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論陷自東北始，而中共之得以進入東北，在蘇聯翼下割據叛亂，終至竊佔整個大陸，其原因實與當時蘇聯的對華政策有密切的關係。身為一個落難者的後代，對於這一頁慘痛的歷史常不能不耿耿於懷；加以大學四年的俄語訓練，深深影響了我的研究方向，使我的興趣自然地集中在中蘇關係的研究上。 為了急欲知道蘇聯對於中國大陸的淪陷到底擔任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因此，我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八月這關鍵的一年內，蘇聯的對華政策做為研究的對象。研究的內容大致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包含兩章，從理論和事實論列蘇聯對華政策之傳統與目標，以及戰後蘇聯對華政策之基礎和背景。第二部份由三個章節和一個結論組成，將這關鍵的一年分成三個時期來研究。首論中蘇條約締訂後，中蘇關於東北問題之初步交涉與蘇方態度之隱晦。次論我國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東北行營撤退後，至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我國反蘇情緒之高漲與蘇聯兩度延緩撤軍之過程，其間歷經赫爾利大使辭職，馬歇爾使華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以及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最後析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以降，蘇聯對國民政府態度顯著變之經緯。整個來講，本論文是以中蘇外交關係、蘇聯對中國內政（包括對中共）之態度，以及美國在中功中之地位等三個層面的分析，來研究蘇聯對華政策之路線與方向。由於現今國內出版有關中蘇關係之著作，大多偏重於事實之敘述，而對蘇聯的對華政策缺乏較深入之分析。在此方面，本論文希望能就蘇聯政策的形成、執行和轉變的過程方面，以一特定的時期作較具體而深入的研究。 無可避免地，這一研究必然牽涉到中（國民政府）、蘇、美、中共四個主要方面。但是，如果需先探討這四個方面的背景，則範圍將過於廣泛而失去重心，本研究不擬過多地採用意識形態、文化背景、政治制度或地緣政治等途經作演繹式的發揮；而僅以中蘇間關於中功友好同盟條約的履行為探討的主題，並試從美蘇戰略衝突的觀點，由蘇聯履行條約的過程及其對國民政府、美國和中共的態度，尋繹出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為了彌補資料的缺乏，除了官方的文件之外，並儘量利用國內現有的報紙雜誌，以及國內外的權威著作，互為參考，彼此補充，力求真相之明瞭，並經由這些材料的分析和解釋，來歸納出蘇聯政策的一般路線。這種方法的優點，在於能夠就每一史實之因果義涵求個別深入這瞭解，而探知蘇聯當時政策之意向和變化之關鍵。缺點則在於：（一）雖有以上的補救措施，但是第一手資料的缺乏，仍有可能影響分析和解釋的有效性；（二）由於缺乏有關蘇聯決策行為的資料，故而假設的有力與否將影響推論的可靠性。為了避免這一缺點，筆者除了小心利用前人已有的成就之外，並使用了當事人的紀錄，如蔣經國先生斯大林的談話，以便在推論和判斷之時獲得比較可信的依據。 本論文所使用之資料以中、英文為主，另有小部份俄文資料。依本論文的需要，蘇聯本身的資料應是最主要者；但是，蘇聯的出版品常有很深的偏見。因此，難以大量採用。 在著手前，筆者原來的構想是以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這四年間的中蘇關係為研究的主題；但在閱讀了麥克蘭(Charles B.Mclane)、達林(David J.Dallin)、貝洛夫(Max Beloff)和克剌伯(Edmund O.Clubb)等教授的大作後，乃決定將研究的範圍縮減至一年為期，以便作較具體及深入的研究。由於筆者所使用的資料和研究的途經與他們不盡相同，因此，所看到的事實以及所體會的意義，與以上諸位學者有接近之處，也有相異之點。從這些事實與體會，筆者有如下的感想：第一、這短短的一年實在是戰後中蘇關係裡最具關鍵性的一年。中國既忍受屈辱，簽訂中蘇條約，自然希望能夠把握以後三十年的機會，奠立中蘇永睦互信的基礎。而蘇聯不此之圖，先既毀約失信，後又公然去持中共，其所造成之後果，不僅是國民政府之退居臺灣而已。以今視昔，斯大林的對華政策是缺乏遠見的，也是失敗的。第二，清末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一直未嘗放鬆決不讓中國有任何喘息的機會。美國雖與中國有傳統的友誼，但因其對中國和對其他帝國主義之錯誤認識，而常有意無意地傷害了中國；因此，中國雖能力抗敵人的侵略，卻難以防止朋友的出賣。最痛心之處，莫過於此。 在本文的研究及寫作過程中，承蒙關中教授悉心指導，逐字批閱，使筆者在觀念和方法上獲得深刻之啟發和訓練，春風化雨，感激不盡。此外，筆者要特別感謝東亞研究所曹主任伯一教授參生活上的照料學識修養上的諄諄教誨。在東亞研究所的兩年中，十分幸運的能得到張緒心教授和曾永賢教授的指點與協助；以及鄭學稼教授、郭華倫教授、林一新教授和魏守嶽教授的關懷和引導，皆使筆者感念不忘。 筆者之得以順利完成這篇論文，實係父母親之茹苦養育與勉勵支持，免除後顧之憂，提供動力之源，親恩浩蕩、難報萬一。同學李碧娥小姐熱心協助蒐集資料，謄寫文字，亦併此誌謝。

