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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所得稅課征的範圍，原止於該國之領土。投資盛行之後，資本勞務可能分佈於不同國家，所得來源亦來自世界各地。對投資所得課征的租稅，就不再局限於某一特定國境。所得稅課征原則原有屬人主義與屬地主義之分，各國對得所稅行使租稅管轄權(Tax Jurisdiction)之方式，因之不盡相同。資本出口或資本進口之後，同一來源所得，在資本輸入國係所得發生之源泉國，固可以主張其課稅權(Tax Claims)，而對投資所得課征所得稅；在資本輸出國係投資人所得歸屬所在地，亦必據以課征國內所得稅。兩國之間遂產生租稅主權之重疊(Over-Lapping)，投資人則因之承受雙重稅負(Double Taxation)之衝擊(Impect)。但國際租稅關係不止於重復課稅一端。租稅脫節(Under-Lapping Taxation)，雖無重復課稅現象，亦可能產生國際租稅的衝擊。前者因為稅負之累積，可能影響資本出口之意願，而後者因為影響稅負的分配，而引起投資地點選擇意向之改變。兩者對資本之流量及流向均產生幹擾作用。一國或兩國間所得稅課征及方式其課征稅率之結構，則可反映國際租稅對投資的干擾程度。 在理論上，保持租稅的中性效果(Neutrality)和租稅公平原則(Equity)，當能排除租稅對投資選擇的干擾作用。國際間單純的重復課稅問題，亦可根據比兩種原則相互調整而獲得解決。但是由於各國對資本需求程度不同，在國際租稅調整方面，就難達到真正中性和公平的境界。事實上，開發中國家因對資本之需求殷切，甚至策訂租稅減免措施，以誘導資本進口。此種措施，又顯已超軼租稅中性與公平的範疇。而使國際租稅關係更趨於復雜，而其調整的過程，較之解決單純的重復課稅問題，更為困難。 鼓勵私人資本在開發中國家投資，藉以促進開發中國家之經濟成長，是推展國際經濟合作與開發計劃基本策略之一。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租稅關係衝擊之下，對於外國投資所得之租稅待遇，如果過於暴烈，固然導致外資駐足不前而無以填補投資缺口。而過於優惠，又造成財政收入的無謂犧牲，更可能導致資源浪費，使經濟成長陷於停滯的不良後果。在鼓勵外資輸入為前提之下，租稅措施應如何在經濟成長與財政收入目標之間妥為調配，乃是本文研究的主題。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引述外國投資引起的國際租稅關係，重復課稅之成因及其對投資選擇的影響。並指出開發中國家在國際租稅關係中之處境，第二章係對國際租稅關係，作理論探討。分析國際租稅對投資選擇的各種影響情形，根據經濟學中關於「租稅中性」與「租稅公平」的論點，說明所得稅課征，在不同租稅主觀及不同課稅體制之下，對稅基的變動，稅收的分配及資本移動之影響，比較其租稅效果。並引介適合「中性」與「公平」原則之所得稅體制。末節，再闡述國際租稅調整的意義，調整策略及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在特殊的租稅關係中可能採行的調整途徑。 第三、四章分別介紹美國及我國對於外國人投資所得之租稅特遇。比較兩國所得稅之建制，課征方式，執行情形。在分析美國制度時，並穿插各種不同的租稅條約，觀察其對國際租稅關係的處理方式，以與我國現行建制互相印證參考，或有可資借鏡之處；於我國制度之探討，則就所得稅法及獎勵投資條例兩者間之關係，分析租稅特別措施，對於投資所得租稅特遇的影響情形及影響程度。並對租稅特別措施的效益，有所評議。為本文研究的重點；第五章結論，係綜合前面三章所論述之理論與制度，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狀況及趨勢，檢討我國現有體制，並就有關原則性問題，臚陳六點改進意見，作為本文研究之心得。 本文撰寫之動機，係有感於我國經濟成長，已漸次形成已開發國家雛型，但仍未脫離資本輸入國家之特性。由於華僑及外國人在我國投資數額極為龐大，外國人士來台觀光者，亦急速加。國際租稅關係可能影響國內租稅措施的案例及實務操作，比重日益提高。關於外國人及歸國華僑所得課稅的問題，對國內之稅收，經濟成長、社會福利等方面，必有影響未來之稅制及稅政者。故不諱駑鈍，以愚陋之見試為甲論，冀與同道互相砌琢，並就此一命題繼續探究。惟筆者乃係初試論著，深恐涉獵不深或所見尚欠成熟，為文難免謬誤偏頗之處，懇祈學界宏達專家惠予匡正指導，至所企盼。

