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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對唐詩的個別研究無可數，難以估計，舉凡詠史詩，山水詩，戰爭詩，游俠詩，邊塞詩等皆有論文著作探討之。然而，對交往注入唐詩中的歷史意義卻甚少有學者作廣泛與深入的研究。中國士大夫很早就喜歡運用賦詩言志的方式來交流思想。由於唐代即是一個競爭意識比較強的開放時代，又是一個詩的鼎盛時代，所以不僅人際交往極其頻繁，而且交往的過程中留下了的交往詩篇。鄭谷是晚唐後期詩壇領袖。他和同時代詩人許棠，張喬，李昌符，張蠙等稱為<咸通十哲>，與<大歷十才子>先後輝映。本文研究鄭谷的交往詩，尋找以鄭谷為主的唐末詩壇趨尚，以及與五代宋初詩風的聯系。同時也藉此了解鄭谷在晚唐末期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本論文共分為七章。首章論述研究動機及範圍的界定。第二章是<唐代交往詩興盛的背景>。以科舉考試，自學風氣，社會生活的文學化，與僧人的交往分為四個部分來探討。第三章<鄭谷的生平及其著作>，分為二節。先探討鄭谷之家世，生平，經歷，第二節言及鄭谷的著述與版本的情況。第四章<由鄭谷交往詩看鄭谷的文學交遊>，與鄭谷以詩交往的文人看鄭谷的交遊情形，同時以鄭谷為主的詩人集團分早年與晚年兩個時期來探討。第五章<鄭谷交往詩的主要類型>，分為三節。第一節追懷前輩詩人的作品，應用精神上的交流說法，研究繼承詩經，楚辭，魏晉，盛唐，賈島的詩歌思想。第二節鄭谷贈送同時代詩人的作品，分為送別，懷友，酬贈，傷悼等項目，探討鄭谷與當時文士之間的交流關係。第三節同時代詩人贈送或追念他的作品，敘述同時代或後時代文士對鄭谷所發表的詩與鄭谷詩在唐末宋初興盛的關係。第六章<鄭谷交往詩的內容風格>，討論鄭谷交往詩如何建立其自成一家之風貌。第七章結論，重新檢討鄭谷交往詩的特色及影響。

哈伯瑪斯的政治哲學不僅綜合了當代的許多學科與理論，同時也具體地回應二十世紀許多的政治問題。對於哈伯瑪斯的研究，一直以來可分為許多的切入途徑：現代性、批判理論、論辯倫理學、交往行動理論、歷史唯物論或審議式民主等，那麼究竟有沒有一個「整體的」哈伯瑪斯？ 本文的工作便是在回答如何詮釋一個整體的哈伯瑪斯，而研究採取三個層次來鋪陳與推演：普遍性的問題—哈伯瑪斯的「基源問題」何在？特殊性的研究途徑—交往行動理論如何架構起現代社會的批判功能？個別性的判斷—二十世紀的政治問題哈伯瑪斯如何進行回應？此三個層次環環相扣，從第一章現代性的思維特徵與方法、第二章交往行動理論詮釋現代社會之構成，以及開展新的批判之動力，到第三章現代性思維方式的重建與交往行動理論應用到具體的政治問題上，可以見到本文所力圖詮釋的「現代性政治哲學」之意義。 首先，第一章對「現代性」此一頗具爭議的概念進行解釋。哈伯瑪斯考察了啟蒙哲學以來人類的思維狀況，並且從康德、黑格爾與馬克思三人身上，區分出其各自的方法：理性批判、倫理的自我反思，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哈伯瑪斯進一步拓展，批判了此三種模式的困境，也提出了其後形上學的「方法」。第二章從現代性的社會學理論著手，韋伯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架構，而此為法蘭克福學派所一脈相承，然而，連接第一章的後形上學方法來看，社會學理論的概念架構也必須進行重建；哈伯瑪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重新回答了「理性之行動」如何可能的問題。第三章從基本問題意識與理論架構的確立，進入政治哲學之判斷；本文將現代性的政治哲學理解為「一元與多元之關係」，而哈伯瑪斯最重要的貢獻，便是提出如何理解「一元秩序」的新可能性。然而，此種新的「一元」之思考，在哈伯瑪斯一生的思考架構中乃是前後一致的，不僅回應了「後形上學」方案，也連結起早期的「公共領域」，以及近期法哲學之研究、「憲政愛國主義」與「後民族格局」等思考。

本文研究是以軍事全球化的概念(concept)而提出對中國、日本與印度安全戰略的轉變，時間概從2000年開始至2009年為止。由於中日印三國國力的增長，而產生出這三個國家戰略互動關係，當然在競爭與合作兩相步驟中，即產生出顯性與隱性的關係(磨擦或衝突)存在，例如西藏問題、邊界爭議、東亞與南亞地緣爭端、南海孔道與印度洋海權之爭、印巴關係、中印核武問題等，因此在研究本文之前，應先行瞭解軍事全球化的戰略意涵為何？再回顧中日印戰略的轉變與互動關係，並加以探討雙方可能衝突的因子，以及以往歷史的夙怨。本論文研究主要的面向是以中日印關係的演變與發展，但在其中的過程，中國大陸在整個亞洲霸權崛起之後所產生的效應，也是主要的面向，儘管主題是針對中日印戰略關係演變為主，但是影響亞洲區域安全的因素亦為關切的重點。舉凡促成中印安全戰略演變與和平演變的內在思維與外在環境；諸如中日印安全的各項相關的國際關係（中印、日印或者是中日）等，都是本論文所關注的核心。此外，關於印巴衝突及核武競賽、南海能源等問題，亦為探討的子題。 本論文概分六大章，分別為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軍事全球化意義與未來之趨勢」─利用軍事全球化理論來論析其真正義意，以及在當今全球化之後，軍事領域的組織及武器系統未來趨勢與走向。第三章─「中國崛起後的戰略演變」─以現今歷史觀點來看中國在改革開放經濟與軍事崛起之後，所展現的經濟及軍事實力以及戰略佈局。第四章─「日本國家新戰略觀」─著墨於日本在冷戰後時期，其軍事自主能力、美日同盟、防衛省成立之後其軍事政策及戰略轉變的歷程與評估。第五章─「印度崛起對南亞戰略形勢之演變」─印度在南亞崛起的同時，採取多面向戰略來維持勢力，以掌握南亞第一大國的主控權。第六章、「結論」─包括研究發現與心得、策略性建議與願景。

