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我國目前執行試辦綜合高中政策的現況，並探討影響我國試辦綜合高中政策執行的相關因素及缺失，最後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供主管教育行政當局及試辦綜合高中學校之參考。 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瞭解我國目前執行試辦綜合高中政策的現況以及教育政策執行的相關理論與研究，進而自編「我國試辦綜合高中政策執行影響因素調查問卷」。針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北高兩市教育局）的教育行政人員，及八十五至八十七學年度台北市、高雄市、台灣省各縣市試辦綜合高中學校的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採分層立意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得有效問卷492份。所得資料採用次數分配、百分比、卡方考驗、平均數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後，獲致下列主要結論： 一、我國綜合高中已正式成為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一種類型。 二、我國試辦綜合高中政策執行之影響因素可分為政策內容因素及政策系絡因素兩大部分，若能掌握影響教育政策執行之因素，將有助於政策的有效執行，以順利達成政策目標。 三、就政策內容因素而言，我國試辦綜合高中政策有明確的政策目標、充足的政策資源、適切的理論基礎，且對標的團體行為需改變的程度相當大。 四、就政策系絡因素而言，執行試辦綜合高中機關的內部溝通大致良好、執行人員具備專業能力及意願、執行人員與標的團體的溝通良好；但新聞傳播媒體、民意機關及社會大眾普遍對於我國試辦綜合高中政策沒有充分、清楚的認知。 五、我國試辦綜合高中政策於執行過程中遭遇宣導不足、升學主義、試辦動機、城鄉差距、人力不足、行政電腦化、教師第二專長進修、課程教學、學生管理輔導及學制過於複雜等缺失及問題。 六、教育部的教育行政人員之意見與其他類別人員之意見有相當大的落差。 最後根據以上之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試辦學校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要是分析在寡佔市場結構下，環境政策對國內外廠商品質與數量決策的影響。從簡單的模型假設中可以得知，環境政策對競爭廠商生產行為的影響端視廠商在原先產品品質的生產上究竟為高品質生產者或是低品質生產者而定。 由本文得知，在本國為生產高品質產品，國外廠商生產低品質產品時，無論是污染排放標準的管制或是環境稅的課徵，均使得本國的產量減少、品質提升，而外國廠商的產量增加且提升其產品的品質。 在另一情況，本國廠商為低品質生產者，而國外廠商為高品質產品製造者，嚴格的環境管制亦使得本國的產量減少、品質提升，然而進口品的數量雖然增加，但卻降低其產品的品質。 再由福利的觀點觀之，除了傳統的福利考量下，政府在考慮生產活動對環境的衝擊之後，最適環境政策的寬鬆與否端視本國高品質產品製造商利潤降低的幅度，與國內高低品質消費者剩餘增加及環境改善總和淨效果而定。同時亦可發現，政府若同時關心本國與進口品的品質，將會比不關心產品品質（即品質為外生變數）時訂定更為嚴格的環境標準。

一九四九年，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的內戰大致底定後，政府敗走台灣，並在台灣繼續延續中華民國的國祚至今；而中共獲勝後，則在一九四九年，定都北京，改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於是展開分裂分治的局勢。 回顧四十八年的兩岸關係，從軍事衝突（全面禁止交流，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時期過渡到和平對峙時期（一九七九－一九八七年十月），再到現在的開放交流（有限度交流，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迄今），兩岸歷經了激烈的軍事衝突、冷漠的和平對峙與熱情的開放交流等情勢，從無到有，從封閉到開放，兩岸民眾等了四十才得以與親人相會，這是漫長而冷酷的四十，你我都不希望強大而統一的新中國產生，為此認為有必要鑑往知來，對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作一步深入研究才能達此目的。本論文主要針對中華民國大陸政策的制定過程為主要研究重點，抱括環境變項、政策背景、參與者等重點。 本論文以伊斯頓的系統論、瓊斯的政策過程理論為主要研究架構，再輔以筆者個人所學，針對大陸政策的制訂過程加以分析研究。

