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探討2008年後中國與日本兩國的政治、經濟關係。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日兩國出現經濟關係持續高速開展，而政治關係冷淡的結構性矛盾現象。然而，2008年金融風暴的發生，嚴重衝擊日本經濟，中國卻仍維持高經濟成長率，且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日的國家能力與國際地位皆發生了劇烈變化。本文藉由結構現實主義與互賴理論為研究途徑，並以「政冷經熱」概念加以補充，嘗試結合「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釣魚臺主權爭議」、「參拜靖國神社」、「中日經貿概況」、「中日韓FTA」與「稀土」等中日間雙邊關係多項議題的現實情勢，探討2008年以來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的變化。研究發現：2008年以來，中日因釣魚臺主權爭議激化、衝突頻率增加及層級增強，並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中日雙方亦無法取得共識，且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建構受到侷限，進而導致中日經貿總額連年呈現負增長、中日韓FTA談判進程延宕、稀土之爭危機懸而未決。顯示中日關係「政冷」導致「經冷」，結構性因素影響大於經濟互賴因素的影響。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法学) / 乙第12993号 / 論法博第189号 / 新制||法||155(附属図書館) / 32921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政治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待鳥 聡史, 教授 建林 正彦, 教授 曽我 謙悟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日本基督教会は1904年、大韓帝国で植民活動をしていた日本人を対象に伝道を開始した。1915年朝鮮中会を建設し、1941年日本基督教団朝鮮教区として他の在朝鮮日本人教会と合同するまで16前後の教会、約2,000人の信徒を有した。一部の例外を除いて朝鮮人に対する伝道や隣人愛の活動はできず、主に植民者の教会としての限界を乗り越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敗戦後、日本人キリスト者は引き揚げたが、残した礼拝堂などは韓国教会の再建の土台の一部にもなった。 / Church of Christ in Japan began their ministry among the Japanese colonzer at Korea in 1904. They could build up Chosen Presbytery in 1915 and continue their work until 1941, when were united to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in Japan Chosen Parish. They had about 16 churches and 2000 members. With a few exceptions, they could not either evangelize among the Koreans or work as neighbors of Koreans. They could not be more than church of colonizers in most cases. After the war they had to retreat from liberated Korea but the chapels that they had left could become the ground for rebuilding or starting some Korean churches. / 博士(神学) / Doctor of Theology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本博士論文では、戦間期から戦後にかけての宝塚歌劇団と、アメリカの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関係性について焦点をあて、アメリカと継続的な接点があった宝塚女性演者に着目をする。宝塚演者のような特殊性を持つ女性たちに焦点を当てることは、当時の新たな日本人女性像を見出すことを可能にする。同時に、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視点を用いた結果、彼女たちが日本人女性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を国内だけではなく、国外とのやり取りを通じて構築していたという事実を明らかにする。 / This project is one of the firs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akarazuka by following the complex processes by which Americans and Japanese used Takarazuka to explore the contours of Japanese identity and femininity in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1930s to the 1950s. Especially, through this dissertation, I will focus on the voices of Takarazuke females whose historical voices have barely been featured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By using transnationalism