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興起於漠北，由於地理與自然環境之限制，社會生活祇得沿襲古來北方游牧民族一鬼方、玁狁、匈奴、突厥、室韋……等諸族之傳統生活習俗，依然過著草原游牧、狩獵生活。其與南方農業定居民族，生活不同，習俗互異，無形中即產生些許隔閡。加以蒙古初無文字記載，直到成吉思汗命塔塔統阿以畏吾兒字母教蒙古諸王及諸皇子研習後，始知文字之用處。如是之故，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史實，中西學者論著不豐，故祇能從斷簡殘篇中略知一二。至若成吉思汗以後之史實，則中西學者咸以成吉思汗有生之年所作所為，作為蒙古史料之標準。因資料有限，本論文以孛兒只斤族為主。 本篇論文資料來源，大抵以姚從吾教授譯註，札奇斯欽教授校補之「蒙古秘史」作藍本，證之以李文田氏注及，陳彬龢氏選註之「元朝秘史」，再輔以「元史」，「新元史」，張興唐、烏占坤二氏合譯之「蒙古社會制度史」……等諸參考書，將資料先加以分類，然後再以歸納法，歸納入各章節，匯集整理以成。 於搜集有關十一至十三世紀蒙古氏族制度之資料過程中，筆者發現有一事實，就是以中文專門記載蒙古社會制度之書籍，少之又少。外文書籍又以記載明、清時期之蒙古社會制度為多。因此，搜集資料之過程，委實煞費周章。茲將本論文之內涵略述於下： 第一章導論。第一節蒙古族之歷史背景，乃敘述蒙古族起源之諸種說法，並加以引證、評論之。第二節蒙古族之生態環境。因一般人對北方游牧民族社會生活（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一知半解，而誤認北方游牧民族為「異族」之心理鄙視之。故本節之論述，乃針對此誤會而發，好讓人瞭解他們的生活，並不比農業社會生活落後；他們之所以如此，實因「環境所逼，勢所必然。」 第二章氏族制度。第一節討論氏族制度結構之特質。第二節探討氏族長之產生、稱號及職責。第三節以新元史所載蒙古「尼而倫派」（註一）與「都而魯斤派」（註二）諸氏族名稱為主，繪表格圖示蒙古秘史、補元史氏族表、多桑蒙古史、輟耕錄、拉施特史集等書所載諸氏族（或部族）譯稱之異同。 第三章氏族制度與社會文化之關係。第一節至第六節依次敘述氏族在婚姻，親族，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祭祀等社會文化方面之關係。另外，有關法律制裁方面，氏族制度時，強有力氏族長所言，即代表本氏族之法律，具有絕對約束力量（成吉思汗之大札撒Yehe Jasagh即是）。在本章雖未另立一章討論法律制裁，然散見於二、三、五、六節之中。 第四章氏族之聯合與氏族制度之解體。第一節敘述草原國家形成之原因，綠於氏族間為了政治、經濟、軍事．．．．等諸種目的，而願彼此互相聯合在一起，終於釀成草原國家之雛型。第二節敘述成吉思汗於十三世紀初年統一蒙古本部，大行分對，因此，改變了十一世紀以來之氏族制度，進入對建制度社會。第三節簡述封建制度自古迄今之共通性不是一是符號一賞賜名號，土封土地，分賦等。第四節比較封建制度興氏族制度在社會文化方面之相異點，並略述封建制度之影響結果。 筆者才疏學淺，祇因本著對民族學、社會學方面之興趣，竟不揣翦陋，擬定比一難題為題目，多所疏漏之處，自不難逆料；筆者謹以一顆赤誠之心，伏乞諸位方家吝賜教為禱！！ 本論文得以如期完成，首先得感謝指導教授唐屹老師，不辭煩勞，殷勤教誨之恩。同時，於寫作過程中，承蒙周老師昆田。哈勘老師楚倫，阮老師昌銳，包克老師，何講師美妍及諸位師長給予莫大之幫助，在此一併致敬十二萬分謝忱。

身為一個布農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氏族」，這是身為布農族人的責任也是義務。過去歷經不同政府統治，氏族組織從清代的賜姓政策、日治末期的改姓名運動加上國民政府漢姓名政策後，破壞了原本的姓氏結構而遭部分瓦解。氏族功能的式微使得氏族不再是影響布農族社會的重要推手，取而代之的權力迫使布農族傳統社會組織的快速解體。氏族的沒落是否代表一個部落的變遷？筆者從氏族組織的角度切入、回顧過去與詮釋現在潭南部落的變遷過程，並闡述其改變的原因及特殊性。 本論文從過去傳統氏族功能至當代－婚姻、政治、宗教、經濟之氏族運作，做為觀察潭南部落氏族功能運作的指標，提供未來氏族延續性的參考。根據研究所得之結果，氏族運作的軌跡，可分為三部分： 一、 適應：漸變符合社會形式 有些氏族功能的消失是因為不合時宜；有些氏族功能的轉變是為了適應社會；有些氏族功能的延續則是本質用途的傳遞。 二、 尋根：恢復傳統姓氏 惟有積極恢復傳統姓氏，找到自己所屬的「根」，才能讓布農族人原有的親族組織－氏族制度得以傳衍下去。 三、 傳承：未來延續性 透過文化的認同，勾連著氏族成員間彼此的親屬、社會關係，並凝聚氏族之間的認同感及向心力，來強化氏族成員間認同意識，使之氏族更能活絡於布農社會裏。 從結論的分析，乃得知氏族運作的軌跡，不是從有到無，突然消失不見的。而是漸進的、修正的、漸變的。漸漸符合現代社會潮流的發展及為適應社會的變遷，而修正變成現代所能接受的型式，所以，氏族的功能不是消失不見，而是以另一種可以符合現在社會的型式、概念而存在。

