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全部共一冊，約六萬字，全文分為五章十八節，研究方法以歸納為主，主要 內容如下：第一章緒論，包括四節，１研究動機與目的２研究範圍與內容３研究步驟 與方法４文獻回顧。第二章我國現行之地價稅制，針對現行法令制度加以歸納，包括 兩節１立法沿革２現行規定。第三章地價稅之政策目標，對於土地政策加以檢討分析 ，包括四節，１遏阻土地投機２促進土地利用３地租歸公４公平稅負。第四章地價稅 制結構分析，依據政策目標來評估結構，內容包括六節，１稅制結構２問題分析３地 價稅之稅基４地價稅之稅率５地價稅之累進起點地價６田賦改征地價問題。第五章結 論與建議，包括兩節１結論２改進意見。

本文主要研究之內容為管理浮動匯率之效果，為便於分析乃假設此經濟體係為一開放 經濟，而在此體係下的短期均衡是依據資產市場及財貨市場來決定。 對此一問題之探討，大部份的文獻是採凱因斯模型，而本文模型之建立是以資產方法 分析為其特色。在管理浮動匯率下，一國的貨幣當局應積極、主動干預外匯市場，以 消除短期的匯率波動，但並不影響長期的匯率變動趨勢。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管理浮動匯率政策之效果 第三章 管理浮動匯率之隔離效果 第四章 結論 本文共約二萬字。

清廷為了依賴蒙古的武力，同時也為了避免蒙古過於強大而不容易實施直接有效的行政管轄，因此在「分而治之」與「因俗而治」的治邊指導方針下，在蒙古地區推行多元化、多層次的封禁隔離政策。此政策的內涵主要可分為兩個層面：就蒙古內部來說，是嚴防蒙古各旗、各部之間的交通往來，並且推行藩旗組織；就蒙古外部來說，是防止蒙古與漢、藏、回以及東北地區邊疆民族的互動交往，而重點主要在嚴防蒙古與漢、藏兩族的聯合。就實施內容來說，可分為四個部分： 一､在蒙古各旗之間的封禁隔離：禁止各旗越界游牧、畋獵與採捕；禁止蒙古私相往來以及禁止各旗王公私自擴充屬民與隱匿壯丁。 二､在蒙古各部之間的封禁隔離：禁止各部私相來往、互售軍器、違禁通婚與貿易以及讓各部在行政管轄上互不隸屬。 三､推行藩旗組織：在藩旗組織下的蒙古，有扎薩克模式（盟旗制度）下的外藩蒙古與八旗模式下的內屬蒙古。外藩蒙古又分為內扎薩克與外扎薩克兩種旗。內、外扎薩克旗的區別，主要在於內扎薩克旗的平均佐領數遠多於外扎薩克旗；同時，內扎薩克兼有軍事首長的身份，有帶兵權，而外扎薩克則沒有。內屬蒙古不設扎薩克，以都統、總管或佐領治理，直接隸屬於當地的將軍或是參贊大臣，而形成都統旗、總管旗或是佐領旗。 四､在蒙古與漢、藏兩族之間的封禁隔離：（一）､在蒙漢之間：一方面透過關禁的實施、禁止雜居與通婚以及蒙漢分治來進行民族隔離；另方面又透過墾禁、礦禁政策，輔以地域封禁的方式，來達到蒙漢隔離的目的。（二）､蒙藏之間的隔離，初期借藏以化蒙，而後挾蒙以制藏，嚴密注意、限制蒙藏兩族的聯繫交往，同時並實施藏蒙分治。 清朝蒙古的封禁隔離政策，就政策的成效性來說有三點：在繼承自中國歷代以來各民族生息區域的基礎上，形成基本而完整的清朝中國疆域以及發展了蒙古畜牧業與維護草原的自然生態。就政策的檢討來說，蒙古封禁隔離政策的失誤有三點：造成了蒙古的弱化、產生蒙漢隔閡以及導致邊疆危機與領土的喪失。 總結來說，蒙古封禁隔離政策，就清朝的立場來講，有時代性的意義與功效；就蒙古的立場來說，有自然保護之利，民族隔絕之弊，利弊參半；就後代中國的角度來說，則是妨礙了民族融合、國家統一，有著千古憾恨之慨。