無

第一章說明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前兩個問題的爭論，一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領土適用 問題，二為美國與中共日內瓦會談關於台灣問題的爭執。 第二章探討危機警告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並提及中共再度挑起危機和中華民國之反 應。 第三章說明危機昇高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探討美國如何決定護航運補及防衛金門。 第四章研討停火問題、華沙十次會談及中美聯合公報與危機降低的關係。 第五章說明美國在台海危機期間對華政策的內外壓力。 第六章為結論。將前五章之內容作一回顧，說明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期間的美國對華 政策。

首章述本文撰寫的動機，與預備探討的一些問題。第二章就尼克森所用的外交手腕、 中共的現實考慮以及雙方互動的過程，來說明僵局如何突破的。第三章從尼克森個性 與作風探討，影響尼氏決策的因素背景，中共在尼克森全盤和平構想中的角色，來深 入分析尼氏重訂對華政策的緣由與內涵。第四章以客觀批判的眼光，來看尼克森對華 政策的客觀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是自始存在，並不因尼氏推行新政策而得以解決的 ；有的是尼氏政策所引發出來，而至今猶無法克服的。第五章簡要回答首章所提問題 ，並對尼克森對華政策功過得失，作一總評。

本文全篇的架構將採用歷史分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吉田茂的對華政策分期加以研究，亦即從三個時期分章加以探討，除了前言之外，第二章是探討吉田茂戰前對華政策形成的過程。第一節將探討日本帝國主義形成後，吉田茂到中國的滿洲出任外交官後，如何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體制服務，同時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尤其關於中國問題的華盛頓體制建立後，吉田茂對華政策發展的歷程；第二節將探討吉田茂的對華政策逐漸成型為英美日天下三分的對華政策之後，吉田茂對滿洲與中國本土的不同看法，同時基於英美協調的概念開始與軍部帝國主義分道揚鏢的過程；第三節則是吉田茂非主流對華政策遭遇推折的時期，由於日本國內逐漸由軍部掌握了政治權力，而吉田茂的理念與軍部有所不同，因此其對華政策並未獲得重視，不過吉田茂並未放棄宣揚其個人的理念，是以本節將探討滿洲事變後其透過國際聯盟改造中國的主張，以及出任駐英大使之後努力重建英日同盟政策的過程。 第三章是戰後吉田茂繼承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體制，開始與美、英、蘇、中共、國府交涉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列強的勢力有了新的重組，共產陣營與民主陣營的對立逐漸形成，而日本身為戰敗國只能在美國的佔領之下進行重建日本的工作，其中與中國重建外交的問題，是戰後開始掌握政治權力的吉田茂必須面臨的課題之一，此時吉田茂如何面對身為戰勝國的中國，對戰後處於內戰局勢的中國，抱有怎樣的基本態度與立場，同時對於重建日本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吉田茂又如何因應中國對日的經濟政策，將是本章探討的重點。 第四章是吉田茂參加舊金山和會，與國府簽定中日和約確立日本和國共關係的時期。日本與中國重建外交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分裂使得吉田茂不得不面對兩個自稱代表全中國的政府，舊金山和會將所謂的兩個中國排除在外，卻加速了吉田茂面臨在兩個中國間選擇和談對象的難題，因此本章第一節將探討吉田茂如何解決國內輿論的壓力，先參加舊金山和會取得國家獨立的地位，之後又如何在美國的壓力下發表〈吉田書簡〉選擇國民政府為和談的對象的過程；第二節將進一分析吉田茂如何在不得不的抉擇下，於中日和談的過程中以限定承認的方式，表達日本政府的立場，同時保留了將來與中共進行經濟交流的期待，並也將從吉田茂如何分析中蘇共的關係，及其對英美中國政策的看法，探討中國分裂後其對華政策的調整與形成。第三節則將分析1954年吉田茂結束首相的工作之後，隔年日本史上所謂的1955年體制形成，在這個體制之下首先在鳩山一郎內閣時期，開始試圖調整吉田茂的對華政策，此後日本與中共之間又不斷有爭議性的問題發生，如為了與中共進行貿易的四次民間通商協定，1958年的長崎國旗事件，1962年的LT貿易協定，1963的維尼龍資匪案以及周鴻慶事件 ，這個問題都在在挑戰吉田茂所立下與台灣國民政府建交的官方關係，因此1964年吉田茂再度出馬親自訪問台灣，並且發表了二次吉田書簡，以其大老的身份暫時穩住其吉田學校子弟兵池田勇人內閣的對華政策，才使得日本與國民政策間的外交關係得以延續，吉田茂此時如何再度發揮影響其對華政策的影響力，將是本節探討的焦點。