氏，是原本同血緣的一群人因族群擴大，而產生多個生活於不同地域的支族；姓，則凝聚氏族血緣力量，傳承了民族的本源神話。屈原所屬的楚氏族以祝融及炎帝為先祖，將其氏族意識形諸於《楚辭》文本中。本文以顓頊以前的神話人物：黃帝、炎帝、夸父、蚩尤等為主要探述對象，從〈遠遊〉、〈九歌〉等篇章，來看屈原對南、北神話人物的描述，據此以了解屈原的氏族意識。 　　在探看神話時期人物形象、地域、文化特色及先秦民族觀時，多採用《山海經》、《左傳》、《國語》、《禮記》等資料從旁徵引，也自出土文獻中得到不同於大一統世系的不同譜系，印證出多研究屈原思想時，多民族的研究視野是必要的。　　《楚辭》為南方文學代表，屈原明志的傾訴；神話所記英雄人物，常是氏族的認同與精神的依歸。藉由神話與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探析炎黃神話群中的人物，所蘊藏的氏族意識與意義。以較忠君愛國思想下更為原始、強烈，鎔鑄於屈原血緣的、土地的氏族意識，解釋司馬遷所提出的：「怪屈原以彼之才，游諸侯，何國不容」的議題。 　　第一章為緒論，概述研究動機、目的以及前人對《楚辭》在文學、歷史、文化、思想上的研究等。第二章解釋氏族、姓氏與民族的別異和發展，略敘近代中國神話的研究概況、定義、功能、分類等並說明神話與《楚辭》的關係，最後則確認神話時期，民神雜揉的歷史與時代意義。第三章以黃帝為探述中心，從黃帝神話起源、形象著手，以黃帝北方民族的人物形象及崇高地位，注意到南、北方於帝王世系上的不同，提出《楚辭》中對於黃帝神話的不經意，是詩人氏族意識的偏廢取捨。第四章以炎帝、蚩尤、夸父、祝融等炎帝神話群人物，在《楚辭》中的書寫，表現出濃厚的楚氏族意識，肯定了上古多民族文化圈中，屈原身為楚氏族一員的驕傲及堅持。藉由著對這些神話人物探述，屈原的氏族意識浮現於《楚辭》中。第五章為結語，針對前面幾章的論述總結此文，使得藉由神話人物所呈現的氏族意識更為明晰以及氏族意識對屈原生命抉擇的影響。

本研究論文主要目的是從賽夏族tanohila:氏族日阿拐派下與其他族群（主要是客家人）接觸的過程中，探討原住民與漢人密切互動之後一般認同情形或族群意識的特質；在雙重或多重文化的認同中，是否會對自己的文化產生質疑？對自己的族群產生認同危機？是否全盤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否定文化是否就會否定自己的族群認同、有意掩飾或放棄原有的族群認同？並希望藉由本研究的討論，了解族群認同的心理歷程是否對文化的傳承有所影響，進而幫助族人正向的認同態度與行為，建立我族的認同觀念，並延續傳統文化。 其中以非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瞭解社會文化對於認同的影響，包括通婚、社會化歷程、母語能力以及祖靈祭與祭祖，在田野的訪談過程中發現能影響認同變異的部分，但是在母語能力的強弱並不會改變對賽夏族的認同。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仍有許多受訪者是很難釐清自己到底屬於那個族群，也許在身份上不得不承認自己是賽夏族人，然而「血統」卻成為質疑自己認同的主要因素，早期即離開部落，接觸異族、接受漢人的教育更加速自我與社會認同的混淆。 另外則以結構式五點量表，探討認同的心理歷程，發現認同不能單從其中一個語言或非語言的行為，或是外顯行為來判定一個人的認同，個人的通婚結果會造成心理歷程的變化，也就是說通不通婚，都不會改變tanohila:氏族人對賽夏族整體的認知，在族群態度與族群行為上，卻呈現負面影響（t值為負值），即與異族通婚的結果也造成個人在行為的準備狀態與表現於外的行為改變。族群接觸的密切程度與族群認同的強度是息息相關的，尤其是對在台灣原住民中佔有特殊地位的賽夏族來說，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族群獨特性乃從與其他族群的連結形成的。 相對於HAKKA的弱勢，在本研究中找不到被「同化」的跡象，若強要說「同化」，在這裡僅能從語言上得到充分證明，除此之外，在其他的面向，似乎也沒有得到HAKKA的真傳，因此不能為「同化」提供更有力的佐證。另外族群認同的心理歷程要遠比展現出的外顯行為對文化的傳承有更重要的影響，唯有內心達到真正的認同，才能有效建立族人的認同觀念，並延續傳統文化。

