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節目次如下: 第一篇緒論 第一章六朝志怪小說盛行之背景。一曰巫覡風尚之綿延；二曰陰陽五行之傳承；三曰神仙長命之不疑；四曰佛教思想之始盛；五曰道教設壇之踵跡；六曰儒學衰頹之機運。 第二章太平廣記與古小說鉤沈。二書為本文重要文獻，故特為論列其得失與乎版本之略說。 第三章本文引用之志怪書目商榷。據各史志、書目並後世輯佚本，而表列其見存、散失與乎全逸者。「六朝」一詞之研討，「志怪」之定說。 第二篇本論 本文討論所及之志怪書目，凡43冊，援依時代前後，繹其集本、內容與乎故事傳承之經緯。 第三篇結論 六朝志怪之貢獻:一曰補證正史；二曰備經解之異同；三曰今日研究人類學者所取資；四曰神話、傳說過渡至唐人傳奇之津樑；五曰自佛經之改寫，以見中印文化交通之景況，從而推知吾國包容外來文化之過程、演進之跡象；六曰探討吾國文化與他國之關係；七曰今日民間故事、傳記甚而諸種禁忌之源泉。內容分析統計總表與說明。 參考書目:依朝代先後序列。

蒲松齡在清代寫作完成的小說作品《聊齋誌異》，自康熙年間開始為人所傳抄，傳播愈廣，對於這部小說的各種詮釋、評論非常多，本論文藉清代對於《聊齋誌異》之相關評論文字，包括題詩、序跋、評點或個人文章，探討清文人對於《聊齋誌異》不同詮釋角度之下產生的理解與評價。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概況回顧、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二章聚焦於蒲松齡本人撰作《聊齋誌異》之自我評述，取材主要是蒲松齡所作自序〈聊齋自誌〉及許多篇章末的「異史氏曰」，以瞭解作者書寫活動之背景與定位。 　　第三章從王士禎、馮鎮巒、但明倫等人對《聊齋》的評論，歸納出「閱讀鑑賞」的批評焦點，首先以王士禎《池北偶談》中「談異」的作品做為參照，從他對《聊齋》的題詩，瞭解王士禎對於《聊齋》的閱讀觀感，及評價緣由。而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一說中標舉許多對於《聊齋誌異》一書的閱讀方法，他和但明倫更在評點中提示種種文法，他們如何欣賞這部小說，是本論文探討重點之一。 　　第四章探討紀昀及其門人對於《聊齋誌異》一書的批評。魯迅曾說「《聊齋誌異》風行逾百年，摹仿贊頌者眾，顧至紀昀而有微辭。」「微辭」緣何而發？是本章關注的焦點，紀昀本身是長於目錄學的編纂學家，也是喜談狐鬼的文言筆記小說家，因其特殊的文化身分，對於《聊齋》的批評有別於其他評家，其特點是出於小說文體著錄分類的學術思維，從文體觀點審視《聊齋》一書的體例及敘述方式，論文就這部分切入探討。 　　第五章則從觀察《聊齋誌異》的序跋、評點等相關評論中，多所指出這部小說有益於世道人心，促使思考「誌異」如何能夠教化？特別是傳統對於「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詮釋，亂力亂神在歷來《論語》注疏家眼中往往被視為無益於教化，如此一來「志怪述異」有益於世道人心之說，似乎經過概念的辯證與轉換，而其立論的依據為何，也是本論文的關注重點。 　　第六章為結論，說明研究成果。

王韜（1828-1897）一生經歷與著作豐沛多元，其《遯窟讕言》、《淞隱漫錄》與《淞濱瑣話》三部志怪小說，歸屬於小說史上《聊齋誌異》續書脈絡；然而相對於王韜在近代思想史、報刊史等領域研究成果之豐碩，其小說相關研究至今仍猶顯單薄。在思想領域上被認定為新式知識份子，且各式文類兼擅的王韜，為何在晚年陸續撰寫、出版志怪小說集；其寫作動因為何、特質為何，如何回應志怪書寫譜系及自身學思經歷、時代變化，誠為本論文最初發想之問題意識。是故，第二章先自王韜志怪小說書寫動因進行探論，針對其自詡為「聊齋替人」之特徵，就蒲松齡、王韜生命歷程的同與異，及王韜對蒲松齡的承續與新衍進行討論。承此，第三、四章則分別自王韜小說的題材交織與人物圖景兩大面向論述，觀察王韜在志怪體裁的承續下，如何轉擬時事、經歷，賦予其小說書寫個人化特質；在人物群像的勾勒上，續衍書寫之特質又將如何呈現，如何衍異。第五章則以前行數章觀察為基礎，探討王韜於志怪小說書寫中自我形象的逐次建構，以及三部作品間書寫動因、內容與意旨的微型流變。第六章則總結本論文之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結論。

