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清領後期、日治初期之交為止，東台灣的原住民仍處於部落（tribe）社會的狀態，各社自成一個「酋邦」（chiefdom），晚清對東台灣的經略成效甚微，國家力量在東台灣的落實，不得不從日治時期算起。 　　本研究分為五章，首章綜論象徵東台灣國家統治的兩套機制，二、三、四章分述東台灣原住民在法政、經濟、教育、信仰上的變化，末章再以人口變遷作為總結，以觀察日治五十年間，東台灣原住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日治時期的國家力量，是牽動東台灣民族發展的最大原動力。因此，首章先討論代表國家力量的兩套機制：一是地方行政機構，二是隘勇線制度。前者是從台東撫墾署演變成東部兩廳，一言以蔽之，即「從蕃政到民政」的一段歷程；後者則是伴隨著原住民抗日事件的發生，而逐步落實下來，最後終於將東台灣分隔成兩個世界：界內的一般行政區、以及界外的特別行政區。 　　第二章討論部落警政與成文法對原住民的影響。 　　日治時期的蕃地警政可分為三期，一是撫墾署以來的撫育期，二是五年計劃以來的創建期，三是霧社事件後的重整期。東台灣的地方行政，雖歸結於東部兩廳內的總務課（日後改隸警務課），但對部落原住民而言，則是由警察行政來實踐；至於教育、醫療、衛生等等，也都是部落警政的業務。 　　至於成文法的施行方面，隘勇線內的平地原住民在明治末年已部份實施國家律法，但在界外的山地原住民，其舊慣仍能發揮一定程度的效用。由於舊慣具有不成文法的約束權威，當一個傳統社會的不成文法，被近代社會的成文法取代之後，慣習就只留下其風俗的面向，而不再具有強制性的制裁，這種「由慣例到法律」的過程，是原住民在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特徵。 　　在東部原住民從慣例到法律的歷程上，我們看到了一種由法律所規範的新秩序，逐漸出現在東台灣的原住民部落裡。從國家對頭目職權的認可、民法取代慣習、取消封建業主權等三個面向，可以獲得一些瞭解。 　　第三章是針對水稻種植與貨幣使用的討論。 　　就糧食作物的這個意涵而言，到1920年前後，水稻已在糧食的意涵上取代了小米。相對於水稻種植的擴張，我們討論了小米種植的衰退，並略論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如何看待水稻種植。 　　其次，日治時期的東部開發論的主張，為地廣人稀的東台灣帶來甚大的勞力需求，因此也將原住民納入這樣的勞動市場裡面，這又帶動了一個新的面向：貨幣進入部落。透過水稻種植及貨幣使用，最遲到1920年代，東台灣平地原住民已經在許多方面發生鉅變：老人家認為年輕人不能守住傳統，年輕人違反甚至挑戰傳統。 　　第四章討論兩個主題：近代教育與衛生醫療。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教育，其過程主要是在「蕃人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中完成的。在隘勇線外的教育機構以「蕃童教育所」為主，而在隘勇線內的教育機構則以「蕃人公學校」為主。 　　日語教育是初等教育的一大重點，所以「國語」的授課時數也最多。日本當局所要進行的，不只是語言教育或文學教育，而是藉由語文教育而達成「涵養國民性」之國民教育。此外，日治時期對於非學齡兒童的人，也有作為輔助教育之不足的社會教化機構，如青年會、國語講習所等。 　　日治時期影響到原住民傳統信仰的，除了近代教育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力來自衛生療醫，這主要是施藥與預防注射所帶來的影響。但對原住民社會而言，最多只發揮了鬆動其傳統信仰的作用，並未使原住民走上集體改宗的地步。 　　第五章是從人口現象來做為總結，以觀察原住民在質與量上的變化。依日治初期的人口調查，原住民占東部總人口的九成以上，且平埔族仍是個獨立的人群統計單位；到了日初中期，原住民人口已占東部總人口的六成，而且在民族識別上，也出現了民族混同的趨勢：譬如東台廳的平地部份是阿美族與卑南族之間的趨近，山地部份則是排灣族與魯凱族之間的趨近。到了日治末期，原住民已占不到東部總人口的一半，而且，最後連原住民與本島人也成為同一統計單位。 　　從這裡可看到一個趨勢：透過國家力量的長期統治，東台灣各民族呈現出混同為一的態勢，但仍有些邊界存在，特別是做為殖民母國的「內地人」，以及做為這個行政區域之外的「外國人」，這反映了在國家力量的作用下，民族融合的階段發展及其極限。

一、研究目的： 研擬適當規模以為培殖專業（自立）農家及現行法定擴大家庭農場之優惠上限（三公 頃），是否抑制了農業結構改善之參考。 二、主要內容： １．適當規模基準之建立及適當規模各因子衡量依據之界定。 ２．以高雄縣六個主要雙期稻作鄉鎮所調查之資料（一０七戶，有效卷九八份）包括 耕耘機、插秧機、聯合收穫機、噴霧器等農機具之使用成本，及稻作之其他成本與收 益等做分析。 ３．適當規模之研擬及農機具之配合等之探討。 ４．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