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企業經營邁向地區多元化的時候，駐外人員管理政策必須與企業的地區多元化策略相互配合。而除了事業策略與功能政策間的相互配合關係外，企業因地區多元化經驗所積累的經驗與資源，也會影響企業的駐外人員管理政策內容。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的蒐集，針對下列三項問題進行研究： 1.瞭解企業處於不同地區多元化階段時，駐外人員管理重心的演進、及駐外人員 角色定位的變化。 2.瞭解駐外人員管理政策與地區多元化策略間的呼應與配合關係。 3.探討我國企業駐外人員管理政策的實質內容；包括招募與遴選、訓練、薪酬、績效評估、職涯規畫、回任等等。 並以組織規模、外銷值及佔總銷售額百分比、海外設點年數、海外分支機構數目、海外價值鏈的垂直整合程度、國際營運組織結構等變數，作為判別企業地區多元化階段的指標；而以司徒達賢所提出的策略六大構面：產品線廣度與特色、目標市場區隔方式與選擇、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地理涵蓋範圍、競爭武器，作為描述企業地區多元化策略的方式。而駐外人員管理政策則描述招募與遴選、訓練、派任、薪酬、職涯規畫、回任等功能政策的內容。 研究發現則針對三大部份依序提出命題： 1.各地區多元化階段的駐外人員管理政策演進 2.地區多元化策略與駐外人員管理政策間關係 3.駐外管理各功能政策之命題 並針對本研究對理論與實務上的貢獻予以歸納，最後提出本研究可能的後續研究方向、以及研究過程當中的觀察所得，以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

本文主要研究之內容為管理浮動匯率之效果，為便於分析乃假設此經濟體係為一開放 經濟，而在此體係下的短期均衡是依據資產市場及財貨市場來決定。 對此一問題之探討，大部份的文獻是採凱因斯模型，而本文模型之建立是以資產方法 分析為其特色。在管理浮動匯率下，一國的貨幣當局應積極、主動干預外匯市場，以 消除短期的匯率波動，但並不影響長期的匯率變動趨勢。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管理浮動匯率政策之效果 第三章 管理浮動匯率之隔離效果 第四章 結論 本文共約二萬字。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7935号 / 文博第626号 / 新制||文||595(附属図書館) / 30765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行動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田 素二, 教授 伊藤 公雄, 教授 水野 直樹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旨在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經營管理政策對園區住民之影響情形，主要探討內容有四：園區住民對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策略及該策略對住民影響情形的評價；不同基本屬性的園區住民對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策略及該策略對住民影響情形評價之差異性；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策略與園區住民的相關性；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策略對園區住民的影響程度等。 本文採系統隨機抽樣法，以設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之現有人口為研究對象，共抽取542份研究樣本，採二階段自行編制問卷為研究工具，資料處理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法與推論性統計分析法（卡方檢定、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法、迴歸分析法等），獲致結果如下： 一、園區住民對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各構面的評價情形由高而低依次為：解說教育、公共建設、保育研究、觀光遊憩、法令執行、土地政策。 二、園區住民對住民影響之各構面的評價情形由高而低依次為：文化面、生活面、生存面、經濟面。 三、除性別外，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居住轄區、居住時間等不同個人基本屬性皆對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各構面的評價具差異性。 四、除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居住時間外，教育程度、職業、居住轄區等不同個人基本屬性皆對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各構面的評價具差異性。 五、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各構面與住民影響變項的相關性強度順序： 解說教育＞保育研究＞土地政策＞法令執行＞觀光遊憩＞建物管理（負相關） 六、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各構面對住民影響變項的解釋程度由高而低依次為：解說教育、保育研究、土地政策、法令執行、建物管理。 依據結論提出建議重點如下： 一、應將「解說教育」列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最首要推動之業務項目，並加強與園區住民切身權益相關之施政的宣導、溝通與說明。 二、應將「建物管理」列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首要改革之業務項目，將相關業務作業流程公平化、透明化，杜絕人為不法。 三、應將「保育研究」列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重點推動之業務項目，以宏觀保護區理念與生物多樣性觀點，將住民納入整體保育之規劃範疇。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s management policies on the residents in the national park area. This thesis covers four parts: the residents’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polici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valuation among residents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featur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residents, and the level of impact of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polices on residents. This study randomly sampled 542 residents among those who currently registered their households in the national park area. The research method is based on two-stage questionnaire design; and the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includ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hypothesis analysis (chi-square test, t-test,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regressions, etc).