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岸經濟活動中，銀行業因為是資金供給、支付系統及金融仲介的中介機構，向來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銀行的經營績效，一向受到政府主管機關、銀行經營者高度關注，更是社會大眾最關心的議題。 自2010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署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修正後，我國不少金融機構積極前往中國大陸設立分支機構、參股投資及拓展業務，兩岸金融業務往來日趨頻繁，中國大陸已成為我國許多銀行積極拓展業務之重點市場，而中國大陸國內各銀行的經營效率如何，始終給予外界模糊的印象。在兩岸互動漸趨積極的狀態下，我們必須加速對於大陸地區的銀行深入瞭解，方能在兩岸競合中運用自身的優點，再尋求適當的合作對象進行參股或策略聯盟，才能在兩岸金融業者競爭中勝出。因此本研究擬以實證分析探討並將研究結果，提供學術研究、金融發展及其他相關等應用，並作為國內銀行西進登陸發展之參考。 本研究運用資料包絡法(DEA)，以THE BANKERS 所公布的 Top 1000 World Bankers 2011中之中國境內前20大的中國大陸國內銀行為研究對象，來進行分析，將其2008-2010年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數據為投入與產出項目之依據，應用CCR模式、BCC模式進行各受評單位的總體效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進行分析，再將財務報告中股東結構以TOBIT截斷回歸模型，探討不同之組織或是規模型態是否對銀行經營效率產生影響。 研究發現在20家銀行中，以總體效率值來看，2008年相對較有效率的銀行家數為8家、2009年相對較有效率的銀行家數為10家、2010年相對較有效率的銀行家數為11家；而研究對象中，銀行規模對銀行經營績效具有影響。至於政府持股多少或是究竟是屬於大型商銀或是地區銀行，則對經營績效無影響。，此可能因其大多為政府所持有或是多數持有， 因此其經營績效無多大差異。

根據民國88至90年教育部統計處出版的資料，本文首先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個別國立大學之技術效率；然後，以Tobit截斷迴歸模型探討可能造成國立大學技術效率差異之因素。技術效率評估結果顯示，在不同投入產出組合下，國立大學整體的技術效率平均值介於115.30﹪與122.17﹪之間，並且，規模效率平均值大於1，代表：台灣國立大學在產出上仍存在改善空間；且造成其不效率之原因，主要歸咎於純技術無效率及規模無效率。Tobit截斷迴歸實證結果顯示，大學部學生比例與技術效率之關係為負向，競爭程度的提高可提昇國立大學的經營效率，師範與科技類大學的技術效率低於其他大學。 關鍵詞：技術效率、資料包絡分析法、Tobit截斷迴歸方法 JEL Classification：L83、M11、M21

本文從translog生產函數的角度出發，藉由三項金融發展指標分析金融發展對各項生產力指標的影響，而金融發展指標分別為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資產比、流動性負債除以國民所得與金融機構對私部門放款除以國民所得。使用Hansen (1999)與Caner and Hansen (2004)兩種門檻迴歸模型，前者與固定效果模型搭配估計世界生產函數，後者則動態縱橫資料模型搭配，用以彌補使用固定效果模型假設各國在樣本期間技術效率值不變之缺失。 由固定效果模型迴歸結果可知，除了流動性負債除以國民所得的門檻估計值不呈統計顯著外，其他金融發展指標門檻值皆顯著，代表金融發展對經濟成長確有其影響存在。而金融發展程度高的樣本國家，技術效率值、資本產量彈性以及資本邊際產量皆較高，顯示金融發展使得各國能充分運用資本存量要素投入。然而，「所得水準高且金融發展程度高」的樣本國家，雖然資本產量彈性亦較高，但是技術效率值與技術進步率則較其比較組為低，因此金融發展對高所得國家可能較無影響。而就動態縱橫資料模型而言，雖然模型配適結果較前者為佳，但是僅流動性負債除以國民所得達到統計顯著。而該項金融發展程度愈高，技術效率、資本產量彈性、資本邊際產出以及調整速度亦較高，與固定效果模型的結果一致。

