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中國是一個分裂中的國家，與日本之間亦有歷史的宿怨，且中共與日本二者水都是冷戰後東亞地區的兩個崛起中的強國，對我國及東亞的安全與穩定，將有深刻的影響，值得吾人深入研究。研究目的：本論文的目的在分析冷戰後影響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國際與國內因素；釐清中共與日本雙邊安全關係的發展；並儘可能評估冷戰後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發展，對我國及東亞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影響。二、研究途徑與研究架構：研究途徑：本文採用「理性研究途徑」，即假設一政治體系中所有的政治角色或其特定階級，在從事重大的政治行為時，是依據理性的思考與判斷做正確的設計及強化其目標成就。應用理性途徑能對重大的政治現象，提供令人可以接受的解釋。研究架構：本文採用系統理論的分析模式為主，參考郝思迪及金淳基等人研究國際政治時所使用的分析架構。三、研究範圍：時間範圍：自冷戰結束（一九八九年底）至一九九七年三月止。四、研究限制：筆者不擅日文，是本文最大的缺憾。 第二章 冷戰時期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回顧 一、中共建政後至與日本建交前：此一時期的中（共）日安全關係受美蘇在東亞的權力競逐所制約。但中共與日本之間的經貿需求卻使兩國的安全關係得以改善。此一時期，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對中共與日本之間的關係造成嚴重的傷害，但是受到美蘇戰略關係的轉變，促使中（共）日關係的正常化。二、中共與日本建交後至冷戰結束：中共與日本和約的簽對兩國的戰略安全關係有大幅度的提升，中共得以日本做為與美國戰略合作的橋樑。釣魚台的爭議雖然在中共刻意擱置下未構成兩國安全關係的重大影響，但是仍未日後兩國的關係埋下伏筆。至國日本的軍國主義的復甦、修改教科書引發中共的抗議及六四事件的爆發，都為兩國的友好關係增添變數。 第三章 冷戰後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 一、冷戰後東亞國際關係的特質：在結構層次上，多極化的趨勢、經濟與科技重要性日益升高及影響結構穩定的變數持續發展是主要的特質。在單元層次上，美蘇東亞戰略的轉變及調整對東亞地區產生很重要影響。二、對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影響：結構多極化使中共與日本有意在冷戰後於東亞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兩強崛起的過程中，可能造成若干利益上的衝突。經濟科技重要性的提升，使經濟科技大國的日本更有利於成為區域的大國。至於東亞地區不穩定的因素，對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影響更形重大。美蘇東亞戰略的轉變，使中共與日本對彼此之間的權力競逐更為重視。 第四章 冷戰後影響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國內因素 一、日本的政治大國的理想：冷戰後日本對於其「經濟大國，政治侏儒」的國際地位感到不平，想利用其經濟實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並希望 藉著派遣自衛隊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使日本能在經濟以外的領域對國際社會有所貢獻，並爭取更高的國際地位。然而中共對日本的政治大國理想感到不安，深恐日本會藉此機會再度走上軍事大國的舊路。二、中共與日本的經貿關係：日本對中共的經貿援助對中共與日本的安全關係有很大的助益，日本藉由經援中共，使中共不致於因經濟困頓而走上對外侵犯的道路，而日本更可以佔有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三、中共與日本之間的歷史爭議：中共對於日本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問題毫不放鬆，且對於日本國內一再發生否認侵略責任的言行，中共一再加以譴責，認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四、意識型態對兩國安全關係的影響：中共近年來大力鼓吹民族主義的重要性，甚至於用以「抗日」，做為與日本發生爭論時，團結國內力量的利器，若中共一再以此作為對外關係的工具，在有意的挑撥下，可能成為影響兩國安全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章 冷戰後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發展 一、中共國防現代化對兩國安全關係的影響：本節從探討中共國防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策略、成果及日本的反應來分析冷戰後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發展。