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探討管理當局自願性、強制性與財務分析師預測資訊的相對準確度。在比較相對準確度時，由於財務分析師及管理當局所揭露的財務預測資訊不是稅前盈餘便是營收資料，故在衡量準確度時便有稅前淨利的準確，及營業收入的準確。故本研究擬探討有關稅前淨利與營業收入的相對準確性。並進一步探討三種預測資訊來源的相對準確度何者為優？此相對準確度是否會因預測值釋放時機、行業別、公司規模大小、股市多／空頭、及企業盈餘變異性的高低而有所不同？本研究的樣本期間為民國81年至84年，共取得184家上市公司的預測資料，採用必要的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1、三種財務預測資訊來源的營業收入預測的準確度皆比稅前盈餘預測來的高，且皆達顯著水準。 2、就全樣本而言，強制性在對營收及稅前盈餘預測方面皆有較佳的準確度，分析師及自願性對營收預測的準確度相當，稅前盈餘方面則以自願性為優。 3、就預測值釋放時機而言，強制性預測不論在那個時機發佈：其準確度均有一定的水準，不受釋放時機不同而有所影響。至於自願性與分析師的相對準確性，一般均以自願性為佳，且達顯著水準。 4、就年度別而言，強制性預測的準確度在各年間並無顯著差異，而自願性及分析師預測的準確度則有逐年提高的趨勢，具有顯著的學習效果。 5、就行業別而言，一般仍以強制性為佳、自願性次之及分析師較差。 6、就公司規模大小而言，三種預測資訊來源對較大規模公司所做的營收或稅前盈餘準確度均比小規模為佳，且達顯著水準。 7、就股市多／空頭而言，強制性均最佳、自願性次之而分析師較差。此外，三種預測資訊來源對多頭市場預測的準確度均較空頭市場為優。 8、就盈餘變異程度而言，強制性均最佳，自願性次之而分析師較差。而在變異性較高的群組中，自願性與分析師並無額著差異。此外，就營收預測來看，盈餘變異大小對三種預測資訊來源各自的預測能力並無顯著的影響。就稅前盈餘預測來看，三種預測資訊來源對盈餘變異性較小的公司所做的預測較佳。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討強制性財務預測下,公司管理當局對於不準確度程度過高之公司,其可能之修正行為, 準確度係預計值與實際值之間的差異從會計理論之觀點而言管理當局可用盈餘管理(隱含方式),或修正預測(外在方式)為之達到預測準確性之目的,本研究首先要了解之問題便是財務預測之更新與否與盈餘管理之間的關連,其次由於新上市公司於國內外實證研究中發現其於上市前後存有盈餘管理之現象故本研究推論由上市目的所編製之財務預測亦有較現金增資者有較樂觀之傾向存在另外在我國企業之歷史性財務報表之查核會計師通常亦為該公司之財務預測核閱會計師故本研究亦推論會計師之聲譽對於準確度有影響以上三項問題均以WILCOXONTEST 及T TEST 來回答另外本研究欲建立一可以解釋預測準確性之迴歸式而以預測更新與否,會計師聲譽,財務預測發布目的及盈餘管理幅度為自變數研究結果顯示管理當局傾向於以更新預測之方式達成其準確度之目的會計師聲譽並非決定準確度之決定性因素上市目的所發佈者較現金增資所發布者保守推論其可能之原因與承銷商之連坐記點有關故閱表者可從財務預測之更新與否及發布目的兩者綜合判斷財務預測之準確性

在我國目前消保法採無過失責任之下，促使企業經營者責任之加劇，然此種加重企業經營者責任之規定，應與「產品責任保險」（Product Liability Insurance）密切結合方能切實有效地保護受害之消費者。否則一旦損害發生，肇事之企業經營者固應負無過失之賠償責任，然若因其財力不足或營運不佳致無力賠償時，則消費者縱獲得勝訴判決，亦屬徒然。 另一方面，消保法亦增訂有關懲罰性賠償金之制度。依該條規定，企業經營者不論係故意或過失導致消費者受損害皆須負懲罰性賠償金之義務，這對於企業經營者來說可能造成重大之衝擊。因此，產品責任保險與懲罰性賠償金之關係就顯得格外重要。 首先，因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訂定，使得企業經營者之營運存有不確定之風險，為分散風險計，企業經營者勢必尋求產品責任保險之保障而促使產品責任保險的發展；另一方面，若產品責任保險範圍包括懲罰性賠償金的話，則保險公司為控制保險事故發生機率，一定會透過提高保費、自負額或要求公司符合安全標準等作法，來督促企業經營者，間接也達成了懲罰性賠償金用以嚇阻企業不法行為之目的。由此可知，產品責任保險與懲罰性賠償金是可以互相配合、相輔相成之制度，是一需加以重視之問題，故本文試圖從相關學理與外國制度加以探討二者之相互關係，並以之做為我國往後運作之參考。

