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賜是兩漢每朝皇帝的必行之政，這項行為因何而來？為什麼這是皇帝遂行統治的要務？皇帝賞賜的對象、原因、內容與目的為何？隨著時間演變，兩漢之間的賞賜曾經發生哪些變化？從中又可看到哪些漢代國家統治的特徵？是本文試圖討論的問題。 本文共有四個部分，首先，是討論賞賜與皇帝展現有德、維繫天命的關係。第二，是經由不同賞賜對象、原因與內容，探究賞賜的目的，貴族與職官扮演輔助國政的重要角色，是君王維繫統治時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不論生前或死後，皆有獲賞的機會，內容不但種類豐富，經濟價值也較高。三老、孝悌與力田等基層社會領袖具有導民與教化的功能，能夠協助統治者穩定鄉里秩序，同貴族與職官一般，都是皇帝必須拉攏的對象，因而所獲賞賜內容貴於一般庶民。庶民在兩漢時期是稅賦、役力與士卒的主要來源，對他們的賞賜場合絕大多數是災異之後，可見災後賞賜收拾民心與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社會邊緣人是需要統治者特別照顧的一群，對他們的賞賜多出現在災異發生後，用以顯示君王對他們的照護與仁政。第三，是藉由賜予民爵與大赦令的頒布，看兩漢賞賜的演變，並試圖解釋東漢末年的賞賜已難以作為連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媒介。第四，是經由三老等基層社會領袖獲賞內容較庶民豐厚的現象，探討兩漢的國家統治，認為當時縣以下的鄉里社會自主性依然非常強大。

漢代孟子學發展是一「承上啟下」的重要樞紐。就「承上」而言，從戰國末期的萌芽時期，至秦朝受到政治影響，孟學的發展與流傳有所衰落，至漢代，知識階層開始注意到孟子的思想理論，使得孟子之學能夠幸運地在秦火劫後中有所重生，免於如墨學般消跡沒落的命運，漢代知識階層在無意識中，自然地對孟學的傳承與開展有所貢獻；就「啟下」而言，漢代孟學的義理闡發為後世奠定了基礎，在唐宋之際，孟學逐漸興盛活躍起來，時至宋代，更是達到高峰，唐宋儒者在注《孟子》時亦多引用與討論漢儒之注，漢代孟學與黃老學說交涉之思想，更是成為唐宋儒學思想的養分。然而對於漢代孟學的研究較為缺乏，或成為概要性的論述，研究較不完整與深入，且多集中在思想脈絡的發展上，對於思想義理的闡發與探討論較為不足，或多集中在《孟子》注上，較少對漢代孟學發展進行全面且深入的研究。 　　經典在詮釋與流傳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轉變」與「實踐」兩個問題，尤其在漢代，思想理論的提出往往是從「實踐」作為出發點，職是，本書題目為「漢代孟子學解釋的轉變與實踐」，將時間範圍鎖定在漢代，欲從「時代背景」、「歷史形象」、「思想詮釋」三條軸線來論漢代孟子學的發展，透過這三條軸線，試圖建構出全面且深入的漢代孟子學系統，由大背景入手逐漸著眼深入於細微之處，分析此時期孟子思想的轉變與理論的實踐，試圖彌補孟子學在漢代較為空白的一頁。「轉變與實踐」，乃是從孟學在漢代的轉變中看見其中的「不變」，也就是孟學中最純粹的本質，最恆久的真理，更是中國文化中的「傳統」，漢代知識階層在既有的儒家學說之中，賦予新的時代色彩，對孟子學說加以「轉變」進而「實踐」，使得孟學在漢代得到實踐的可能，也因為知識階層將融攝孟子理論於漢代思想之中，讓漢代思想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以及更卓越的成就，也因為漢代思想家巧妙的繼承與轉變，更證明了《孟子》能夠呼應時代的課題，即使歷經時間的洪流，歷史的變遷，仍能夠對每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漢書》作為專門之學，自東漢至隋均有注解，至唐顏師古為之作注，諸家之解釋盡歸於一，顏《注》之地位自此歷久不衰。清代「漢學」大興，清惠棟以來，諸儒均不滿意顏《注》，遂相繼而起，匡正與訂補之，重新注釋成《漢書補注》一百卷。本文欲以此脈絡作為清代《漢書》學之切入點，觀察清儒在「漢學」思潮影響下，如何解決《漢書》的詮釋問題，並回應《漢書》學史。 清代《漢書》學之核心，厥在於「匡正顏《注》」，以訓詁作為解釋《漢書》之基礎，依循舊注之說，廣採先秦兩漢群書中之古訓加以疏通證明，利用完整的史學研究方法，注重《漢書》典章制度、史事探佚方面的考察，從訓詁及於制度，突破顏《注》之限制而超越之。從研究歷程上而言，何焯、陳景雲、齊召南等人校訂《漢書》板本，惠棟促成轉向，乾嘉諸儒如錢大昕、錢大昭、沈欽韓等推進研究，周壽昌、王先謙等補充、整理前人之說，總結一代《漢書》之學，次序井然，脈絡連貫。 清儒重新注釋《漢書》之脈絡非僅突破顏《注》，更在板本、校勘、訓詁、制度等各方面對《漢書》進行全面的整理、檢討與總結，以回應《漢書》學史，亦開啟民國以來漢史的研究。要言之，清人治《漢書》學，是在「漢學」思潮的學術背景下，對《漢書》進行的考索與整理。同時，與清儒撰述諸經新疏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映了「漢學」解釋典範由經學擴展至史學的歷史過程。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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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畫像石提供了有別於傳世文獻的研究新視角，是研究漢代文化的重要材料之一。雙龍穿璧圖是漢畫像石中常見的圖像，頻繁出現於門楣、門額等墓門上部。觀察本文所搜集之各地區出土的雙龍穿璧圖，可發現山東地區之雙龍穿璧圖數量最多，與雙龍穿璧共同組圖之其他圖像也較為豐富，其上方拉直的「Ｘ」型構圖更是一大地區特色。故本文以山東地區之雙龍穿璧圖為主要研究對象，先考察先秦兩漢璧與龍的文化象徵，並特別關注雙龍穿璧構圖如數個圓環相扣的意義，探討圓環的象徵及其與璧、龍文化象徵意涵呼應之處。接著，探討雙龍穿璧圖頻繁出現於墓門上部的空間位置意義，以門作為中介空間的角度，分析雙龍穿璧圖的象徵意涵及其功能。最後，針對與山東地區雙龍穿璧圖共同組圖次數較多的圖像：魚、鳥、鋪首銜環及熊，探討其與雙龍穿璧圖間的內在聯繫，以期更完整的了解雙龍穿璧圖的象徵意涵。本文在四重證據法的理念之下，將以文獻分析為主，並以圖像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圖像分析，試圖發掘雙龍穿璧圖背後的文化象徵意義。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2819号 / 文博第846号 / 新制||文||69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宇佐美 文理, 教授 吉本 道雅, 准教授 池田 恭哉, 武田 時昌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文学) / 乙第13459号 / 論文博第657号 / 新制||文||710(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語学中国文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木津 祐子, 准教授 緑川 英樹, 教授 道坂 昭廣, 教授 齋藤 希史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