面對西方「物質文化」的研究浪潮，筆者尋思中國古代是否也存在對「物」的關照。故本作以《博物志》文本為主體，針對「博物書寫」、「志怪小說」進行追索，分析中國古代博物書寫，如何認識有形無形之物，進而找出《博物志》所蘊含對「物」的觀照，與對宇宙世界的認知。 由此出發，筆者就《博物志》中「物」字之使用，進行定義，發現《博物志》所載記之「物」，包含神祕意味的無形之「物」，進而囊括天下的琳瑯物資。由於中國古代對「物」的寬泛興趣，使得博物書寫本身帶有超越物質甚至常世秩序的變化觀念，而與志怪小說合流，匯聚而成《博物志》。然而在圖書分類上，《博物志》橫跨雜家、小說家，同時屬於地理博物體志怪一脈，為了釐清這些紛然雜陳的性質，本研究乃以地理博物體志怪之祖《山海經》的書寫模式及內容進行追溯。 筆者認為《博物志》不同於《十洲記》、《神異經》宗教輿圖或道德諷諭的轉向，既有神話傳說、禮制典籍、醫藥方伎的記述，又兼顧生活觀察及日用常識。《博物志》雖有意識地追仿《山海經》，卻不再刻板地依託在山川列位之上，而是有意識地連綴怪異物事，以供博物之士覽鑑。在主題的摘選上，更進一步從地理概念的「荒野」轉向「人間」。這類博物知識被簿錄於文字書寫中，形成「博物志」的書寫傳統，遂有《續博物志》、《博物志補》、《廣博物志》等作追隨。 晉代好清談，人物品評之風熾盛，反映在文學作品中，除了追求博聞強記的用典現象外，鬼神幻異的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也與志人小說相互影響，成為博物家的慣用文體。故張華創作《博物志》絕非偶然，而有其時代意義與個人特質的交融。 在這樣的思潮下創作出的《博物志》，其形成的時代需求因素，可綜合歸類為幾項：（一）人物品鑑需要談資：誌寫人物的特殊行為，也連帶帶起誌寫物異的風潮；（二）施政參考：寒門的亂世機會；（三）博物君子的不朽：著書提供知識寶鑑，是子書時代士人的基本功。《博物志》以文字書寫保存博物學的面貌，其博物書寫特色為：（一）辨別異同的簿錄原則；（二）抄錄補充；（三）博物的審美奇趣；（四）導異為常；（五）生活定位。 借由博物家分辨、歸類，使得這些看似無用於世間的「異物」，獲得知識分類的定位，終能為人所用。這便是博物書寫最大的意義。

螢窗異草是聊齋志異問世後所激發的志怪小說創作風潮中的一部作品，雖是追摹聊齋，也能寫出個人的特色ｏ本文以作品本身為焦點加以分析，共分七章ｏ第一章為緒言，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範圍；第二章為長白浩歌子其人其書，考證長白浩歌子之身份與螢窗異草之成書時期；第三章為螢窗異草故事類型之探究；第四章為螢窗異草思想內涵之探究；第五章為螢窗異草藝術表現之探究；第六章為螢窗異草與聊齋志異之比較；第七章為結語。