臺灣稅改採行受控外國公司所得稅課稅制度之可行性 / ABSTRACT Given that each country is limited by its fiscal jurisdiction, globalization creates more opportunity for individuals as well as enterprises to avoid taxation. One possibility in the avoidance of taxation is to divert domestic-source income to a foreign entity so as to avoid resident country taxation. Due to concerns that its domestic taxpayers may take advantage of tax deferrals, many countries enacted legislation to establish CFC rules. The purpose of the legislation is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tax base from erosion due to transfers of income from residents to companies in tax havens or low tax jurisdictions. At present, Taiwan does not have CFC measures in place.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through tax haven countries, it seems that Taiwan government is seriously considering adopting the CFC measures. Even though many countries have already implemented or are considering implementing such measures, such measures need to be carefully examined before their implementation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each country. This paper wishes to ai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o formulate feasible and effective tax measures. First, it examines whether the Taiwan government also faces the same problem of its residents diverting their income to foreign countries. It concludes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aiwanese businesses engaging in tax diverting activities is also high. The paper then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easibility of adoption of CFC measures in Taiwan. After examining government concerns and the impact on the businesses, it concludes that Taiwan is not yet in a good position to implement such a complex rule. Thus, the paper recommends some steps that the government may take at this stage and highlights some points for consideration when Taiwan is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adopt such measures.

一方面，儘管相較於許多歐美國家而言，我國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較小，但不可否認地，我國目前正處於所得分配惡化的年代，另一方面，在政府做了這許多看似有利於民的德政後，究竟發揮了多少預期的功效？究竟對所得分配的改善有無肋益？ 有鑑於此，本文針對我國八十五年政府的財政收支的所得重分配效果進行分析與研究，以期瞭解政府財政收支之所得重分配效果。不過，在內容上，由於以往國內外文獻多只探討租稅或支出面，故本文兼顧租稅及支出兩方面，而在方法上，歸納以往國內外文獻所採用之方法不外乎歸宿假設與衡量指標兩種，其中又多以歸宿假設為主，少以衡量指標為主，因此，本文跳脫出以往方法上的侷限，兼採歸宿假設與衡量指標兩種方法，並以目前國內文獻尚未採用之RSA衡量指標進行實證研究。實證結果顯示，不論是採有效稅率及有效受益率抑或是採RSA衡量指標進行分析，皆可發現：1•租稅方面在中央政府租稅中，以綜合所得稅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最大，而以公賣利益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最小，且有負效果；在地方政府租稅中，則以土地增值稅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最大，而以營業稅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最小，且有負效果。整體而言，中央政府租稅的所得重分配效果較地方政府租稅為大。2•支出方面在中央政府支出中，以國防支出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最大，而以退休撫卹支出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最小，且有負效果；在地方政府支出中，則以教科文支出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最大，而以經濟發展支出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最小，但仍為正效果。整體而言，中央及地方政府支出皆具有所得重分配效果，且其中又以地方政府支出的所得重分配效果較中央政府支出為大。3•財政收支雖然直接稅具有某種程度的所得重分配效果，但其中只有佔我國總租稅收入比重30％的綜合所得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的得重分配效果較顯著，而佔我國總租稅收入比重46％的間接稅卻有負效果。因此，我國租稅整體而言並不具有改善所得分配的效果。不過，由於我國政府支出對所得分配的改善有顯著而正面的效果，因此，我國八十五年政府財政收支對於所得分配的改善仍具有相當的貢獻。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thesis, titled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policies and changes, is to try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distribution policy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ir connections and correlation with Chinese resident's income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scale distribution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hough Chinese resident's income had entered a era of fast growth after reforms were launche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has been also increasing. Following points are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is regard-the coexistence of income equalism in the planned system and growing income differences outside China's planned system, the convergence of financial assets in a few high income families, and obvious geological features includ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and among the eastern, the middle,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his result is similar to Simon Kuznets view of increasing income distribution disparity at the early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 Inverted-U hypoth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land China's distribution changes, resident's income disparities increased due to the growing income differences between labors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s. After 1993, income system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the market determined income and the differences of incomes between capital input and labor input have becom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overall worsening situation of income disparity. The existence of hidden incomes in great amount also enlarged th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of income gaps. On the issue of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ies, it is mostly a result of China's policy of pursuing faster growth in the eastern area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terests of rural areas and peasants.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disparit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n mainland can be viewed as a result of a correction of income equalism under the planed economy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hina's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erence. But the deep root of this problem lies in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ory of China's planned and market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existed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y areas and different regions. All these will restrain China's abilities to further develop its economy and post a threat on social stability.

