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區域研究在國內一直是較弱的一環。而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卻有著久遠的歷史。全世界華僑最多的地區就是東南亞地區。無論從地緣或歷史上說，彼此關係異常密切。 我僑國民遍佈在本區的每一個角落；本區的開發，華僑功不可沒。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本區各國政治形勢改變，紛紛脫離殖民帝國統治而獨立；中國情勢的逆轉，中共竊據大陸，對本區構成重大的威脅；又加上華僑社會本身的變化，使得華僑處境更艱辛。其中，印尼華僑所受的衝擊尤深。因此本論文空間上的著眼乃在印尼，時間上的著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印尼脫離荷蘭統治宣告獨立之後。再從經濟、文教及國籍三方面探討印尼對華僑政策的背景和內容。第一章緒論略作名詞的界定與政策的分析。第二章談經濟政策，第三章談文教政策，第四章談國籍政策，最後第五章則總結本論文。 本論文的撰寫，特別感謝陳師水逢的悉心指導及吳師春熙在觀念上的啟迪。尤其梁師之碩提供豐富的資料。梁師剛從新加坡南洋大學歸國講學，帶回不少有關東南亞和印尼的研究資料和書籍，全部借與筆者參閱。若沒有這些最新資料，本論文勢將無法成篇。在此謹向梁師致最大謝意！ 本論文寫作期間，家兄、嫂的不時垂詢關懷，又陳學長興蘭的照顧，黃偉民先生的熱心提供資料，家表兄黃阿日先生及摯友涂阿謙、陳添財、張真真、江振昌諸友之支持與協助，使得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謹申致最大謝意！ 東亞所兩年期間，蒙曹所長伯一在生活與學業上予筆者多方照顧，在此敬向曹所長致感激之忱！ 因時間的倉促、資料的限制以及個人學識能力的淺薄，本論文疏漏之處極多，敬請諸位師友繼續賜予教正，俾筆者能更充實本論文有關問題的了解與繼續往後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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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論陷自東北始，而中共之得以進入東北，在蘇聯翼下割據叛亂，終至竊佔整個大陸，其原因實與當時蘇聯的對華政策有密切的關係。身為一個落難者的後代，對於這一頁慘痛的歷史常不能不耿耿於懷；加以大學四年的俄語訓練，深深影響了我的研究方向，使我的興趣自然地集中在中蘇關係的研究上。 為了急欲知道蘇聯對於中國大陸的淪陷到底擔任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因此，我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八月這關鍵的一年內，蘇聯的對華政策做為研究的對象。研究的內容大致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包含兩章，從理論和事實論列蘇聯對華政策之傳統與目標，以及戰後蘇聯對華政策之基礎和背景。第二部份由三個章節和一個結論組成，將這關鍵的一年分成三個時期來研究。首論中蘇條約締訂後，中蘇關於東北問題之初步交涉與蘇方態度之隱晦。次論我國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東北行營撤退後，至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我國反蘇情緒之高漲與蘇聯兩度延緩撤軍之過程，其間歷經赫爾利大使辭職，馬歇爾使華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以及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最後析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以降，蘇聯對國民政府態度顯著變之經緯。整個來講，本論文是以中蘇外交關係、蘇聯對中國內政（包括對中共）之態度，以及美國在中功中之地位等三個層面的分析，來研究蘇聯對華政策之路線與方向。由於現今國內出版有關中蘇關係之著作，大多偏重於事實之敘述，而對蘇聯的對華政策缺乏較深入之分析。在此方面，本論文希望能就蘇聯政策的形成、執行和轉變的過程方面，以一特定的時期作較具體而深入的研究。 無可避免地，這一研究必然牽涉到中（國民政府）、蘇、美、中共四個主要方面。但是，如果需先探討這四個方面的背景，則範圍將過於廣泛而失去重心，本研究不擬過多地採用意識形態、文化背景、政治制度或地緣政治等途經作演繹式的發揮；而僅以中蘇間關於中功友好同盟條約的履行為探討的主題，並試從美蘇戰略衝突的觀點，由蘇聯履行條約的過程及其對國民政府、美國和中共的態度，尋繹出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為了彌補資料的缺乏，除了官方的文件之外，並儘量利用國內現有的報紙雜誌，以及國內外的權威著作，互為參考，彼此補充，力求真相之明瞭，並經由這些材料的分析和解釋，來歸納出蘇聯政策的一般路線。