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分類詞數量之歧異現象起因於未有一套共同界定分類詞之準則。因此，本篇論文採用四個以語言學為基礎之準則重新檢視漢語分類詞，並在眾多漢語分類詞分類中，採用五個語言學代表性研究提出之漢語分類詞分類為本篇語料來源。 研究分析之目的在於透過四個以語言學為基礎之準則重新檢視五個代表性人物提出之漢語分類詞分類，並使用二個數學法及一個問卷實驗法找出準確的漢語分類詞。最後，分析所得之準確的漢語分類詞再根據國語日報量詞典列出之分類詞語意做更進一步的語意分類。在分類詞語意分類上，本篇論文採用下到上之方向做分類詞語意分類而非傳統上到下之方向，提供完整且精確之漢語分類詞語意分類。 / The discrepancy in the different inventories of Mandarin Chinese classifiers results from there being no identical and consentient tests to identify Mandarin Chinese classifiers. Thus, this thesis adopts four linguistic-based tests as norms to identify Mandarin Chinese classifiers and five Mandarin Chinese classifier categorizations proposed by representative studies (Chao 1968, Erbaugh 1986, Hu 1993, Huang et. al. 1997 and Malt and Gao 2009) as sources of data in Mandarin Chinese classifier categorizations. The data analysis focuses on offering true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through re-classifying five Mandarin Chinese classifier categorizations on the basis of four linguistic-based tests, applying two mathematical methods and using a questionnaire experiment. Ultimately, true classifiers will be further class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semantic meanings from the Mandarin Daily Dictionary of Chinese Classifiers (Huang et. al.) to provide an explicit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in a bottom-up form, rather than a traditional top-down one.

由於族群通婚可反映對不同族群、文化接受的程度，透過通婚也讓不同文化習俗有兼容並蓄的可能性，因此，族群關係研究中，常將族群間通婚與否視為族群間社會距離及族群疆界的有效指標。台灣為包含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這四大族群的多元族群社會，其中，由於原住民僅佔總人口的 2% ，在國內量化的族群通婚研究中，往往受限於樣本數而將其予以排除，或將不同族群之原住民統一視為單一原住民族群，因此，本研究欲著眼於過去通婚研究時常忽略的「少數族群」，並將原住民族群差異納為探究通婚影響機制之一。 本研究試圖以人口統計資料來描繪近年來原住民人口結構、婚姻概況圖像，並依2006年及2010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兩筆調查資料，探究不同性別、族群、教育程度、城鄉差異、受訪者世代、族群規模對於通婚之影響。研究發現，整體原住民是以族群內婚為主、族群通婚為輔；在教育程度與通婚與否的關係上，教育程度越高的原住民，族群通婚比例越高，而教育程度越低者，更傾向族群內婚；受訪者世代部分，原住民族群通婚比例則與年齡呈現反比，亦即，年長世代族群內婚率較高，而年輕世代族群通婚率更高；族群規模對於原住民通婚與否的影響上，則呈現負向關係，不過，族群類別對於通婚與否之影響部分，則未有明顯穩定的趨勢產生。 