我國自1991年後，證券商為擴大市場占有率，紛紛以購併策略來擴展營業據點；此外，近年來證券商業務朝多元化發展，過去文獻鮮少探討新金融商品業務對證券商經營效率之影響，加上網路交易之興起，改變投資人之交易習慣。究竟大型證券商比小型證券商具有較佳競爭力與經營效率？影響證券商經營效率之因素又有那些？值得進一步探究。本文以1998至2007年家專業經紀券商276個樣本及綜合券商310個樣本資料，第一階段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分別評估專業經紀券商與綜合券商之技術效率值，第二階段利用Tobit迴歸模型探討可能造成專業經紀券商與綜合券商經營效率差異影響之因素。技術效率評估結果顯示：(一) 就專業經紀券商而言，低用人費率券商之技術效率、純粹技術效率優於高用人費率券商；(二)就綜合券商而言，具外國背景券商之技術效率、純粹技術效率優於上市櫃或具金控背景之券商。迴歸實證結果顯示：(一)股價指數對專業經紀券商與綜合券商之技術效率具正向顯著關係；(二)開辦網路下單對專業經紀券商與綜合券商之技術效率具負向顯著關係；(三)專業經紀券商之營業據點數與技術效率具負向顯著關係；(四)綜合券商之營業據點數與技術效率具正向顯著關係；(五)業務愈集中、業務風險愈高、具金控體系及上市櫃背景則對綜合券商之技術效率具負向顯著關係。

本研究以Rao(2006)的MMPI為基礎，在距離函數觀念下將MMPI進行拆解，分解成技術效率變動、技術變動、規模變動以及追趕項，再將追趕成份，進一步拆解為「技術追趕」(catch-up in technology, 簡稱CUT) 與「潛在技術變動」(potential technological change, PTC)，其中，CUT又可再分解為變動規模報酬之下的效率追趕(catch-up in efficiency, CUE)及規模追趕 (catch-up in scale, CUS)。實證上，利用1993-2007年間，15個歐洲國家的財務報表資料，運用DEA法分析西歐金融機構之經營效率，並進行生產力的推估與拆解，同時結合共同邊界的分析架構，從事群組國家間比較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MMPI表現突出的群組，主要來自於技術效率的進步，例如：北歐三國群組和奧地利；其次是規模效率的進步，例如：北歐三國與法國；最後才是技術變動，例如法國。而在十個國家群組中，除了義大利的MMPI退步以及奧地利的規模效率呈現持平外，其餘八個群組的MMPI與其三個構成項目，都呈現同升同降的相同趨勢，不同處僅在於變動幅度大小。例如MMPI都呈現進步的情形，其構成項目，分別表現出技術退步、技術效率進步以及規模效率進步。這樣的結果可能來自於歐洲單一市場的運作方式。 又依MMPI統計差異性檢定的結果，我們可以將原先依MMPI數值大小排序的十個國家群組，重新考慮群組間統計上差異及無差異的情形，合併為五個層次的生產力成長情形，第一層為北歐三國，MMPI成長最快，其次為奧地利、法國、比利時，再次為荷葡西英群組，第四層是盧森堡、瑞士，最末層則為德國、丹麥及義大利。

