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計六章十四節，約七萬字。 第一章討論對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途徑，並闡述 「關聯政治」理論基礎。 第二章討論對中共全球戰略的演變,由共黨意識形態觀點的形成與變化。 第三章討論中共全球戰略的內政根源，分析內政中政治及經濟變數對中共外交政策的 影響，著重在八○年代「四化」的成效及難題 。 第四章仍討論中共全球戰略的內政根源，分析內政中軍事及國防變數對中共外交政策 的影響，著重在八○年代的「軍事現代化」及核武戰略政策。 第五章討論中共全球戰略對其外交政策的影響，綜合前面幾章的論述探討中共現階段 「獨立自主」及「和平共處」對外政策的理論與實際。 第六章結論，對中共八○年代外交政策作一綜述及終結。

本文一冊，約三萬餘字，共分四章。首章緒論，第二章建立基本架構進行分析，第三 章為實證研究，末章再綜合結論。主要目的在研究透過資產選擇行為，沖銷措施對於 經濟穩定的影響。 關於沖銷措施在不同匯率體制下的財、金政策效果，最近國內外文獻中已多有研究。 其中泰半皆以凱因斯學派的開放經濟模型為主，並將資本移動單純的視為利率之函數 而進行分析。此法之缺點在資本移動只能透過利率因素的變化才得顯現，因而局限了 資產選擇理論運用的彈性。 本文根據Argy Kouri-Porter 之資產選擇總體架構加以修正，以進行較一般化的分析 。發現不同沖銷措施下的經濟穩定情況，其關鍵必然也表現在國際支式的係數符號上 。故本文亦針對此現象之有關方程式及台灣過去沖銷政策之是否存在等問題進行實證 分析，期在沖銷政策的採行效果上能結合理論與實際資料提出有效的推論。

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不僅代表兩岸關係發展之微妙，亦凸顯出在台灣政經轉型過程中，一貫的國家介入經濟行為的難題，進而反映國家產業政策與兩岸政策的矛盾與衝突。基本上，政府產業政策的決策邏輯被侷限在一國之經濟發展，係藉由大量產能的產出及創造鉅量的國民生產總額的思考模式，因此政府鼓勵產業發展的途徑即為鼓勵企業進行大量的製造，進而導致台灣企業本身對於研發的企圖心相對缺乏，在如此政策邏輯的左右下，當微利時代的來臨時，反而促成企業為求成本的控制與降低，加速赴大陸進行投資。其中，資訊電子產業受限於自身發展的技術層次，因此多以硬體製造、或為歐美日電子大廠代工為主，較少專研在技術研發或品牌創新，此種以接單為主的製造業傾向，加上以電子產業低階產品為主要的生產項目，同樣受到台灣本土勞力成本逐漸增加、台幣升值以及投資環境轉變的影響下，也在短時間內步上了傳統產業赴大陸投資的腳步，逐步開展並加大幅度地進入中國大陸設廠生產，加之中國大陸在政策上對台商刻意的招商動作，相較於台灣的投資環境無法承受台灣經濟體的生產模式，也強化產業外移的槓桿效應。 因此，本文所著重的兩個分析層面分別為台灣的產業政策與兩岸經貿政策，透過前者可以理解國家在經濟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介入的程度，在台灣以出口製造導向的經濟型態上，國家無疑扮演的是一種“推手”的角色；而對於後者的評述則可突顯國家對於產業向外發展的“拉力”。分析的視點則以發展型國家理論為主，並藉由國家的產業政策作為國家能力的展現，來理解不同性質的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

台灣為一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系，國外經濟活動與金融商品的操作，使得央行對其最終目標的達成更加難以掌控，因此，選擇足以真實反映台灣經濟情況與貨幣市場之貨幣政策指標，將非常重要。 根據中央銀行自一九九○年以來即以M2做為觀察制定貨幣政策的重心，以及中央銀行貨幣供給政策管量不管價之原則，本研究以貨幣供給M2作為貨幣政策指標，並擇定利率、所得、物價，及匯率做為影響貨幣政策指標之變數，建構貨幣供給迴歸方程式，透過迴歸模型，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將各變數與M2間之互動性進行初步之分析，並對變異數不齊一、一階自我相關，及結構性變動等問題進行修正。 綜合本文之實證結果發現，中央銀行以M2作為貨幣政策指標，其貨幣政策之取向，明顯受所得、物價，以及匯率等三項變數之影響，亦即貨幣政策的制定主要依附於經濟成長、物價穩定，及國際收支等三項總體目標變數之變化。因此，本文以M2作為貨幣政策指標將可適切反映出經濟活動對貨幣政策之影響，並藉由M2之貨幣政策指標完成貨幣政策目標。至於利率對貨幣供給量之影響，雖然在初步迴歸檢定時較不顯著，但在考慮結構性變動後，亦獲得利率變數對貨幣供給有顯著性影響之實證結果。惟本文實證研究所涵蓋之時程相當長，在這段時間裡，不但台灣經濟結構發生變化，並且在利率自由化與金融國際化方面有相當之變革，使得中央銀行已難以完全控制貨幣供給的數量，這些都會影貨幣政策反映函數與相關變數間的關係，而這些因素將在後續研究中做深入之處理。

