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決定最適合公司的股利政策時，會在考慮政府法令規定及公司特性之因素。從國內許多與股利政策相關的研究中，實證結果均指出公司政策與股利政策有一定程度的關係，然而其主要選用之樣本幾乎都排除了產業性質特殊之「金融業」。故我國金融業的股利政策的決定，是否與代表其他一般產業的製造業之間存在相同或相異的決定因素，以及在平衡股利政策實行後，各種股利支付率是否考量之財務變數因而不同，此為本研究的重點。本文主要採用TOBIT MODEL來驗證其相關性，實證結果發現金融業與製造業在決定現金股利以及股票股利時，其所考量的財務變數有很大的不同，主因在於其產業特殊性。然而在平衡股利政策實行後，對於金融業股利政策決定之考量因素有明顯的不同，造成之原因在於金融業在該政策實行之後，股利發放之型式明顯的從現金股利轉為股票股利之趨勢。

本文從問題意識的產生與演變，到確立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從理解理論的內容，再到後冷戰台海局勢和美國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整體認識，故設定了如下的預期研究成果： 第一，界定後冷戰時期美國單極霸權的國際結構，其對台海兩岸局勢的制約及影響，特別是霸權穩定論的學理在美中台三邊互動關係之運用。 第二，界定自1993年至2000年柯林頓總統執政以來，美中台雙邊關係的發 展與變遷，以及美國在台海的政治、軍事、經貿關係上的互動，描繪出輪廓與特徵，並釐清美國在整個台海關係所扮演的角色、台灣和中共所受到的影響，並找出三邊互動模式。 第三，透過本文的研究結論來解釋美國對台海兩岸政策的基本主張與利益所 在，以比較的方式分析美國對於台灣以及中共政策的相同、差異與關聯性，對未來可能的發展做出若干的預測。

「九一一」事件後歐盟採取多項反恐措施，包括加強制定反恐法令、強化各項安全維護工作、打擊恐怖組織的財源與連絡管道，以及加強國際反恐合作等，另方面亦開始檢討伊斯蘭社群在當地社會的適應與融入問題，期能多管齊下，減低恐怖活動對歐洲地區的安全危害。本篇論文研究發現，「九一一」事件後歐洲地區的恐怖活動受到激進伊斯蘭思想之滲透影響，與傳統上歐洲地區以分離主義為主的恐怖活動在本質上已有所不同，因此歐盟的反恐作為也必須隨之調整，以因應新型態的恐怖威脅；惟歐盟在多年努力下雖已取得初步反恐成果，但過程中亦面臨部份措施引發爭議及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協調問題，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際反恐合作上亦非完全一致，以致未來仍需持續調整其反恐政策作為，俾更有效消弭其面臨之恐怖主義安全威脅。 / EU has adopted several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sinc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in 2001, with the aim to reduce the terrorist threats in Europe.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nature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in Europe has changed from mainly ‘separatism’ before the 911 to ‘Islamic radicalism’ after that. In order to better cope with the new type of terrorist threats, EU has to adjust it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ccordingly. However, although EU has garnered some fruits after years of sweat, it is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of public criticism and disagreements among EU members as well as the allie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n other words,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if the ultimate security and peace is to be acquired in Europe.

「創新」在目前競爭激烈的知識經濟時代中，可說是決定勝負之加分關鍵所在，「創新(Innovation) 」是企業型政府的主要核心價值，並強調理念設計與務實執行雙重層面之積極作為。 本研究以公糧檢驗管理系統推動之公糧檢驗管理系統作為案例，以創新擴散的理論切入，由環境背景系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組織架構、溝通管道）、創新需求的議題設定過程、創新發展過程中創新者背景及決策立場等，以及執行階段中再發明的可能性、資源及工具及執行者的意向等分別加以研析討論，以了解本案例發展過程如何受到環境背景、創新者及決策者的背景及立場，以及執行時各項資源工具及執行者意向的牽動，以公糧檢驗管理系統為例，描繪出創新政策發展的完整圖像。 本研究發現在創新政策發展過程中，問題與需求發動的格局及積極性意義將決定後續發展的結果，而創新政策在發展過程中由於有較高未知性及受到重視，使得本位主義及組織內微政治因素將影響決策過程，在執行階段中政策的彈性空間有助於再發明的發生可做為政策修訂的有效參考，而良好的組織氣候、組織文化可能提高執行者對於政策認同的程度及執行時的配合度。 本研究建議政府組織架構中納入創新制度科技研發專責部門，並將政策研擬及施政管理的各項過程，以創新政策強調人本需求及深入影響而衍生的內化（動態學習機制）及優化（公平、正義、公開、理性）的品質進行評價，以維護公共性的目標價值。

