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企業經營邁向地區多元化的時候，駐外人員管理政策必須與企業的地區多元化策略相互配合。而除了事業策略與功能政策間的相互配合關係外，企業因地區多元化經驗所積累的經驗與資源，也會影響企業的駐外人員管理政策內容。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的蒐集，針對下列三項問題進行研究： 1.瞭解企業處於不同地區多元化階段時，駐外人員管理重心的演進、及駐外人員 角色定位的變化。 2.瞭解駐外人員管理政策與地區多元化策略間的呼應與配合關係。 3.探討我國企業駐外人員管理政策的實質內容；包括招募與遴選、訓練、薪酬、績效評估、職涯規畫、回任等等。 並以組織規模、外銷值及佔總銷售額百分比、海外設點年數、海外分支機構數目、海外價值鏈的垂直整合程度、國際營運組織結構等變數，作為判別企業地區多元化階段的指標；而以司徒達賢所提出的策略六大構面：產品線廣度與特色、目標市場區隔方式與選擇、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地理涵蓋範圍、競爭武器，作為描述企業地區多元化策略的方式。而駐外人員管理政策則描述招募與遴選、訓練、派任、薪酬、職涯規畫、回任等功能政策的內容。 研究發現則針對三大部份依序提出命題： 1.各地區多元化階段的駐外人員管理政策演進 2.地區多元化策略與駐外人員管理政策間關係 3.駐外管理各功能政策之命題 並針對本研究對理論與實務上的貢獻予以歸納，最後提出本研究可能的後續研究方向、以及研究過程當中的觀察所得，以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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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信賴度意指預期宣告的政策被實行的可信度，其討論範疇著重於決策者是否應實行宣告的政策以提高信賴度。本文將Barro & Gordon(1983)之封閉經濟內的政策動態時間不一致性模型加以衍生，嘗試建立一以匯率為控制變數的開放總體模型，以重新詮釋Prescott & Kydland(1977)的動態時間不一致性命題，並比較不同政策下的政策信賴度及央行匯率政策對衝擊的應變能力。而後，再嘗試對此匯率政策的可性度問題提出若干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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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結合新國際貿易理論以及產業經濟的觀點，突顯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透過本國及外國政府之間的策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互動，以及本國及外國廠商之間的Cournot競爭行為，來影響兩國人民的福利水準。主要以Brander and Spencer(1983,1985)的模型為基礎，加入Collic(1994)政策實施時序內生的概念，以及本文所提政策內生之構想，建構多階段子賽局完全均衡模型(multi-stage subgame perfeet equilibrium)，並以「逆解法」(backward solution)求得(1)兩國政府政策實施之最適時序-「時序內生之最適出口補貼及研發補貼政策」；(2)兩國政府之最適政策-「政策內生之最適出口補貼及研發補貼政策」。 在探討時序內生之最適出口補貼及研發補貼政策時，為使分析簡明，本文限制其產品市場需求曲線的斜率為負1，而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在兩國均採出口補貼之兩階段子賽局完全均衡模型下，其NASH均衡將落在兩國均為出口補貼政策之領先決策者時。 第二、在兩國均採研發補貼之三階段子賽局完全均衡模型下，其NASH均衡將落在兩國均為研發補貼政策之領先決策者時。 第三、若一國採研發補貼一國採出口補貼時，並不存在NASH均衡解，而在面對外國政府出口補貼政策時，本國政府必須先貫施研發補貼政策，方能避免其福利水準低於「同時行動賽局」下的福利水準。 在探討政策內生之最適出口補貼及研發補貼政策時發現： 第一、若產品市場之需求曲線斜率為負1，則兩國同時採行研發補貼及兩國同時採行出口補貼，均為NASH均衡解，但兩國均採出口補貼時的福利水準高於兩國均採研發補貼時的福利水準。 第二、若放寬產品市場需求曲線斜率負b等於負1的假設，大致而言，在b<1時，市場壟斷力及市場集中度較低，兩國均採出口補貼政策，可使兩國福利均達極大水準；在b>1時，市場壟斷力及市場集中度較高，兩國均採研發補貼政策，可使兩國福利均達極大水準，但在>=3時，兩國均採研發補貼雖可使兩國福利極大，然不為NASH均衡解，而存在「囚犯困境」之現象。

