，以及佛教團體青年組織如何應對世俗化趨勢。以世俗化理論與宗教市場理論為理論基礎檢視佛教團體青年組織的發展情況，以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為主要研究案例，法鼓山青年會為輔助案例。藉由理論與現象之相互論證，探究佛教團體青年組織之「整體組織」、「社團」、「營隊」的運作發展情形以及應對世俗化情況。 研究發現與論點為佛教團體（主體組織）與青年組織（分支組織）的宗教性以及緊密的結構關係與互動程度，有助於組織應對世俗化趨勢。而佛教團體青年組織的社團運作模式須朝世俗化的方向修正，並且建立健全的結構制度與緊密的人際網絡，將使社團持續穩定地發展。至於營隊運作模式，由於能提供激發參與者之宗教需求或情懷的活動與課程，營隊參與人數持續增加，營隊發展情況較為良好。最後本研究歸納岀「社團」與「營隊」模式之各別屬性，處於世俗化的環境中，佛教團體青年組織若能掌握此兩種模式之特質並相互配合與支持，將有助於組織回應世俗化趨勢並使組織得以發展。

改革開放後，文革中一度瀕臨絕跡的宗教再度復現於神州大地上，並有了長足的增長。而隨著中國大陸近年來政經情勢的轉變，向被視作黨國傳輸帶的官方宗教團體，其自主性也有相當發展，在國家與信徒間的角色亦有轉變，並影響各宗教的發展方向。本研究以基督教為研究對象，援引新制度主義之研究架構，以基督教領域中黨國、三自教會、家庭教會等主要行動者為焦點，梳理各行動者之間的制度性關係，以探討當前中國大陸宗教團體自主性成長之因，以及各行動者在基督教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透過代理人理論的分析，本研究指出，中央和地方黨政宗教事務部門之間存在著代理人問題，造成中央政策無法在地方貫徹執行。國家社會關係朝向統合主義的轉型，則給予了官方宗教團體自主空間，同時促成教界利益崛起。與此同時，基層教會也發展出自主意識，同時習得運用若干技巧，以消解來自官方宗教團體的壓力。此外，前述黨國內部的代理人問題與統合主義的轉型，同樣給予家庭教會生存的空間，而在宗教市場邏輯的運作下，家庭教會將始終有其存在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