就我國而言，國家早期在紡織產業政策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違背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且以著強硬的手段介入產業發展的過程，使紡織產業能取得競爭優勢，進而蓬勃發展。但在二十一世紀中，全球化的呼聲貫徹雲霄。全球化下我國整體經濟環境有了很大的轉變。國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是否依然能有效地掌握產業政策，執行其政策工具呢？ 本文對論及國家角色的兩個重要理論：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論作一說明，並藉由討論國家介入產業發展之理論，說明國家介入產業政策之理由與必要性。國家一旦選擇介入產業發展，就必須動用特定政策工具以達成政策目的，因此本文對政策工具之分類多所著墨，以瞭解國家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運用。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國家在紡織產業政策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其使用之政策工具為何？又全球化對產業政策產生何種影響與衝擊？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競爭，台灣產業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又為何？國家已制定哪些政策與工具以因應之，國家未來應該如何修正紡織產業政策以因應全球化趨勢的挑戰？ 本研究採用歷史結構分析途徑，政治經濟學途徑，並採用文獻分析方法。針對台灣五十多年來的紡織產業政策作一說明，將之分為五個時期，並嘗試釐清每個時期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 本研究所得之結論為： 1.台灣的紡織產業政策由萌芽期逐漸邁入轉型期。 2.紡織產業不同階段所著重之政策工具不盡相同。 3.我國國家早期所扮演的干預角色，有助紡織業發展。 4.全球化使台灣紡織業出現各國競爭、供需失調、區域貿易保護與加入世貿之問題。 5.以SWOT分析說明紡織產業政策應加強之處：鼓勵行銷、電子化與兩岸分工。 6.全球化下政策工具轉為健全產業環境，國家角色轉為輔導產業發展。