本文的研究內容為 分析台灣整體產業及製造業技術研發投入及成果指標 並對當前政府的產業政策及提供的財政 金融獎勵 補助加以說明首先在研 發投入方面 可分為投入經費及人力加以說明 相較於其他國家 由於我國 投入之研發經費及人力較低 因此技術成果指標亦落後其他國家甚多就製 造業各行業分析其研發投入及產出成果 發現我國當前的產業發展並非整 體產業的技術升級 而僅是犧牲傳統產業 培植高科技產業的產業結構轉型 這亦可從製造業各業的技術成果指標看出端倪再分析臺灣當前的產業政策 過去政府的產業政策偏重於財政 金融的獎勵補助 然成效不彰 因此現階 段的產業政策已改為改善國內研發環境及提供研發補助並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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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全文共一十餘萬字，計分七大章、三十二節。至其要略則可概述為： 第一章、緒論，分別敘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設計（包括：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等四大部分）、相關名詞（含公務人員、權利、保障）之解析與相關文獻的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基本架構，藉期賡續前人之研究，進而作為建議後人研究之標的。 第二章、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關係之嬗替：往昔由於認為公務人員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關係之本質有別於國家與人民間之「一般權力關係」。故世界各主要法系領導國家雖處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然均發展出十分類似之理論，以便支持國家得對於公務人員具有更大之規範權力，例如德國有「特別權力關係」；法國則有「內部秩序措施」理論；至於美國亦有「特權論」之見解。故本章除試就德、日與我國有關特別力關理論之見解與嬗替情形，分從學術界與實務界等面向作一概述外，並對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或議決）與行政法院判例（解）中涉及分務人員權利與保障事項之見解加予探討與剖析，文末則概述筆者對於渠等見解所得之啟示與省思。 第三章、民主先進國家公務員權利與保障概況：現今民主先進國家之人事行政制度，由於受到民主憲政現念之薰陶（如：人性尊嚴的維護、基本人權的重視……等）與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轉變的影響，故於支持國家對公務員關係具有更大規範權利之同時，亦明定渠等相對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認為除非係基於職務與目的上之特殊必要者外，對於憲法賦予國民之基本權利，公務人員亦應同等享之，不得恣意加以剝奪或限制之，所以大多加強對於公務人員權利之保障。故本章主要研究重點乃置於探討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與日本等國，公務人員權利與保障概況。 第四章、我國公務人員之權利：人民與國家發生公法上關係後，雖對國家負有法定之義務與承擔必要之責任，然亦同時享有一定之權利。雖此種權利、責任與義務，因法令上公務人員種類之不同而有所歧異，且學者間看法亦不一。不過大皆同意由於基於「特別之法律原因」與「權力服從關係」等因素，故與私法上之法律關係有異，致有關公務人員之權利或保障事項，無論學理上抑或實務上均較少論及。但近年來，國內由於社會發展與政治開放結果，一般咸認為：公務人員經國家選任後，其自身所具有基本人權，並不隨之喪失。因此除司法院大法官陸續議決釋字第一八七號秕一系列解釋，以修正此一特別權力關係之見解外；另為順應時代潮流趨勢並釐清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關係，考試院審議通過「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之後，開啟了我國人事行政新紀元，該草案除一方面規定公務人員係基於公法上職務關係，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外；另一方面則允許公務人員於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受到不法之侵害時，得依法程序尋求行政救濟。