證券市場中長期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企業的內部人往往擁有絕對的資訊優勢，而由於公司之所有權與經營權的不分，造成公司的大股東即為實際的經營者，另外台灣股市中散戶投資者的比率較高及內線交易法的執行不夠嚴格，寬鬆的外在環境和鉅額的交易利益誘使企業的內部人利用同時身兼財務預測資訊的編製和發布者之便，透過財務預測的內容、更新幅度、更新頻率、釋放時點、釋放工具等的選擇，並使用信用交易工具，進行不法的內線交易。 本研究主要利用內線交易的實務觀察探討，強制性財務預測負向更新、股價報酬行為、與異常融資融券餘額的互動關係。並進一步區分樣本為股市多空、更新幅度大小四個族群，分別加以探討負向更新事件的個別影響及在不同的環境下影響的程度是否存在差異性。 本研究的主要實證結果為： 1. 強制性財務預測負向更新公告日前，在股市多空年及不同的負向更新幅度下，異常融資餘額除於更新幅度小的情形呈現負向增加反應外，其餘皆不符合預期的反應。而異常融券餘額的反應皆如研究預期般，有提前呈現正向增加的情形，並且其反應相當顯著。 2. 強制性財務預測負向更新公告日前，累積異常融資餘額在股市多空頭年和不同的負向更新幅度下均具有差異。而累積異常融券餘額在股市多空頭年間的差異極大，但對於更新幅度的大小則影響不大。 3. 強制性財務預測負向更新公告日前後，在股市多空年及不同的負向更新幅度下，公告日前的第7天開始有負向的股價異常報酬發生。另外在股市空頭年及負向更新幅度大的情形下，不但累積股價負向異常報酬明顯的大過股市多頭年及負向更新幅度小的累積值很多，而且股價的負向異常報酬仍然會持續到負向更新公告日之後。 4. 強制性財務預測負向更新公告日前，不管在股市多頭或空頭年，異常融資融券餘額的變化皆會早於股價的異常報酬，兩者間似乎存有一種聯動性關係。但是對於此種結果的理論意義，尚待更進一步的研究探討。此外，股價異常報酬和異常融資融券餘額的聯動關係以發生在融資融券餘額發生變化後的第3天機率最高，而且在股市空頭年觀察到的結果中，似乎比股市多頭年時反應較快，另外融券樣本又比融資樣本反應較快。 5. 在強制性財務預測負向更新公告日前，融資融券餘額的變化和內線交易間似乎存有極微妙的關係，本研究大膽推論融資融券餘額的鉅額變化在公告日前，可以作為內線交易的替代變數。不過其正確性仍待將來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是透過盈餘管理及預測更新與否、公司管理當局的持股比率、負債比例、公司規模、市場風險、公司成長力、盈餘變異程度等因素，探討民國八十一年至八十六年間國內149上市公司，強制性盈餘預測與分析師盈餘預測精確度與公司特質的關聯性。 本實證結果發現： 一、管理當局強制性盈餘預測準確度與盈餘管理有顯著相關。 二、不論是強制性預測或分析師預測，預測更新愈頻繁，盈餘預測準確度愈高。 三、不論是強制性預測或分析師預測，公司規模愈大，盈餘預測準確度愈高。 四、負債比率與盈餘預測準確度有相關性。 五、公司風險與盈餘預測準確度具有相關性。 六、公司成長力與盈餘預測準確度具有相關性。 / above