在本論文中，研究者認為影響受訪者跨族群交友的主要因素主要可從兩方面來看，分別為兩者連繫的同質性、連繫強度、接觸場合、社經地位差序變項，以及受訪者個人的世代、族群、教育程度與跨族群交友偏向程度。透過1997年三期三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社會網絡與社區組調查資料，本論文使用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HLM），從受訪者與他人的兩者關係所形成的連繫層次，以及受訪者個人層次來對台灣跨族群交往的現象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個人特質，例如受訪者教育程度、所屬族群，較兩者連繫特質，例如兩者連繫強度、認識場合，更強烈地影響了跨族群連繫形成的可能性，這樣的結果在過去由於方法上的限制，無法得到驗證，透過此研究，可對台灣族群相關網絡研究在建立跨族群連繫的可能因素上，提供了不一樣的看法與解釋。 / In this paper, I argued that what impacts the respondents constructing the cross-ethnicity ties can be treat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One is the tie-level, such as the homogeneity, tie strength, contact contexts, and socio-economical resources variables between two actors. The other is the individual-level, like the generations, ethnicities,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the degrees of the preference for making cross-ethnic ties of the egos, that is, the respondents. I tested my hypotheses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data in 1997, called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Through building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some advanced analysis could be don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ross-ethnic interaction phenomenon in Taiwan by considering the tie-level and the individual-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alk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making cross-ethnic tie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like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ethniciti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i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ie strength and meeting places of the two. However, this outcome cannot be examined in the past because of the methodological restrictions. Through this research, it provides different sights and explanations for discussing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constructing cross-ethnic ties in the social network researching area in Taiwan.