A.C. Harberger以一般均衡分析法來探討歸宿現象，使歸宿問題得以更深入剖析，然由於其假設十分嚴謹及經濟狀態的複雜，致使歸宿真象仍待進一步挖掘，本文乃針對Harberger之假設稍加解放，以期了解在(1)因素市場發生扭曲，(2)生產因素非完全移動，(3)生產因素包括中間財，(4)經濟體系處於開放模型架構，等狀況下之歸宿現象。模型經此修正後，所得結論與Harberger十點結果比較，有些是雷同。但部分卻有顯著差異。這隱含著歸宿結論常受模型之差異而有不同，因此如何建立更一般化之理論架構實為吾人努力專研之目標。

本研究欲探討國民健康、所得水準與所得分配之關係，檢視兩者對國民健康是否造成影響，利用內政部戶政司之「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年報，以及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各縣市重要家庭收支指標」之資料，建立台灣地區1998年至2005年23個縣市所得與健康的資料，以標準化總死亡率、男性死亡率、女性死亡率及嬰兒死亡率作為衡量國民健康之指標，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衡量絕對所得，Gini係數來衡量所得不均度，採固定效果模型，實證分析各縣市所得水準、所得分配與各死亡率間之關係。 根據實證結果發現，台灣地區絕對所得對各死亡率影響方向為負，而絕對所得之平方，對各死亡率影響符號為正，但均僅對標準化後之國民總死亡率、男性死亡率及女性死亡率影響顯著，對嬰兒死亡率並不顯著，故可知台灣地區除嬰兒之外，絕對所得增加可降低死亡率，改善國民健康，且隨著絕對所得的成長，呈現邊際報酬遞減效果，支持絕對所得假說。而所得分配對各死亡率影響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台灣各縣市所得分配對國民健康影響並不顯著，不支持所得不均假說。此結果顯示所得水準的提升對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之改善有顯著的貢獻，而所得分配對國民健康並無顯著影響，因此增加經濟弱勢者之所得水準為提升國民健康之有效方法。

我國自民國四十五年起開始實行個人綜合所得稅制，使我國所得稅之推行步入了一個新的境界。綜合所得稅除了稅收功能外，其對社會公平與經濟成長的影響也一直是眾所關注的焦點。在此稅制實行了四十餘年的今天，我們有必要以審慎的態度來回顧綜合所得稅制這一路走來的歷程，並去了解國際間的租稅改革潮流，與理論相參酌之下，進一步提出未來改革方向之基本建議。 十八世紀中葉時，在Adam Smith「國富論」著作影響下，比例稅是當時被認為最公平的租稅，因為它嚴守租稅中立原則﹔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學者Adolph Wagner在其所著「財政學」一書中討論到，從社會正義的觀點，只有採行累進稅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至一九三Ｏ年代，由於發生經濟大恐慌，J.M. Keynes的「有效需求」理論趁機興起，此時各國相繼採行高度的累進稅制，希望能刺激景氣並增加財政收入。但到了一九七Ｏ年代，世界經濟發生了「停滯性通貨膨脹」，因而有所謂「供給面經濟學」的興起，降低稅率、簡化稅制、減少政府干預，遂成為國際租稅改革的潮流。 稅率結構與稅基範圍是構成綜合所得稅制的兩大主體，本文主要是探討與分析台灣地區四十餘年來稅率結構制度的演變。本文觀察台灣地區歷年來的稅率結構變動發現，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政策需要，發展出不同的稅率結構，且無法用單一的標準來評判過往的稅率制度。從有效稅率比較歷次稅率結構的變動可知，整體而言，從民國四十五年開始，隨著稅率結構的修訂，各所得階層的有效稅率大致上呈增加的趨勢，於六十八年時達到最高，到了民國七十五年以後，稅率結構的修訂使得有效稅率不增反減，可說是我國所得稅史上較大的變革。 若以「平均稅率累進法」探討歷次稅率結構變動後對累進程度的影響，可發現只有民國五十八年及六十八年兩次稅率結構的變動使得所得稅的累進程度增加，其餘的稅率結構變動都使得累進程度降低了。由此可看出我國綜合所得稅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所擔負的政策目標，從最初的重視平均社會財富的社會正義目標（稅率結構變動後，累進度增加），到後來跟隨世界潮流，改將經濟發展目標至於公平目標之上（稅率結構變動後，累進度降低）。我國的綜合所得稅可說是跟隨著國際租稅潮流而演變的。 為探討稅率表的累進程度，以各年的平均國民所得為基準，計算不同稅率結構下，不同的平均國民所得倍數所適用的邊際稅率。結果發現，在平均國民所得二至五十倍的範圍內，以民國四十五年的稅率表其累進度最大，而以民國七十九年的稅率表累進度最小。 至於各個稅率結構的實際申報情形，由民國五十年以後的資料發現，絕大多數的納稅人適用的課稅級距都很低，稅率表上較高的級距稅率則形同虛設。 最後，探討當前稅率結構的稅收比重偏低問題。我國綜合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共佔總稅收的25.6%，與選樣的二十二個OECD國家作比較，其中有十二個國家的個人所得稅佔總稅收的比例大於我國。若比較個人所得稅佔GDP的比例，我國僅有4.50%（綜合所得稅加土地增值稅），是二十二個國家之中最低的。由此可知，我國綜合所得稅的稅收比重偏低。而其原因除了稅基嚴重被侵蝕外，稅率結構設計上的偏差亦是一大主因：1.最高稅率略低、2.最低稅率偏低、3.級距數目可再減少。 為了改善上述缺失，其改進建議如下： 1. 提高最高級距稅率：在欲增加稅收的情況下，提高最高級距稅率不失為一個良好對策。據本文討論可知，提高最高稅率即使真的會打擊高所得者之工作誘因，其影響的效果也非常有限，但所創造出來的稅收將非常可觀。若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將最高級距稅率由40%提高為45%，將可使稅收增加8.45%。 2. 提高最低級距稅率，並增加免稅額：第一級距稅率實際上適用於所有應課稅之納稅義務人，其增加稅收的力量最大、最穩定。且此項稅率的增加勢必也引起其他級距有效稅率的增加，並非只加重較低所得階層的租稅負擔。但為了緩和此項稅率增加對較低所得階層的影響，應另行提高免稅額。若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將最低級距稅率由6%提高為8%，並將免稅額提高一萬元，將可使稅收增加15.03%。 3. 簡化課稅級距：累進稅的課征並無法有效達成所得重配的功能，並帶來稅制的複雜性、免稅的漏洞與逃稅的誘因，因此採行累進稅制以求實現財富重分配的公平目標，已遭受質疑。據研究指出，減少稅率級距數將有助於免稅額部分的水平公平。由此可知，我國現行的五級稅率雖不算多，但未來仍有再予簡化的空間。