在國內外陸續爆發財務報表舞弊案件(如安隆、博達等)後，我國主管機關透過增修各項規範(如會計師法、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等)以及準強制性會計師輪調的實施，加強會計師的法律責任與獨立性，期許能確保會計師的審計品質，並保障投資人的權益，維護資本市場的健全。 在文獻回顧中發現，會計師的任期對審計品質的影響，目前尚未有較一致的看法；有學者主張強制性會計師輪調下，繼任會計師需付出較高的審計初始成本，且因對產業及公司之不熟悉，導致繼任會計師於審計初始任期時，審計品質反而較前任會計師低落。我國遭受懲戒會計師之審計品質較未受懲戒會計師低，但會計師遭受停業懲戒後，繼任會計師並未能對審計品質有所改善。本研究欲探討企業歷經會計師遭受停業而被迫必須予以更換下，繼任會計師在更換初期及擔任較長任期後的審計品質，相較原任會計師的審計品質是否有差異。 本研究以裁決性應計數報導幅度作為衡量審計品質的代理變數，參考相關文獻建立研究模型，並以台灣金管會證期局於民國96年公佈之近5年會計師懲戒名單為基準樣本，找出受懲戒會計師之客戶公司為觀察樣本，分析當企業因原任會計師受懲戒被停業或除名而必須更換會計師時，繼任會計師是否能改善原任會計師較差的審計品質，結果並未能發現繼任會計師審計品質相較原任會計師有顯著改善的證據。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所內繼任會計師(相對初始成本較低、但獨立性亦較低)及所外繼任會計師(相對初始成本較高、但獨立性亦較高)間，審計品質改善是否有所差異，結果未能發現兩者有顯著的差異。 / From USA to Taiwan, lots of financial scandals have disheartened investors in recent years.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audit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s and protecting interests of the investing public, regulators in Taiwan instituted new rules and implemented a “quasi-forced CPA rotation system” to enhance auditors’ leg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ependence. In literature review, finding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or tenure and audit quality are not all consistent. Under forced CPA rotation, because of the necessary higher start-up cost and unfamiliarity of client business, succeeding auditor’s audit quality is often lower than the predecessor. Prior studies find the audit quality of sanctioned CPAs to be lower than those not sanctioned, and their succeeding auditors who replace CPAs whose licenses’ are suspended can not improve the audit quality significant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udit quality of predecessor CPAS, who are under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license and that of their successor auditors both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hange several years afterwards. ABSDA is the proxy of audit quality in this study, and a model based on literature to date is developed. This study uses the CPA sanction cases post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Bureau (SFB). The client firms whose CPAs were sanctioned by regulatory authorities during the part five years are taken as samples in the research. The empirical tests find that succeeding CPAs can’t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udit quality subsequent to the change. Moreover, the study tests if the succeeding CPAs from the same firm of the predecessor CPA can make greater improvement on audit quality than succeeding CPAs from another firm can. The findings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two either.

本研究結合價量分析，旨在探討強制性財務預測是否具備資訊內涵，依其性質分為原始財測、正向更新和負向更新三種，循序驗證各種財務預測宣佈時，股市是否有異常價量反應。並進一步依序檢驗未預期盈餘（或更新幅度）、公司規模及行業別與股市累積異常價量之關係。最後比較『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修改前後對研究結果之影響。本論文以民國八十二年初至民國八十七年底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結果如下： 一、股價反應原始強制性財務預測資訊較交易量快，但持續期間較短。 二、正向更新強制性財務預測發佈時，股價有顯著異常反應，但交易量卻無明顯變動。 三、負向更新強制性財務預測發佈時，價量皆有異常反應。 四、『實施要點』修改後，對平均異常報酬率的影響較大，對平均異常交易量的影響較小。 五、原始強制性財務預測發佈時，相較於訊息內容所含之未預期盈餘大小，投資者更側重公司規模及所屬行業別。 六、正向更新強制性財務預測發佈時，相較於目前公司規模之大小，投資者更重視正向更新幅度及所屬行業別。 七、負向更新強制性財務預測發佈時，投資者不只重視負向更新幅度，亦重視目前之公司規模及所屬行業別。 八、『實施要點』修改後，因放寬更新標準規定，管理當局更會利用機會高估財務預測。