過去二十年全球金融環境急遽變遷，金融創新、自由化、國際化等促使資金頻繁移動，導致利率及匯率劇烈波動，從而對貨幣政策產生若干影響，甚至削弱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所及，央行為達遏阻通貨膨脹與兼顧經濟成長等最終目標，其貨幣政策操作須較自由化以前更頻繁、更靈活。鑑於金融市場之變遷業已對貨幣政策影響經濟層面之傳遞管道造成若干衝擊，使傳統貨幣總計數作為金融指標之有效性產生質疑，致多數工業先進國家不再強調貨幣總計數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重要性，較偏向利率目標之操作管理，亦不再僅釘住一個中間目標變數，而改採同時觀察多項經濟金融指標變動之多元化貨幣政策中間目標，或稱一籃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本文之研究動機旨在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之蒐集與研讀，深入剖析過去二十年全球金融環境丕變以來，主要工業國家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變遷，及利用檢定因果關係之Granger Casality Test的檢定方法，綜觀金融自由化前後（以民國七十五年為分界點）通貨淨額、M_1A、M_1B、M₂、準備貨幣、信用總量、利率、匯率等八種中間目標變數在金額實證基礎及年增率實證基礎下，以及在落後一、二、三、四期時，分別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實質所得或物價）間的關係，特別觀察我國央行現階段貨幣政策中間目標M2¹在實施金融自由化以後是否依然與最終目標間維持可預測穩定關係。另亦取本文我國金融自由化以後之實證結果部份與SEACEN²部份會員國加以比較異同處。 　　一般可充當央行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變數，必須符合下列三大要件：（一）中間目標與最終經濟活之間具有緊密關連的關係。（二）貨幣管理當局可觀察中間目標之變動情形，用來預測最終目標之變動。（三）中間目標可為貨幣管理當局所控制。本文研究重點置於第（二）項，至於選擇中間目標之第（一）及第（三）項兩要件之重要性與第（二）項同等重要，將建議為後續研究方向。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探討文獻、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實證結果分析、第五章結論及後續之研究建議。謹將重要實證結果歸納如下： 　　（一）、八種目標變數對CPI³的影響，無論採金額或年增率實証基礎，在金融自由化以前，除M₂及準備貨幣較不顯著外，其餘目標變數均呈現相當顯著的因果關係。反觀金融自由化以後，同樣的目標變數除匯率（金額實証基礎）對CPI在落後三、四期時有顯著影響，信用總計數（年增率實証基礎）在落後四期對CPI有影響外，其餘目標變數對CPI均未呈現因果關係。 　　（二）、本實証結果顯示，狹義貨幣定義與CPI具有強烈的因果關係，而廣義定義M2對CPI則較不具因果關係，與其他國內文獻的實証結果頗一致。 　　（三）、八種目標變數對Real GDP的影響，無論採金額或年增率實証基礎，在金融自由化前後，貨幣總計數及準備貨幣等屬〞量〞的目標變數對Real GDP的影響均頗為顯著。換言之，金融自由化衍生目標變數對Real GDP的衝擊，不似對CPI的衝擊嚴重。 　　（四）、若個別觀察金額實証基礎及年增率實証基礎在金融自由化前後的實証結果，吾等可以清楚發現，採金額實証基礎，貨幣總計數等變數對Real GDP的影響，在金融自由化前後，大都在落後二、三期時呈現相當顯著的效果。倘採年增率實証基礎，則貨幣總計數對Real GDP的影響，在金融自由化以後，其遞延效果有往後延長的現象。 　　（五）、另就〞量〞變數（通貨淨額、M_1A、M_1B、M₂、準備貨幣、信用總計數）與〞價〞變數（匯率、利率）分別觀察作為中間目標的妥適性。我國長久以來控制〞量〞方式對CPI及Real GDP等最終目標的影響似較控制〞價〞的方式為優。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自由化以後，除匯率在落後三、四期時CPI顯著外，其餘目標變數均不顯著。上述現象充份反應出我國對匯率政策的重視程度及其重要性，以避免匯率急遽波動影響金融安定。 　　（六）、我國現階段續採M₂作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實証結果顯示在金融自由化前後其對Real GDP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但對CPI則不易觀察其影響效果。雖然中央銀行逐年對外公佈M₂的成長目標，但在金融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的金融環境務實操作下，央行亦同時觀察多種變數指標的變動，俾及時、適時採行因勢制宜措施。近十餘年來我國的CPI成長率均能低於為達成經濟成長目標下所設定之CPI成長目標，即是央行貨幣政策發揮效果的最佳例證。 　　