這種方法的優點，在於能夠就每一史實之因果義涵求個別深入這瞭解，而探知蘇聯當時政策之意向和變化之關鍵。缺點則在於：（一）雖有以上的補救措施，但是第一手資料的缺乏，仍有可能影響分析和解釋的有效性；（二）由於缺乏有關蘇聯決策行為的資料，故而假設的有力與否將影響推論的可靠性。為了避免這一缺點，筆者除了小心利用前人已有的成就之外，並使用了當事人的紀錄，如蔣經國先生斯大林的談話，以便在推論和判斷之時獲得比較可信的依據。 本論文所使用之資料以中、英文為主，另有小部份俄文資料。依本論文的需要，蘇聯本身的資料應是最主要者；但是，蘇聯的出版品常有很深的偏見。因此，難以大量採用。 在著手前，筆者原來的構想是以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這四年間的中蘇關係為研究的主題；但在閱讀了麥克蘭(Charles B.Mclane)、達林(David J.Dallin)、貝洛夫(Max Beloff)和克剌伯(Edmund O.Clubb)等教授的大作後，乃決定將研究的範圍縮減至一年為期，以便作較具體及深入的研究。由於筆者所使用的資料和研究的途經與他們不盡相同，因此，所看到的事實以及所體會的意義，與以上諸位學者有接近之處，也有相異之點。從這些事實與體會，筆者有如下的感想：第一、這短短的一年實在是戰後中蘇關係裡最具關鍵性的一年。中國既忍受屈辱，簽訂中蘇條約，自然希望能夠把握以後三十年的機會，奠立中蘇永睦互信的基礎。而蘇聯不此之圖，先既毀約失信，後又公然去持中共，其所造成之後果，不僅是國民政府之退居臺灣而已。以今視昔，斯大林的對華政策是缺乏遠見的，也是失敗的。第二，清末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一直未嘗放鬆決不讓中國有任何喘息的機會。美國雖與中國有傳統的友誼，但因其對中國和對其他帝國主義之錯誤認識，而常有意無意地傷害了中國；因此，中國雖能力抗敵人的侵略，卻難以防止朋友的出賣。最痛心之處，莫過於此。 在本文的研究及寫作過程中，承蒙關中教授悉心指導，逐字批閱，使筆者在觀念和方法上獲得深刻之啟發和訓練，春風化雨，感激不盡。此外，筆者要特別感謝東亞研究所曹主任伯一教授參生活上的照料學識修養上的諄諄教誨。在東亞研究所的兩年中，十分幸運的能得到張緒心教授和曾永賢教授的指點與協助；以及鄭學稼教授、郭華倫教授、林一新教授和魏守嶽教授的關懷和引導，皆使筆者感念不忘。 筆者之得以順利完成這篇論文，實係父母親之茹苦養育與勉勵支持，免除後顧之憂，提供動力之源，親恩浩蕩、難報萬一。同學李碧娥小姐熱心協助蒐集資料，謄寫文字，亦併此誌謝。

金德柏格氏(Charles P.Kindleberger)認為資本不僅被視為經濟開發過程的中心，且為其關鍵因素。因此，資本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資本在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過程中，的確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開發中國家之長期陷於貧窮的惡性循環(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係因為其國民所得低，消費傾向高，國內資本無法蓄積，又無外國資本的注入，以致長期間經濟發展無法推動。當今，開發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許多問題，其中最重要者，厥為資金缺乏與技術落後。在技術方面，可經由研究發明、購買專利權或技術本身、與外國技術合作等而學習或獲得技術，解決之道較易；然而，在資金方面，因開發中國家，大都本身資金極端缺乏，國民所得僅夠餬口，遑論儲蓄，國內資本即無由蓄積，長期間受貧窮的惡性循環所束縛。因此，資本的籌措不得不借重於外資與僑資；在借用外資與僑資以發展本國經濟的過程中，衍生許多問題，諸如本國資本被排斥、本國國際收支於外資撤回時益增困難、租稅上之差別待遇、本國經濟主權、資源錯誤分配－勞力剝削、外資廠商承諾與契約問題、是否處於公平競爭的地位、技術合作問題、本國經濟與社會政策是否能與外資相配合、商標授權問題、協助本國經濟發展問題等等，本文將逐一討論並試擬對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經濟上起了顯著的變化，開發中國家覺醒，國際經濟合作運動展開，先進國家基於人道主義及本身利益，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各開發中國家亦普遍認識，唯有致力於經濟發展，才能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因之，各國紛紛投入經濟發展大競賽的行列，絕大多數國家都採行計劃型的發展方式，有計劃的發展經濟，訂定各種辦法與制訂政策，用來鼓勵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各項活動，而開發中國家均普遍缺乏推動經濟發展的資金與生產技術，因此，各種吸引外國人投資的辦法陸續制頒，將吸引外人投資列為經濟上施政重點之一，甚至不惜犧牲本國的利益竭盡所能歡迎外資，而外國資本，一時成為天之驕子。