二、日本增強軍備對兩國安全關係的影響：本節從冷戰後日本增強軍備的原因、背景、戰略、成果及限制來分析日本增強軍備對中共的影響，此外，中共如何看待日本增強軍備，亦是本節的分析重點。三、釣魚台主權爭議對兩國安全關係的影響：本節分析中共與日本在釣魚台爭議中的立場、策略及爭議的發展與兩國可能採取的策略，對冷戰後兩國在安全關係上的發展。 第六章 冷戰後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發展對東亞安全的影響 一、東亞國家的軍備擴張：受到中共與日本增強軍備的影響，東亞國家都有若干程度的軍備擴張，對東亞安全造成若干程度的影響。二、區域安全機制的興起：除了擴充軍備之外，東亞國家還謀求以建構區域安全機制，並使中共與日本都能加入此一機制，受此機制的制約，使兩國增強軍備不致對其他國家造太大的影響。 第七章 結論 中共與日本之間基於彼此合作互利的認知下，短時間內不致發生重大的衝突。但在兩者間因存在著許多的爭議，未來的發展值得吾人謹慎注意。

冷戰後的日本與中共的外交關係一直是東亞地區國家的關注焦點，本論文從國際體系變遷、國家利益面向切入探討兩國關係的現況與問題，希望藉以部分解釋緣何當前兩國關係陷入低潮的現象。筆者認為冷戰結構崩解雖未徹底改變東北亞的體系結構，卻是促動日本與中共外交關系出現變化的動因，而中共及日本兩國在冷戰後時期間缺乏互信且互將對方視為潛在威脅的事實則使兩國形成當前的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 本篇論文的基本研究理念為：「體系變遷的影響促成各國國家利益變化，致使外交政策必須調整，進而影響對外關係」，而研究者可從「國家對於體系變遷所感受到的國家力受損度」與「國家貫徹政策的決心與力度」搭配體系變遷程度的顯著與否，來區分國家政策（決策）類型，並據此列出四種類型：驚動的強硬式、活潑的促進式、審慎的保護式、及慣性的默認式，以政策類型的選定作為判斷國家在雙邊關係的地位。 在章節安排方面，本篇論文分成兩大部分，前三章將從體系變遷與國家利益變動對日中關係的影響作理論性分析，後兩章則將以焦點分析的方式，來探討日中關係中的爭議點，以及日本對中共經濟援助的梗概。

本文以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台日本旅客結構變化為研究對象。由於台灣與日本在歷史上及經濟上有深厚的關係，因此來台旅客中，以日本旅客的占有率最高。本文先探討台灣與日本兩地之經濟狀況及觀光市場，並對兩者之共通點與相異點加以探討，進而分析來台日本旅客的Outbound與Inbound的狀況。 以日本的經濟狀況來看，GDP、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均逐年增加。從觀光市場來探討，發現戰後初期以來日旅客較多，但1964年日本政府開放出國自由化之後，日本出國旅客開始增加並超越來日旅客人數。台灣方面，從經濟狀況來看，戰後在中國與共產黨持續內戰時期，經濟情勢較為混亂。但內戰結束後，GDP及平均每人國民所得開始逐年增加。在觀光市場方面，1979以前受到政府禁止出國影響，此時觀光市場主要以吸引旅客來台灣中心，但1979年旅客出國開放自由化後，出國人數急遽增加且超越來台旅客人數。由來台日本旅客來看，雖旅客來台的目的、平均年齡均隨著不同年代有所變化，但是近年來台日本旅客有逐漸減少之趨勢，針對台灣的觀光市場需要如何改變現在出國旅客超越來台旅客的現狀而蓬勃發展，本研究亦提出相關建議。

冷戰的終結對於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局勢和政治、經濟、安全環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面對美、日、俄、印度與中共等大國勢力在東南亞的互動與交織影響，東協除積極實行大國平衡戰略，以達成大國間相互制約與權力平衡，確維東南亞地區穩定安全，並藉此提升東協在區域政治影響力與安全之地位。 中共與東協間的經貿關係隨著1980年代後彼此政治關係解凍，經濟與貿易之合作發展亦隨之突飛猛進。雙方藉由區域經濟合作與經濟全球化潮流，並藉由各種的經貿優惠安排來獲致區域經濟發展空間。在冷戰後中共與東協經貿關係日益密切，與經濟互賴程度漸增觀之，中共對東南亞地區穩定與影響力不可小覷。 而中共為拓展其影響力，除向周邊國家釋放善意，積極與東協互動，圖能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與邁向大國地位。積極運用東協區域論壇來促進對話合作、維護地區和平，並發展新安全觀以擺脫冷戰思維，促進該區域合作互利與和平發展。 就歷史言，領土爭議一直是中共與鄰國衝突隱憂，然而中共分別在1995年和2002年制定了南海行為準則和宣言，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舉措，除了是藉此方式迴避主權問題，其在主權與領土問題之態度是難以妥協的。雖目前中共軍事能力凸顯渠具備大國之實力。而以亞太各國的軍備水準現狀衡量，中共當前國防現代化是以嚇阻為主，其目的除嚇阻鄰近諸國對南中國海染指意圖，並維持南中國海已成中共領域現狀。