TFT-LCD產業為我國兩兆雙星產業之一，而相較於經由政府長期以來大力扶植的半導體產業，TFT-LCD產業在發展初期似乎不受青睞，完全是由產業界自力更生，時至今日，竟與日本、韓國形成三強鼎立的態勢。台灣的TFT-LCD產業究竟是如何發展，而創造出這驚人的成績？政府相關部門又是扮演何種角色？政府如何以政策工具推動產業研發，其影響為何？本研究分別從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工具性與實效性等三層次，輔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等研究方法，加以論述之。 在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層次上，本研究認為「修正理論」符合台灣真實現況。台灣身為工業後進國家，若單純以市場機制的運作與競爭，必將不敵先進國家。而且先進國家對其特定產業亦不會採取放任態度，台灣當然可以在WTO強調自由貿易與公平競爭的架構下，由政府提供相關誘因，促進產業發展，以提昇我國家競爭力。 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工具性層次上，本研究以「財政政策工具」、「人力政策工具」與「環境政策工具」三面向，探討對於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影響。其內容分別為：「財政政策工具」包含『租稅減免』與『金融補助』；「人力政策工具」包括『人才培育』、『人才訓練』、『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制度』與『人才延攬』，以及「環境政策工具」則是『科學園區』等項目。 就政府協助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實效性層次言之，本研究認為在「財政政策工具」方面，租稅減免措施成效顯著，雖存在著租稅不公平的隱憂，但若引進「最低應納稅額」概念，應可促進租稅公平原則的落實；而金融補助措施，則對於TFT-LCD產業幫助不大，但若TFT-LCD產業廠商以銀行聯貸募集資金，基於國際慣例與風險控管之考量，政府在放寬銀行法對單一企業的授信限制時，仍須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在「人力政策工具」方面，人才培育制度能量不足、人才訓練目標衝突、國防役員額過少與人才延攬措施誘因甚微等，政府尤應注意。在「環境政策工具」方面，TFT-LCD產業在苦無足夠土地可以蓋廠的現實情況下，捨棄個別地區所生成的群聚效應，轉為放眼整個台灣地區，企圖改以台灣全島為TFT-LCD產業聚落的所在地。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配合，努力提供相關資源下，台灣TFT-LCD產業的發展相信將會是無可限量的。 最後，雖然政府過去在TFT-LCD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只扮演了間接輔助的角色，但面對先進國家的進步與其他後進國家的追趕，政府仍可由「促進產業研究發展」、「進行全球佈局」、「提高上游產業自製比率」、「放寬赴陸設廠限制」四大方面著手，努力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中國大陸截至2007年底，全國人口已經達到13.21億人之多，仍位居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是相較於過去成長的力度，中國人口已經呈現「低出生、低死亡、低成長」的三低時期，使得人口在數量上的成長獲得控制，第13億人口日也延後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五年到來，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在於中國實施三十多年的計畫生育制度大幅度地轉變了人口數量的成長，但卻也形成了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新人口問題。 中國人口之所以成長快速就在於人口政策的方向和穩定性，在1949~1970年期間因為社會主義的肯定和節育政策執行上的不穩定，導致人口在該階段迅速成長，由5億4168萬人驟增到8億2992萬人。所以在1970年代開始注意人口的壓力，於1973年由中國國家人口與計畫生育委員會提出「晚稀少」的計畫生育制度，成功地壓低了人口的成長率和總和生育數。為了進一步在二十世紀末控制在十二億人口之內，1980年中共中央便提出「一胎化」政策至今，讓生產數降低至一名子女來達成目標。