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I台灣指數成分股的變動，於宣告日及生效日，對於新增股及剔除股的股價的異常報酬的效果；並同時以對照組比較其異常報酬。再者，依成分股加入台灣指數的幾個不同變數：加入台灣指數比重、依自由浮動（free float）調整後的股本，以自由浮動（free float）調整後的權益市值，以及外資持股比率和外資持股比率變動，比較其異常報酬的影響。 依實證結果發現，MSCI成分股的新增股及剔除股，於宣告日和生效日，皆存在明顯異常報酬。相對於對照組，於宣告日和生效日，異常報酬皆不明顯。而以加入台灣指數的比重、依自由浮動調整的股本、依自由浮動調整的權益市值，對異常報酬的影響，於宣告日及收盤後生效日，以及對新增股及剔除股的效果皆不盡相同。新增股於生效日，外資持股率小，異常報酬大；而剔除股於宣告日及生效日，外資持股率大，異常報酬大。由宣告日至生效日當天，新增股的外資持股變動較大，平均累積異常報酬亦較大；剔除股的外資持股減碼較多，平均累積異常報酬亦較大。

冷戰結束前的美日安保條約與美國的台海政策，都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而不斷的調整，尤其是美國的台海政策更是圍繞著中共因素，這中間牽連著整個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台海安全戰略變化中的中共因素，主要是為了因應美國在全球戰略上與蘇聯對抗所需；美日安保體系調整主要著眼，在於美國亞太戰略中對蘇聯與中共的防範。1950年2月，中蘇共間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後，美國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並改而積極的思考如何將日本納入其亞太安全戰略體系，以防範國際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彌漫，但在台海安全上所採取的是放任的放手政策。 　　韓戰爆發後，美國感受到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潛在軍事壓力，對其亞太戰略態勢極為不利後，即積極著手建構美日安保體系，並組建日本保安部隊以彌補美軍為因應韓戰在日本所留下來的防衛空缺及確保駐日美軍基地安全等。在台海安全方面，美國認為倘此刻中共攻佔台灣，則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防線，從阿留申－日本至菲律賓一線將面臨瓦解，並嚴重的威脅到美國的亞洲安全支柱－日本，對美國介入中的韓戰及爾後的亞太戰略形勢發展非常不利。故以確保台海安全為第一要務，乃積極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而使其對台政策從原先的放手政策調整為以軍事積極介入台海安全，並與台灣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以確保台海安全。之後，在1950年代的台海第一、二次危機中，美國也從日本基地派遣部隊增援台海等。美國對台政策的這種調整，主要是為了鞏固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安全，以實現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構想。 　　1960年代末期起中蘇共決裂，美國鑑於全球戰略結構的鬆動有利於美國對蘇聯的圍堵，乃在全球戰略需求上積極拉攏中共，使美國、蘇聯、中共之間，在冷戰時期從自由與共產主義壁壘分明的對抗，發展到美中（共）聯合對抗蘇聯的戰略態勢。在對台政策方面，美國為了在全球戰略上創造美蘇對抗的有利態勢，除了與中共積極交往、拉攏、建交及建立戰略關係外，同時也不惜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而於1979年採取斷交、終止官方關係、廢止中美協防條約等。雖然如此，但在亞太安全戰略考量上，美國面對中共的不確定未來，仍需要保持其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完整與安全，因此美國在台海安全防衛缺口上，乃以微妙的「台灣關係法」來維繫之；對日本則於1978年11月，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二次修訂，來強化了美日安保體系的亞太應戰整備及遠東區域的防衛合作事宜，以涵蓋並彌補美國在亞太第一島鏈所失去的中美協防軍事同盟，以鞏固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基礎。 　　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亞太安全環境主要的是面對中共的積極向外擴張，尤其是台海安全議題，可能會引爆美中軍事衝突。因此，美國的亞太戰略除了保持亞太10萬兵力前進部署及強化美日安保軍事聯盟外，更積極的尋求交往中共與亞太安全多邊對話等。美國除了在亞太保持兵力部署外，更積極的與亞太各國建立雙邊關係，其中以美日、美韓、美澳為最主要，餘美菲、美泰、美新亦保持戰略關係。在台海安全上，過去美國對於兩岸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主張，一直是強調「和平解決」，從三報一法均強調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看，「兩岸問題和平解決」應該是最符合美國的亞太安全與經濟利益。因此，冷戰後美國柯林頓政府一直在尋找可以降低兩岸軍事衝突的外交作為，只是他所採取的是一些以中共為主軸的作為，如較寬鬆的「一國三制」及接受中共的合平統一等，尤其在1996年台海危機後，更進一步提出對台「三不」政策，壓縮台灣在兩岸關係上的生存與迴旋的空間，削弱台灣在兩岸事務中與中共討價還價的能力，而間接的表示出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傾向支持中共的統一方式。但在兩國論危機之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即不再提對台「三不」政策，而改以「三大支柱」來延續美國一貫的三公報一法的精神。繼之，小布希在2001年10月的上海亞太經合會上亦表示，美國的中國政策不變；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及和平解決，同時強調美國在兩岸關係上將遵守「三報一法」，並重視對台軍售等。此外，美國也在亞太地區積極的戰略部署，並尋求與亞太國家的雙邊關係，以建構有利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環境。在戰略部署上除繼續強化美日安保基礎外，亦積極的和菲律賓簽訂部隊到訪協定，以利在台海方面建立較佳的戰略態勢。 　　1996年4月「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發表以來，中共便一直對美日安保適用範圍擴大表示憂慮與抗議，尤其對新指針適用範圍涵蓋台海安全部分。故，冷戰後美日安保「新指針」的修訂，乃應亞太安全戰略環境變遷所產生，尤其是針對中共在冷戰後的一系列向外擴張行動。因此，冷戰後的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主要是透過美日安保軍事聯盟，來強化亞太地區的威脅平衡，以確保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安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長期以來的台海安全政策，就是將美日安保體制適用範圍與《台灣關係法》相結合。故冷戰後之美日安保軍事聯盟，除可確保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外，亦可透過該條款中「日本周邊有事」的事態之說來介入台海安全，美國的此一亞太安全戰略在台海安全作用上，可達到嚇阻中共武力犯台的戰略目標，進而確保台海安全。