馬英九政府與陳水扁政府大陸政策的大陸政策研究比較 摘要 兩岸之間的關係，事實上自1949年兩岸分離分治後，即已不具實質意義。在兩岸的互動中，主權爭議與主權問題，一向牽動雙方的立場與情緒，成為兩岸間問題無法解決的根本癥結，甚而是島內政治亂源，且也是推動良性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2000年台灣發生了首次的政黨替，對於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08年馬英九當選了第12任總統，實現了我國有史以來的二次政黨輪替。這樣的民主政治為兩岸關係帶來了一線曙光。 本論文以陳水扁政府與馬英九政府時期的大陸政策為研究對象，對兩任政府大陸政策在政治、經貿及文化交流方面做比較，分析兩任政府的大陸政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而台灣人民對於兩任政府大陸政策的看法？以釐清政黨輪替前後(2000年至2008年)的大陸政策的差異性。可以提供未來兩岸關係政策良好建言，加強國際競爭及為兩岸政經困局解套，拓展國際活動空間，為政治安定及經濟繁榮發展，尋求安身立命之道。 研究後發現陳水扁政府及馬英九政府的大陸政策，在政治方面都面臨「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民進黨的「法理台獨」是行不通的，在「統」、「獨」及主權爭議上，多數台灣人民選擇維持現狀，因此馬政府的「不統、不獨’、不武」較為人民所接受。而在經貿議題上，馬總統上任以來所實施的兩岸經貿政策，人民多給予肯定的，認為有助於提昇台灣的競爭力。另外，對於直航所帶來兩岸交流，人民的看法也是正面的。但因為兩岸交流而產生台灣人民的身分認同問題，多數台灣人民在自我認同上，會產生省籍情結和統獨議題分不開。扁政府時期一直在強調「台灣主體性」，使得「台灣意識」抬頭，造成族群對立。馬英九先生以一個外省籍的台彎人當選總統，正好讓台灣人民身分認同上可以族群融合。 展望未來，或許從年輕族群對省籍所牽動的不公平感受並不深刻，歷史文化經驗不同，族群意識也慢慢的模糊，應當有助於省籍情結的消彌，解決嚴重的族群對立問題，進而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讓兩岸和平共存的發展。