外國人動輒以不來投資為要挾，訂出許多不合理的契約，嚴重損害本國經濟正常發展，甚或有淪於被外人控制之虞。爾後，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逐漸覺醒，先進國家不再以徒顧自身利益為能事，落後國家亦逐逐漸重視本國的經濟主權，認為外資事業僅能居於補充與示範的地位，不能控制本國經濟發展的命脈，應以借助外資扶植本國企業為主。外人投資問題遂被重視與熱烈討論，期能訂定一種雙方互惠的投資方式與合作辦法，以前所產生的各種外人投資問題逐漸地被合理解決，資本輸出國與資本輸入國的立場也逐漸相符，國際經濟活動益趨頻繁，國際關係也愈密切。 我國經濟發展程度被列為開發中國家，目前經濟發展最大的問題仍在於資金缺乏與技術蒎落後。政府自民國卅八年遷台之初，由於台省財政負擔驟然深重，引起嚴重的物質缺乏，通貨膨脹，國際收支無法平衡，當時即傾全力穩定經濟，不使再惡化，其後由於美援的支持，經濟慢慢穩定，遂著手於制訂經濟發展計劃，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實施四年經建計劃，四十三年頒行「外國人投資條例」，四十四年頒行「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四十九年公佈「獎勵投資條例」，五十一年公佈「技術合作條例」，促進本國人及外國人投資並引進外國技術，推動台灣的經濟發展。又於國內國外成立投資服務機構，加強宣傳及服務外國投資人，俾吸引外國資金，加速台灣經濟的發展。據統計，自民國四十一年至六十年，華僑及外國人來台投資金額超過六億美元，今後每年來台投資的金額亦必逐年遞增中，外資事業在台灣的經濟地位也愈形重要，與本國企業的關係也愈密切，對台灣經濟發展，幫助也愈大。然面對著日益增加與茁壯的外資事業，應重視其發展與其所產生的問題，俾利用外資來發展經濟，有其利而除其害。本文即對於日漸增加的外人投資與日益繁複的外人投資問題，作一客觀的分析與檢討，以對逐漸在台灣經濟社會中占著極端重要的外人投資事業引起應有之重視，而未雨綢繆，制訂辦法，處理外人投資問題，雙方均能互惠互利。 本文共分為六章，討論我國外人投資問題： 第一章緒論部份，劃定本文研究範圍，係以政府遷台後廿餘年來外國人在台灣投資情形為對象，蓋台灣為一海島經濟，國際貿易發達與否，為經濟命脈所系，本身資金缺乏，人民原本貧苦，經濟力量脆弱，本國資本的蓄積與外資的引進，為整個經濟活動的重心。第一節以後部份，對資本的涵義，作一概括的分類與介紹，並引用金德柏格氏對資本所作的解釋。其次分析內資與外資的區別，內資係指國內資本，包括國內私人資本與國內公共資本，亦即一國總生產出來的財貨減去該國所消費的餘額，也就是該國所現存的直接財與間接財的總量。外資係指外國人的資本，包括外國私人資本、外國政府與公共機構的資本。內資與外資不僅來源不同，對本國資本供給的影響不同，對該國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效果與影響。其後，再敘述外人投資的演進，將世界各國外人投資以兩次世界大戰為準，劃分為三個階段來說明其演進之經過情形。第一階段為國際間私人長期投資活動的極盛時期，第二階段為國際私人投資的低潮時期，第三階段，即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間的投資由間接投資逐漸轉變為直接投資，又直接投資的內容，由石油等採掘工業轉向製造業。最後，說明外人投資的種類及其對資本輸入國之影響。 第二章介紹外人投資對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之影響，就外人投資誘因－商業利潤、政治目的及國際經濟合作等，加以分析說明其性質，並闡述外人投資對開發中國家資本形成、國民所得、就業機會、政府稅收、國際貿易與國際收支、貿易條件與外部經濟之影響。再者，對當今世界各國外人投資所遭遇的先天性及人為的或為經濟性或非經濟性的障礙與獎勵作一總括的分析。各國環境不同，對於外人投資的限制與獎勵措施亦不同。 第三章談到近廿餘年來台灣外資政策及投資環境與外人在台投資概況，係就各種有關外人投資法令，說明台灣的外資政策，包括以前施行的措施，修改的情形，以及今後的趨勢。環境變遷，各種有關法令必需隨時修改，方能反映其積極性的寬嚴意義，並能避免舊法律無法解決新問題的窘境。其次，再就台灣各項公共建設、政治環境、社會情況、教育水準、人力資源以及有關鼓勵與限制措施等客觀事實，說明台灣的投資環境。然後，就各項統計資料敘述廿餘年來外人在台投資概況，俾得一全面性、概括性的瞭解。 第四章檢討我國外資政策，先就外資實際所發生的效果加以剖析，再提出外資在台灣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加以檢討。 第五章說明外資有效運用之方法與改進意見，針對台灣現階段的外資政策與現行各種辦法及措施提出改進意見與興革措施，以有效運用外資，冀得外資運用之利於最大，期將外資運用之弊端減至最小。 第六章結語，乃作者對當前國際情勢的演變及國際間各種經濟的與非經濟的（如政治的）不利因素，如美元貶值、日圓升值、各開發中國家彼此的激烈競爭、開發中國家經濟結構不利於國防競爭以及歐洲區域性經濟同盟等，及一九七○年代的台灣經濟問題－最重要仍然是資金問題，加以分析並預測其發展。 本文討論範圍涉獵甚廣，問題亦甚繁複，撰者才疏學淺，且初次習作，疏漏之處難免，尚祈師長先達，不吝指正是盼！