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In descending order, residents’ evaluations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park were: interpretation programs, public facilities, research on nature conservation, legal regulation enforcement, and land policies. 2. In descending order, residents’ evaluations on the impact of various national park polices on themselves were: culture, daily life, survival and economics. 3. Residents’ evaluations on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policies vari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mographic features, such as age, marriage status, education level, occupation, living area and residence time, excluding gender. 4. Residents’ evaluations on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policies vari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mographic features, such as education level, occupation and living area, excluding gender, age, marriage status and residence time. 5. The strength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polices and the impact on residents was (in descending order): interpretation programs > research on nature conservation > land policies > legal regulation enforcement > tourist and leisure activities > building management (negative association). 6. In descending ord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arious aspects of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polices in the impact on residents was: interpretation programs, researches on nature conservation, land policies, legal regulation enforcement and building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author mak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should consider prioritizing the promotion of “Interpretation Programs” over other business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residents about related polices that may affect their rights. 2.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should put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in top priority for reform and keep the processes of related businesses fair and transparent, as well as avoid any illegal conducts. 3. “Researches on Nature Conservation” should be one of the key businesses promoted by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The promo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geology reservation and the rich diversity of wildlife. Resident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流浪犬所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由來已久，然而過去中央及地方政府大多採取捕捉、撲殺的方式，官方收容所流浪動物所內死亡與安樂死數量皆居高不下，這樣的作法不僅沒有成效，亦造成了生命無辜的消逝。2015年初，立法院三讀《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通過「零安樂死」政策，零安樂死看似美好，但卻衍生出其他問題，包括收容所爆量、收容所照護人力不足、經費拮据、合適安置場所難尋等問題，可見若單採取收容及認養的方式可能會使得流浪動物的處境更加悲慘。許多動保團體倡議應採取捕捉並進行絕育後回置流浪犬(TNR)的做法，在減量與人到之間取得一個平衡，對此，臺南市政府早在2012便領先全國執行流浪犬TNR，因此本研究以臺南市為研究標的，針對臺南市的動物保護專責機關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為主軸進行個案研究，就流浪犬TNR政策的執行現況做一個深入的剖析與檢視。本研究以臺南市流浪動物管理之背景脈絡與改制過程為基礎，筆者探討了流浪犬TNR政策的執行成效，並以扎根理論為基礎，來審視何種因素影響政策執行成效，最後分析影響政策執行成效之因素，進而提出政策建議；研究方法上主要運用深度訪談法，其中訪談對象包含政府機關、代議士、動物保護團體、學者專家、獸醫師、里長等六大類，共計訪談10位政策利害關係人。 本研究發現流浪犬TNR政策執行的過程中，政策目標有越來越多元的趨勢，TNR的政策目標已不單單僅有減量，隨著零安樂死政策的迫在眉睫，研究者認為，當前最重要的目標便是要避免零安樂死的弊病出現。另外，相關利害關係人對流浪犬TNR政策成效之看法仍有許多差異，整體來說，大台南地區之流浪犬數量已獲得控制，但TNR之具體成效無法單就收容所數據抑或是受訪者的片面之詞來評斷，此亦為本研究之限制；最後，本研究從臺南市政府及臺南市動保團體之觀點來分析影響臺南市流浪犬TNR政策之關鍵因素；在地方政府方面，雖然在賴清德市長的強力推動下，將TNR納入流浪動物管理藍圖中，但臺南市政府認為TNR不是唯一一條路，僅是眾多流浪犬管理政策中的一環，若TNR犬隻與民眾發生爭議，仍會以其他管理手段來安置流浪犬，將民眾權益擺優先；相較於臺南市政府，動保團體則是高度推崇TNR，認為TNR是解決當前流浪犬問題最有效的方法。