第一章 幣原外交的背景因素。 第一節 新秩序的模索。 第二節 「華盛頓體制」與日本外交。 第三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國內的經濟、社會難題。 第四節 幣原對華外交理念與制約。 第二章 中國東北局勢的轉變與日本的對策。 第一節 「滿蒙生命線」與經營機關。 第二節 日本民間產業的投資與挫折。 第三節 郭松齡事件與日本的肆應。 第三章 北京特別關稅會議與幣原的意圖。 第一節 中日對關稅會議的準備。 第二節 關稅自主權的爭執。 第三節 附加稅稅率與用途的擱置。 第四章 國民政府北伐與日本的方針。 第一節 國民政府北伐與各國反應。 第二節 出兵上海的爭執。 第三節 南京事件與幣原處理方針。 第五章 幣原外交的結果。 第一節 日本國內對幣原外交的攻擊。 第二節 幣原外交的檢討。 結論

冷戰結束前的美日安保條約與美國的台海政策，都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而不斷的調整，尤其是美國的台海政策更是圍繞著中共因素，這中間牽連著整個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台海安全戰略變化中的中共因素，主要是為了因應美國在全球戰略上與蘇聯對抗所需；美日安保體系調整主要著眼，在於美國亞太戰略中對蘇聯與中共的防範。1950年2月，中蘇共間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後，美國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並改而積極的思考如何將日本納入其亞太安全戰略體系，以防範國際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彌漫，但在台海安全上所採取的是放任的放手政策。 　　韓戰爆發後，美國感受到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潛在軍事壓力，對其亞太戰略態勢極為不利後，即積極著手建構美日安保體系，並組建日本保安部隊以彌補美軍為因應韓戰在日本所留下來的防衛空缺及確保駐日美軍基地安全等。在台海安全方面，美國認為倘此刻中共攻佔台灣，則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防線，從阿留申－日本至菲律賓一線將面臨瓦解，並嚴重的威脅到美國的亞洲安全支柱－日本，對美國介入中的韓戰及爾後的亞太戰略形勢發展非常不利。故以確保台海安全為第一要務，乃積極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而使其對台政策從原先的放手政策調整為以軍事積極介入台海安全，並與台灣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以確保台海安全。之後，在1950年代的台海第一、二次危機中，美國也從日本基地派遣部隊增援台海等。美國對台政策的這種調整，主要是為了鞏固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安全，以實現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構想。 　　1960年代末期起中蘇共決裂，美國鑑於全球戰略結構的鬆動有利於美國對蘇聯的圍堵，乃在全球戰略需求上積極拉攏中共，使美國、蘇聯、中共之間，在冷戰時期從自由與共產主義壁壘分明的對抗，發展到美中（共）聯合對抗蘇聯的戰略態勢。在對台政策方面，美國為了在全球戰略上創造美蘇對抗的有利態勢，除了與中共積極交往、拉攏、建交及建立戰略關係外，同時也不惜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而於1979年採取斷交、終止官方關係、廢止中美協防條約等。雖然如此，但在亞太安全戰略考量上，美國面對中共的不確定未來，仍需要保持其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完整與安全，因此美國在台海安全防衛缺口上，乃以微妙的「台灣關係法」來維繫之；對日本則於1978年11月，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二次修訂，來強化了美日安保體系的亞太應戰整備及遠東區域的防衛合作事宜，以涵蓋並彌補美國在亞太第一島鏈所失去的中美協防軍事同盟，以鞏固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基礎。 　　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亞太安全環境主要的是面對中共的積極向外擴張，尤其是台海安全議題，可能會引爆美中軍事衝突。因此，美國的亞太戰略除了保持亞太10萬兵力前進部署及強化美日安保軍事聯盟外，更積極的尋求交往中共與亞太安全多邊對話等。美國除了在亞太保持兵力部署外，更積極的與亞太各國建立雙邊關係，其中以美日、美韓、美澳為最主要，餘美菲、美泰、美新亦保持戰略關係。在台海安全上，過去美國對於兩岸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主張，一直是強調「和平解決」，從三報一法均強調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看，「兩岸問題和平解決」應該是最符合美國的亞太安全與經濟利益。因此，冷戰後美國柯林頓政府一直在尋找可以降低兩岸軍事衝突的外交作為，只是他所採取的是一些以中共為主軸的作為，如較寬鬆的「一國三制」及接受中共的合平統一等，尤其在1996年台海危機後，更進一步提出對台「三不」政策，壓縮台灣在兩岸關係上的生存與迴旋的空間，削弱台灣在兩岸事務中與中共討價還價的能力，而間接的表示出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傾向支持中共的統一方式。但在兩國論危機之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即不再提對台「三不」政策，而改以「三大支柱」來延續美國一貫的三公報一法的精神。繼之，小布希在2001年10月的上海亞太經合會上亦表示，美國的中國政策不變；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及和平解決，同時強調美國在兩岸關係上將遵守「三報一法」，並重視對台軍售等。此外，美國也在亞太地區積極的戰略部署，並尋求與亞太國家的雙邊關係，以建構有利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環境。在戰略部署上除繼續強化美日安保基礎外，亦積極的和菲律賓簽訂部隊到訪協定，以利在台海方面建立較佳的戰略態勢。 　　1996年4月「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發表以來，中共便一直對美日安保適用範圍擴大表示憂慮與抗議，尤其對新指針適用範圍涵蓋台海安全部分。故，冷戰後美日安保「新指針」的修訂，乃應亞太安全戰略環境變遷所產生，尤其是針對中共在冷戰後的一系列向外擴張行動。因此，冷戰後的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主要是透過美日安保軍事聯盟，來強化亞太地區的威脅平衡，以確保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安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長期以來的台海安全政策，就是將美日安保體制適用範圍與《台灣關係法》相結合。故冷戰後之美日安保軍事聯盟，除可確保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外，亦可透過該條款中「日本周邊有事」的事態之說來介入台海安全，美國的此一亞太安全戰略在台海安全作用上，可達到嚇阻中共武力犯台的戰略目標，進而確保台海安全。