as a main analytical theme, I argue that these females used th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recreate their own identities, especially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of negotiating the boundaries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 role of Japanese women was continuously transforming. / 博士(アメリカ研究)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American Studies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5066号 / 法博第312号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奈良岡 聰智, 教授 中西 寛, 教授 唐渡 晃弘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2012年9月，安倍晉三再度當選自民黨總裁，並在12月率自民黨於眾議院選舉中獲勝並重奪政權。二度當選日本首相的安倍，在對中政策上一改2006年至2007年第一次執政時期的友好溫和的積極姿態，表現出頗為強硬的態度。 針對引起中日間巨大爭端的領土問題，安倍表示日本擁有釣魚臺主權是毫無爭議可言的；在靖國神社參拜的議題上，他一反首次執政時期模糊不明的態度甚至親自前去參拜；在歷史問題上，他針對「侵略」一詞的意涵與界線提出質疑。除此之外，安倍還與包括中國周邊國家在內的東南亞諸國建立密切合作關係，提出「積極和平主義」的外交關鍵詞，並將其納入其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等，這不僅是安倍為改變日本戰後負面形象、使日本民眾重新建立對日本以及日本政治信心的表現，同時也是間接防備與制衡中國的表現。 根據美國國際關係學者Allison所提出的國家對外決策理論，可知外交決策的結果隨三個因素而變。這三個因素分別為理性行為者模式、組織過程模式、政府政治模式。為探討與追究安倍兩次政權中究竟在對中外交上究竟做出了怎樣的決策，這些決策有何特徵以及為何會出現不同的特徵，本文將借用該分析模式來分析兩次安倍政權對中政策之轉變。

本文是以琉球問題為中心，探究李鴻章這個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在這次外 交事件中扮演何種角色。內容分五章，共約七萬五千字。 第一章追溯中日琉以往的關係，並引出琉球問題的序曲--台灣問題。 第二章敘述琉球問題的發生以及中日之間對此問題的交涉經過及結果。 第三章由李鴻章對日本、琉球的認知及他所認為妥善的處理方式窺其意識型態及其衡 量、裁斷的標準。 第四章探討身兼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之外交職權如何？以明瞭他的意見在外 交決策中的地位。 第五章結論--在知識上：李鴻章對日本、琉球的認識不夠充份，但比諸時人是有過之 而無不及；在外交行政上；李鴻章是一個與議者、執行者而非決策者。

在1970年代Chalmers Johnson所描述的『發展國家』模式, 他特別將此模式適用在昭和日本（1925-1989）,但認為起源在明治時代,這種『計畫—理性』的模式把國家視為建設性的干涉經濟,不讓經濟聽任市場力量的支配,以便以適合於國家利益的方式指導和發展經濟,在1990年代後跟著日本經濟不景氣,這樣的論點也在學術圈消失了,本文並非是要挑戰這樣的觀點,而是嘗試在政府和汽車業上互動項目去歸納各項目政府和業者的實際互動結果,來更進一步論述由上到下的國家統合主義在汽車產業上會因時間的發展,市場力量的形成和汽車業者力量的狀大而形成何種變化,政府對汽車業者的在某些政策上的指導失靈或失效,但並非所有的政策上政府的角色有所退縮,在一些政策上政府有可能退到第二線成為輔導者,跟汽車業者『協議』而並非『指導』。 日本的汽車產業到現在已經90多年了,明治大正時期各式外國汽車被引進（被視為舶來品）,但當時日本本土汽車產業是非常脆弱和落後的,在關東大地震後才發現日本汽車的社會需求量時,日本政府也只能臨時向外購買來應急,但汽車市場的潛力已被挖掘出來了,1930年後美國的GM、福特成功的登陸日本汽車市場也成功的壟斷日本的汽車市場,1930年代初的日本國內廠商紛紛以卡車和巴士起家來避開當時世界最強的汽車。（乘客車－T型車） 1936年的226失敗的軍事政變,代表著日本已經遠離明治大正時代經濟自由主義以市場為導向的時代（前提是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對內部並無明顯的干涉）,新興的極右派軍人和官僚菁英份子從此主導了日本各方面的發展,1937年從而通過『汽車工業製造法』把GM和福特趕出日本市場,而1937年後日本政府隨著戰爭需要擴大政府的角色,政府透過許多政策和中介組織去介入民間社會間動員人員和資源,戰後這一套作法大致上被延續下來成為現代日本政府和產業間的互動模式（鼓勵生產為主的管制經濟）,也是戰後日本政府與企業互動模式的參考經驗,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當時的大環境下,豐田日產和五十鈴只能接受政府指揮生產軍事用途的車輛（假如沒有這一段時間很難相信日本現在的本土汽車業會如此蓬勃,很可能到現在仍是美國車的天下）。 但戰後日本的汽車業已有工業化的洗禮,要往上爬只是需要的是機會和時間 而正確的來說戰後日本汽車業的成功完全拜三大『時機』造成的 第一時機是韓戰特需,二次戰後日本經濟接近瓦解,雖有美援的支持但道奇的預算平衡原則使的日本汽車業接近破產,韓戰所造成的美軍對汽車的訂單汽車零件和汽車修理造成日本汽車恢復戰前的水準和生產力。 第二時機即是隨後1960年代『所得倍加計劃』的成功和都市化的興起,高速道路的興建使的日本國內對汽車需求有跳耀式的成長,使日本汽車業群雄並起並成功建立起量產化的生產體制。 第三時機是石油危機後,全球石油價格暴漲,全球消費者對小汽車的需求量增加,日本此時開發出省油又環保的小汽車於是趁勢趕上這一波需求,1980年日本汽車生產量超過1100萬輛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同年日系汽車在美國汽車市場佔有率達到23％ 。 