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2185号 / 文博第832号 / 新制||文||689(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平田 昌司, 教授 木津 祐子, 准教授 緑川 英樹, 教授 林 香奈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博士（社会学） / II, 189 p. / 一橋大学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9354号 / 文博第695号 / 新制||文||624(附属図書館) / 32368 / 新制||文||624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行動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田 素二, 教授 伊藤 公雄, 教授 高橋 由典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日本防衛政策的基本方針，主要記載於由安全保障會議以及閣僚會議通過後所頒佈的「防衛計畫大綱」中。比較日本2004年底通過的《關於平成17年度以降防衛計畫大綱》以及2010年底通過的《關於平成23年度以降防衛計畫大綱》，可以發現針對中國大陸的描述有增加的趨勢，用詞遣字中也透露出對於其軍力擴大的憂慮，因此為因應中國大陸的軍力變遷，日本的防衛政策亦有所調整。本文嘗試由日本的視角來分析中國大陸的軍力變遷以及面對此一變遷日本防衛政策的因應，並且將在1999年的《防衛白書》中分析日本防衛政策的三個層次（日本自身努力的角度、日美兩國同盟合作的角度、地區乃至全球多邊合作的角度），用以分析日本在面對中國大陸軍力變遷時所做出的防衛政策。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回顧日本防衛政策的發展，第三章探討中國大陸的軍力變遷，第四章找出面對中國大陸軍力變遷以外，影響日本對中防衛政策改變之因素，第五章則是分析面對中國大陸軍力變遷日本何以因應，最後在第六章總結並提出未來研究的展望。 / 日本の防衛政策の基本方針は、安全保障会議、閣僚会議を経て公表された「防衛計画の大綱」に記されている。2004年末に公表された「平成17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と2010年末に公表された「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を照らし合わせると、中国に関する記述が増える傾向がみられ、文言から中国の軍事力拡大に対する懸念も垣間見られる。その故、中国の軍事力変遷に応じ、日本の防衛政策も相応の調整がなされている。本論文は、日本の視点から中国の軍事力変遷とそれに対処するため、日本の防衛政策のどこが見直されたのかを分析、更に1999年の「防衛白書」において三つの面（日本自身の自衛努力、日米同盟、アジア太平洋地域的協力ひいては地球的規模の協力）において調整された日本の防衛政策の分析を行った。第一章は序章。第二章は、日本の防衛政策の振り返り。第三章では、中国の軍事力変遷を探究し、第四章では、日本の防衛政策の調整に影響を与えた中国の軍事力変遷以外の要因を探る。第五章は中国の軍事力変遷に対する日本の対応を分析、最後に第六章は、まとめ及び将来の研究への展望である。

全球能源消費大國之中，日本的低能源蘊藏量以及高能源利用率常引起多方研究。本文從蒐集並整理日本戰後至2011年間的能源政策、比較311前後兩個執政黨（民主黨、自民黨）的能源政策立場，到探究日本於311後能源政策轉折的方向及原因、並且進一步推敲出日本的能源治理模式。因此發現，日本在二戰之後就開始運用一系列的政策手段與能源市場干預途徑，突破低能源蘊藏量之先天不利條件，達到高能源利用率之後天技術優勢所創造的經濟成長。而當日本經歷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後，政府更強烈介入能源市場，希望進行能源結構的轉型，使得日本得以維持能源高自主率與溫室氣體低排放率的目標。本文因此結論，日本雖然身為能源匱乏國，但是它的能源政策充分體現出了國家介入能源市場由上而下治理模式的特性，使得日本得以突破能源約束，在諸多能源不利之條件下開創了近半世紀的經濟高度發展期。此外，本文亦結論日本於全球能源治理的角色可以歸納為三：（1）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暨全球能源安全提升的追隨者；（2）區域性能源合作的示範者；（3）全球核能安全建立的示範者等三種角色。 / Japan is noted for its low energy endowment but high energy efficiency among the global top energy consuming nations. In this study, collection of the past Japanese energy policies from 1945 to 2011, 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stances on the energy strategies between the two Japanese ruling partie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investigation on factors causing a change of Japan’s energy policy post Fukushima contributed to outlining the pattern of Japan’s energy governance. This study found that Japan’s intervening in its the post-war domestic energy market by means of a string of policy instruments has successfully made Japan overcome the predicament of high energy demands out of low energy reserves, further achieve the edge of high energy efficiency, and therefore create its outstanding economic growth. Nevertheless, after