邊疆是國家領土的一部份，邊疆政策是國家對於邊事措施的大政方針，為國策的一部份。所以，有國家，就有邊疆；有邊疆，就有邊疆政策。牆垣不修，宅第難安，邊政不治，國家自必多事。從我國歷史來看，自三代以來，幾乎沒有一個朝代，不為邊疆問題所困擾，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民族—前有匈奴，後有蒙古。整個國家，為了邊疆打了無數的仗，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近人論治邊，每多推崇清代，尤其是其對蒙古的政策。外蒙古，在一六八八年，由於哲佛的勸服，正式劃入中國版圖。清初，由於帝基未固，且正大舉用兵，刻意經營南方。因此，對北方的蒙古，乃施以懷柔政策，使其順服，並且成為清廷在北方的屏藩。此一政策的宗旨，雖未經明令頒布；但是，我人從十二朝東華錄、大清十朝聖訓裡，清初諸帝的談話，可以徵之。而以後的種種施設，亦皆以此大方針為本。 這一政策，純就統治的立場，可謂高明之至，使得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年，蒙境相安無事。但是，對蒙古民族來說，卻造成了「今患其弱」的悲局。對此，我人自不能忽略外來的因素—帝俄的侵略；但是，我人更不能忘卻內在因素—清廷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清廷為抵制帝俄的侵蒙，乃一變昔日作風，而採取積極經營的政策。但不幸的是，清廷在改變其政策時，竟不知以收拾人心為急務，徒知採取種種形式上的改革，以圖維持事實上久已失墜的統治權。以致一個富國安邊為目的的「新政」，卒演成「擾民」「驅民」的苛政了。因此，新政推行得愈積極，蒙古人心愈離式。在另一方面，清廷對宗教政策的改變，抑損喇嘛教，致使哲佛忍無可忍，竟至呼吁蒙古民眾反抗清廷。於是，在外蒙就爆發了反清的運動。外蒙在一六八八年，因哲佛的說服，入中國版圖。二百六十年後，外蒙古在俄國干涉「新政」下，宣佈獨立。哲佛對此運動，不但不予抑止，反成為此運動的領導者，時勢的變易，誠令人不勝今昔之感。清廷因哲佛的內向而得有外蒙，垂二百年數十年之久，但也因哲佛的離心而失去外蒙。其主要的關鍵，固在清廷政策的變易，然由此亦可見，在歷史上，哲佛及喇嘛教對外蒙的影響是何等的深遠。 研究此一史實，常失之有所偏袒，且對於由於若干內在的因素所造成的不幸結果，均諱而不言。因此，著述雖多，但能把雙方的立場都顧到，比較客觀的敘述，並不多見。這種情形，從真正研究歷史的立場言，不能不認為是一種缺憾。為期能作客觀的敘述，筆者力求兼顧多方面的觀點、包容各方面的資料。中國方面，直接利用十二朝東華錄、大清十朝聖訓、政治官報及大清會典等文獻，日本方面則有失野仁一等的著述，英美方面，有拉鐵摩爾、斐立脫斯等書；俄國方面，則全據譯本。蒙古方面，筆者雖會從札奇師習蒙文數年，但此時此地蒙文文獻難尋，致學無以致用。惟筆者在中研院及南洋資料室，尋獲蒙文文獻的中英日文譯本若干，也許可以事來彌補此一缺憾。從這些蒙古方面的資料，我人可以看到蒙古人他們自己的說法，從而，或許會有助於我人對此一史實真相的正確認識。

在選擇論文題目的時候，曾虛白說：「你到中國來留學，最好寫關於韓國新聞的論文，介紹韓國新聞方面的情形」。筆者覺得這一指示十分正確，所以決定寫「韓國光復後的新聞政策之研究」。個人在華研究期間，曾隨呂師曉光攻新聞法，呂師諄諄善誘，予余啟迪良多。本文之撰寫、蒙呂師允賜指導、私衷銘感。 新聞自由為民主國家人民基本權利之一，無論任何國家、都會在憲法條文中給以保障，蕩以促進各該國的民主與文化。但新聞自由、此權利、基於國家社會的公益利益，然有關新聞事業之規定，亦均散見於各種立法之中。新聞紙若是濫用了自由，致而妨礙了個人、國家、社會的自由與安全，也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某一國報紙的性質和其國家的政治、社會環境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殖民地政策之下的落後國家、民眾對統治者有反抗意識，他們報紙也對統治者有消極的抵抗心理。此種潛在意識往往延續不絕，致對新成立的政府、亦存有敵意。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統制報紙，用各種方法限制言論自由。最常見的是立法制度讓的控制，如新聞法出版法和各種法律中制定關於新聞言論的條文，其次是用經濟方面的手段來控制新聞自由。 上述情形、韓國也不例外，一八九六年的「獨立新聞」出現於以後，韓國的報紙有反政府的傾向。 在本論文中、研究韓國報紙在怎樣的政治、社會里成長，以及光復後數次改變的政府國會關於新聞言論如何立法控制、保障、獎勵新聞自由等。 研究範圍是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第一章略述日據時代的新聞和新聞法。