如此，中國在人口數量上是獲得了控制，但是性別結構上的品質卻出現了失衡的問題。 出生性別比是指，新生兒中每出生100名女嬰相應有多少男嬰出生，通常範圍會落在103~107。中國在出生性別比上卻出現失衡的情形，根據歷年整體人口、區域、城鄉和孩次的數據比較，性別失衡的情形越演越烈，將導致約2000萬的單身男性找不到另一半的問題。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可以進一步從三大項因素來分析，第一、傳統偏好男孩文化；第二、現代醫學科技的進步；第三、計畫生育工作上出現漏洞等，這將導致婚姻市場的嚴重擠壓，婦女在角色扮演和權利地位上的不平等，社會穩定受到過多單身男性而產生威脅以及新的外來人口移入對家庭社會的衝擊。 有鑑於出生性別失衡的嚴重性，中國在人口政策上也提出相關對策來解決這多年懸而未解的問題。首先，1995年開始的「關愛女孩行動」建立起對女孩友善的環境並且抑制過高的出生性別比。第二，2003年提出的嚴禁非醫學需要的性別鑑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控制超音波檢測和人工流產的濫用。最後，1984年的「開小口」和2002年的「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都允許加間隔生育第二胎」等部分開放第二胎生育的條件。但是政策落實下來，卻未能看見明顯的降低情形。 所以，我們對於中國目前出生性別比的解決方法提出建議，第一、放寬計畫生育政策，計畫生育期限屆滿可以進行調整生育政策與生育意願的衝突城鄉人口政策的分歧。第二、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可以透過社區作為單位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加強養老保險、醫療設施和優生保健等服務，減弱一直以來「養兒防老」的觀念。第三、繼續經濟發展腳步，經由大力發展經濟，使全體人民富裕起來，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轉變人們傳統生育觀念。第四、展開性別平等教育，透過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灌輸才能潛移默化地從性別平權導正性別比失衡的問題。第五、建構完善法規，追究刑事責任以及建構更完善的管理監督機制，才能遏止住非法的性別選擇行為。

近年來，全球興起一股華語文學習熱潮，國內大學院校之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中國自1990年代起，透過「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與海外「文化中心」，積極推廣海外漢語教學，推動所謂的「全球漢語戰略」，並大量設置「孔子學院」，顯見兩岸無論是官方或學術界對於僑教之高度重視。我國僑教政策推行已久，本文主要探討的，即是僑務委員會於1932年至2008年期間所推行之僑教業務內容。本文將僑教政策發展歷史分為四個時期，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包括應用學者Pierson提出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以及Hall提出的「政策典範」（policy paradigms）等概念，藉由國內、外重要歷史事件、國家及僑務委員會的僑教政策方向及內涵，逐步分析我國僑教政策之變遷過程。研究結果發現，當僑教政策所座落的政體結構發生變動，不但型塑了決策者個人的理性自利行為，也型塑某些特定僑胞的特殊利益，進而影響了僑務委員會制定僑教政策的目的和內容；其次，海外僑社結構往往反應出國家的政治情勢，從早期對抗外來民族侵略，僑社與政府理念一致，至1980年代晚期，由於國內多項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海外開始出現支持台灣主權獨立的台籍社團，到了2000年政黨輪替，影響我國僑教政策制定者，實已包括傳統僑團、台籍僑團、台商系統，以及中共各項僑教工作相關組織，顯見隨著國內外政治情勢變遷，參與僑教政策制定之政治行動者益趨多元化，不僅影響了決策者的理念，更促成典範變遷的出現；本文指出1949年國民政府遷移來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及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等事件，係造成僑教政策典範變遷的重大關鍵時刻，並提出各時期皆出現Hall所稱之「第三度的變遷」，意即政府為因應重大關鍵時刻提出之相關政策，造成既存制度的目標價值次序發生極大轉變，甚至帶來新的目標價值系統，這些政策將被納入原來的政策體系中，並持續至下一個重大關鍵時刻的出現；最後提出，僑教政策之所以能穩定存續，一方面由於各時期執政者為達到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則因僑教政策本身亦透過國家權力汲取國內教育及文化等資源，並由國會通過預算獲得合法性來源，在歷經各個階段不斷自我增強下，因而出現「自我增強序列」的路徑依賴模式。