本論文想要探討，自西元1894年中日大戰，清廷慘敗後與日本訂定的「馬關條約」割臺的荒謬，把原住民祖傳的土地，就在不相干的中、日兩國政權，私相授受下犧牲，凸顯其不尊重與欠缺正當’性。後又加之日本殖民政府不當的強制收繳布農族賴以為生，以及榮譽象徵的獵槍時，結果引爆了布農族抗日的導火線，才會發生指標性的「大分事件」，並激出日本眼中頑強最末歸順的布農族英雄Dahu-ali的長期抗日的決心。留下了日本人理蕃工作最不光彩的紀錄，讓日本殖民政府得到應理解與尊重布農族的歷史教訓。 / 本論文核心內容，希望呈現對比現代科技與價值觀相當歧異的異民族接觸時，產生的衝突、不滿與無奈，進而予自詡文明優越的大和民族一個省思，也給予現在21世紀台灣其他所謂文明民族看待原住民族時，要有人道關懷的胸襟，勿為偏狹的「種族主義」所矇蔽，不然族群關係將處於緊崩狀態。 爰此，本論文共分五章循序鋪陳，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布農族與日本殖民政府接觸的情形，第三章布農族抵抗外來政權的歷史事件，第四章布農族英雄dahu-ali（拉荷‧阿雷）及其家族，第五章結論。 / The inten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explor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ignorance of their lands being exchanged privately and secretly by China and Japan after the Shinmonoseki Treaty（1895）was signed in 1894. While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cracked down the armed rebellion of Han people, its focus turned into central mountain areas of Bunun tribe, where people had been living peacefully and quietly. Also. The government’s improper and forced collection of Bunun people’s shotguns pulled the trigger of future revolution. The Da-fen incident, which was held by the Bunun hero Dahu-ali’, was the prelude of Bunun revolu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had the incident left the Japan colonial government a dishonorable page of dealing with Bunun people, but also given the government a lesson of how to treat them with sincerity and honesty. / The cor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express the rise of conflict and dissatisfaction while indigenous peoples facing modernized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values so as to give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 chance of reflection with humanity.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21 century, ethnic relationships should not be in tension by racism. Thus,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general background; the second is the introduction of contact between Bunun tribe and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third is the Da-fen incident; the fourth is the hero dahu-ali and his family; the last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