《睡虎地秦簡•日書》自西元1975年底出土至今已有一段時日，相較於其它出土的《日書》版本而言是較為完整的，引起許多學者熱烈探討且著作頗豐。本論文以有別於其他學者的研究觀點，以文化人類學、考古學、文字學、宗教民俗等為研究方向，並相互比對、釋讀考古資料及歷史文獻，透過字句、語境的詮釋，以探索《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鬼神觀和豐富的巫術活動，並分析秦人的巫術信仰及巫術思維，試圖還原秦地巫術文化中的部分面貌。再以商周至兩漢之間的巫術活動的衍變，尋求巫術文化的歷時性脈絡。 / It has been a while since “Shuihudi Bamboo Slips -- Rishu” was excavated in the year 1975. Compared with other copies of “Rishu”, it is more complete and is the subject of scholarly discussion and literature. This study uses a different approach -- that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rcheology, philology, religion and folklore -- to compare, contrast and interpret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spirits and deities, and witchcraft activities, in “Shuihudi Bamboo Slips – Rishu” through the word usage and context. Finally, the study helps to analyze the Qins’ belief and thinking in witchcraft, and attempts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culture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witchcraft activities from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y to the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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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評估：和平崛起論的困境 中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由於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係主導東北亞安全戰略情勢的發展，但美日同盟關係在冷戰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其之後條約的強化分別來達到美日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面對東北亞的另一新興強權－中共，美日兩國的同盟及戰略部署帶給中共的戰略意涵是什麼？至於中共對美日安全同盟的認知，其新興的外交思維「和平崛起」又怎樣與美日關係競爭與合作，以及其後續發展情況會如何？而我們有以下的問題重點： （一）美日安保在各個階段的實施情況為何，以及它所代表的內涵及對美日兩國有何影響？ （二）冷戰前後的國際世界格局有何改變，並且對東北亞有何影響？我們可以從中歸結出什麼樣的總體性指標？並且在另經國際性的變動，如911事件、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及台海安全問題等等，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有何轉變，並且在經由認知之後產生什樣的行為與政策。 （三）如果將中共如何認知美日安保的問題，納入在東北亞的區域國際關係體系中，並且加入探討影響到美日中三角關係的議題，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問題等等，會有何不同面向的評價與觀點？ （四）如果從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則、方法與手段。