際此嶄新「公法上之忠勤服務關係」的典範，本章乃試圖藉上對於學理上與實務上之探討，而分從「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基於身分所生之權利」與「發展中之權利」等三大面向切入，釐出我國公務人員所得享有之權利內涵為何？各項規定是否允當？以為改進現制參考。 第五章、我國公務人員保障之概況：本章乃試從公務人員保障之管道著手，認為可藉由：(一)、行政體系內部之保障；(二)、行政體系外部之保障；(三)、公務人員團體的協助；與(四)、代表機構的積極參與等四種不同之管道來達成對於公務人員法定權利之保障。 第六章、我國人事政策與法制有待商榷之處：往昔主宰我國公務人員與國家（或服務主體）間關係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已隨時代潮流之變遷而有所更異；復以，在司法院大法官議決有關國家與公務人員關係解釋案件陸續公布以及考試院版「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之出爐，現行人事政策與法制便愈顯露其問題之所在，故本章便試圖剖析現行人事政策與法制的各項規定，從而發掘、歸納有待商榷之處，以作為本研究之發現，並進而作為次章改進建議之芻型。至其要略亦分從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基於身分所在之權利發展中之權利等參大面向予以敘述與剖析。 第七章、結論一－我國人事政策與法制應有之調適：本章則包括研究發現、改進建議與未來研究建議等三節。旨在針對前述我國人事政策與法制商榷之處，參酌外國制度、學者專家之見解以及個人實；務心得，提出詷適之道，以作為各有關部門研修或創制人事法制之佐證。最後，援例於文末提出未來研究之九項建議，以觸發後人研究興趣。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日，我國政府宣布開放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地區探親，此舉開啟兩岸民間交流的序頁，也象徵海峽兩岸的互動型態改弦更張。其後宮方與民間成立一系列與大陸政策相關的專責機構，並與對岸展開事務性層面的談判、接觸與交流。 在已逾十個年頭的今日，大陸政策的運作狀況應已到初步驗收成效的時候，本論文特就現階段我國政府之大陸政策進行評估，在研究方法上，採用「台港航運談判」之「個案研究」質化途徑與以學者專家為對象的「德菲問卷調查法」量化途徑同時進行。並以量化的統計結果驗證質化研究之內容。 在詳析「台港航運談判」之背景、規劃、經過與結果之同時，針對在大陸政策方面學有專精之專家學者與實際參與「台港航運談判」之人士進行兩個回合之「德菲問卷調查」，並在第二回合問卷的內容中，將題目分為「在大陸政策的指導原則-國統綱領方面」、「在推動大陸政策的組織機制方面」、「在大陸政策的決策過程與執行體系方面」、「在兩岸的實際互動方面」以及「在國家定位方面」等五項類型，彙整受訪者的意見分析形成結論，並提出建議，期對我國大陸政策的運作上具實務參考價值。

戰後國民政府的原住民政策有一個特色，就是政府往往將政策的重點放在山地原住民身上，而忽略了平地原住民。而學者的研究通常也著重在政府施政的重心—山地原住民的身上，這使得其研究結果，無法呈現出戰後原住民政策的全貌。所以本文由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身份區分的角度切入，希望能全面的呈現出原住民政策的全貌，並確實的找出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政策上的差異。而且本文更想進一步的探究，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身份區分與政產生落差的關連性，以及國民政府原住民政策中身份區分的內涵。然而，因原住民政策之中涵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面向，如將所有政策納入研究範圍，恐陷入大而無當的情境，方可能因顧及所有的政策而無法進行深入的探討，所以本文選擇原住民行政體制，選舉與土地三個議題作為研究重點。 經過本文的研究，在一九六五年以前政府在行政體制的建構上偏重山地原住民，即便在一九六五年政府將兩者省、縣兩級的主管機關合併，平地原住民仍無鄉鎮級的主管機關。選舉平地原住民在鄉長選舉時近沒有獲得任何保障。而土地政策上國民政府對於平地原住民可說是沒有任何土地政策，而保留地政策是針對山地原住民而設。造成這樣情況的產生，主要是政府延續了日治時期的身份認定方式。