1950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之初，中立國家並未急著趕搭歐洲統合列車，其理由除與當時冷戰方熾之國際大環境有關外，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的宗旨與中立國家所追求之政策相牴觸亦是主因。 　　1991年12月，歐洲共同體十二國領袖在荷蘭馬斯垂克高峰會議中通過一項以三個柱石（Pillar）為主要架構之「歐洲聯盟條約」。其第二個柱石，即條約中第五章「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條款」，尤可視為歐洲統合運動史上另一個突破。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形成，不僅是建立「政治歐盟」的重要基礎，對於歐洲國家推動政治統合亦有鼓舞作用。此外，後冷戰時期之國際權力結構丕變，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形成，對歐洲國家在國際政治事務上之影響力必有所助益。依據該章條款的規定，歐洲聯盟未來勢必將統合工作拓展至安全防禦方面，這是歐洲統合運動發展的一大進步，惟亦將加深中立國家加入歐洲聯盟之困難度，因為中立國家不應參與任何軍事防禦聯盟。儘管如此，瑞典卻仍在歐體全方位進行整合之際提出入會申請，而歐盟也於1994年3月間批准其入會申請。瑞典並發表宣言，表示願意遵守及推動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瑞典對於加入歐體與否態度轉變之快實令人矚目；其從表示加入的意願到正式提出申請，費時僅一年，且選擇加入之時機正值歐體成員國決定大步邁向整合，進一步展開經濟及政治整合之際，因此瑞典入會的動機尤值吾人研究。 　　究竟那些原因促成瑞典忽略其引以為傲的中立政策，不顧民意分歧而執意提出入會申請？冷戰結束之後，國際局勢巨幅變動，「中立」真如部分學者所稱已經過時，且從國家眼中珍惜的資產變成負擔了嗎？中立國家加入歐盟是否會拖累歐盟統合的腳步，造成歐洲統合過程的質變呢？這些問題正是作者撰文之初心存的疑問，而或許可從本論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目錄： 緒論 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範圍 第一章、瑞典之中立政策 第一節：中立之意義 第二節：瑞典中立政策之特色 第二章、兼顧中立之另一種選擇─歐洲經濟區 第一節：瑞典早期與歐洲經濟共同體之關係 第二節：瑞典之第三條路-歐洲經濟區 第三節：瑞典對「歐洲經濟區」之失望 第三章、瑞典申請加入歐體之因素 第一節：加入歐體之中立問題 第二節：決定加入歐體之外在因素 第三節：決定加入歐體之國內經濟因素 第四章、加入歐體之正式談判與結果 第一節：加入歐體之談判 第二節：瑞典公民投票決定加入歐盟 第五章、瑞典入會後與歐盟之互動 第一節：瑞典與歐盟之關係： （1995年至1999年） 第二節：瑞典入會後對歐盟之影響 第三節：瑞典加入歐盟利幣得失之探討 結論

自從 Pressman 及 Wildavsky 在 1973 年發表「執行：聯邦政府期望如何在奧克蘭市落空」， 首力陳政策執行過程對政策結果的重要性，獲得廣泛熱烈得迴響， 自此而後，研究執行的文章、書籍、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使得政策執行成為被熱烈討論的一門課題。 儘管執行研究發展至今，已有許多令人稱羨的成果， 但是不少學者表示，政策執行的研究迄今仍面臨許多爭議與瓶頸有待克服及超越。 如 Helen Ingram(1990： p462-463)就表示， 目前研究政策執行的學者們所爭論不休的議題，包括了以下幾點， 例如執行究竟應從何處開始或在何處結束？真正影響執行的關鍵變數究竟為何？又應以何種的標準來評估政策的成功與失敗？ 為此， Ingram 在其所著一篇名為「執行： 一回顧與建議性的架構」 (A Review and Suggested Framework) 的文章中，便提出一個整合執行研究的理論架構，在此一理論架構中， Ingram 以因果理論為基礎來建構其政策執行理論模式， 並設計其執行理論中各類型政策與其執行途徑、評估標準之間的因果邏輯關係， 並且強調此關係會隨著情境或系絡的變化而隨時改變，形成另一種類型政策的因果關係。 換言之，Ingram 即是利用政策設計的概念，試圖整合政策執行研究的應然面與實 然面， 使政策執行的研究及分析能更具真實性與實用性。 