中日兩國之間淵遠流長的歷史關係，以及一衣帶水的地緣關係，早就為彼此寫下密不可分的序曲。冷戰結束後，兩極體系也隨之走入歷史，蘇聯在東北亞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狀態，也為這個區域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在經濟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進展，隨之而來的是整體綜合國力向上提升，速度之快也間接種下了「中國威脅論」的種子，於是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及胡錦濤，便開始進行消毒的動作，前者提出「新安全觀」，後者則以「和平崛起」作為開端，繼之而來的是「和平發展」，最後則進階到「和諧世界」，為的都是要強調中國崛起的「和平」本質。 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成為了其眼中的「非正常國家」，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無法相提並論，在國際間也無法得到與其經濟力量相符的影響力。於是一股「正常國家」的呼聲隨之而起，從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國」首開先聲，到小澤一郎的「正常國家」，再到小泉純一郎以及安倍晉三的「美麗國家」，目的都是要讓日本能夠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重要、與其經濟力量能相符的角色。雖然雙方都知道合作是最大的利益所在，但彼此仍存在許多爭議問題，包括歷史問題、能源問題、領土問題，一直到台灣問題等等。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探討這些備受爭議的問題，在受到中國崛起以及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雙重影響之下，是否會讓雙方更加對立，亦或是能夠在國家利益的驅使之下得到緩和，共創雙贏。

本文旨在探討當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時點不固定時，管理階層是否會傾向將認股權憑證發行時點安排於公司股價低點，藉以增加認股權憑證之價值。本研究以2001年～2006年219家國內上市櫃公司518個員工認股權憑證為樣本，採用事件研究法來計算標準化累積平均異常報酬率(SCAR)，藉以判斷事件的發生對於股價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日前存有股價下跌的現象，而在發行日到達了最低點，發行日之後股價漸漸回升，顯示公司的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日確實有落在公司股價低點；此外，於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日前宣告的季盈餘資訊內涵顯示出為壞消息的現象。然而，當董事長有權對認股權憑證發行日做決定，同時又取得認股權憑證者，會更有動機其將認股權憑證發行日訂在股價低點的現象並不顯著。

日清修好條規的簽訂是近代中日關係的開始，其條約的簽訂本身，對有志於近代中日關係之研究的研究者來說，就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 對日清修好條規的研究，在日本始於戰前，在台灣始於1980年代。但是就筆者所知，目前尚未有透過研究日清修好條規簽訂的過程，來釐清中日兩國當時對對方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列強當時對近代中日關係有極大的影響力，但是有關列強對日清修好條規的簽訂之影響，目前也尚未有全面性的檢討。 本文透過考察1870年至1873年，中日兩國簽訂日清修好條規的交涉過程，解明近代中日兩國對對方的政策為何，並且探討列強對中日關係產生何種影響。 本文以為，1870年至1873年日本對中國的政策，可以歸納出以下5點：1、侵略中國的意圖；2、保護日本國權；3、在中國擁有與列強相同之權益；4、使中國承認中日兩國為對等國家；5、伸張日本國權。 另一方面，中國當時對日本的外交政策，則可以歸納出以下2點：1、保護中國國權；2、牽制日本。 至於列強對中日關係的影響，本文以為，列強在當時是以指導者的角度，干涉日本的外交。並且在1872年明白的對日本指出日清修好條規第2條及第15條皆不適當。但儘管當時的列強多方干涉日本的內政外交，日本仍然極力的維持與列強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