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中學即指中等教育前、後期（即現行國、高中階段）學生合校之中學。完全中學教育政策自民國八十一年，臺北市設立第一所試辦起，經民國八十四年教育部擬出「完全中學試辦計劃」成為全國試辦的教育政策，至民國八十九年正式法制化，今已成為我國中等教育主要的教育改革政策之一。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臺北縣市完全中學教育政策執行之現況、成效、問題及政策相關人員之意見，以作為改進臺北縣市，甚至全國之完全中學政策執行與學校運作之參考。研究者首先探討與完全中學政策相關之文獻，以供作為調查研究設計之用。其次編製「臺北縣市完全中學教育政策執行之調查問卷」以及「完全中學教育政策執行研究之訪談調查表」作為調查工具，進行訪談時並有錄音機作為輔佐訪談紀錄工具。第三以分層隨機取樣抽取臺北縣市共二十一所完全中學的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以及家長等共1050位樣本，其中有效問卷648份，並依此進行次數分配、卡方考驗和寇克蘭Q考驗，來加以討論和分析。另外以隨機取樣抽取教育部、臺北縣市與完全中學政策相關之教育行政人員，以及臺北縣市完全中學之校長、教師及家長共九位進行訪談調查，並進一步分析討論訪談內容。 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完全中學已正式法制化，具一定規模，各方表現則互有消長。 二、影響臺北縣市執行完全中學政策的相關因素分析──「配套措施」、「價值觀」、「經費」、「人力」、及「宣傳」為五大因素。 三、臺北縣市執行完全中學政策所生成效──高中社區化、高中容量的增加、資源效能的提昇，以及國中部學生素質與入學率的提昇，為主要的成效。 四、臺北縣市執行完全中學政策所生問題──「行政負擔過重」、「大環境觀念不利」、「學校定位不明」、以及「一校兩制」等為主要問題。 五、臺北縣市執行完全中學政策相關問題的解決之道──「調整擴增行政員額編制」、「改變教育財政思維」及「釐清學校與政策定位」為主要方法。 六、臺北縣市執行完全中學政策未來發展模式分析──完全中學政策具有繼續推行的價值，但於政策內容上需做相當的調整。 研究者根據文獻與研究結果發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對於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增加員額編制，調整人事制度 （二）改變教育財政思維，資源有效開源節流 （三）釐清政策方向與學校定位 （四）改良課程設計，增加彈性與多元性 （五）充分授權地方政府與學校 （六）提升政策執行人員素養 （七）加強政策宣導，導正認知與觀念 二、對於學校行政的建議： （一）增加直升名額 （二）均衡國高中部間資源與地位 （三）增加全校師生間互動 （四）妥善處理教師調動 （五）參考其他完全中學經驗 三、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研究方法上，可採個案研究法等多種方法並行。 （二）研究內容上，可做學校間或國際間的比較；亦可針對人力財力做有效資源分配的研究；或以完全中學政策，進一步對教育政策執行的理論架構做探討。 （三）研究對象上，除依完全中學政策所成立之公立完全中學外，另可以私立或師大附中等「完全中學」為研究對象。而待此政策趨於穩定成熟後，亦可針對學生做學習成效等方面的研究。

第三部門透過倡導介入公共政策的運作，有助於政策由下而上形成，使其更能符合實際需要，在民主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愈為重要。台灣國民年金之立法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國內諸多第三部門對其均著力甚深，故本文乃從第三部門政策倡導的角度出發，以Kingdon的政策窗模式為架構，探究政策倡導如何影響政策過程，以及倡導本身之資源、策略與影響方式上的運用與成效。本文藉由深度訪談，以及各種會議、出版品、剪報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整理出如下結論： 1.從政策過程來看，問題流中，國民年金的迫切性存在已久；但政策流中紛擾不斷，而第三部門往往僅指出現行版本的缺失及不足之處，較少拿出具體版本致成效有限；而政治流中，第三部門亦多跟著政府部門的動作做出反應，雖成功擋下儲保制與小國民年金，卻未能更積極地去運用策略引導政治流，促成政策窗的開啟，殊為可惜。 2.在政策倡導之資源運用上，第三部門已形成一定的互動與動員機制，成為其倡導時之有力資源，其他包括正當性、對資訊的掌握、公益形象等；然聯盟有時關心的議題眾多，再加上組織原本之業務，易致力量分散，而內部意見的整合也是一大難題，另外，在國民年金議題上，第三部門相當依賴經建會的精算，能力、人力有限皆為其因。 3.倡導策略包括：代表策略、困窘策略、遲滯策略、資訊策略、輿論壓力策略；前三者較具果效，然國民年金議題專業性高，且涉及政府財政的長遠考量，因此第三部門不一定能提出自已的主張和理念易顯得亂槍打鳥，而輿論壓力策略則因人民不懂，向政府施壓上顯力不從心。 4.影響對象包括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及人民；國民年金主要由經建會負責規劃，然其態度封閉，第三部門不斷透過請願、立法監督、遊說高層等方式向其施壓，再加上選票至上、政府財政考量、意識形態差異、專業的迷思等亦造成政策倡導的困難；目前第三部門與行政機關互動重要窗口為行政院下之「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在立法部份，第三部門透過壓力遊說、理性遊說以尋求立委的支持，然由於立委普遍不了解該議題及政黨協商機制的黑暗，使得法案通過與否難以預料。對人民的倡導著力甚少，民意難凝聚讓推動國民年金立法備感艱辛。