就應然面而言，他以因果理論為基礎進行整合及建構各政策要素間的因果邏輯關係，並以此關係做為各類型政策設計的理論基礎； 就實然面而言，他則以「權力」此一要素在各政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更進一步深入地分析與解釋上述因果關係背後所隱藏的實質意涵，及其可能的變化情形。 綜而言之，筆者認為， Ingram 政策執行理論的最大特色在於， 其不但超越了傳統政策科學家舊有的思考模式，將政策規劃、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等政策過程作一整合性的分析， 同時更將公共政策視為設計政策方案的過程， 一方面吸收政策執行理論的經驗，且另一方面亦拓展了傳統政策規劃理論的視野， 超越了傳統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觀念，以更負責、更具實務性的態度來看待政策執行， 可說是為政策執行的研究開啟另一新的研究方向與趨勢，頗值得吾人作更進一步的了解與探討。 總之， 本文之研究目的即在於了解與分析 Helen Ingram(1990) 的政策執行理論的實質意義與內涵， 並希望能將 Ingram 的政策執行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做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針對民國78年至82年，共計5年間，台灣證券市場上市公司，有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發放＞＝25%股票股利公司為研究對象。所謂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係指一公司公開股票上市以來，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或至少間隔三年以來之發放現金股利。 　　運用事件研究法之單一市場模式分析異常報酬，並以資產貝他與盈餘變動指標衡量事業風險。主要探討事件宣告前後二年公司盈餘或事業風險之變化，及市場投資人對宣告事件之解析與反映。依據訊號發射假說「經理人可能會透過財務政策，將某些訊息傳達給市場，如資本結構改變或股利政策」，而管理當局與投資人間之資訊不對稱現象，因訊號可降低代理成本，使得股利發放含有資訊內容。 　　而本研究所獲結論如下： 　　一、「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之結論 　　不論市場榮枯，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宣告是項好消息，投資者有正面反映，宣告日前消息已走漏，在多頭市場可能有人為介入，空頭市場消息走漏較早，使得投資人提前反映，以致宣告日後資訊效果微弱。而台灣之上市公司之「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決策頗能遵行穩定股利政策，且以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決策為工具，傳送公司經營績效之訊息。不論市場榮枯，公司管理當局在盈餘穩定成長後，且預期未來也能維持成長的水準，才決定發放現金股利，所以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支持「股利資訊內容假說」，隱含有未來盈餘增加之訊息，投資者也能正確解析管理當局所制定之歷史性股利政策之含意，而有正面反映。 　　二、「現金增資」之結論 　　現金增資核准宣告市場投資人之反映因市場榮枯而不同，多頭市場時現金增資核准宣告不是好消息，投資人有負面反映，空頭市場時卻是項好消息，投資人有正面反映，而核准前皆有消息走漏，在多頭市場時可能有人為介入，核准後有資訊效果，多頭市場時資訊效果較弱。不論市場榮枯，台灣之上市公司，在負債權益比上升、事業風險上升及盈餘惡化後辦理現金增資，亦即管理當局鑑於公司經營績效差，並預測財務危機機率增加時辦理現金增資，但財務結構改善後，經營績效未必好轉，多頭市場時投資人尚能正確解析此一現象，而有負面反映，空頭市場時投資人卻未能正確解析真實現象，可能是因空頭市場時之舉債程度較多頭市場時低，讓投資者失去戒心所致。 　　三、「股票股利」之結論 　　不論市場榮枯，除權是項好消息投資者有正面反映，為配得股利在除權前數日已反映完畢，除權後有資訊效果，惟多頭市場之反映較早結束，除權後之資訊效果空頭市場時較弱。台灣上市公司在大額股票股利發放前盈餘穩定成長，但未隱含發放股利後經營績效提升之訊息，投資人未能正確解析此現象，而有正面反映，可能是國人偏好股票股利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