（七）、至於我國與SEACEN部份會員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後的實證結果比較部份，新加坡除外的SEACEN會員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後仍持續以貨幣總計數作貨幣政策理想中間目標。我國實務上亦採貨幣總計數作中間目標的操作方式，惟因與SEACEN部份會員國比較時僅侷限於落後四期的比較基礎（採金額實証基礎），但依據實證結果顯示，我國M₂對最終目標的影響出現在落後三期，致同採落後四期比較基礎時，我國的實證結果部份未能顯示顯著影響效果。上述現象充份說明各國國情不同，所反映的貨幣政策遞延效果也不盡相同，倘採相同落後期數，似難以充份比較分析各國的最適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 註1　參見第一章第五節操作性定義9。 註2　SEACEN：The South Asian Central Banks，東南亞央行研訓中心。 註3　CPI: Consumer Price Index，消費者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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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在現實的社會中已日趨重要，而研發結果具外溢效果的特性常是使廠商駐足不前的最大阻力；此時，政府若干獎勵或補貼政策往往扮演促進的角色。過去學者研究相關問題時，多侷限在研發外溢效果對廠商研發數量與產出的影響，或對政府不同貿易政策影響的比較；未見探討政府最適貿易政策的構成因素及研發外溢效果對政策的影響。因此，本文希望對過去研究未盡完善之處進行探討，為更符合實際社會情況，並加入廠商對政府政策遊說的考量。由於遊說行為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因此有必要重新認定政府政策的效果。 　　本文以D'Aspremont & Jacquemin(1988)及劉碧珍(1995)的模型為基礎，加入Moore & Suranovic(1993)遊說行為的概念，建立一個兩國兩廠商的不完全競爭貿易模型。文中將決策分為政府政策、廠商研究發展與產出等三階段，來探討當廠商有遊說能力與研發存在外溢效果的產業結構下，所衍生之政府貿易政策性。 　　根據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的結果： 　　1.研發外溢效果大小影響政府最適宣告研發補貼額之高低。當彼此產品差異程度相對外溢效果來的高時，研發外溢效果大小與政府最適宣告補貼額之高低呈正向關係；反之，產品差異化程度相對外溢效果來的小時，則呈負向關係。 　　2.遊說行為造成社會福利無謂的損失。 　　3.考慮了廠商的遊說行為之後，政府追求社會福利最大的出口政策，可能是對廠商的研發行為課稅，而不再一定是補貼。 　　4.廠商的遊說能力愈強，政府所宣告的最適補貼額愈低。

老年期是人生歷程中的最後一個階段，不但收入減少、開支增多，而且精 神及物質生活皆易成問題。以往在農業社會中，社會變遷遲緩，尚傳統， 重經驗，對老人非常敬重，所以，當時老年人尚沒有太多的問題。可是， 到了今日由於工商業的高度發展與社會各層次的顯著變遷，不僅老年人口 快速的增加，而且其生活素質亦受影響，以致老人問題已演變為世界各國 普遍的問題。中韓兩國近四十年來的社會變遷是相當急遽的，都市化和工 業化的結果使兩國社會中的老人開始體驗地位上的變遷。雖然，老年人在 社會上所享有的地位仍然崇高，而且家庭也還未完全放棄對老年人的照顧 ，但是老年人受社會變遷衝擊的情形已逐漸明顯。因此，中韓兩國老人問 題的嚴重性亦將日益明顯。而欲改善此現象所帶來的問題，並協助老人能 成功地調適其晚年生活，一個追求社會正義與經濟利益均衡發展的老人福 利政策之推動與落實，實屬當務之急。中韓兩國具有相類似的社會條件和 情況以及相同的文化，因此在推行老人福利政策的過程上，若全盤接受西 方國家，似乎不妥，倒是中韓兩國相互參照比較乃最為可行。正因如此， 中韓兩國老人福利政策之比較實在比與其他任何國家的比較更具意義。故 本研究是藉著分析、比較兩國老人福利政策之過去歷史與發展過程及目前 實施的現況，發掘其優點與缺點，並且試著尋覓較合適的未來老人福利政 策之方向。本篇論文共分六章，茲將各章要點分述如下：第一章：緒論， 略述本文研究的目的、研究方法及其範圍。第二章：老人福利政策的理論 基礎，探討對老人問題的基本認識、老人福利政策的意義與基本原則。第 三章：中華民國的老人福利政策，先說明老人福利政策的歷史與其發展過 程，觀察並分析中華民國現行老人福利政策的現況，並找出問題及提示之 。第四章：韓國的老人福利政策，先說明老人福利政策的歷史與其發展過 程，觀察並分析韓國現行老人福利政策的現況，並找出問題，提示之。第 五章：針對第三、四章所分析提示之中韓兩國老人福利政策的現況及問題 ，相互參酌比較，並探討未來老人福利政策的改善方向。第六章：結論及 建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