因此，本研究認為，原住民中符合女性、教育程度較高、較為年輕世代者等要件者，將有更高的族群通婚傾向，而在影響原住民族群通婚與否的諸多機制中，又以城鄉差異影響力最高，存在著都市原住民通婚率高於原鄉原住民的現象，不論是2006年或2010年迴歸模型分析中皆達統計顯著水準，不過，城鄉差異背後涉及的原住民遷徙問題並未納入本文研究範疇之中，值得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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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即戰國郢都，為楚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重地，具有濃厚且典型的楚文化風格，然而此地楚文化風格卻在西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拔郢後為之斷絕。隨著近年來考古資料與文物的大量發掘，湖北江陵的重要性逐漸展現。江陵出土的楚墓葬數量眾多，墓葬形制具有共通性，且有明顯等級之分;另外還出土一批秦至西漢墓葬。發掘過程中不難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江陵出土楚墓遠較秦墓與西漢墓葬多;且發掘出土的楚墓與秦墓、西漢墓的葬制、葬具、隨葬器物風格皆有所差異，顯然楚文化在江陵地區雖為典型文化，卻未獲得充分延續。本文期望能全面性探討這三個時期墓葬究竟有何不同特色？其所顯示的時代背景為何？是什麼樣的動盪造就了喪葬文化的改變？又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得秦與西漢的墓葬習俗有所承續？

水崇拜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話中皆有所展現，其中對河崇拜在初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不可掌控之特性、既神聖又恐怖的特質，都變成了祭祀的源由。祭祀是崇拜中極重要的一環，世界各地皆有不同的河祀活動，而中國的河祀活動起源甚早，早在商代即有卜辭記載。而祭祀又與神話有關，河祀風氣的盛行與河神神話的發展，亦有密切之關聯。其中河伯之神話敘事是中國河神神話的重要發展之一，本文即以傳世文獻和考古出土資料作為研究材料，分析河伯及其相關稱名的文本敘事，並探析考古出土資料中魚車圖的構成元素與圖像組合，進一步比較傳世文獻中的河伯及其相關稱名形象與考古出土資料中魚車圖上的神人形象、傳世文獻中的河伯及其相關稱名車騎形象與考古出土資料中魚車圖車騎形象，並論及魚車圖的寓意。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有研究動機與目的、前人研究成果回顧、研究範圍界定、研究架構等四小節，為本論文之基礎研究。 三章首先探討的是「遊仙題材的運用」，由於篇幅較大，故分為（上）、（下）二章。本論文以收集賦篇最為齊全的《歷代賦彙》之類目為參考，筆者將運用遊仙題材的賦篇分為五大類，這五大類的分類標準，主要基於遊仙題材出現的場景類似，或者賦家的創作動機雷同：一．曠達、典禮、宮殿、都邑賦，此類賦多以君王為預設讀者，而遊仙題材主要用以描寫貴族的生活側面或居住空間。二．言志、性道賦，遊仙題材與表達個人失志不遇情懷有關，經常流露賦家的生命思考軌跡。三．地理、天象賦，遊仙題材的運用與自然山水有關，或感自然而興懷，或藉自然寄託情志。四．仙釋賦，其中的「仙類」涉及許多仙人、仙境、煉丹等遊仙題材的運用。五．其他，主要指音樂賦，及其他未歸入《歷代賦彙》卻實為賦體之作品。此章乃先釐清遊仙題材在不同賦類中的運用情形，以利於掌握遊仙題材的各種風貌。 第四章探討「遊仙題材的演變」，由於二、三章著重於遊仙題材如何運用，故第四章開始討論遊仙題材的演變。第一節聚焦於「遊的性質」轉變，筆者發現，從先秦歷經漢再至六朝，遊仙題材之「遊」大致呈現了從「神遊」到「盛遊、娛遊」到「玄遊」再到「仙遊」的變化，故此小節以「宗教氣氛濃厚的神遊」、「帝王貴族之盛遊、娛遊」、「憂思與玄遊」、「道教性質濃厚的仙遊」為敘述脈絡；第二節為「仙人、仙境與遊觀」，由於「仙人」、「仙境」及「遊觀」是遊仙題材的三大要素，故此節除了分析遊仙題材是由哪些元素組成？它們如何被組合、運用外，更重要的是以時代為軸線，分析賦家在書寫「遊」、「仙」、或「境」時，強調的重點有何不同？如何遞嬗？第三節分析遊仙賦與神女賦、紀行賦的異同。以神女賦、紀行賦為比較對象的主要原因，前者乃基於屈原〈離騷〉中「遠遊求女」的結構在後代辭賦發展史上分別開展了神女與遊仙二大書寫傳統，故藉由遊仙賦與神女賦的比較，可進一步探尋「求女」與「遊仙」之間的共通特質或互滲情形；後者則基於「遊」與「行」既做為遊仙賦、紀行賦的主要構成要素，故二者均強調時空轉移，且作品中的時空特質亦均遊移於虛實之間，甚值得相互參照、比較。藉著比較遊仙賦與其他賦類的異同，實有助於釐清遊仙賦本身之特色，此亦本節主要寫作目的。 第五章為「遊仙時空之探討」，此章為遊仙賦的深層動機分析。人活在時空的向度□，總是需要借時間的定量與空間的定位，以掌握自己現在身在何方？未來又將身往何處？故遊仙賦中涉及的時空轉移，經常與生命的安頓具有連帶關係。因此，本章主在分析遊仙賦中的時間、空間如何被建構？它具有什麼意涵？而「輕舉──回歸」之間，作者擬傳達什麼訊息？本章期藉由遊仙時空的討論，發掘遊仙賦深層的創作動機與精神內涵。 第六章為「結論」，探討遊仙賦所蘊含的「文學意義」及「美學價值」。