菬簽N這種隱含著生活水準區隔對照的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區分方式，當成資源分配的依據。然而在以往將原住民融入臺灣的政策目標下，將施政中心放在生活水準較差的山地原住民身上本無可厚非，不過若從平等原則來看，這是不合理的。且在原住民運動興起之後，原住民自我認同與權利意識高漲，這樣的身份區分方式，不利於其族群認同與各族群權益的追求，故基於尊重原住民的立場，且臺灣也逐漸邁向民主與多元社會的此時，有必要重新檢討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身份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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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中央銀行為達成貨幣政策之目標，經常採取包括公開市場操作為主之各種貨幣政策工具，藉著影響金融市場及金融體系，進而影響實質經濟部門。透過貨幣政策基本架構圖，我們瞭解央行運用各項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政策操作目標，進而影響中間目標，最後再擴及總體經濟目標。 就世界貨幣政策潮流來看，八○年以來，由於金融創新與經濟開放使貨幣總計數與名目GDP關係退化，各國因應其國情而採不同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如新加坡重視匯率目標，日本及法國兼顧匯率及貨幣總計數，德國固守貨幣供給額目標，加拿大及英國等國家改採通貨膨脹率目標，美國則對多項指標予以綜合判斷。 未來隨著我國外匯自由化及國際化的進展，在2000年資本帳進出將完全開放，央行除穩定物價促進經濟發展外，更應達成穩定金融的首要任務，因而更需要廣泛掌握各項經濟金融指標才能針對快速變動環境擬訂及實施有效的貨幣政策。 本文目的即在透過Granger Causality Test，檢定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操作及中間目標對最終目標之因果關係，並依循央行以穩定金融為首要任務，探討貨幣政策操作及中間目標對金融市場價量之因果影響，並涵蓋備受關注之股價及匯率對貨幣政策操作及中間目標之影響，希望能提供政策與管理當局制訂政策時更多層面的判斷資訊。 謹就五個管道驗證貨幣政策之傳遞效果，摘錄實證結果如下: 一、拆款利率對其他市場利率及貨幣供給額之傳遞效果。拆款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之相關度高，其他利率相關性低，而時間落後之因果遞延關係則依拆款市場所代表不同利率結構而有不同影響，因而央行要能有效釐定所謂同拆利率，才能有效建立利率傳遞效果。有關拆款利率對貨幣供給額的影響，拆款利率對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均有顯著影響，其中M_1B在檢定各期均達顯著水準。 二、準備貨幣對貨幣供給額及存放款之傳遞效果，無論自由化前期或後期，準備貨幣對M₂之影響期數者僅2-3期，而準備貨幣對M_1A及M_1B的因果關係在所檢定自由化後期，則每期均呈顯著效果，即以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可測性而言，M_1B優於M₂。準備貨幣對存放款亦有相當程度之影響，而金融自由化前期存款絕對影響放款，後期則未出現因果關係。 三、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及中間目標對金融市場之影響。 1.金融自由化前期：三種貨幣數量對不同市場價量影響不一，唯綜合觀察則影響程度相當，但市場受貨幣數量之影響，大致未若金融自由化後期。 2.金融自由化後期貨幣供給額中，M_1B對市場價量變化之影響期數最為廣泛，M₂次之，準備貨幣影響期數最少，利率的影響亦相當廣泛。 另從貨幣政策操作目標（拆款利率，準備貨幣）及中間目標（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觀察各個金融市場受影響程度。 1.拆款市場：金融自由化後期，影響拆款利率最大因素為M_1B之水準，而影響拆款金額之最大因素為M_1B及拆款利率變動水準。 2.貨幣市場：金融自由化後期，貨幣市場利率最受準備貨幣及貨幣供給額M_1B之影響，票券發行餘額受拆款利率影響較深，而票券交易額受四項變數之影響均顯著，其中並以準備貨幣及拆款利率影響期數最廣泛（自由化前期影響票券交易額最主要因素為貨幣供給額M_1B）。 3.債券市場：債券市場利率水準無法檢定。債券市場發行餘額受影響程度不甚顯著，而債券市場交易額僅在自由化後期廣受貨幣供給額M_1B及拆款利率水準的影響。 4.