由國內外文獻可知 , 營運資金管理之主要研究議題包含信用政策、現金流量之流動性指標、營運資金管理相關變數之產業效果、現金轉換循環、營運資金融資政策等。其中，早期較著重於對企業信用政策及流動性指標的研究，而近期則較著重於對現金轉換循環進行管理之相關研究。過去研究只單獨考量企業營運資金供給面與需求面，本研究結合企業營運資金供給面與需求面，深入剖析同時考量營運資金供給與需求對於公司獲利能力及融資政策的影響。 本研究以1998年至2007年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依變數以此期間為主，而自變數及相關控制變數，係以落後一期為主，有相關資料始納入本研究之原始樣本。另外，排除金融服務業、營建業、其他產業及樣本公司在研究期間曾經下市者，根據上述的選樣過程，國內於1998年至2007年總計10年間，具有完整資料之上市公司共計264家，總計2640筆資料。樣本共計16個產業，其中資訊電子產業所佔比重最大，共計680筆，佔樣本的25.76%，其次為紡織人纖業，有360筆資料，其餘產業各佔10%以下。 營運資金需求天數對長短期經營績效皆為負向影響，其中以對Tobin’s Q及ROE的影響較顯著；營運資金需求比率對短期經營績效皆為負向影響，其中以對ROE的影響較顯著；營運資金供給比率對短期經營績效皆為正向影響，且對三項短期經營績效皆非常顯著；營運資金缺口比率對短期經營績效皆為負向影響，且對三項短期經營績效皆非常顯著；營運資金供需比率對ROE的影響呈倒U型之非線性關係，亦即營運資金供需比率愈高對ROE有正向影響，但供需比率過高時，容易造成公司於營運資金管理上的無效率，反而對經營績效有負向影響。而營運資金需求比率、營運資金供給比率及營運資金缺口比率對長期經營績效的影響皆呈先正後負之倒U型非線性關係；營運資金供需比率則對長期經營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顯示本研究結合企業營運資金供給面與需求面，同時考量營運資金供給與需求對於公司獲利能力的影響，除了有助於提升模式的解釋能力，並且當企業營運資金缺口(淨營運資金需求)愈大時，愈容易發生流動性不足與資金週轉不靈的問題，使得企業經營的風險也相對提高，亦支持本研究假說2的推論。 營運資金需求天數及營運資金需求比率對短期負債水準有顯著正向影響；營運資金供給比率對長期負債水準呈先正後負之倒U型非線性關係；營運資金缺口比率對總負債水準呈先負後正之正U型非線性關係，而對長期負債水準呈先正後負之倒U型非線性關係；營運資金供需比率對長期負債水準呈先正後負之倒U型非線性關係，而對短期負債水準呈先負後正之正U型非線性關係。 融資順位理論指出，公司若需要籌措資金以進行新投資計畫，內部資金是投資資金的首要融資來源，倘若內部資金不足，再以債券融資，最後為發行新股(Myers and Majluf,1984）。本研究結合企業營運資金供給面與需求面，同時考量營運資金供給與需求對於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由營運資金缺口比率及營運資金供需比率實證結果可知，支持融資順位理論及本研究假說3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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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Kotler & Levy首次提出將商業行銷的概念，應用於非營利組織，開啟了公共組織行銷的大門，它將公共組織的服務視為一種“產品”，並著重對於標的顧客團體的界定與顧客行為的分析﹔運用行銷的手法，將市場區隔、市場定位、產品定位等行銷技術引進政府部門中，使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更具廣泛性及系統性。 這股對於政府行銷概念的演進可以從公民參與的觀念開始探討，近來由於民主思潮的推動及公民自覺的意識提高，政府部門開始積極將民眾之參與和社會公益納入公共政策的規劃與評估中。再加上公民參與機制之建立、廣泛地運用新管理方式，使得政府必須像私人企業一般回應顧客的需求與偏好，將從前把民眾視為受影響的標的團體，改為擁有選擇權的顧客。而這也代表以往傳統理論權威行政下公共行政封閉式的意識型態已經被打破。 而公共組織在其特殊環境的系絡下，如環境與組織的差異、利潤與非利潤導向、貨品與服務的不同等方面由於其特殊性，所以多以宣導的方式作為對政策行銷的方法，來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並以各種管道實際依據顧客需要來設計產品（服務提供），藉以提供良好品質的服務。 在這行銷擴大化的潮流下，政策行銷概念開始被提出，本文將行銷學上的行銷工具引進在政策行銷要素之研究上，加入更多行銷工具及技術，如政策目標確立、政策市場區隔等概念，來補充、修正、及檢測公共組織的行銷實務。 加上「符號學」的運用，使得政策行銷的宣傳透過傳播管道，將意識型態加以建構，而形成在認同的過程中，不斷的將政策行銷目標所欲傳達的意識型態加以複製強化，透過意識型態的強化產生認同，形成認同的不同層次。 最後透過ELM理論將符號的特質跟傳播特性加以結合，更使得政策行銷效果更為顯著，可見符號是意識型態、認同、說服所生成的基本元素。在邁向後現代的社會當中，「符號的行銷」也漸漸的形成行銷的另一種方法，這股趨勢再再的印證本文所述：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個「符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