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50年代開始建立城鎮的退休制度，現今中國城市中的所有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及事業單位業已實施退休制度，退休職工可以得到一定數量的退休金，作為老年生活的經濟保障，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老齡化的日趨嚴峻，社會養老保障的建立與完善已成為人們最關心的課題，因為它關係著每一個家庭、個人的利益，甚至涉及國家、社會的興衰。當今的中國正逐步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解決老年人的「老有所養」問題，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原有的退休制度，是離退職工依靠原來的工作單位發放退休金，隨著退休職工數量的增加，嚴重影響企業的生存、發展，這種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退休制度，正逐步的變革為基本養老保險、單位補充養老保險及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制度，以取代現有的企業養老制度（即單位養老制度），並對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的辦法。 目前中國農村負擔養老的主力還是依靠家庭。農村老年人在失去勞動能力後，絶大多數仍靠子女的供養，在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已有一些老年人可以從集體經濟得到養老金，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及家庭結構的蛻變，農村的養老呈現的問題也逐漸受到重視，在一些地區為了克服養老問題，業已發展許多養老形式，如蘇南模式、山東模式及廣東模式等。 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整體傾向，仍然是沿襲計畫經濟時代所形成的城鄉差異且相互隔離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實踐和理論仍然未突破城市和鄉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鴻溝，城市和鄉村仍然是兩個獨立的小圏子，採取的方法與模式亦完全不同，面對農村產業結構日漸改變、剩餘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等問題，城鄉養老的整合銜接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在於藉由中國大陸城鎮養老保險的改革中，瞭解中國大陸養老保險體制之改革關鍵、內容及所面臨的問題，及處於社會福利邊緣的農村養老現況，並討論保障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的責任歸屬。 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主要在養老保險基金之籌集、保值增值、支付危機，政府在養老保險中的作用，中國家庭養老研究，農村現行養老保障模式等四個方面，在理論之運用上，則採代際經濟交換學說、社會交換論及艾倫條件，以解釋為何養老之理論依據。

邁入二十一世紀，企業社會責任已逐漸發展成一種新興的產業。因為企業社會責任在全球化浪潮的襲捲下，不論是先進的歐美國家或急速發展的新興國家還是台灣，企業善盡社會責任早已成為世界追求永續發展的方法與趨勢。 　　因此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訪問六間企業，想要了解在不同的產業別及本土、外商不同體系下所實行的社會責任是否有差異之處？並試著找出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未來應發展的方向。 　　根據訪談結果及文獻資料整理後，本研究茲提出下列十一項命題： 1.台灣本土企業與外商企業自身的文化、願景、價值觀、理念皆會對　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產生影響。 2.台灣本土企業的營收狀況愈好，企業願承擔更多的企業社會責任、　做更多的事。若獲利減少，或支出成本增加時，則企業只會實行應　盡或原有長期執行的社會責任；外商企業則因實行社會責任的預算　是較固定的且金額不大，因此較不受營收狀況的影響。 3.台灣本土及外商企業皆認為實行企業社會責任有助於提升企業的競　爭力，特別在提升企業形象及凝聚員工向心力方面。 4.外商企業所實行的社會責任皆由母國總公司訂出主軸、大方向，其　餘由各地區的子公司或分公司依總公司所訂的原則自行發揮。但在　彈性上依母國文化不同而略有差異。 5.台灣本土及外商企業實行社會責任的動機皆抱持著取之於社會、用　之於社會的回饋心態以及為了良好的企業形象及永續的經營。 6.台灣本土及外商企業實行社會責任的範圍皆由近而遠、由親而疏開　始做起。 7.台灣本土及外商企業所實行的社會責任與企業所屬的產業別及企業　產品或品牌皆有相關性。 8.台灣本土及外商企業實行社會自發責任的決定權與執行權通常由公　關部門負責，若與環境保護相關的責任，則由製造部門負責。 9.外商企業較重視「企業永續性報告書」的發行；台灣本土企業對於　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則較忽略或仍在起步階段。 10.台灣本土企業及外商企業大部分仍停留在回應式企業社會責任　　 (Responsive CSR)，尚未發展到策略性企業社會責任(Strategic 　 　CSR)。 11.台灣本土企業偏好成立自家基金會實行自發性的社會責任而外商企　 業偏好直接捐助或與非營利事業組織合作實行自發性社會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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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從社會建構論與論述分析的觀點討論性騷擾議題在報紙上的呈現。性騷擾是女性普遍的經驗，社會大眾也漸漸認為性騷擾在工作、校園、職場或醫療等場域困擾女性，從社會建構論出發，將性騷擾當成一個社會問題，媒體是呈現社會問題的重要場域，各種立場的問題宣稱者莫不盡力讓自己的詮釋有力且充分的出現在媒體上。 本研究根據Gamson的「媒體包裹」與Hilgartner & Bosk的「公共場域」，視媒體為各詮釋者的競技場域，從幾個研究個案中發現，不管性騷擾的指控者或性騷擾者，在媒體上都有相近的發言權力，他／她們的詮釋都能與社會文化適度地共振。唯「成淵案」中的女學生與女老師在幾個研究個案中，是較沒有發言權力的弱勢者。 本研究第一階段呈現性騷擾者與被性騷擾者雙方的媒體包裹，第二階段進一步檢視性騷擾論述中的意識型態機制。此部分藉用Thompson對意識型態的看法，認為意識型態本身是中立的概念，在運用此一概念時，研究者要看的是意識型態如何被使用以維繫或創造權力關係。本研究發現，幾個個案中出現的意識型態機制有「名詞化」、「私人化／特殊化」、「主題模糊」、「錯置」、「反轉」、「懷疑／責備受害者」、「主體化」、「中立客觀」、「形式對等／分配不對等」。 最後階段以Thompson的「深度詮釋」為基礎，佐以Faircolugh的「互文性」概念，研究發現，「專業論述」、「倫理論述」、「道德論述」等原來就存在於社會中的論述，是性騷擾者最常用以為自身辯解的工具。 雖然社會文化中存在許多有助於把性騷擾行為解釋掉的論述，不過，從Giddens的「結構雙元論」來看權力的展現，或許性騷擾的論述方式不會在一夕間轉變，但隨著社會結構與社會主體的互動，性騷擾的論述方式也會有所轉變。從「七海旅行社案」到今年發生在民進黨與高院的性騷擾案及其後來的判決結果，性騷擾論述與社會對性騷擾的看法似乎逐漸轉變中。

無

此文係對希特勒與史達林治下種族滅絕之比較。此二政權皆宣稱欲建立新世界，並將人類之謬誤改正；其手段及結果即為屠殺。 文中就以下項目進行比較：其元首即位前之生平、種族理論，以及種族滅絕之史實。其中就國家社會主義方面，以生存空間四論為核心，並以生存空間如何調整土地良善比四論來檢測德國和蘇聯當時的種族滅絕情形；另外有生命之泉的相關研究。文末則針對種族滅絕之理由及原因進行討論，並以如何預防種族滅絕提出方法。 / This article is a comparison of genocides under Hitler and Stalin regimes. Both regimes has a goal to establish a new order and tries to correct to false of human nature, which resulted in a mean of mass killing. In the article these genocides are compared in several dimension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otalitarian leader before they came to power, the basic theory on races, and the fact of history and the genocides. The four means of adjusting population to fit the Lebensraum is introduced under the chapter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used to examine the genocides of Hitler and Stalin regimes.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article, the reason and the cause of the genocides has been examined and a conclusion of how to prevent future possible genocides has been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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