在公共補助逐年限縮的情況下，產業界藉由學界知識創意補充自身技術缺口，而大學則利用知識產業化的契機，由基礎學術領域擴展至應用研究範疇，達成人才交流、設備資源共享、撙節成本等綜效，不啻為產學合作模式愈趨穩固發展之關鍵因素，咸認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方式。 為利高等教育發展並課以學校財務經營的責任，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四年首先選定國立成功大學在內的五所公立大學試辦校務基金制度；因基金制度精神係收入無需繳交國庫且年度結餘時可轉下年度繼續使用，故該制度尚未實施前先以國立大學名義組設，且由校務行政主管擔任多數董事之財團法人基金會存在之正當性與合理性旋即受到挑戰。 基此，本研究選取國內產學合作極具代表性之國立成功大學作為研究對象，冀由Sabatier和Jenkins-Smith (1993)提出政策倡導聯盟（Advocacy Coalition Framwork, ACF）理論，分析民國一○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增訂之第十五條規定，及同期間國立成功大學與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中斷長達二十餘年合作協議後，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各行動者間的互動方式，及前述行動者究竟透過那些策略，企圖影響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與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再予調整雙方合作關係。 綜整深度訪談後發現，縱然沒有教師會/校務會議代表等政策掮客居中協調，雙方決策者亦會因彼此利益共同體之由重啟合作談判，此為以政策倡導聯盟理論解釋本個案與原理論最具差異之處。對此，本研究認為政策掮客存在對於政策產出而言非絕對必要性，頂多扮演促進者角色，加速政策學習或政策變遷；另，因本研究個案之決策者有二（即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與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倘其一之決策者實質掌握整體執行機構資源，即取得主導政策取向的優勢，此時次級聯盟透過策略工具影響決策者修正政策產出將更顯困難，除非次級聯盟利益與決策者相同。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1872号 / 人博第901号 / 新制||人||215(附属図書館) / 2018||人博||901(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相関環境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佐野 亘, 教授 浅野 耕太, 教授 那須 耕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公共政策是藉由重大公共議題的討論來分析政府活動的一種研究途徑，將公共政策的過程切割成議題設定、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及政策終結等階段，雖可以獲致清晰的流程架構，但此一單向的線性思考方式，不但簡化了政策問題解決的複雜性，亦會喪失政策過程的動態本質。再者，公共政策的研究領域日益蓬勃壯大，研究途徑與方法亦漸趨多元發展，理論概念與分析架構的整合自然日趨重要，如此將有助於研究者將研究議題與經驗資料作最佳的組合。是以，本研究採取非線性的政策動態概念，對政策的演變作一有系統性的探索，在融合有關政策變遷的各種觀點後，提出「政策體系」的理論概念，建立「宏觀」的分析架構作為探索政策變遷現象的基礎。 政策體系乃是以政策過程為焦點，所有與政策性質相關的要素，都可視為政策體系的構成要素。首先，政策是在開放的體系中形成、維持、接續與終結，自環境中汲取養分同時受到環境的限制，由此觀之，外在環境因素是政策體系中不可忽略的一環。其次，討論政策體系自然不能遺漏政策本身的因素，政策乃為解決社會問題而生，沒有社會問題的存在，當然就不會有政策制定的需求，另一方面，政策本身的組構方式則是攸關問題的解決與否。再者，在民主體制中，任何的政策形成與改變都必須取得正當性的依據，只有問題的存在並不保證一定會被政府所處理，必須通過政治結構的考驗才可能有政策產出。最後，政策體系是一個互動的體系，政策參與者之間就政策方案的選擇所從事的各種行為與活動，都可能影響最後的政策產出。歸納言之，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至少應該包括幾個要素：外在環境的因素、政策本身的特性、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及政策行動者的互動行為，這些要素的互動作用會導致政策的變遷。 最後，政策是政府選擇目標與工具來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活動，它不是在真空中運作，而是不斷與社會進行互動的連續性過程，這也是政策走進歷史之前會出現變遷的原因，本研究雖然提出具有規範意涵的分析政策變遷的理論架構，但是基於「真實個案是檢驗理論效度的最佳途徑」的法則，本研究以民進黨首次執政時期所推動的停建核四政策個案為例，利用文本中所建立的分析架構來詮釋此一政策變遷的過程，並在結論中整合理論與個案的研究發現，就政策體系的各個面向提出幾個有關政策變遷的假設性命題，以供後續研究之參考與檢證，進而促成政策變遷知識的深化。 / Public policy is a research approach to analyze governmental activities by discussing public issues. However, in most articles, the policy process is seen as a logical succession of steps: agenda setting, policy formulation, policy legitim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licy evaluation, and policy termination. Although this progression of stages provides a clear and useful framework, it often obscures the complexities of public issues. In other words, most policies are not a process of linear development, from agenda setting to policy termination. Policy chang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is way,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policy, it is helpful to take a nonlinear perspective. Policy change is used by a wide range of authors in public policy and other disciplines,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what the definition of policy change is. In fact, this question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until now. Policy change is not simply a label, bu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cy process. It is worth drawing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licy change. Within this framework, we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y change: policy succession and policy termination, firstly. And we can find some cues from policy change, including organization, statutes, budget, personnel, and media. Secondly, we use the concept of policy system to connect with policy change. This concept contains several elements: external environment, policy attributes, institutional factor, and policy networks. These element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produce policy change. We use this framework to analyze policy discontinuity for the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in 2000. Finally, policy is essentially about government. The major activity of government is seen as choosing goals and instruments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Policy does not exist in a vacuum; it is made in a concrete environment. We should see policy as a continuing process of social action and interaction. This is why policy may be changed before it is terminated. Finally, we provide some hypothese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本論文全文共十一萬餘字，分為七章二十三節。各章大要如下： 第一章：導論。介紹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資料來源與限制。 第二章：中共對外經濟政策的特性。探討中共經濟理論，其政策的演變與特性。 第三章：中共對外經濟開放政策的背景。從意識型態、經濟制度和經濟策略角度來探 討其背景。 第四章：中共對外經濟開放政策的主要措施。分別探討中共對開放地區的做法，其目 的與效果。 第五章：中共經濟發展策略與對外經濟開放政策。從經濟面分析其策略的重點原則、 利用外資、引進技術的做法和限制。 第六章：中共意識型態與對外經濟開放政策。從政治面分析其政策的內涵、意識型態 與經濟政策的關係，以及其政策的副作用。 第七章：結論。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 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 由戰時經濟環境的特色，引伸戰時財政的意義及四大目標。並介紹一般性及 非常性財政工具的種類。其中又以租稅政策、公債政策、通貨政策及經濟統制最湩要 。 第三章 探討租稅政策、公債政策、通貨政策及經濟統制實行的方法，作為戰時財政 工具的優缺點，以及四項政策的比較。 第四章 介紹二次大戰期間各參戰國戰時財政實例。以德、日、英、美、蘇五個國家 為代表，並介紹以色列及韓國這兩個處於準戰時期國家的財政特色。 第五章 我國抗戰時期財政。 第六章 結語與建議。

