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農業現代化以農藥利用、肥料推廣、品種改良及機械化發展為最主要方式。其中農業機器之利用，與機器產業乃至工業、製造業有密切關係，可說是溝通工農部門的關鍵。故本文以農業機器產業為線索，關注農業現代化中工業及其他現代部門參與的情形，及其所發揮之「農工並進」作用。 　　農業機器大約自十九世紀末期傳入中國，二十世紀初有少部分商人注意到斯業前景可期，著手製造販售。到1920年代，受到國外農機利用蓬勃發展的影響，江南地區機器業者也有不少轉而生產農業機器。這些以農業機器為主要產品的新式機器廠，發展出標準型號、大量生產，以及成立事務所、刊登廣告、參與展覽會、辦理講習等種種經營與行銷方式，更由於農業機器帶來的大量利潤，吸引資本家投資設廠，也使之轉型為新式企業組織。因此來自農村市場的機器需求，支持了工業部門的機器製造業進展。 　　除了民營事業的推進，政府當局也創辦公營製造廠、推廣模範灌溉與合作運動，國家力量促成農業機器利用的擴大。戰時儘管受到一定影響，但汪精衛政府在1940年代復籌措鉅資成立新式農業機器工廠；重慶政府則在同時間成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前者在戰後改組為農林部無錫農具廠，對戰後江南的復員工作及農業生產極為重要；後者則在戰後接受聯總援華物資，承擔「全國農機擴建事業」在各地建立機器廠的任務。大略言之，近代中國農業機器產業之發展，是民間先於政府，但隨後在農業機械化之目標下，國家力量又主導產業成長，這種趨勢在1950年代以後達到高峰。 　　整體而言，近代中國農業機器業，並非如過去所認識的規模狹小、技術落後，反而是獲利豐厚的產業；由於在經濟發達地區更容易出現農業機器的利用，故而上海、無錫及常州等地密集普遍的機器工廠，能提供農業機器維修保障，因此以江南為例，可以看出農業機器產業不僅是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也是機器產業提昇技術、擴大獲利之關鍵，二者互為因果。本文以江南為中心，但在空間方面注意到與東北經驗之比較、在時間方面也注意到戰時淪陷區的經營及戰後延續情形，擴大既有研究的時空範圍；通過對農業機器產業的探討，可以觀察工業與農業發展之互動關係，亦為近代中國經濟發展補充另一觀點。

台灣地區自民國四十二年起，連續實施數期經濟建設計劃以降，經濟迅速進展，工業 化與人口都市化現象與日並進，經濟結構亦由原以農業為主之經濟，轉變為以工業為 主之經濟，轉變為以工業為主之經濟。社會現象雖已蛻變，原有的法令典章，卻未能 與之配合，以致今日人文薈萃之都市，竟成為土地投機交易之場所，地價不正常的暴 漲，土地投機風氣盛行，或兼並壟斷，或將土地充置不用，待價而沽，坐享暴利，國 家與人民均身受其害。 地價稅為實現土地政策之手段，土地政策經由地價稅所欲實現之理想為消除土地投機 ，促進土地利用。因此地價稅對於土地政策所能發生之作用乃為稅去地主不勞而獲之 地租，從合獲致所得之公平分配，誘導土地之合理利用。現行地價稅利能否或如何發 揮此項作用，乃為本論文之主要研究動機。 本論文計一冊，約十萬字，共分五章十六節，今就研究內容，略陳於下： 第二章文獻探討：說明地價稅之理論基礎，就地租學說、國父之地價稅理論、近代學 者對於地價稅之主張三者加以整理、分析與比較。 第三章現況分析：首先介紹現行地價稅制，次就歷年地價稅課徵之實績加以整理分析 ，最後就現行地價稅制所達成之財政策效果，經濟政策效果與社會政策效果加以分析 。 第四章檢討與改進：就與現行地價稅制有關之其他因素，如規定地價、重新規定地價 、稅制結構、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之配合、地籍總歸戶等問題，與現行地價稅制做一 綜合檢討，並提出筆者個人之意見與看法。 第五章結論：綜合以上各章之探討，做一歸納。