本論文主要在釐清中國安全決策組織及流程，進而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研究途徑切入，探討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對其國際安全、周邊安全、台海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及環境安全威脅之認知，剖析中國領導人如何做出政策選擇。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對一九九○年至二○○○年間，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各類文件、通知及決定，主要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歷屆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開（閉）幕講話，人大及其常委會歷次會議之工作報告、決議，國務院所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下發之各類規定等進行摘要並作內容分析；並參考各國學者在中國決策及安全研究上之論點，從相關文獻中發掘中國安全決策制定流程與規律，據以驗證本文所提出的三項假設。本論文獲致如下結論： 一、一九九○年代中國確實擁有一個良好的外部安全環境，有利於中國大陸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中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在內部，中國面臨權力繼承問題、貪污腐敗、失業率攀升、國企效率低下、壞債嚴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安全威脅，但中國卻刻意誇大美國的霸權主義、美在亞太軍事部署、台灣獨立、西化及分化等外在安全威脅。 二、中國在安全政策選擇上，時常陷入原則與務實、多邊與雙邊、開放與封閉、改革與穩定、自力更生或仰賴進口、堅持主權或擱置主權的矛盾。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參與國際體制日深，其國家行為日趨開放、務實，積極參與多邊體制，並提出新安全觀及擱置主權爭議等主張，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 三、本文三項假設獲得印證，第一、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漠視腐敗、失業、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等問題，衝擊社會穩定，並使環境安全惡化，甚至造成跨國性威脅。第二、中國誇大霸權主義及台海安全的危害性與急迫性，進而提出推動建立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的構想，發動具有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因此被視為國際現存秩序的挑戰者，激化兩岸衝突與對立，進而引起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第三、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活動，加入多邊安全體制，有效化解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建立社會保障及黨政領導人退休、任期制，有效化解下崗職工不滿及權力繼承危機。在經濟安全方面，中國正視轉軌過程中國企、貿易、金融、財政、糧食、能源等問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世貿組織，實施分稅制等，有利於建立國內市場的統一規則並與國際經濟體制接軌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aims to clarify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 and via constructivist study probe Beijing’s leaders’ recogni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eripheral, Taiwan Strait,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ies in the 1990s. It also aims to analyze how Chinese leaders made these policy options. This thesis adopted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ology to excerpt and make an analysis of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s and notices issu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er and State Council between 1990 and the year 2000; speeches delivered by major leaders at opening or closing ceremonies of previous party congresses and central committees; work reports and resolutions issued at previous conferenc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s;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prepar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its regulations sent to lower units. This thesis also referred to points of view, provided by scholar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n China’s policy-making and security research, and discovered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establishment process and regular patterns from related documents verifying three assumptions provided by this pape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 1. In the 1990s, China had a good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it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China’s major security threats came from the interior. Beijing had to face power inheritance problems; corruption; rising unemployment rates; low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rious bad deb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However, China purposely over exaggerated external security threats such as American hegemonism, US military deployment in Asian Pacific,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esternization and polarization. 2. On security policy options, China often fell into contradictions - between principles and pragmatism;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opening up and closed doors; reform and stability; self-reliance or dependence on imports, and insisting on sovereignty or shelving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following the gradual ris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its deeper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hina’s national behavior became more open and pragmatic, and China actively joined these multi-lateral systems. In addition, it brought about new views of neo-security and shelved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order to make a peaceful and stabl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3. Three assumptions were verified in this paper. First, in the1990s, Chinese leaders ignored corruption, unemploy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by ecological damage, which impacted social stability and caused worsen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ven bringing about translational threats. Secondly, China over exaggerated the harmfulness and urgency of hegemonism and the Taiwan Strait security, to drive the conception of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s well as initiating aimed military exercises. Therefore, China was taken as a challenger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cause of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brought about anxie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bout China’s rise. Thirdly,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UN activities and the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thus effectively reconcil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xiety over China’s rise. It established social security as well as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terms of retirement and tenure of office, which effectively reconciled the dissatisfaction of laid-off workers and the power inheritance crisis. In terms of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was concerned abou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rade, banking, finance, and food and energy problems during their transferring process. To drive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o en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perform dual tax system,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establish unified regulations of domestic market and connected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摘要 本文主要之研究焦點在於藉由政策論證模式，對金門酒廠民營化政策之得失進行探討。本研究主要採取個案研究方式，從整體歷史脈絡與政經環境的整體思考，以呈現公營事業與社會結構之連結性。對金門酒廠與金門社會結構關聯性的發展，衡量其在歷史中所發展出的社會角色與責任，並回溯金門酒廠自民營化政策提出至今，就贊成與反對二者之不同政策主張進行論證分析。 在全文的鋪陳上，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主要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界定研究範圍與研究上所可能遇到的限制，並針對相關之著作進行文獻回顧，以呈現民營化政策之爭議性。第二章主要闡述政策論證之基本理論，並建立本文之分析架構。第三章則分為三節，分別就金門地區發展的三個時期，探討其政治、經濟方面之發展過程，與其中金門酒廠之起源及其社會角色發展。第四章，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金門酒廠民營化政策內容，第二節與第三節則就支持與反對民營化政策之觀點進行論證分析，第四節則歸納論證結果。第五章則為本文研究之總結，並提出研究建議。 本研究擬對民營化政策提供之修正建議如下： 1.運用地方制度法所賦予之權限，與議會合作，將金門酒廠民營化政策予以暫緩實施，而目前金酒以公營公司之型態配合特別設計之法規來經營，一樣可以得到提昇經營績效的目的，而又可免於民營化之弊端發生。 2.彌補菸酒稅及營業稅上繳之損失，除增加生產線外，應積極研發酒精濃度較低之新產品，以減輕菸酒稅之課徵，進而提高營業利潤。 3.金門縣政府可以建請中央考慮金門地區之特殊情形，於將來在財政收支劃分時能照顧金門離島區域人民，給予較優渥之分配，至少應將目前金門人民之生活水準與各項福利措施予以維持，以保障金門人民之權益。 關鍵字：民營化、公營事業、政策論證、政策分析

創業精神與創業近代被認為是經濟成長的動力，多位學者認為創業活動頻繁程度與經濟成長率成正相關，因此鼓勵創業被視為振興經濟的有用方法之一。創業的過程中充滿障礙，政府應給予創業者輔導與塑造良好的創業環境，好的環境能增加民眾創業的意願，樂於創業才更有可能發現好的機會，易於獲得足夠的資源與夥伴，加速創業的成功。透過創業政策的實施可達成此目標。本研究針對目前台灣的創業政策與國外創業政策進行探討，從政策面到組織面到執行面進行相關的研究與比較，期能發現政策之不足給予有效建議。 本研究選擇實行創業政策成效良好之國家做為研究對象，包括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四個國家做為探討之對象。經過文獻的蒐集與深入的專家訪談予以分析，研究結論整理如下: 一.政策面 (一)中小企業政策為創業政策之基礎，各國家的創業政策主要都是由中小企業政 策來延伸，兩種政策互相依存。 (二)創業資金的取得，各國皆有信用保證制度使中小企業給予免擔保品的貸款。 (三)加強女性創業政策，資料統計各國女性創業人數皆有明顯成長的趨勢，在女 性創業政策方面，各國都有相關政策。 (四)善後制度的建立，創業政策要塑造的是好的創業環境，除了激勵外也需要提 供一個退場制度，使創業者能無後顧之憂。 二.組織面，OECD等國際組織呼籲建立中央集權的中小企業局或專責機構負責創 業政策，為較佳的做法。 三.執行面，政策與執行面的落差來自於完善政策評估機制，如何建立起公平的 績效評核制度為重要的課題。