而1990年代到現在,日本政府和企業有默契、有計劃得實施所謂的『亞洲戰略』,在1985年後日円昇值和歐洲、北美各自形成區域經濟圈,日本試圖建立起它與東亞東南亞互為一體的亞洲經濟圈（以日本為中心）,最近日本成功的與東南亞各國簽署FTA,推動所謂的東南亞的汽車外交。 美國的經濟學家麥克波特在《國家競爭力》 中指出，通常觀念上發展中國家往先進國家的路線發展，國家會有計劃主動在某一領域讓國內市場形成兩三家企業（政府劃分的）或是只有一家企業（規模經濟的考量）讓國家培養等到壯大後才到國際市場發展,目的是促進國內市場資源效率化,因為當國內市場競爭太激烈,相關資源消耗太嚴重會妨礙產業規模經濟的建立,然後國家把計劃性的國際產業推向國際市場,它的前提假設是它並不需要先在國內接受國內市場的考驗（如韓國培養三星和現代汽車 ,臺灣早期對裕隆汽車公司的扶植 ）。 但是日本汽車業發展的模式似忽在挑戰這一的觀念和認知,現在日本強大的汽車公司（豐田、日產）在戰後一開始都接受國內汽車其他公司在汽車市場嚴苛的競爭,逼迫自己不斷地進行組織改造和提高生產力,海外市場只不過是國內競爭力的延伸,假如日本汽車市場沒有本田技研的加入,也不可能在省油和環保的汽車引擎走在世界前面,所以日本汽車業的競爭優勢不在於國際市場的的動力而是在於日本國內市場競爭異常的競爭。 雖然如此日本政府仍在在汽車設計安全標準、汽車環保法規和汽車諸稅採取強硬的角色強迫汽車業者遵守,在汽車設計安全標準、汽車環保法規的標準上,日本的標準都是領先世界其他國家的,換言之能在日本生產出適合日本的汽車設計安全標準、汽車環保法規也同樣適用在全球的標準,且日本政府也尊循著Rothwell, R. and Zegveld, W.所說的創新政策工具分類法積極在未來汽車能源科技政策,在對外政策上與東南亞各國政府簽署FTA,積極的推動東南亞的汽車外交是最近日本政府在外交經貿角色上的一大成就

雖日資企業與台湾經濟持有深遠的關係，且日資企業面臨著最大的問題是人力資源管理相關議題，然目前台灣國内也少有考量到其背後的因素，從社會價值觀念、同事之間的互動、自我效能等多方面的議題進行研究。 　　在台日資企業之中有社會文化價值、組織文化、思考行為方式等不同的台灣人與日本人一起工作，因此，在各種局面將會引起衝突。再加上，因為在台日資企業的勞資關係不夠健全，且人事勞務方面比起日本國內企業，在台日資企業之間的互動相當少，所以各企業的日本籍雇主面臨問題時依自己的策略及資源試圖解決其問題，但是大部分雇主沒有達到理想的結果。現在在台日資企業所需要的是，要在台灣建立良好的勞資關係以進行事業活動。這時必需考量到如何訂定並運用勞資互動的規則。 　　本研究為探討在台日資企業主管的領導風格對於勞資互動規則的影響，以「領導風格」與「勞資互動規則」的觀點為主，利用文獻釐清問題，以在台日資企業的日籍領導者及高階主管為對象，進行問卷與訪談調查，而深入了解在台日資企業的相關議題。本案針對共計330個單位發出34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共計6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17.6％。本研究勞資互動規則包含對人的「選」、「用」、「育」、「晉」、「留」等五大分類及禁止員工言行相關規則，問項總共十九項。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為： 一、日籍主管對『性別分工』與『最低服務年限』之外的其他勞資互動規則認知，皆集中於「非常重要」或「重要」。 二、本研究對象之日籍領導者及高階主管的領導風格，雖然對於大部分勞資互動規則的認知「有顯著的影響」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發現其他有部分勞資互動規則「幾乎沒有受到其領導風格的影響」。 三、填寫者企業之大部分勞資互動規則之情況為「沒有顯性規則而僅有內隱規則」。 四、本研究對象之日籍領導者及高階主管的領導風格，雖然對於部分勞資互動規則（績效考核、調薪基準、始業訓練、在職訓練、升遷標準、性別分工）的實際情況有影響，但是發現與文獻及一般的想法較為歧異，就上述六項之外的其他勞資互動規則而言，其實際情況受到領導風格的影響力相當小。

本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之第一個專欄「家庭欄」為主要分析史料，意欲探討距離一世紀以前報紙上的「家庭欄」與今日的家庭副刊有何差別？以及「家庭欄」所意欲宣傳給讀者的「新家庭」有何內涵。 明治維新以後女性被納入「國民」之中，女性被期待塑造成為包含民族與國家主義的「賢妻良母」，「賢妻良母」並且成為近代女子教育的最高宗旨，透過近代女子教育以及家政教育，塑造女性成為塑造新家庭的主要負責人，因此「家庭欄」對於塑造新家庭的「新女性」有多篇報導，包括女性體育、禮節、外在服裝、理想的夫妻關係、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疾病與健康新知等。 同時，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公共衛生、優生保健等政策，亦成為「家庭欄」之報導主軸。保健衛生的報導大致可分為四類別做一探討，分別是飲食營養、育兒、居家環境、疾病與健康新知。 研究並發現「家庭欄」的出現與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改變，造成人們對於「家」──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組織──產生了該有如何樣貌的疑慮有關，因此「家庭欄」在《臺灣日日新報》自1903年出刊，1905至1913年中斷刊登， 1914年至1941年均可在《臺灣日日新報》見到「家庭欄」。但「家庭欄」並非均勻分布於各個出版年度，報導文章大量集中於變動快速的大正年間，1914年至1920年，並以保健衛生為最大宗報導，其中原因為至1920年代以後，政府的保健衛生相關機構才大量出現，在此之前「家庭欄」恰巧做為一種宣傳保健衛生知識之媒介工具。 最後，「家庭欄」的報導立場，因《臺灣日日新報》「御用新聞紙」的特質因此「家庭欄」的立場幾乎與統治者一致，但又因廣告收入亦為《臺灣日日新報》的重要經費來源，因此「家庭欄」偶爾會有報導立場不一致之情形，並有多次至入性廣告行銷之情形。「家庭欄」之報導軸線則與明治年間以後新到來的西方家政學、女子教育相同，有共同呼應政治發展、社會輿論之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