冷戰結束，使得美國全球安全環境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若不考慮戰略核武因素，美國在當時既無全球性的挑戰者，且贏得了夢寐以求的「戰略縱深」；而對於亞太安全的影響而言，主要意義是在兩極對抗的國際性因素的消失，一則使得亞太安全環境更為複雜和不穩定；另則使得亞太區域強權與集團國家的戰略安全政策取得更大的自主性。因此，各國為維持本身和整體環境的安全，霎時出現諸多有關亞太安全的政策設計與機制安排。 90年代中期，在中共快速崛起，區域軍力與經濟力的發展愈形失調之際，亞太的安全情勢也隨之丕變；從北韓核武威脅、台海主權爭議，到區域民族主義、分離主義與恐怖組織的推波助瀾，更使大國間的猜忌加深，並競相加強軍備，將原已嚴峻的亞太情勢推向更為複雜的形勢。基於前般世局的變因與發展，誘發吾人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動機，除期望取得一般性國際關係理論與實際知識之外，更希望就布希政府主政前後美國亞太戰略的主要政策內容，去嘗試發現亞太戰略之理論依據與其關聯性，俾助於政府政策制訂與國防戰略發展於萬一。 從冷戰後美國在建構其外交與國際安全戰略上面臨了「蘇聯威脅解除，全面性的挑戰不再；美國民意排拒大規模軍事介入海外衝突；以及在缺乏外在威脅下，現實主義難再提供主導美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解釋能力」之窘境。到「九一一事件」後復使現實主義理論再回歸到國際關係理論主流地位，持續支持美國遂行國際霸權的正當性止，無一不在詮釋國際關係動態發展的複雜和永無止息的變異。 嗣經研究發現，美國亞太戰略是其全球戰略與整體外交、安全戰略設計的一環。當冷戰結束，歐洲呈現安全穩定發展，亞洲則因中共國力竄升與北韓核武危機等新的威脅，既影響亞太區域的平衡穩定，且衝擊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連帶使得亞太戰略地位的不斷提升，迫使美國必須對其全球安全戰略作出因應的調整。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對其亞太戰略的建構，已針對不同的威脅來源與挑戰，作出國家安全戰略與區域安全戰略的調整和強化。布希政府致力打擊全球恐怖組織與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以此作為外交政策與安全戰略的主軸，並積極利用反恐擴大其影響力和利益基礎，以持續維持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 而回顧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布希政府無疑是結構性與政策性改變最大者之一。然而，研究美國亞太戰略的轉變，無論是從理論面看，抑或從戰略的實質內涵觀之，其在不同時期的亞太安全戰略所顯示的意涵，也多能符合前開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述主張。從國際關係理論架構探究布希政府主政前後美國亞太戰略轉變，90年代初老布希政府到柯林頓政府是由現實主義過渡到自由主義的性質中；至於到跨世紀後，柯林頓政府與布希政府的世代交替，則是從自由主義色彩再度回歸到現實主義的理論特色上。若以實質內涵觀之，則是從老布希政府的「國際新秩序」、「扇形戰略論」、「太平洋共同體」，到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新太平洋共同體」、「超越圍堵」、「擴大與交往」、「塑造、反應、準備」、「勸止、制壓、擊敗」戰略的推移；到進入21世紀伊始布希政府接續提出的「圍堵交往」、「區域安全」、「反恐擴張」、「先發制人」等系列戰略內涵的揭示。而具體的轉變則表現在由經濟轉向國安主導戰略發展、由守勢轉向攻勢主義戰略發展、由國際轉向內外兼顧戰略發展，以及由多邊轉向單邊主義戰略發展上。 美國是世界超強，故其國家戰略走向，自必動見觀瞻，牽動世局，影響全球的安全與安定。本文探討冷戰後迄今美國亞太戰略的變化情形，除對布希政府上任前後，據以分析兩個時期的不同戰略特色之外，嗣也發現促成其戰略轉變的根源係在不同時空的敵情威脅、全球政經安全情勢與美國內部的政治等因素上。故如何審時度勢，厚植實力，睥睨時局，就成為主導戰略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亞太戰略、九一一事件、布希主義、圍堵交往、區域安全、反恐擴張、先發制人、美日安保。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乃是透過社工人員協助，在確保安全之前提下提供高衝突家庭親子會面。本研究旨探討家暴相對人進入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後，接受服務的經驗及改變內涵，並分析其中影響相對人改變之因素。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訪談了五位參與服務之家暴相對人及四位社工。運用主題分析法進行資料之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1.接受服務之經驗：相對人明確指出了會面服務的助益及社工協助的重要性，正向經驗的累積成為循環；負向經驗來自會面中的挫折，也看見相對人面對家暴指控及社工預設立場的掙扎與無奈。 2.家暴相對人的改變內涵：相對人自述的改變包含人際互動、復原力、自我成長及親子互動的提升；社工則觀察到親子關係提升、與同住方關係提昇、專業關係提昇、自我成長等改變內涵。子女和同住方也因會面而受益。 3.影響改變之因素：影響因素可分為兩大類：促進改變與阻礙改變。分析相對人訪談資料，促進因素為社工專業關係及維繫親情的動力；阻礙因素為聚焦於衝突及怨懟、父母雙方衝突及司法訴訟。社工則認為促進因素為社工專業關係、維繫親情的動力、相對人狀態的改變及支持資源；阻礙因素為過度聚焦於負面想法、同住方的阻礙、司法訴訟及自身侷限。 研究結果證實會面服務有助於相對人同理心及親子關係的促進且利於復原力的發展，形成正向循環。維繫親情的情感連結及身為父母的責任感是激發改變的基礎，社工的工作技巧運用在改變過程中佔有一定的影響力。過度聚焦於衝突及怨懟則阻礙改變動力的形成。最後，研究者依據本研究之結果提出實務與政策上之建議。 / The Supervised Visitation Program (SVP) provides parent-child meetings for high-conflict families with social workers’ help to ensure safety on the premises. This study addressed batterers’ experiences with SVP services and the changes they experienced because of the SVP servic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ose changes. 