研究經濟學的目的之一在於探討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資源配置最適，就是經濟效率的達成，效率可以說是經濟理論的精義，但就實證層面來說，效率的慨念卻是相當抽象而模糊。直到Farrell(1957)提出衡量效率的概念，使得效率得以數據化，在往後的學者不斷地深入探討與研究，使生產邊界方法廣泛的運用在產業分析之中。在諸多衡量技術效率方式中，隨機性邊界方法較符合實際社會情形，所以本論文即根據Aigner, Lovell and Schmidt(1977)估計隨機性邊界與生產效率之計量方法，分別設定誤差項為不同的截斷性半常態分配配以及設定Cobb-Douglas和CES兩種生產函數形態，分別估計生產邊界，並加以檢定，再就適當的函數模型估計平均技術效率值與個別廠商的技術效率值，接著討論影響技術效率差異之因素。本文從向投審會登記投資大陸之台商的台灣工廠與大陸工廠挑選電子、機械、紡織、成衣四種產業為實證對象。 　　根據本論文實證研究之結果，重要結論可歸納如下： 　　第一，我們應用Aigner, et.al(1977)之隨機性生產邊界模型，衡量電子、機械業及紡織、成衣業兩類產業四組資料之生產邊界。不同誤差項分配之假設下，檢定結果顯示，不能拒絕u在0處截斷之虛無假設。不同生產函數型態設定的生產邊界亦無明顯差異，檢定結果以Cobb-Douglas生產函數較合適。 　　第二，在生產邊界估計上，電子、機械業及紡織、成衣業兩地的工廠，兩類產業大陸工廠的勞動產出彈性都大於台灣母公司，同時兩類產業大陸工廠的規模報酬也都高於台灣母公司，這說明台商為何紛紛前往大陸投資。 　　第三，比較台商之台灣工廠與大陸工廠，結果顯示無論電子機械業或紡織成衣業，台灣工廠有極高的效率，平均效率皆在90%以上。兩類產業的大陸工廠的效率則較差，約在40%到950%之間。影響台灣工廠效率的主要因素來自人為無法控制之隨機因素，而大陸工廠的低效率主要來自人為技術因素。 　　第四，我們利用Jondrow, et al(1982)提出的條件期望值公式進一步計算各別廠商的技術效率。根據各別廠商的效率分配，我們發現台灣母公司皆十分集中，大陸工廠則頗為分散，紡織成衣業甚至有九家廠商在20%以下。顯示該產業應加以注意生產的過程與管理。 　　最後，本文探討影響廠商技術效率差異的因素，我們發現最重要的變數是廠商規模。兩類產業的台灣工廠及大陸工廠，廠商規模都與生產效率有明顯的正向關係，規模愈大，效率愈高。設廠年齡對四組資料都呈負向影響。資本勞動比則除了台灣的電子機械業以外，都是負向關係。是否投入研究開發及產業區別，則沒有明顯的關係。在大陸工廠方面，設廠地區電子機械業設廠在沿海地區春效率較高，紡織成衣業則以內陸地區效率較高。在投資形態方面，紡織成衣業者以獨資企業效率較高，電子機械業則相反，顯示後者在選擇投資型態時，主要考慮的是如內銷方面等其他因素較不著重效率。

本研究以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為對象，採用2001-2008年資料，共有56筆樣本資料進行實證研究。應用三階段DEA作為分析模型，以滿足產出多樣、品質差異及產出環境各異之特殊要求。考量稅捐稽徵處特性下，探討其經營效率，提出改善經營效率之政策性建議，以提升有限資源的效率化利用。 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之經營效率值(三階段純技術效率值)評估之結果為1.0186。研究發現，若未摒除稅捐稽徵處所提供服務的不同產出品質，以及受到環境變數之影響，經營效率值將會低估44.16%。此外，若未考量規模效率，經營效率值也會高估18.23%。 實證結果顯示，利用DEA對於本文地方稅分類方式分析，會產生很好的效果。透過本文提供的分類方法，管理機關可獲得較為有效的管理方式。再者，依據隨機邊界法分析、產出投入比與效率值的相關分析等結果，各地方稅的管理單位應可瞭解其擁有資源的優劣勢，以改善其相對無效率或進步緩慢的窘境。 / This research tries to estimat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aipei County Revenue Service Office using empirical data from 2001 to 2008.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various outputs, different output qualities and specific production environments, 3-stage DEA model is chosen and modified for empirical study.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may giv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e estimate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e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hird stage, is 1.0186. The study shows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will be underestimated by 44.16% if output quality variable and production environment variable are ignored. In addition, if scale efficiency is not taken under consideration, the efficiency will be overestimated by 18.23%.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DEA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applied to the local tax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this study.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SFA analysis, output-input ratio and efficiency index, each management unit of local tax could find out its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resources endowment to improve the relative inefficiency and to make progress in the future.

本文旨在探討台灣和大陸壽險公司的經營效率。由於台灣和大陸的環境背景、金融體制、經營理念等不同，使得兩岸壽險公司的生產技術水準也有所差異。本研究選擇25家台灣壽險公司和23家大陸壽險公司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2003年到2008年。 迴歸模型為translog型式的投入距離函數，將模型中的隨機干擾項給予適當假定，並放入環境變數作為影響技術無效率的因子，採用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其次，利用Battese et al. (2004)的共同邊界生產模型，將共同邊界生產函數定義為，依據不同技術組別間的隨機邊界生產函數，包絡各組別隨機邊界的確定性部份，形成具包絡性質的共同邊界，並藉此估計出屬於兩岸壽險業的共同邊界，比較台灣和大陸壽險公司在技術缺口比及共同技術效率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1. 台灣與大陸壽險公司的組別隨機邊界中，兩個組別在技術效率的表現上無顯著的差異。2. 台灣壽險公司的技術缺口比顯著的高於大陸，表示台灣壽險公司整體而言比較靠近共同生產邊界，隱含台灣的生產技術顯著優於中國大陸。3. 在共同邊界的技術效率中，台灣壽險公司的技術效率顯著的優於大陸壽險公司。