因為這段時期對韓國後來之新聞發展影響甚大。第二章是美軍政時期的新聞政策。第三章：自由黨和李總統言論的態度分為幾節敘述。第四章：第二共和國（民主黨）的新聞政策。第五章：五、一六軍事革命後報業所受政府的言論凈化、言論機構整理、阻遏。第六章：第三共和國要控制新聞界曾通過言論倫理委員會法案。使新聞言論界受到數次立法束縛，卒對自律有所覺悟，正式成「韓國新聞倫理委員會」。 惟以資料搜集不易，參禱在多為期刊；又筆者來華學習中文之時間甚短，遺詞用字、常覺力不從心，尚祈高明指正為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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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成衣產業在1990年以後，面臨生產成本上升和紡織配額解除的兩大衝擊，但部分成衣業者依然維持高現金股利政策。經由訪問聚陽的財務部人員，和分析聚陽的財務資料，發現聚陽制定股利政策符合訊號發射理論和剩餘理論。以紡織產業和傳統產業為樣本建立的股利預測模型當中，則發現聚陽實際發放的現金股利較模型預測高。但因為帳上龐大的現金部位，和過去實施高股利政策等因素的影響，降低現金股利的可行性有待進一步研究。

自從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展開「世紀之旅」後，一九九五年下半年中共一連串的軍事演習、對台實施一連串的「文攻武嚇」到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這一段期間內中共對台政策特別的強硬，有別於中共一再重申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政策，引起了國內對於國家安全的討論與關切，也引發筆者對於探討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興趣。 在國際關係中，「安全」（security）是一個基本的概念，也是一個基本的價值。隨著國際政治學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核子武器的出現與冷戰的爆發，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許多學者開始將安全問題從國際政治研究中分離出來，作為一個次領域（sub-field）做專門研究，這就是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y） 。此階段，安全研究的問題主要是指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即國家軍事力量的穩定，因此國家安全就是防務或國防的代名詞，保障國家安全是遂成為國家最重要的職責。 冷戰結束後，「安全」的內涵與外延不斷擴大，不再局限於軍事領域，而是逐步延伸到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環境領域，所以學者將其稱為「綜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對於安全之研究雖然有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區域安全（Regional Security）、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等若干不同的層次，但一般的安全研究仍是以國家為中心，探討國家面臨威脅時，以國家層次的安全，整合各層次的安全關係，了解威脅安全的因素，並謀求解除威脅之道。 據此，國家安全的定義為：「為維持國家長久生存、發展與傳統生活方式，確保領土、主權與國家利益，並提升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保障國民福祉，所採取對抗不安全的措施。」 我國國情特殊，長久以來在中共的敵對威脅下生存、發展，雖然沒有形之於正式文書的「國家安全政策」，但是我國憑藉「反共」與「發展」的策略，以堅定的意志，不僅確保了國家安全，也維持了經濟穩定的成長，創造了舉世公認的經濟奇蹟。冷戰時期的來臨，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將影響國家安全政策的內涵與目標，尤其兩岸互動關係日益密切，在表象上敵對意識漸次模糊，而又無法保證中共不以武力進犯的情況下，建立一套整體的國家安全政策，實為確保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值得重視。無疑地，以現階段而言，中共可能以武力侵犯台澎金馬的行動，是「危害我們國家生存最直接、最嚴重之威脅。」 。換言之，「確保台澎金馬及諸外島安全，與爭取國人生存發展的國際空間」 就成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為的首要目標。 