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five batterers and four social workers involved in SVP were conducted using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chedul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terview data in a thematic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Experiences receiving the SVP services. The batterers explicitly pointed out the helpfulness of the SVP servic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workers’ assistance. Positive experiences were cyclically accumulated. The negative experiences were accumulated from the sense of frustration present during the meeting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struggles and helplessness related to the accusation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perspect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social workers. 2.Changes experienced by the batterers: The batterers stated that the changes they experienced included improve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bility to recuperate, personal growth,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The changes observed by the social workers included the batterers’ personal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relationship with roommates, 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The batterers’ children and roommates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SVP. 3.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chang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classified as promotive factors or obstructive factors. The analysis of the batterer interview data found that the promotive factors included the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ism and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on maintaining family affections. The obstructive factors included overemphasis on conflicts and resentments, inter-parental conflicts, and judicial litigations. In the social workers’ opinions, the promotive factors included the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ism, their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on maintaining family affections, changes to the batterers’ states, and their supportive resources; the obstructive factors included excessive negativity, obstructions by roommates, judicial litigations, and the batterers’ personal limitation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SVP was beneficial for promoting the batterers’ sense of empath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for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recuperate, thus creating a positive cycle. Family affections and a sense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were the basis of stimulating the batterers’ changes, and the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 expertise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s. In contrast, overemphasis on conflicts and resentments obstructed the formation of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for change. Suggestions for practice and policy are presented based on the study’s results.