筆者以為漢魏六朝辭賦中，雖未見到直接標題為遊仙賦者，然而，遊仙題材著實是賦家十分青睞的一組符號，它不僅呈現豐富的面貌，也反映了許多遊仙詩或遊歷仙境小說較少涉及的生活側面，無疑具有它獨特的文學地位及美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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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收錄了二十二則司法案例。其中，戰國以至秦漢的二十則案例具備判決文書的條件，很可能是當時司法審判的真實記錄；其由各地郡縣向中央呈報而來，內容涉及逃亡、通姦、殺人、瀆職及財產犯罪。這些「正式案例」與兩則非正式的「春秋事例」一同收編成冊，與漢初的法制建設存在不可忽視的聯繫關係。 《奏讞書》呈現戰國秦漢司法審判機關的運作實況，以及中央、地方官署的法律推理。又由於全書是漢初有意收編的結果，故也間接展示出選編者在法制上的取捨標準。案中展現出當時普遍的司法共識，以及共通的審判原則，由是成為官吏的參照、效法對象。有鑑於這些案例在司法實務上的參照價值，其與漢代法源體系中的「決事比」、「故事」應有一定程度的關連。 本文以《奏讞書》二十二則案例為研究對象，由字詞的註譯的基礎工作出發，逐一掌握、分析各則案件的審斷推理過程，繼而並歸納出全部案件的共通特點。在此之外，也進一步釐清「正式案例」與「春秋事例」的法源效力。在相關研究尚在發展階段的此際，本文結合法學與史學的研究方法，對《奏讞書》提出全面性的分析。

本論文的題目為：「越南阮代《法華國語經》漢喃字研究」，共有六章，其內容說明佛陀宣說《法華經》的時間與地點，在大乘經典中的地位，本經在越南佛教價值和文字類別以及《法華國語經》的產生與《妙法蓮華經》的關係。經過仔細地考查與分析，法蓮為本經的作者，他於1844年開始發願受持解說，到了1856年8月才刻印完成，時間共有12年。之後再次刻印於1924年，目前筆者所使用，是第二次的版本。 關於本經的內容，主要還是依照羅什三藏的《妙法蓮華經》分為28品，不過分為上下兩卷。法蓮把重點寫於上欄稱為「註引部分」，而下欄採用詩歌六八和雙七體來呈現，在28品中作者還引用了相當多的經典論疏，讓本經如錦上添花，更加優美。法蓮是第一次用詩歌來「解音」的，如果從詩歌文學來看，有很重要的地位。也許不僅是越南佛教文學首次找到「解音」佛經的版本，也包括了越南文學發展史，它代表19世紀後半期，以詩歌註解的文學類型，這正是本經的獨特之處。 依照越南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喃字大概在11世初年就有了，到了13世紀已經發展到足夠創作文學的程度，之後16至19世紀之間達到了高潮。對於喃字的材料，經過本經所出現的文字，所得到的結果。那就是喃字構字的材料，主要還是借用漢字，然後按照漢越音的讀法。這樣看來漢越音在越南成立之後，喃字才有足夠產生和發展的條件。有關本經之文字分類，學生經過參考越南學者們對喃文之分類，基本上分為「借用漢字」和「創造新字」兩大類。「借用漢字方式」有四小類，「創造新字方式」有五小類。目前越南佛教界很少人注意到漢喃文佛經，所以用漢喃文註解佛經屬於尚待開拓的領域。最近在台灣、中國文字學界的學者，已經寫出有關越南的漢字與喃字專題研究，不過還沒有哪一篇具有具體性和整體性，尤其是喃文的起源、發展過程以及結構部分，從本經來看，也許與日本、韓國的漢字相比，變化會更多，而且創造新字應該也是最多的。總之，《法華國語經》的內容與文字，不僅在佛教文學領域或文字學方面，都非常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民間結社」，或稱「私社」，意指庶民社會的個體，為了某種共同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並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組織與運作。民眾結合成組織，也反映了在面對經濟生活、社會交際、宗教信仰、商業活動、軍事防衛等需求，當一人之力無法達成之時的變通之道。如先秦兩漢農民的「合耦」助耕；春秋社日「祭酺合醵」，祭祀農穀之神並共同宴樂；糾集、勸化彼此出資造像、開窟、行齋、或兼進行地方公共建設；還有結社助葬；甚至彌補家庭破碎的感情功能等等，都是鮮明、具體的表現，也展現了民間結社的功能。而在其背後，亦能反映出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社會經濟結構。如上述的「合耦」，反映了當代農民以鋤功為主，以及在適用於個人操作的曲轅犁尚未問世之前，需以結合人力拉挽大型犁具，顯現了較為低落的生產條件；再如東晉南北朝時，民間佛教團體組織的功能，就有南北的差異，在進入唐代以後，除了南方屬淨土法門的佛會繼續流行之外，一改原盛行於北朝的造像活動，而以齋會為主，且多元地從事造像、刻經、開窟、建塔、經幢等奉佛活動，也代表著民間社會的宗教信仰，因時空背景不同而有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