然就亞洲觀點來看，中共國防武力之現代發展與壯大，對東協各國之疑懼與區域安全維持仍不容忽視。朝向多極體系發展過程，促使該區域政治、經濟與安全情勢日益重要。 中共之所以與東協積極開展廣泛合作，其思維仍是由國家整體戰略與國家利益出發。藉與東協的各項合作與關係發展，謀求國家生存與領土完整，進而拓展並維護其經濟利益。此外，在中共積極作為下，與東協多項合作仍須透過其各成員國之協調而進行，凸顯出國家仍是雙邊互動的主角，也驗證了現實主義所強，即使國際社會中有國際組織的存在，國家仍舊是主要行為者。在理論上，中共與東協在促進合作互利時，較能契合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念，但若以中共對東協的政策目標言，則屬以國家利益、權力結構及平衡等現實主義考量來推動政策。 / It has been a deep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politics,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not only puts strategy of balance into practice to reach mutual condition and the power of balance between big powers but makes sure the regional stability of Southeast Asia and puts ASEAN to be i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on regional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ecurity. Along with the thaw of politic and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 cooperation of economy and trade development is also immediately advanced by leaps and bounds. Thanks to trend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oth parties develop regional economy by trading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become a big power, and to shed away the ideal of the cold war, in the hope of develop a new idea about security, China has been interacting with ASEAN countries. Furthermore, they try to have peaceful dialogues to bring region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erritory dispute has been a conflict of underlying concer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countries. However, China se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in 1995 and 2002, which claimed that “leave aside the dispute of sovereignty and jointly develop this region” to fudge sovereignty problem which is awkward. What is more, China develops armament not only to threaten Southeast countries but also to declare South China Seat is part of China. In addition, from Asia’s point of view, it can not be emphasized too much, on the ground that China develops national defense. As a result, it is becoming important to develop multi-polar system to make stable on politics, economy, and security in Asia. The reason why China starts cooperating with ASEAN is that it intends to maintain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Moreover, it