experiencing another energy predicament post Fukushima, Japan made more effort on the intervention into its energy market to transform its domestic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th a view to maintaining high energy self-sufficient rates and low GHGs emissions. To conclude, although Japan is a nation of insufficient energy resources, its energy policies reveal the trait that the state intervenes in the energy market by the top-down governance approach to make its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energy constraints, creating a nearly half-century’s economic prosperity. Besides, we also conclude that Japan plays three major roles in the domain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1. a follower of global GHGs emission abatement and global energy security enhancement, 2. a demonstrator on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and, 3. a model of building global nuclear power safety.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4114号 / 人博第1051号 / 新制||人||246(附属図書館) / 2022||人博||1051(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齋藤 嘉臣, 教授 森口 由香, 准教授 徳永 悠, 准教授 楠 綾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南韓金大中總統在1998年2月上台時，提出一套與北韓達成和平、和解與合作為基礎的對北韓新政策－陽光政策。陽光政策係以善意、真誠化解北韓的敵意與戒心，使北韓願意與南韓對話與交流，協助北韓走出經濟困境與國際孤立，降低朝鮮半島緊張情勢，進而開放門戶，進行經改。 因此，金大中政府的對日政策，作為陽光政策的一環，不但呼籲南韓與日本走出歷史仇恨，大力推動與日本合作援助北韓糧食物資，還積極幫助日本與北韓關係正常化。讓原本存於日本與北韓交涉障礙中的「南韓因素」轉為正面的推力。此外，金大中政府的對日政策，亦積極主動地改善南韓與日本兩國關係。為因應1997年的金融危機，金大中拋出與北韓和解的陽光政策，在朝鮮半島上製造和平穩定的投資環境，俾利南韓經濟復甦，並力圖引進日本的資金與經援，助南韓早日走出經濟困境。 雖然日本極為擔憂南北韓有可能隨著南韓政府北韓交往政策的持續推動下，在歷史問題、領土紛爭，以及日本軍事能力發展上，達成共同反日陣線。但是，在日本的朝鮮半島政策之中，被民族主義所蒙蔽的小泉政府無法看清局勢，未能好好把握南韓金大中政府，這個前所未見的親日政權，加深與南韓緊密合作的關係，消除或淡化兩國間的歷史議題。同時，在陽光政策下推行經改急需建設資金的北韓，小泉政府也未能把握金正日國防委員長在政治及安全議題上讓步的機會，解決兩國間的懸案，一舉達成兩國建交，再利用經濟合作的機會，降低北韓的反日情緒。小泉政府卻不斷的做出讓周邊國家反感的舉動，像是每年參拜象徵日本軍國主義的靖國神社，大力提升日本自衛隊軍事能力，試圖打破和平憲法的框架等，反而加深與鄰國之間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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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旨在探討2008年後中國與日本兩國的政治、經濟關係。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日兩國出現經濟關係持續高速開展，而政治關係冷淡的結構性矛盾現象。然而，2008年金融風暴的發生，嚴重衝擊日本經濟，中國卻仍維持高經濟成長率，且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日的國家能力與國際地位皆發生了劇烈變化。本文藉由結構現實主義與互賴理論為研究途徑，並以「政冷經熱」概念加以補充，嘗試結合「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釣魚臺主權爭議」、「參拜靖國神社」、「中日經貿概況」、「中日韓FTA」與「稀土」等中日間雙邊關係多項議題的現實情勢，探討2008年以來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的變化。研究發現：2008年以來，中日因釣魚臺主權爭議激化、衝突頻率增加及層級增強，並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中日雙方亦無法取得共識，且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建構受到侷限，進而導致中日經貿總額連年呈現負增長、中日韓FTA談判進程延宕、稀土之爭危機懸而未決。顯示中日關係「政冷」導致「經冷」，結構性因素影響大於經濟互賴因素的影響。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法学) / 乙第12993号 / 論法博第189号 / 新制||法||155(附属図書館) / 32921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政治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待鳥 聡史, 教授 建林 正彦, 教授 曽我 謙悟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