戰後日本對華政策之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九七）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 主要係利用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為主，採直敘的方式，在戰後各時期日本所面對的國際政治局勢與外交政策中，依序選擇重點作經驗性的探討與分析。而由於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任何假設與立論的基礎便是材料。故在研究方法上，筆者採「非實驗性的方法」中之文件分析法。 是故，本研究基本上屬於「描述性研究」，筆者乃以日本的「中國政策」為對象，對戰後以來各個時期之對華政策形成，尋求精確的描述與解釋。再者，於研究途徑的選擇方面，本研究係採「系統理論」作為主要的研究分析途徑。基於此，在研究架構上，筆者將針對戰後日本之「中國政策」選擇重點，依序進行經驗性的探討，詳細敘述戰後以來日本各內閣的成立，與每一任內閣所面對的國內、外環境及在內外環境交互作用下，日本政府如何在其「中國政策」中作出反應，並希望在其間發現日本對華政策之特質。 此外，在日本研究中，政治文化的因素亦為研究者所重視，因此，筆者在研究中，亦自政治文化的分析角度切入，具體地分析日本的諸多文化現象對其「中國政策」的影響。 / The Research on Japan's China Polic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Some of the improtant state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political status and diplomatic policies, which Japan weere facing after the world War II, have been selected on a time basis. The selected statements are studied andanalyzed experientially. When doing the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 studies, the foundation of hypothesis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researching material itself. Therefore, the descriptive study used in the non-experimental method is adapt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research present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s a descriptive study. Japan'sChina policy are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forming of Japan's post-war Chinapolicy at different stages is studeied in depths, hoping to seek for explanationsfrom the detailed statements given in the disseration. Regarding to the theory of research, system theory is adapted as main researchingand analyzing basis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s based on some of important Japan's post-war China policy. Detailed descrip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cabinets after the War are given. Also, how the Japanesegovernment reacted on her China policy. when fac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Japa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re sequentially and experientially studied. This is aimed at fi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China policy. Besides, in the studied of Japan researchers have been considering the elements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refore, analyses are done,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litical culture, on some of Japanese cultures' impacts uponher China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