further seeks nation’s well-being, fullness of territory, and economic benefit. Even if there a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nation is still a key role in bilateral agreement according to realism, seeking that most of the negotiation is not through ASEAN but among countries. Theoretically,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can account for the reason that China collaborates with ASEAN in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eyes of politics, it is an integrated consideration to wheel and deal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interests, power equalization based on realism.

本論文以探討歐戰後期北京政府與日本的關係為主，特別側重於西原借款的研究。 引言述清末以來中國飽受列強的侵凌以及中國的反應，兼述及中日二國對此侵略之 反應及其肆應。第一章述民初至歐戰期間日本對華政策形成的動因及北京政府的對 日政策。第二章述歐戰後期中日關係之特色－－西原借款，研討其定義、背景及成 立之經過，以對德宣戰及蘭辛石井協定為分水嶺述其成立之過程。第三章述其內容 及用途，均就此二點加以分析。第四章述其挫折之因及其歷史之意義。第五章結論 就此段關係之實質內涵及此段史實之演變情勢作一簡要的綜合，並就此段關係作一 適當的歷史解釋，以明此段關係之實際。 #2810104 #2810104

奇幻原本只是文學中的隱流，卻在1960年代的美國突然崛起，成為類型小說的新支，並在日後藉各種傳播形式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本文斷限起自1950年代，述論此種類型的文學如何在激進和保守相互激盪的時代氛圍中浮現，大眾在其中找到何種切合己需的事物，並賦予新的解釋。其中並以1965年後造成明顯風潮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為例，藉其出版和解讀的過程，分析當時奇幻文學和時代背景的關連，意圖藉五０及六０年代的社會背景、戰後的青少年文化、以及對工業化、資本化社會的反動，分析奇幻類型文學在此時興起的原因。

本文係以戰後在臺灣出現的新的聚落型態─軍眷村為主題，以歷史背景與地理空間為主軸，輔以法規、政策、軍事、都市設計等觀點，探討整個軍眷村從形成(生)、發展(長)、改建(死)等變遷歷程。軍眷村在包含後來升格北高兩市之廣義臺灣省境內各縣市皆有分布，且主要集中在各區域中心城市。換言之，軍眷村分布區位以各級城市為核心。城市的發展沿革，是戰後軍眷村形成背景；城市持續的都市化發展，也影響軍眷村建立後的發展變遷。因此，軍眷村發展變遷歷程，受地域在地相關因素與發展，反映出軍眷村的問題，各地實際變遷型態不同。本文選定臺灣首府臺北市為範圍，結合臺北市整體都市發展，探究臺北市的軍眷村發展演變。 軍眷村即俗稱眷村，其最初設置型態如同一般公務眷舍，為提供軍人及其眷屬所居住軍人眷舍。軍人眷舍為軍眷安置制度一環，在戰爭時期，可以同時兼顧動員集結與軍眷照護，在1921年正值第一次國共戰爭期間，已有部隊採取此措施安置軍眷。1945年後的國共內戰，是軍眷村產生的歷史背景，1949年前後，政府單位與軍種部隊陸續撤遷臺灣，也包含軍人眷屬，軍人眷屬以「集中管理，集中居住」為原則，由軍方辦理安置。 軍眷村在臺興建規劃，依興建年代可分為老眷村時期(1945-1956)、新眷村時期(1957-1980)、舊制眷村改建時期(1980-1997)、新制眷村改建時期(1997-迄今)。地域分布上以區域政治中心或中心城市為核心，或是軍眷村的列管軍種。軍眷村列管單位為陸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聯合後勤司令部、後備司令部、憲兵司令部、軍備局、參謀本部軍事情報局等軍事單位，其單位部署考量單位任務，以及日治時期遺留軍事設施基礎。軍眷村相關的管理制度與組織，法規以1956年發布的《國軍在臺軍眷業務處理辦法》為依據；相關行政主管，由地方軍事性質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負責，後來轉移至聯勤總部，1664年改由總政治作戰部統籌，各列管單位執行，聯勤留守業務署協助補給。軍眷村內部設立村內公共事務自治委員會，以及婦聯會、聯勤相關單位派駐。 臺北市從清末成為全臺灣首府，在日治時期銳意規劃經營下，打造近代化都市規模，更強化全臺首府地位。臺北市在日治時期所建立的相關都會區位，在戰後皆被延續。