本文欲利用方向距離函數 (DDF) 來驗證中東歐國家銀行業之效率。不同的國家之銀行業者會由於不同的文化、資源稟賦和環境而採取不同的經營模式。因此，本文藉由共同邊界方向距離函數，其允許我們在跨國間不同的技術下，得以估計出銀行的技術效率並加以比較。使用方向距離函數，得以讓我們的模型中納入非意欲產出，此外，其亦允許銀行廠商同時增加產出與縮減投入和非意欲產出，相較於傳統模型，方向距離函數屬於較有彈性之模型。重要的是，不良貸款被視為是貸款過程中之副產品，其可能會降低銀行的利潤和績效。因此，為了減少不良貸款之產生，銀行管理者必須花費額外的成本，以確保借貸者是否有良好的信用，此舉亦可能影響銀行的績效。 本文試圖發展新的共同邊界隨機方向距離函數，其不同於Battese et al. (2004) 所提出的方法，該方法是屬於線性規畫法。此數理規畫法是屬於確定邊界，其無法針對有興趣之參數估計出該標準誤，因此，無法做有效地統計推論。因為本文提出的新共同邊界方向距離函數是隨機的，所以參數之標準誤可以被估計，其亦允許我們建造信賴區間和假設檢定。此外，共同邊界方向距離函數之無效率項可以被進一步設定成環境變數之函數，即Battese and Coelli (1995)所提出之模型。 / This study plans to employ directional technology distance function (DDF) to examine bank efficiency of Central-East European countries. Bank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hoose to operate under distinct technologies 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in culture, endowments, and environments. A metafrontier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will be established, which allows for calculating comparable technical efficiencies for banks under different technologies relative to the potential technology available to the industry across nations. The salient feature of the DDF is its ability to include undesirable outputs into the model. In addition, it allows for a bank to simultaneously expand outputs and contract inputs, as well as undesirable output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non-performing loans (NPL) can be regarded as a by-product of various loans granted, which lowers a bank’s profi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PL bank managers have to spend extra costs to confirm whether the potential applicants for loans have good credit before granting loans to them. This may also affect the bank’s performanc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evelop a new metafrontier DDF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which differs from the one proposed by Battese et al. (2004) who suggest the use of a linear and/or a quadratic programming technique. The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technique is known as deterministic, which is unable to estimate the standard errors for the parameters of interest. Hence, no statistical inference can be made. As our new metafrontier DDF is stochastic, the standard errors of the parameters are estimable, which permits establishing confidence intervals and hypotheses testing for the parameters. Moreover, the inefficiency term of the metafrontier DDF can be further specified as a function of severa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of the form proposed by Battese and Coelli (1995).

我國自民國90年11月「金融控股公司法」制定公佈施行以來，已核准設立14家金融控股公司，初步完成建構金融跨業經營目標，然嶄新的金融控股公司型態是否能產生預期綜合效益，在金控公司成立屆滿3年之際，實有必要對其投資主體事業－「銀行」之經營績效進行實證瞭解。本論文以94年底45家本國銀行為研究對象，以金控公司成立前後各推3年為資料涵蓋期間，運用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DEA）及Tobit截斷迴歸模型，分別從全體銀行及金控公司旗下銀行二大群組角度，探討金控公司成立對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 實證發現：本國銀行平均技術效率水準介於56.81%～85.86%間，代表銀行投入資源使用效率仍待改善，其技術無效率來源主要應歸因於資源浪費造成的純技術無效率，各銀行技術效率水準存在明顯差異，且多數非處於最適規模階段經營；金控銀行平均規模效率水準在金控公司成立前後均高於非金控銀行，顯示金控銀行先天在經營規模上即較具效率；銀行加入金控公司後平均技術效率水準明顯提升，且提升幅度高於非金控銀行；銀行透過業務分散、加入金控公司、擴增分行家數、降低逾放比率等經營策略，均有助提高技術效率；銀行公股比率與逾放覆蓋率高低，對技術效率影響效果，視時空環境因素及銀行經營策略而異，銀行資產市占率高低對技術效率的影響，統計解釋上並無顯著性；金控公司透過分散銀行子公司業務、積極整合金控資源、納入保險子公司、增加銀行子公司資產市場占有率等策略，將有助提升銀行子公司技術效率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