不可諱言的，後冷戰時期國際情勢的變遷必將影響我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內涵與目標，尤其，面對中共武力的威脅，我國對於國家安全的問題應該投入更多的關心和努力。本研究之目的即針對後冷戰時期的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政策作一評析，將從我國國家安全之環境因素、我國安全威脅對國家安全之衝擊與影響，及主要的政策與作為加以研究，以作為我國修訂國家安全政策的參考與依據，並希望能進一步尋求我國長治久安之道，此為本文的最大目的所在。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2 第三節 研究限制……………………………………………5 第二章 國家安全概論 第一節 國家安全研究與國家安全的意義…………………7 第二節 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與來源……………………..11 第三節 國家安全政策的內涵……………………………..15 第四節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議題…………………………..18 第三章 後冷戰時期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環境 第一節 後冷戰時期國際安全環境……………………….23 第二節 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的安全環境……………….31 第三節 後冷戰時期兩岸關係的發展…………………….43 第四節 後冷戰時期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61 第四章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來源 第一節 中共武力犯台……………………………………..67 第二節 國土分裂：台灣獨立………………………………77 第三節 區域衝突：南海主權衝突…………………………85 第四節 我國安全威脅的評估……………………………..106 第五章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國際保障 第一節 聯合國對中華民國安全的保障……..…………..137 第二節 美國對台海的安全保障.……..…………………154 第三節 美日安保條約與台海安全………………………172 第四節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國際保障的評估…………..185 第六章 後冷戰時期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政策 第一節 大陸政策…………………………………………187 第二節 外交政策…………………………………………200 第三節 國防政策…………………………………………211 第四節 經濟政策…………………………………………223 第七章 本文結論………………………………………..235 參考書目…………………………………………………..239

本論文針對中共工會政策進行分析，限於實證資料取得之困難，本研究仍 以資料及法令之分析為主，包括：中共工會領導人的思想、各種有關工會 的會議文件、黨政機關所制定通過的工會相關法令，乃至於具體的工會措 施等等。概念上，本文是以政策制定的主體為區分標準，將文中所稱的「 工會政策」界定為國家來關對於工會發展所採取的態度、方針，對中共而 言則是指涉「共產黨政府」或中共「黨政機關」在大陸地區的工會政策， 而非個別工會針對工廠企業事務所自訂的「工會的政策」。在時期上，本 論文主要討論之範圍係指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所召開的十一屆 三中全會的會議上，決定自一九七九年開始要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 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並採取所謂「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後，在新 的政策環境下所恢後制定的工會政策。方法上，本研究結合歷史分析法途 徑與結構性的觀點，將視角從個人行為式政府決策放大到歷史與社會整體 結構之中，使研究較具有涵蓋性與整體性，除探討政策形成的靜態社會結 構關係外，也著重分析不同行為者（黨政、企業、職工、工會）之間的權 力互動關係。架構上，本研究由中共工會政策的理論思考著手，進而分析 其政策之形成與發展，將分析重點放在改革開放後中共所制定實施的工會 方針措施及運作，最後就工會政策的成效進行評估。研究結果發現，中共 目前所實施的仍為統制性的工會政策，在「黨領導工會」的原則下，會組 織仍有極強的政治屬性；而黨政機關對工會人事、業務的干預控制，更造 成工會具有官僚化與行政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