1949年臺北市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首都」所在地，都市建設提升到首都戰略與外交層級。日治時期的發展規模，包含相關軍事設施遺留沿用，戰後的相關國防建設，甚至是臺北市提升為首都之因素，皆影響臺北市軍眷村地域空間分布。軍眷村生活空間，不同時期所興建的軍眷村房舍，每戶生活空間與呈現的生活品質也有所差異；每戶生活空間，也反映出軍中位階尊卑概念。軍眷村村內空間，則是套用營區規劃與部隊管理方式，為因應每戶有限的起居空間，以及水源問題，原有的住宅部份空間轉為公共化設施型態。 整體軍眷村改建問題，1970年代已浮現，包含房舍老舊，聚落環境不堪與公共安全問題，以及軍眷村週遭環境變遷，都市擴張發展，軍眷村所在地不再是創建初期邊陲地區，成為都市精華地帶，軍眷村高建蔽率與低容積率成為都市發展負擔。1978年國防部擬訂《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要點》，為第一階段的軍眷村改建。改建方式以「與地方政府合建國宅」為主，以及軍眷住宅合作社自辦重建、婦聯會改建職務眷舍、辦理遷村、就地整建等。軍眷村改建推動，也是軍眷村區域整合集體改建時刻，臺北市各區開始整併老舊軍眷村，配合國宅政策，原軍眷村區域轉變為高容積率的國宅區。1996年《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通過，軍眷村改建有了法源依據，第二階段軍眷村改建政策開始推行，以建大村、遷小村，先建後拆、全面改建辦理等原則。至此，舊有軍眷村不再興建，原有型態也因改建，逐漸走入歷史。

本文以邱仕榮先生為核心，並探討其所處於同時代的臺大醫院與臺灣醫學之間彼此的關聯性。筆者大致分為三個方向，論述這段經歷：首先是「醫學專業」，專業的形塑是需要接受嚴格的審定標準，邱仕榮是早期少數接觸醫學教育的菁英，且其專長為婦產科醫學的「妊娠中毒症」，以醫學專業的角度觀察邱仕榮在戰後臺灣醫學史中的位置，則有助於釐清臺灣醫學發展的特質。其次是「醫療機構」，自1940年大學畢業後，邱仕榮就一直待在臺大醫院服務將近半個世紀，其中有近20年的時間擔任臺大醫院的領導要職，在醫院行政的發展脈絡中，邱仕榮確實影響戰後臺灣醫療行政的發展，而醫院的制度化、透明化、專業化都有助於醫病關係的提昇，以及改善醫療環境的品質，建立良好互動的醫療社會。第三是「醫學社群」，邱仕榮所處的年代仍屬於草創時期，許多醫學社群團體都尚未健全，因此邱仕榮才有機會參與創辦臺灣省醫學會、國際外科學院、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中華民國醫院行政協會、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臺大景福基金會等重要的醫學社群團體。社群的出現不僅提供專業知識的互動橋樑，且透過社群領導者的行政能力提出建言，改善臺灣醫療社會的現狀，增進國際交流合作的契機。 　　此外，本文也探討「專業」與「行政」的雙重權威特質，尤其是醫師最具有代表性，如何看待兩者間比重所延伸出的涵意，是值得加以探討的議題。過去討論醫學史總著眼於醫學學術專業強的價值觀，因此就忽略醫院行政中的領導能力與資源分配，醫院行政也應是醫學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本文全篇的架構將採用歷史分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吉田茂的對華政策分期加以研究，亦即從三個時期分章加以探討，除了前言之外，第二章是探討吉田茂戰前對華政策形成的過程。第一節將探討日本帝國主義形成後，吉田茂到中國的滿洲出任外交官後，如何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體制服務，同時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尤其關於中國問題的華盛頓體制建立後，吉田茂對華政策發展的歷程；第二節將探討吉田茂的對華政策逐漸成型為英美日天下三分的對華政策之後，吉田茂對滿洲與中國本土的不同看法，同時基於英美協調的概念開始與軍部帝國主義分道揚鏢的過程；第三節則是吉田茂非主流對華政策遭遇推折的時期，由於日本國內逐漸由軍部掌握了政治權力，而吉田茂的理念與軍部有所不同，因此其對華政策並未獲得重視，不過吉田茂並未放棄宣揚其個人的理念，是以本節將探討滿洲事變後其透過國際聯盟改造中國的主張，以及出任駐英大使之後努力重建英日同盟政策的過程。 第三章是戰後吉田茂繼承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體制，開始與美、英、蘇、中共、國府交涉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列強的勢力有了新的重組，共產陣營與民主陣營的對立逐漸形成，而日本身為戰敗國只能在美國的佔領之下進行重建日本的工作，其中與中國重建外交的問題，是戰後開始掌握政治權力的吉田茂必須面臨的課題之一，此時吉田茂如何面對身為戰勝國的中國，對戰後處於內戰局勢的中國，抱有怎樣的基本態度與立場，同時對於重建日本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吉田茂又如何因應中國對日的經濟政策，將是本章探討的重點。 