本文的研究東晉時的士族－－譙國龍亢桓氏家族人物，探討六朝筆記小說是用特殊書寫方式，來描繪這一個歷史上的世家大族。本文以六朝時期的志人、志怪小說，以及正史〈五行志〉的讖緯紀錄作為使用文獻，透過文本細讀等方法，對桓氏人物進行分析研究。「英雄」是本文設定的一個觀察點，探討深具英雄色彩的桓氏人物，小說以什麼樣特殊的書寫方式，建構、揭示、描繪著此人物群體。最後也呈顯出，於東晉、南朝時局之下的英雄觀，政治環境丕變的影響之下，與漢、魏時期的英雄觀有顯著的不同，即是從個人的英雄轉變到家族的英雄，這一個文化現象的演變脈絡。 譙國龍亢桓氏家族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群體，東漢初年，第一世桓榮以儒學傳家，此後五代顯於東漢當朝。第六世桓範因高平陵事件罹難，桓氏家族淪為刑家，此後二世不顯。到了九世桓彝，積極與東晉初期重要人物周旋，在晉室渡江後初步建立家族聲望。十世桓溫，以天生的英雄氣息，領導家族縱橫東晉中期政局，權傾一時幾近問鼎皇位。桓溫死後，其弟桓沖維繫著家族聲望，並順利讓桓溫之子桓玄接掌家族事業。十一世桓玄，是具有文、武雙美的英雄人物，趁著機運與膽識，篡奪了東晉的政權，然而在位後德行不修，百日而敗亡，也為桓氏家族帶來了滅亡的命運。桓氏家族從東漢的儒學家族，到曹魏成為刑家，東晉初、中期為寒門武人家族，最後到了東晉末期，終於成為高門士族，體現了中國歷史上世族演進的軌跡。 桓溫具有天生的英雄氣息，我們從他的外貌特質，即可看出他的英姿。桓溫對樗蒲特別地喜好，這種具有風險的賭博遊戲，也顯示出桓溫個人的冒險者特質與行事風格：喜好冒險犯難，又不盲目地衝鋒陷陣。他與東晉貴族名士的交遊，兩者之間的衝突，都顯示了時代對桓溫英雄氣質的抵抗與否定。此外，桓溫的英雄特質，也可與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互相比擬。我們從姿貌、遊戲、交遊與比較這四個方面著手，可以建構出桓溫的武人英雄樣貌，但小說故事也不斷透露出，桓溫的武人英雄，基本上是被時代所抗拒的，這就帶出了小說建構與解構的二重書寫筆法：小說故事一方面可以建構桓溫的英雄樣貌，另一方面也可以解構、否定著桓溫的英雄形象。 桓玄自幼就是一個神童式的孩童，他繼承了良好的家世背景，自己也是個文武雙美的英雄人物。但是在位後的德行不修，加上日後政治上的失敗，使得後來的正史與志怪小說，對他的評論是一片撻伐，但是基於桓玄優秀的才能，所以他呈現出的是一種失敗英雄的樣貌。除此之外，《世說新語》記載了許多桓玄在文學、玄學、書畫藝術方面的風流韻事，以正面的書寫方式建構出桓玄「文人英雄」的樣貌，因此桓玄與桓溫相比，英雄面貌較為複雜，呈現了「失敗英雄」與「文人英雄」兩種英雄面相。 桓氏家族的其他重要人物，如桓彝，他利用人倫品鑒的長才，在東晉初期的政局中有一席之地。桓沖是桓溫最賞賜的弟弟，基於性格上的溫和沈穩，也影響到了他的施政風格較為和緩，不如桓溫積極猛烈。桓沖也帶領家族回到荊州故地，成功地維繫、延續了家族的產業與聲望。桓豁、桓石虔、桓振、桓謙，他們勇武戰鬥的精神，支撐著整個家族事業，是桓溫、桓玄兩個家族中的主要人物之外，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 桓氏家族人物，在歷史論述與小說書寫當中，呈現了諸多的差異點，如《世說新語》中，就對桓溫與桓玄有很大落差的書寫。這種現象與小說文本的立場相關，劉宋時，沒落士族為緬懷往日士族的榮景，就寫出了《世說新語》這部歌頌士族美好的著作，因此對寒門武人的桓溫，與高門士族的桓玄，就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書寫面貌。志怪則站在史書的立場，對桓玄大加撻伐。英雄觀念演變到了六朝，與士族政治緊密的扣合，成為了家族式的英雄觀。一個英雄人物無法單獨縱橫當代，必須凝聚、統合整個家族的力量，才能與其他門閥士族抗衡，我們在六朝時的各種文獻裡，看到了桓氏人物，呼應著這一英雄觀念，不斷地與時代風氣戰鬥與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