論文提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新上市公司在申請上市時所編製的強制性財務預測與上市後業績變動及盈餘管理的相關性。 本研究採實證之方式，選取民國80年6月到86年底之新上市公司曾在上市當年及上市後三年內公告或更新財務預測者。利用迴歸分析、卡方分析、T檢定及Wilcoxon Rank Sum 檢定，而研究結果如下： 1. 由於新上市申請的相關規定，若公司預期本身經營績效不佳時，會提出較為樂觀之財務預測，以利上市審查。 2. 新上市公司上市後的經營績效變異程度與財務預測的過度樂觀程度呈現正相關，但是當樂觀程度定義為來自營業活動的現金流量時，並不顯著，可能是公司僅需注意營業毛利與稅前淨利是否達成，對現金流量之預測較沒有達成的壓力所致。 3. 新上市公司提出之強制性財務預測過於樂觀者在上市前盈餘管理之現象並不顯著，其可能原因在於本研究採用之盈餘管理定義僅限於與營業有關之裁決性應計項目，而無法看出公司利用其他項目來進行盈餘管理。 4. 上市前從事盈餘管理之公司，除了現金流量之準確度不明顯外，業績衰退和業績成長公司在財務預測準確度上明顯不同，但是在財務預測更新行為上並無顯荖不同。 5. 新上市公司面臨更新財務預測時，會傾向利用應計項目操縱來規避調整。 /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ange in Operating Perfomance, Earning Management and the Revision of Mandatory Forecasts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ange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firms, earning management and the revision of mandatory forecasts.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the forecast revisions shoul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 with changes in IPO's performance. The samples of this study range from June 30th, 1991 to December 31st , 1997.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O Due to related regulations, if IPO firms predict its insufficient operation performance, the mandatory forecasts of IPO firms are usually optimistic, for the convenience of examination. O The IPO firms' variation degree of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over-optimistic forecasts are correlated positively. O If IPO firms' mandatory forecasts are over-optimistic, the earning management is not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O Before public offering, among the firms which manipulate earning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firms with declining performance and firms with growing performance. O When the IPO firms face revisions of forecasts, the firms would tend to manipulate accruals to avoid revisions.

中央對地方干預的工具包括利用強制性責任(Mandate)來賦予地方政府執行某些政策的責任，或者也可能利用補助制度來干預。近年來，各國聯邦或中央政府預算赤字的惡化，促使其利用強制性責任方式，將財政責任及負擔轉移給下級政府，以降低赤字及負債。此種由中央將財政成本移轉給地方負擔的強制性責任，我們稱之為「無財源提供之強制性責任(unfunded mandates)」。 無財源提供之強制性責任主要問題的核心在於：「融通(funding)」--成本應由誰負擔，以及「強制性的命令」--應由何層級的政府來作決策，中央（聯邦）政府抑或地方政府。針對中央強制性責任是否應給予地方財源融通，研究顯示，在地方存在淨利益外溢問題時，中央利用強制性責任來矯正此配置扭曲現象，不論是否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均能使資源達成有效配置。根據效率與公平原則，利用中央強制性責任來矯正淨利外溢的問題時，中央應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反之，若地方存在淨外部成本問題時，根據效率與公平原則，利用中央強制性責任來矯正此問題時，中央則不應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若中央以強制性責任來強制規定全國最低施行標準時，基於公平與效率原則，中央應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 在一國存在二級政府的制度下，若中央基於財政困難之因素，強制的將此負擔移轉給地方，可能會影響人民所可享受的最適公共財及私有財水準，在特定條件下，將使人民福利水準降低。理論上，均衡時中央與地方所提供的每單位公共財所帶給人民的邊際效用應相等，中央應自行負擔所提供之公共財所有財源。 有關強制性責任所造成的財政成本負擔，以台灣省為例，中央強制性責任確實對地方財政產生影響，且實證結果顯示，有些強制性責任將部分的財政負擔移轉由地方政府負擔缺乏理論上的依據，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法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由此可看出，在我國中央政府財政赤字趨於嚴重的同時，似乎有利用強制性的財政移轉來降低中央赤字的現象。但是中央政府卻忽略了此種財政負擔移轉的合法性、經濟性與公平性。

本文的主旨在於以「無為而治」論作為孔子與老子政治思想的總原理，從而組織和比較兩者的各項政治主張。全文共分六個部份，分別敘述如下：緒論。旨在說明研究的動機、目的與假設，並將研究的範圍和對象做一限定。第一章思想背景的比較。敘述和比較孔子與老子思想中所反映出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及其時代所遭遇的困境和難題。第二章思想基礎的比較。分述和比較孔子與老子兩者對天、道、人性、人心，以及天人關係的觀點。第三章主要思想內容的比較。將孔子與老子二者從修己到治人的各項不同主張，做一對比性的論述，並比較他們對當時遭遇的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第四章政治理想的比較。分析比較孔子與老子所塑造出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會。結論。綜合說明研究的結果，並與當前政治環境 做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