一般在分析總體經濟政策時，所採用的模型皆為單一部門的模型，而有二部門分析的 分獻僅有少數二、三篇，然在幾篇文章中，所探討的只是短期效果，而沒有考慮長期 穩定狀態下的效果，同時在模型的設立中亦皆沒有將政府預算限制式納入考慮，此外 在這些文章中亦皆假設經濟體系為靜態的，而不將經濟成長納入考慮，而本文的目的 即在針對這些缺失，將政府預算限制式，經濟成長納入一充分就業之模型中，並利用 此一模型來探討政策的短期效果與長期穩定均衡狀態的效果，此外試圖對這些政策的 傳遞機能做一詳盡而合理的解釋，最後，將本文的結論與有關文獻做一適當的比較。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政府機關與政策利害關係人於政策制定過程中，如何以政策論證（policy argument）的方式影響政府機關政策制定，並以行政院環保署推行之「限塑政策」為個案分析主體。藉由文獻檢閱整理政策制定與論證之概念，嘗試以學者William Dunn的論證方式，佐以深入訪談分析、再參酌立法委員於限塑政策制定時於立法院所提之論證內容，最後進行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政策制定與政策論證的意涵及論證之方式，瞭解「限塑政策」之起源、內涵、規劃與合法化。並將贊成與反對「限塑政策」之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立法委員、利害關係人及當事人代表之意見，並進行正反交叉之論證分析，以瞭解「限塑政策」之實施情況、並提出未來修正政策方向與相關建議，希冀對往後政府在執行相關政策時能有所助益。為順利完成研究，本文第一章研究途徑採取質化及個案研究途徑；研究方法採用文獻檢閱法及深度訪談法；研究主題範圍為「限塑政策」從問題發生、規劃至合法化的相關過程；時間範圍為政策推行日前之政策制定過程，至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推行時期都列為本文探討時間範圍；參與者範圍則包括環保署、各縣市環保局、塑膠業者、環保團體、民意代表、學者專家及一般民眾等。 第二章為相關理論探討與文獻檢閱。第一節將探討政策制定的基本概念；第二節將對政策論證的基本概念作簡單的鋪陳；第三節將對近年來有關政策論證及「限塑政策」的碩、博士論文進行摘要、檢閱及評析，俾利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作為往後章節論證分析的基礎。 第三章是以行政院環保署在民國91年7月1日所推動的「限塑政策」為主軸，探討該政策的起源、意涵、規劃、合法化及產生後續之相關問題等，將以該政策的文獻資料、期刊文章、政府公報、網路資料與各報章雜誌等資訊，作為主要參考之內容。 第四章是以行政院環保署規劃與執行「限塑政策」的政府官員、於國會提出質詢之立法委員、相關環保團體、塑膠業製品工會代表，與民眾等公共政策相關領域者進行訪談，進而從事「限塑政策」的論證分析，以學者William Dunn提出的權威、統計、類別、直覺、分析重心、解釋、實用（平行案例）及價值批判的論證方式，並歸納整合進行贊成、反對意見及交叉論證分析。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本章將承續第四章的論證分析，彙整出本研究之發現，並對未來「限塑政策」可進行之方向提出幾點建議以提供未來相關政策制定時之參考，最後並提出幾點研究建議供後續相關研究者卓參。研究發現政治菁英對政策的喜愛與偏好具有影響力、民間團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有限、民眾高度支持的政策具有迷思、以價制量下的限塑政策仍須再評估、限塑政策欠缺比例原則及公平性原則、政策實施前應具有完善的配套措施與通盤考量等多項發現。至研究建議方面，制定政策應以長期性、永續性的眼光制定、強化與環保團體、業者及民眾參與及溝通機制、應從教育面從手，改善人民對環保的觀念與認知、訂定限塑政策相關法令，建立回收制度、政策應符比例原則及公平性原則、及相關具體建議等，期望能提供政府機關爾後推行相關政策時參考。

歷經二次大戰洗禮後，日本迅速重建，之後歷經幾次景氣擴張，而躍升為經濟大國，在1986~1991年更是達到高峰。然而，日本政府欲以調升利率緩和經濟過熱，日本金融體系的呆帳問題漸漸浮現，形成多重性景氣衰退，長期以來奉行凱因斯思想的日本政府，在經濟泡沫化後仍如同以往利用財政或貨幣政策來擴張景氣，但整個1990年代似未使日本經濟真正地回到正常軌道，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因此本文介紹1990年代以來日本各項財政政策之實施背景、目的、措施與特色、結果，並佐以實證文獻回顧探討財政政策的有效性，發現大多數學者認為財政政策在短期確實發揮功能，但長期效果則不足。 本文實證是以Andersen and Carlson (1970) 建立之St. Louis Model為基礎，驗證日本1990年代以來財政政策有效性。原始的St. Louis equation僅是一條縮減式 (reduced form)，透過係數大小比較，發現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有效且快速。本文除檢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有效性外，亦同時加入貿易政策。方法上，財政政策採政府總支出，貨幣政策採M2+CDs，貿易政策採出口為解釋變數，對各變數取一階差分、選取最適落後期，再以最小平方法進行迴歸。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無論是當期效果或長期效果，財政政策有效性最佳，貿易政策次之，貨幣政策效果最小。因此，財政政策似是日本在1990年代以來擴張景氣時最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