第四章是吉田茂參加舊金山和會，與國府簽定中日和約確立日本和國共關係的時期。日本與中國重建外交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分裂使得吉田茂不得不面對兩個自稱代表全中國的政府，舊金山和會將所謂的兩個中國排除在外，卻加速了吉田茂面臨在兩個中國間選擇和談對象的難題，因此本章第一節將探討吉田茂如何解決國內輿論的壓力，先參加舊金山和會取得國家獨立的地位，之後又如何在美國的壓力下發表〈吉田書簡〉選擇國民政府為和談的對象的過程；第二節將進一分析吉田茂如何在不得不的抉擇下，於中日和談的過程中以限定承認的方式，表達日本政府的立場，同時保留了將來與中共進行經濟交流的期待，並也將從吉田茂如何分析中蘇共的關係，及其對英美中國政策的看法，探討中國分裂後其對華政策的調整與形成。第三節則將分析1954年吉田茂結束首相的工作之後，隔年日本史上所謂的1955年體制形成，在這個體制之下首先在鳩山一郎內閣時期，開始試圖調整吉田茂的對華政策，此後日本與中共之間又不斷有爭議性的問題發生，如為了與中共進行貿易的四次民間通商協定，1958年的長崎國旗事件，1962年的LT貿易協定，1963的維尼龍資匪案以及周鴻慶事件 ，這個問題都在在挑戰吉田茂所立下與台灣國民政府建交的官方關係，因此1964年吉田茂再度出馬親自訪問台灣，並且發表了二次吉田書簡，以其大老的身份暫時穩住其吉田學校子弟兵池田勇人內閣的對華政策，才使得日本與國民政策間的外交關係得以延續，吉田茂此時如何再度發揮影響其對華政策的影響力，將是本節探討的焦點。

女性成長小說呈現「女孩」蛻變為「女人」的過程中種種權力的運作、傾斜的現實，女性在試圖釐析自身與世界、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中，思索「我」存在的意義。個人的成長無法自外於集體時空的影響，因此本論文在分析架構方面，分從國族歷史、家與家庭倫理、女性情慾自覺三個議題逐步切入，由外而內，漸次歸返自身，分析九０年代以降從「女兒」身份出發，書寫成長歷程、進行女性自我追尋的書寫，探討晚近這一波女兒書寫的新趨勢，女作家如何針對這三個議題進行發聲，回溯成長記憶、歸返女性身體、重析母女關係，進而達到探索自我的目的，也開啟了台灣女性小說發展的新貌。 本論文之內容綱要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指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文獻回顧與整理，第三節則說明論文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第四節為分析架構與內容綱要。 第二章「我是她們是我：多重女性成長敘事與國族歷史」，旨在梳理出晚近女性歷史書寫的新趨向，不但以女性成長歷程與國族歷史進程產生對話，更在自我成長的回憶之外，拉進歷史或者家族中的女性人物，以及女妖、女巫、女神等女性文化形象，讓多重女性成長敘事軸線彼此指涉、聚合，以此特殊的書寫模式，構成女性生命史或者家族史。從《自傳の小說》、《沃野之鹿》到《海神家族》，女作家以文字歸返身體，釋放過去歷史書寫中被消音的部分，並特重空間的感知，呈現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以及歷史推進的痕跡，在完成自我追尋的同時，也思索女性命運的共同意義，並且在既有的歷史書寫中，開創另一種歷史詮釋的方向。 第三章「無家‧尋家‧返家：女性成長與家的反思」，主要透過新世代女性作家書寫自身成長經歷的作品：包括陳雪《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鍾文音《女島紀行》、《在河左岸》，陳文玲《多桑與紅玫瑰》等文本，梳理出時代轉折中新一代女性成長的困境：理想家園的失落、家庭倫理的崩解、母女關係的纏結，家成為這一些新世代女性成長的壓抑所在。她們透過感官知能的記憶方式重拾與重釋成長回憶，從童少時期「家園」的內外部空間建構，投射其理想失落的心境，並經由一連串的記憶梳洗，嘗試解決內心的焦慮，找到自身安置的方式。 第四章「青春戀曲的悲唱：同女成長與女性情慾自覺」，關注女同志成長書寫在此一時期的蓬勃發展。九０年代以後的女性小說，兩性關係不再是情愛的唯一模式，異性戀機制的反思成為這波女同志成長書寫探討的主題。本章選擇邱妙津的《鱷魚手記》、曹麗娟的〈童女之舞〉與〈關於她的白髮及其他〉、陳雪的〈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蝴蝶的記號〉、〈夢遊一九九四〉、張亦絢的〈家族之始〉、〈幸福鬼屋〉、〈性愛故事〉……等作品。此類作品表現女性成長的困境，在於體制壓抑情慾的定義，少女被期待長成為異性戀女性，她們述說自身成長困境的特殊敘事模式，有著死亡與青春交疊的成長特質，文本呈現校園空間的權力運作與監控、規馴中、離校／返校的抉擇之間，以及自我／他者的關係呈現，成長的可能與挫敗，皆是本章企圖討論的主題。 第五章，歸納前述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比較，具體指出九０年代以降台灣女性成長小說在敘事手法與文本內涵中呈現的特色、突破與價值，作為論文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