本文利用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與一九九七∼一九九九年中國大陸官方的地區別產業合併資料（panel data），運用固定效果計量模型（fixed effect model），以Chenery修正後的Hoffmann指數的倒數（C-H指數）為應變數，來檢測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製造業產業升級的影響。 從實證模型的迴歸結果發現。首先，在檢視外資對中國大陸製造業產業升級上，結果發現中國大陸外資的引進，對製造業的產業升級並沒有幫助，甚至出現反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情形。這樣的結果雖人令人驚訝卻也合理。歸咎原因，在於（1）中國大陸的外資來源，大部分是來自台港澳外資，而台港澳外資所投資的產業，主要是在勞力密集型的產業，生產消費財產品居多。（2）從實證結果中可知，並非絕對表示中國大陸製造業沒有產業升級的情形，而是表示外資在其本身所投資的產業，相對於全國平均產業，其產業升級的幅度小於全國平均產業的水準。因此相對而言，外資對中國大陸製造業，並沒有促進產業升級的影響。 其次，針對不同來源外資，對中國大陸製造業產業升級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台港澳外資對中國大陸製造業的產業升級，並無顯著影響；一般外資的引進，對中國大陸製造業的產業升級並沒有幫助，反而出現反工業化的情形。 另外，針對不同來源外資，對不同工業化程度地區製造業產業升級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台港澳外資，對中國大陸高工業化程度地區的製造業工業化程度的影響，與在低工業化程度地區的製造業比較，有提升產業升級的影響；一般外資對中國大陸高工業化程度地區製造業的產業升級，與低工業化程度地區製造業比較，並無明顯不同。 雖然從研究結果可得知，似乎中國大陸引進外資越多，不但無助於產業升級，甚至出現反工業化的情形。然而，從中國大陸的產業發展策略來看，在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前，由於中國大陸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雖然使得中國大陸的工業得以迅速發展，但卻造成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農、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失調。因此，在引進外資的政策與過程中，希望利用外資的力量，來彌補中國大陸消費財產業的缺口，尤其佔外資來源最大的台港澳外資，也多是以生產消費財產業為主。所以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引進外資的策略，對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仍是有利的。 /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issue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upgraded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Using China’s official regionally-based panel data in 1993~1994, and 1997~1999, and several specifications of the fixed-effect model with a reciprocal of the Chenery-revised-Hoffmann ratio (C-H ratio)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primary finding is that FDI has had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conclusion is surprising, but reasonable, due to (1) FDI resources coming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are concentrated on consumption goods industries in China. (2) FDI didn’t have absolutely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Relative to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es of FDI is less then total industries. Therefore, FDI was no use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Secondly, this thesis separated the source of FDI into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THM hereafter), and other FDI (FOR hereafter), the conclusion indicated that both THM and FOR have had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Besides, relative to the different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conclusion indicated that THM has had positive influence in the regions of low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than in the regions of high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FOR has had no influence in all regions. Although the conclusion showed that FDI has had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However,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was priority in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before 1979,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was not balance. Therefore, to attract FDI has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y to make up for the gap of consumer goods industry. In conclusion, the policy to attract FDI could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5004号 / 工博第3178号 / 新制||工||1478(附属図書館) / 27454 / UT51-2009-R728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都市環境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髙田 光雄, 教授 加藤 直樹, 教授 髙橋 大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一般研究(C) 課題番号:06630020 研究代表者:江崎 光男 研究期間:1994-1995年度 Discussion Paper No.41 中国経済のインフレーションと価格競争力 江崎光男･伊藤正一･王名･板倉健 1996年3月を含む

當經濟體在發展時，會因為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資本分配的失衡，或是資本配置的重心不同而引發不同的經濟危機產生，使得經濟體的運作失去效率。而經濟危機發生的成因很多，本研究針對以戰爭、全球工業化以及資本家投資等為主要的討論方向，造成匯率、利率以及金融體系的問題，造成經濟體物價高漲，投資降低，產出下降，最後會使得經濟體陷入成長的停滯或是衰退。本研究以2008年越南的高通膨為研究的對象，探討此次越南的經濟危機，將會對正在成長的新興市場造成什麼樣的衝擊。並提供提出一個可供參考的準則，讓未來希望投資於成長型的新興市場，一個評估的模式及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