股票市場：金融自由化前期，股市處平穩階段，主要以準備貨幣與股市總市值呈現統計值因果關係顯著。金融自由化後期，股價指數隨M_1B變動最為顯著，股市總市值亦隨之變動，至於股市成交額則未呈顯著因果關係。 5.存款市場：金融自由化前期長短期利率水準主要受準備貨幣的影響，金融自由化後期則受拆款利率影響最顯著，至於存款總額不論自由化前後期，因與貨幣供給額組成重疊而關係顯著。 6.貸款市場：金融自由化後期，基本放款利率在拆款利率調整後落後一、二期以金額或年增率水準觀察均會呈現影響現象，信用總量方面，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之影響期數增加，而準備貨幣影響期數減少，至於拆款利率亦有顯著及持續的影響。 7.外匯市場：金融自由化前期，貨幣數量對匯率僅有零星期數的影響，對外幣存款則毫無影響效果。金融自由化後期，匯率水準最受M_1B之影響，並受拆款利率落後影響。外幣存款亦受M_1B之影響，並受M₂之影響；至於銀行間即期外匯交易額，此處僅受準備貨幣及M_1B零星期數之影響。 四、股價指數及匯率水準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及中間目標之影響。 1.股價指數：金融自由化前期，股價指數在千點之下，對股市總市值及股市成交值影響不大，金融自由化後期，股價指數在落後二期影響股市成交值，並在落後三期起影響股市總市值。至於對貨幣數量之影響則無論自由化前後期，股價指數均對準備貨幣之影響表現顯著，唯自由化後期有提前發生現象。 2.即期匯率：外幣存款受即期匯率之影響甚為顯著，而自由化後期其效果提前顯現。至於金融自由化之前期，匯率變動對準備貨幣在落後半年後有顯著影響，自由化後期，準備貨幣、M_1B、M₂及拆款利率均未顯著受匯率之影響，可能因金融越趨自由化，多項金融市場之交互影響力越大，單一市場因素（如匯率）之相對影響程度變小了。 五、貨幣政策操作目標（準備貨幣、拆款利率）及中間目標（貨幣供給額M_1B、M₂）對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消費者物價指數、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影響效果。 在金融自由化前期，影響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最為顯著的因素為貨幣供給額M_1B，到了自由化後期改以準備貨幣及拆款利率為影響最終目標之最主要金融因素，M₂似與最終目標之關連較不顯著，可能因為貨幣的流通速度及貨幣乘數不穩定使然，也因此造成央行1997年改採新貨幣定義。 綜上所述：一、鑒於不同內涵之拆款利率對其他利率傳遞效果有異，央行以拆款利率為操作目標，似應先釐清拆款利率之內涵，透過建立有效長期利率指標並選擇與長期利率具關連性的合理結構拆款市場利率，以提昇拆款利率之傳遞效果及指標功能。至於拆款利率水準對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均有顯著影響，其中M_1B於落後一期起即顯現效果且檢定各期均顯著。 二、就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之可測性而言，M_1B優於M₂。 三、貨幣政策操作目標（拆款利率，準備貨幣）中間目標（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對各個市場之影響程度不一，但顯見金融自由化後期M_1B及拆款利率影響極為顯著。其中尤以M_1B及影響最為廣泛，因而央行除達成M₂目標外，另以追求金融穩定之來看，央行似應兼重M_1B之穩定成長，並建立模型估測貨幣數量對各個金融市場之影響程度，並採相關措施兼顧M_1B穩定成長。 四、金融自由化前期，股價匯率影響準備貨幣較為顯著，而金融自由化後期，股市匯市之數量變數易受其價格變數之影響，但金融越趨自由化，多個金融市場之交互影響越大，單一市場因素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或中間目標之影響變小了。唯股價及匯率所衍生之資產選擇效果及匯率效果，可能直接影響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亦應受到重視。 五、隨著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進展，影響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之因素隨之改變，近年來央行所強調之貨幣供給額M₂的關鍵角色在央行修訂貨幣定義後是否能顯著改善，需要有效監控外，並似應綜合判斷多項金融及經濟指標，才能達成多項貨幣政策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