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諸多因素影響了流浪犬TNR的成效，包括了動保人士與臺南市動保處之間溝統產生問題、動保人士與臺南市動保處之分工不明確、動物管制隊的意願與能力嚴重地影響了該政策的效率、流浪犬TNR政策的配套措施仍不及政策施行的速度、民眾觀念不足、絕育補助經費不足等問題。但眾多問題中，本研究認為當前流浪犬TNR政策之「回置」是最大的問題。 本研究給予下述幾項政策建議： 1.目前臺南市政府所應該做的便是教育與說服標的團體，強而有力的宣導TNR的知識及好處，並且說明零安樂死所帶來的後遺症，能將民眾之疑慮降低；另外藉由媒體宣傳策略也能提升民眾對TNR之認知。 2.臺南市動保處應與在地動保人士配合，將權力下放，補助動保人士對回置的犬隻進行控管、照護，便能大幅降低TNR犬隻造成問題的頻率，進而讓市民接受TNR。 3.針對異地回置之爭議，目前最嚴重的弊病便是動物管制隊未能將回置之詳細情形公開周知，讓TNR的成效大打折扣，對此，動保處應公布回置犬隻之狀況，讓動保團體得以進行監督與後續的照料。 本研究旨在探究上述因素如何影響臺南市流浪犬TNR政策之執行，冀望未來能夠作為臺南市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參考依據。

隨著時代進步，生活型態的轉變、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近來不斷發生食品中毒事 件，使得原本並不受人重視的食品衛生管理工作倍受重視，因此引發聿者的研究動機 。本文的研究重點是欲從政策執行的角度找出影響我國食品衛生管理體系功能發揮的 癥結，進而提出改進建議，期望對我國國人生活品質的提高貢獻一分心力。 全文共分六章，約八萬餘言，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架構、方法與限制並界定本文重要名詞 與研究範圍。 第二章：食品衛生管理體系組織結構分析：首先介紹我國目前食品衛生管理組織及管 理工作現況，並針對組織結構方面的問題做一檢討。最後介紹美、日兩國的食品衛生 管理制度，以供參考。 第三章：食品衛生管理體系執行資源分析：本章分別從現有人員數量和專業知識、經 費、資訊、權威及設備等項目去分析我國食品衛生管理體系所擁有的執行資源並加以 檢討。 第四章：食品衛生管理體系人員態度傾向分析：本章將檢視目前衛生機關中執行食品 衛生管理政策人員的執行意願與士氣高低及其影響因素。 第五章：食品衛生管理體系溝通面向分析：本章欲明瞭在我國各級食品衛生管理機關 中對內執行指示傳達情形以及對外溝通尋求政策支持的各項措施與成效。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針對以上各章的發現撰寫本文結論，並提出各項改進建議，以 供各級食品衛生主管機關參考。

資源基礎理論指出，策略要建立在自有的資源基礎上，並發展出對應資源 的能力，以取得持久的競爭優勢。中小企業受限於資源不足，只能專精於 整個價值活動中的一個小片斷，要連結其他成員，組織成綿密的企業網路 ，結合大家的資源，共同創造競爭優勢。在企業網路的架構下，專業分工 ，資源需求不高，成員各有專精，效率、效果、規模經濟、學習曲線等優 勢皆可獲得。在企業網路組織中，既合作又競爭，對無法配合的網路成員 ，以市場機制加以淘汰，保持全網路的競爭力。中小企業的小，機動性強 ，遇到問題，彈性應對，可使組織運作順暢。中小企業的管理政策，生產 、行銷、人事、研發、財務，不能自外於網路的需求，這些政策的訂定與 實施，都要能配合網路中的其他成員。以全網路為思考單位，創造全網路 的優勢。同時，也要考量到持全網路的競爭力。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農学) / 甲第17897号 / 農博第2020号 / 新制||農||1017(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H25||N4793(農学部図書室) / 30717 / 京都大学大学院農学研究科生物資源経済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加賀爪 優, 教授 栗山 浩一, 教授 星野 敏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文主要目的在嘗試建立一個包括總需求、總供給，預期和不確定因素的開放總體經 濟模型，並探討在此模型下的最適資本移動政策，最適外匯政策及最適財政和貨幣政 策。 過去的文獻中，在求最適資本移動政策時，並未加入預期，總供給面及不確定因素， 本論文第一部份將探討加入這些因素後，最適資本移動係數的選擇。此外根據以前的 文獻，在探討最適外匯政策時，均假定資本是完全移動的，本文第二部分將解放此假 設，探討滿足損失函數（Loss function ）––即所得之變異數為最小的最適外匯政 策，同時可以證明出資本完全移動下之結論只是本文結論中的一個特例而已。本文第 三部份將利用所建立之模型探討在各種不同匯率制度（固定、管理及浮動匯率）下之 最適財政及貨幣政策，並希望能找出最適之政策搭配。

世界各國面對垃圾量隨時間而逐漸上升的情形，原本皆視為必然趨勢，因此不斷地提供垃圾服務的供給來滿足家戶需求，以求達到均衡，這可說是「需求創造供給」。但是，一旦供給不足，在缺乏價格機能調節下，均衡將不復存在，於是降低家戶對垃圾服務需求的政策始被提出並被採行。另有一些研究則是瞭解人對環境的認知、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連性，許多研究發現其間關係為對環境知識瞭解愈詳細並傾向於新生態典範者，其行為表現就愈環保且較有積極的垃圾減量的行為，此為除了實施降低家戶對垃圾服務需求政策外另可同時進行的方向。 台灣目前已採用隨水量徵收垃圾清除處理費來反應各縣市政府在處理垃圾時的成本，不過因為此收費方式不是依垃圾量的多寡來收取，且家戶通常在繳交水費時無特別察覺到此筆費用，因此不會有付了清除費的感受，所以台灣近年來有幾個都市採行了減少家戶對垃圾服務需求方面的政策。此類政策大多分為兩種，一為行政命令式的強制回收；另一則是隨垃圾量收取垃圾費。台中市自民國88年7月1日首先實施「強制垃圾分類」，台北市則於民國89年7月1日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而今年1月1日，高雄市也採行了與台中市相同的政策，藉此來提高資源回收量、降低垃圾量。 本研究以一代表性家戶追求最大化效用，但受限於居住地的垃圾管理政策之條件，用比較靜態方式來分析在「無任何降低家戶對垃圾服務需求的政策」、「強制垃圾分類」、「垃圾費隨袋徵收」相異制度下，對家戶的垃圾源頭減量行為及垃圾丟棄量、非法傾倒量、資源回收量的影響。結果只有「隨袋徵收」具源頭減量效果，但是非法傾倒量也最多。若家戶只能以非法傾倒或合法丟棄兩種方式來處理垃圾時，那麼台中市、高雄市不會有非法傾倒的情形，但是台北市一定會有。而如果家戶只能在非法傾倒、從事回收間做抉擇，則台中市、高雄市會比台北市願意多做分類工作。至於若只有合法丟棄與回收間兩種可能性時，則要視其分類不完善的預期罰金與垃圾袋費用孰高來決定兩種制度下何者的回收量較高。 實證分析則得到對環境及垃圾管理認知、態度與日常環保行為愈正向者，其家戶會多花點兒心力於垃圾分類且垃圾量也較少。實施「強制垃圾分類」與「隨袋徵收」的地區，回收時間有顯著性地增加。但是對於減少垃圾容量，「隨袋徵收」才有顯著性的效果。本研究純粹探討制度不同對家戶減量行為的效果，而無分析不同政策的成本面，因此，環保單位應就欲達目的擇一適合的垃圾管理政策。 / The amount of household solid waste that is constantly rising with time has been an inevitable trend. In order to reach the equilibrium, the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initially supply the solid waste disposal services freely to fulfill the demand. However, once the cost of supply has grow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supply falls short, the equilibrium will be impossible to reach. Thus, many governments have changed the policy of providing free disposal service and develope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lower household’s demand for the service. In the meantime, some researches have studied the links between human perceptions, value, attitude and behavior toward the environment. Much of the research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the more detailed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 people hold, the more of New Environment Paradigm (NEP) they are,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actively reduce their waste and promote green behavior. This is one other route we can take to reduce household demand of solid waste services. The waste disposal fee is charged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water used by the household to cover the cost of waste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in Taiwan. However, this charge scheme doesn’t relate the fee paid by a household to the amount of waste the household discard, and most households are thereby indifferent to the payment of waste fee. In recent years, several cities have undertaken alternative policy schemes to reduce the household demands for waste disposal service. These schemes mainly come in two ways：one is to charge fees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of waste generated; the other is to enforce the mandatory recycling law. Since July 1st, 1999, Tai-Chung City has required households to separate the waste into recyclable and disposable while Taipei City had chosen the latter fashion - waste fee per bag since July 1st, 2000. Kaohsiung City, on the other hand, has performed the same scheme as Tai-Chung City beginning January 1st, 2001. This study first develop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household disposal decision under different waste management policies：“no policy”, “required waste separation and recycling”, and “fee per-bag”. The household can choose among various options, including waste reduction, recycling, regular garbage collection and illegal dumping (or burning). The model shows that the “fee per-bag” is the only effective solution to source reduction; however, it induces the most illegal garbage dumping among the three schemes. In fact, the incidents of illegal dumping did not take place in Tai-Chung or Kaohsiung cities but was found in Taipei City. When households can only choose between recycling and illegal dumping, then Tai-Chung and Kaohsiung city dwellers are more likely to do more separation and recycling work than Taipei’s. As for when only regular garbage collection and waste separation and recycling are available as in Tai-Chung and Kaohsiung cities, the households’ likelihood to recycle depends on the expected fines of incomplete separation.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when people have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waste management policy, greener attitude towards environment, they tend to put more effort into waste separation and recycling, and their waste generated will be less than other households. The time people spend to separate wast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in those areas that apply “required waste separation” and “fee per-bag” programs. “Fee per-bag” has resulted in the largest decreases in the volume of the garb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