台北縣隨著國際世界的趨勢，搭乘著環保意識的潮流，對垃圾費的徵收制度進行了變革，由隨水費附徵的便宜行事作業規範中，改以污染者付費的公平合理的計量徵收方式—隨袋徵收垃圾費，此一改革突破了地方制度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的框架限制，對民眾增加了直接的經濟性誘因，改變了民眾垃圾丟棄的歷來習性，如此政策的改革，不但擦亮了民眾的眼睛，更實踐「幸福、美麗、大台北」政策支票的兌現。 台北市在民國87年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的政策，在實施長達10年之久，隨袋徵收政策才跨越了淡水河，由台北縣以一個縣（市）政府的層級，疏通所轄29個鄉鎮市公所的自治團體，進而推動此一環保政策；故台北縣是如何在層層的困境中尋求有效的突破？而其「垃圾費隨袋徵收」經歷過哪些過程？有那些因素影響台北縣垃圾費隨袋徵收的政策內涵？ 從台北縣隨袋徵收政策的推動過程中，經由研究個案之研析，綜理出以下四點發現：一、在移植的過程中，創造有效層級運作。二、以現有的措施優勢，結合適當的宣傳，減少移植過程的磨擦。三、地域的毗鄰，加速了政策移植。四、領導者的作為，是決定移植成功與否的關鍵。另以政策移植學術討論面向有二：一、政策移植的動態過程會因個案的不同而有所簡易化。二、本土境內政策移植克服政策移植的諸多不當的變化，境內政策移植較國際間移植單純，但仍應考量移植政府本身客觀條件及移植政策的長遠影響，以達致可長可久成功的政策移植。

目前國內深入探討台灣民主轉型期民眾政策偏好的研究，其焦點大多放在國家認同、族群關係、政府體制、公民投票等重大政治議題上的衝突，但是現今的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加上媒體發達，教育水準提升，民眾接收與分析資訊的能力劇增，因此會開始思考怎樣的政策有利於自己與整個社會，而不像以往容易被空泛抽象的統獨或認同議題牽著走，反而會花較多的時間去關心與自身息息相關的民生議題，此時了解民眾對各項具體政策的偏好，就變得十分有意義。 因此本文主要目的在於觀察當前台灣民眾的政策偏好與政府政策產出的一致性程度，以及民眾的政策偏好除了透過選票的方式，是不是還有另外表達的管道？如何表達？民意是否可以順利進入決策的核心，實質影響政府的決策制定？如何進入？在哪一個階段進入？政府官員對於民意的想法以及採納的情況為何？ 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透過相關電話訪問民調資料先觀察當前台灣民眾政策偏好與政府政策一致性的程度，發現民眾政策偏好與政府政策間確實存在不小的落差。另外，透過訪談在縣市政府政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局處長與議員，發現民意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亦不高，也可以說決策者對於民意還是抱持較為負面的態度。總而言之，本研究透過民意調查與質化訪談的方式初步觀察了台灣民意與政策互動的概況，發現其間連繫的強度尚有待加強。

菸害防制在近年已是一個相當廣受注目的公共衛生議題。不過，即便菸害防制法在我國業已有十三年的歷史，但我國民眾在環境菸害的暴露上依然未受到政府部門的適當保障。事實上，菸害防制理念的落實不應單從法律條文的訂定或政府的公共權威來著手，民眾的心理認知及自願性順服可能也是政策目標能否確實達成的關鍵要素之一。基此，本研究認為，在推動菸害防制法的政策行銷時，民間或非政府力量之參與或許能某種程度強化該法的政策執行力。 其次，有鑑於政策行銷在我國之研究途徑的分歧，本研究將從社會行銷的角度出發，藉此釐清政策行銷的理論內涵及其相關定義。接著，本研究將進一步析論民間政策企業家參與政策行銷活動的可能性及其角色扮演。有別於組織本位的行銷思維，本研究嘗試透過政策企業家創新、行動導向及社會資源整合的能力來建構後續之菸害防制策略。 基本上，在本研究針對台北縣「無菸健康社區推廣計畫」的個案研究中，民間組織參與政策行銷的意願與其領導者及組織特質、目標確實具有相當的關聯。此外，民間政策企業家不僅可以使政策行銷在最低權威的情形下來推動，他對於政策行銷的整體效果也可能帶來正面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