所得稅分配不均及累進程度一直以來都是所得稅研究熱門重點，過去對臺灣地區所得分配之實證研究不在少數，惟均僅對某特定年度或數個年度來研究。本研究為了解歷年臺灣地區課徵綜合所得稅後之累進程度變化情形，乃以長達33年之資料為研究對象。又本研究對於各縣市綜合所得稅金額變化及課徵所得稅後之累進程度變化情形有著相當濃厚興趣，進而欲了解臺灣23個縣市綜合所得稅金額及課徵所得稅後之累進程度變化情形。 本研究主要係透過所得差距倍數、所得份額及所得稅負擔比率，並以1979至2011年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為資料來源，觀察臺灣地區課稅前所得在最高20%之家庭與所得在最低20%之家庭與課稅後之所得分配情形變化。 本研究結果發現：綜合所得稅在所得均化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量能課稅效果顯著，觀察累進程度效果，累進力道則顯得些薄弱。

我國行政院視「工作所得補貼方案」為未來實施「勤勞所得租稅補貼制度」，即EITC的先期計畫。以往國內文獻僅研究薪資所得稅額抵減制度研擬及其對勞動供給影響，本文提出符合社會期待下的工利概念福利政策應要考量到受補貼者間的福利權重。研究目的欲了解台灣目前實施之「工作所得補貼方案」，若該目前的方案是社會最適的，則社會對於「工作所得補貼方案」中所規定受惠所得者在不同所得層級下，該有的社會權重是多少。並藉以觀察我國實施之「工作所得補貼方案」背後所表示之經濟意義，分析在不同所得級距下，其社會權重是否合理。 本文主要係參考Saez(2002)理論模型，並遵循Blundell et. al(2009)的模擬方法來發展本文之模擬結果。研究結果發現，目前實施的工作所得補貼方案下若已被設計成最適的，當申請人有配偶者或受扶養親屬時 =4 ，其社會權重會高於 =3；當申請人無配偶者且受扶養親屬時， =1 ，其社會權重會高於 =0，主因為受補貼後之所得與前一層受補貼後之所得差異較其他所得級距大。但若欲與目前行之已久綜合所得課稅規定一致，則可將工作補貼方案中受補貼後之所得與前一所得級距之差異設計成相同，則會呈現社會權重遞減之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