崛起中的中國大陸，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而言，是一個日趨重要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對美外交為中共對外政策之主軸，其重要性實不言可喻，深具研究價值。 研究中共對美外交政策，可以發現在政策演變的過程中，其對美政策取向與內涵係因應內外環境的轉變及美中的互動關係而逐漸形成。因此，經由中共美外交政策的系統研究，可進一步掌握其政策思維與運作內涵，正確分析影響其外交政策的要素，以瞭解其發展與演變之脈絡。 基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 一、闡明中共外交形成的因素，無論是在宏觀層面，諸如國內外環境因素導致中共外交理論與原則的改變、決策過程機制以及參與程度與範圍之變化；配合微觀層次決策者所起的作用，以檢視中共外交政策內涵，以瞭解其發展與演變。 二、經由中共與美國互動情形，分由政治、經濟、軍事、涉台外交等層面分析雙方關係內涵，以論證中共對美外交政策之發展與特質。 三、由於雙邊關係日趨密切，合作範圍與領域日增，因此經由雙邊互動模式之探討，以展望雙邊關係未來的可能發展。 四、「台灣問題」在雙邊關係的重要性日增，美中關係有可能因為「台灣問題」而面臨嚴峻的挑戰，因此格外值得探討。 經由上述議題之探討，本文歸納了影響美中關係的可能因素，並對政策的持續面與演變面加以探討，最後並提出美中關係未來發展之看法，作為本文之總結。 / China, as a rising power, is a factor with growing impact that affec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 order. Being at the core of its foreign policy, China’s US polic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worth a close look. By exam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regarding the US, we can find that China shapes the orientation and content of its US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in US-China interactions. Therefore, by studying China’s US policy systematically,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its policy reasoning and course of implementation, analyze correctly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hence obtain a clear view of the context of its policy forming. Therefore, the purposes of the article are: 1.To elucidate influences up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cluding macroscopic aspects such 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that caused China’s adjustment in the theory and principles of its foreign policy, and variations in policy-making mechanism and the extent of involvement, along with microscopic aspects such as the impact from policy makers. This is to look into the content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order to acquire a clear picture of its development. 2.Via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o analyze the China-US relation from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nd Taiwan affairs. This is to find out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S policy. 3.With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growing stronger and scope and fields of collaboration increasing, to anticipate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by studying patterns of bilateral interactions. 4.With the “Taiwan Issue” being of growing impact upon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China-US relations can be serious challenged by the issue, and is therefore worth a close investigation. By exploring the above issues, the article catalogues possible factors that will affect China-US relations, observes the potential continuity and alteration of the policy, and finally concludes with a prospect of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

日治時期台灣人與日本人的通婚並非如同今日的國際婚姻關係，而是日本帝國國民之間的異民族通婚行為，是謂「內台共婚」。比起一般婚姻，「內台共婚」可說是一跨越多重「邊界」的結合。 所謂的「邊界」，除了意指地理空間中的境界，同樣也包括社會學意義上的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與隔閡；並且由於當時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制度性地存在「支配者─被支配者」的殖民統治位階關係，使得矗立於「大日本帝國」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的「邊界」更形巨大而難以跨越。然而，內台共婚者卻以個人之力跨越厚重的界限，並且將「邊界」兩端的差異、矛盾與衝突濃縮於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 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跨界流動如何可能？綜觀日治時期，乃是一內地與殖民地間「距離」縮短的過程。所謂「距離」，不僅意指地理空間上的差距，更包括內台人在「社會距離」與「心理距離」上的接近程度。藉由觀察各種「距離」變化的過程，探究使得跨界流動的日台人通婚由「不可能」至「可能」的社會背景因素。(二)、是「誰」跨界通婚？由共婚者個人背景之分析，進一步探討存在於「內台共婚」的特殊階級性格。此外，影響共婚者決定結婚的關鍵性因素也是一個有趣的議題，其中包括愛國情操、利益追求，以及嚮往愛情這三種理由。(三)、跨界之後：共婚生活之分析。共婚家庭不僅必須面對來自外部的障礙，例如體制上的不友善以及社會輿論壓力等，也必須克服許多經營家庭生活的艱難課題。此外，跨界的流動也為共婚者本身及其混血兒子女的自我認同與定位帶來許多衝擊。 「內台共婚」者跨越多重的社會位置，其認同也依照不同的社會時空、生活處境而有所轉變，本研究基於史料耙梳、文獻蒐集與經驗訪談等資料，試圖理解共婚者跨越邊界而結合的流動與其複雜的認同軌跡。 /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marriage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was called "Nai-Tai marriage." The "Nai-Tai marriage" could be seen as an integration that cross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1) Was the "Nai-Tai marriage" possible? The "distance" meant that not only the the distance from Taiwan to Japan, but also including the "social distance"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By observing the ways of "distance" changed, this research try to explore the social background factors of the "Nai-Tai marriage". (2) "Who" did it?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personal backgrounds and the social class of the "Nai-Tai marriage." In addition, the key reason of people decided to "Nai-Tai marriage" is also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3) How about their family life? The families of the "Nai-Tai marriage" had to overcome a variety of problems. In addition, for the "Nai-Tai marriage" people and their mixed-blood children, the mobility of cross-boundary also brought many shocks to their self-identity, and made them feel unsure of themselves in social situations. The "Nai-Tai marriage" people crossed multiple social positions, their identity also changed with their different social space,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class. This study explained the "Nai-Tai marriage" people how to live their lives, and how their complex identity had changed.

戰後日本對華政策之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九七）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 主要係利用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為主，採直敘的方式，在戰後各時期日本所面對的國際政治局勢與外交政策中，依序選擇重點作經驗性的探討與分析。而由於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任何假設與立論的基礎便是材料。故在研究方法上，筆者採「非實驗性的方法」中之文件分析法。 是故，本研究基本上屬於「描述性研究」，筆者乃以日本的「中國政策」為對象，對戰後以來各個時期之對華政策形成，尋求精確的描述與解釋。再者，於研究途徑的選擇方面，本研究係採「系統理論」作為主要的研究分析途徑。基於此，在研究架構上，筆者將針對戰後日本之「中國政策」選擇重點，依序進行經驗性的探討，詳細敘述戰後以來日本各內閣的成立，與每一任內閣所面對的國內、外環境及在內外環境交互作用下，日本政府如何在其「中國政策」中作出反應，並希望在其間發現日本對華政策之特質。 此外，在日本研究中，政治文化的因素亦為研究者所重視，因此，筆者在研究中，亦自政治文化的分析角度切入，具體地分析日本的諸多文化現象對其「中國政策」的影響。 / The Research on Japan's China Polic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Some of the improtant state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political status and diplomatic policies, which Japan weere facing after the world War II, have been selected on a time basis. The selected statements are studied andanalyzed experientially. When doing the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 studies, the foundation of hypothesis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researching material itself. Therefore, the descriptive study used in the non-experimental method is adapt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research present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s a descriptive study. Japan'sChina policy are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forming of Japan's post-war Chinapolicy at different stages is studeied in depths, hoping to seek for explanationsfrom the detailed statements given in the disseration. Regarding to the theory of research, system theory is adapted as main researchingand analyzing basis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s based on some of important Japan's post-war China policy. Detailed descrip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cabinets after the War are given. Also, how the Japanesegovernment reacted on her China policy. when fac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Japa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re sequentially and experientially studied. This is aimed at fi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China policy. Besides, in the studied of Japan researchers have been considering the elements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refore, analyses are done,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litical culture, on some of Japanese cultures' impacts uponher China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