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從理性與情感兩個面向來檢視盧梭的道德理論與社會契約理論。理性與情感乃是盧梭理論中兩種不同的判斷依據，他從認識論開始，確立了情感在「我」的構成中所扮演的積極意義。在理性觀的部份可以區分為兩個面向，一是對於各種個體完善化建立的觀念進行解構，因為這是一切自私激情的根源，一是確立一套正確運用理性的方式，這個方式在於透過情感作為判斷觀念是否合乎真理的來源。在情感論的部份，可以由兩個原則來加以概括，一是激情，這個原則讓人傾向於關注個體自我需求的滿足，一是良心的情感、也是靈魂力量的來源，這個原則讓人傾向於他人或整體，道德善惡的判斷就決定於這兩種力量。 為了跳脫個體完善化的外在環境對於整體人類生存的威脅，盧梭提供了兩個方案，一是教育方案，一是政治方案。教育方案在於透過道德教育達到自然條件，這個條件指的是透過對想像的控制來限制激情的發展，並在道德性能力(指智能及愛人的能力)產生之後，透過學子對於社會、人類的各種激情進行觀察，讓教育可以形塑傾向於自然情感的性情。這個條件同時也是為了讓個體在道德自我實現、也就是進行良心的內在情感判斷時，能提高好善(自然情感)、厭惡(傾向個體需求的激情)產生之行為的可能性，或者說，使情感自然法(即自然情感)能具有約束性。政治方案則是著眼於社會化必然產生自私激情的事實，藉由社會契約作為觀念的中介，讓所有人的情感力量在確保可以獲得相互性的前提下，進行全部轉讓、投注於整體。而轉讓所獲得的資源之分配則是藉由全體在公民大會上的討論，由所有人同意並訂立的立法目標，來決定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讓個體依賴於整體的目標、作為整體中的一個單位來生存。

本論文題旨為：德渥金論公民違抗。公民違抗概念的存在與政治哲學同時並起 而大興於二十世紀，包括甘地以之倡議印度獨立，乃至於六○年代的美國用以爭取黑人民權、女權、反越戰、校園反叛等等，如今更是民主國家中人民意見表達、抗議之常見方式。在違抗政府的意義界定上，公民違抗與流血革命不同，其特質為（廣義的）非暴力（non-violence），目的並非推翻政府，而是人民基於良心、基於正義，同時也基於對政策、法律的不同意見，迫使政府改變其法律、政策。 然而，公民違抗不僅是一項政治與社會實踐。對本論文的中心關懷而言，更重要的是，公民違抗產生的原因與背景是什麼？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 筆者認為，儘管公民違抗作為一政治、社會實踐，在實踐過程中充滿變化與挑戰，然而就理論思考而言，公民違抗不啻為探究與反省民主理論之最佳對象。要之，公民違抗為人民自發性的行動，旨在違抗政府政策、法律等政令；然而在基礎意義上，以民主作為立國基礎之國家，政治是向人民開放的，即，民主國家中的人民具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與權力──公民違抗的出現使得這項民主定義被凸顯出來而被重新檢視：人民被迫以違法抗議的方式作為意見表達的出口，必然在政治參與的理論與實踐上出現難以跨越的橫溝與歧異。據此，審視公民違抗的實踐之於政治理論，有其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本論文共分五章，分別簡述如下： 第一章為導論，分為兩節。第一節為問題脈絡，主要就現實社會的觀察提出思考與反省：政治的本質是什麼？公民違抗與政治的關係又是什麼？第二節為研究進路，說明本文以德渥金的權利理論作為探查公民違抗及其背後所代表意旨的角度。公民違抗本質上強調與爭取人民權利，而德渥金權利理論正是取眼於人民權利保障，本論文寄望在兩者之間，取得理論與實踐之調諧與平衡。 第二章旨在回溯公民違抗議題的發展，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以蘇格拉底、金恩等人所從事之違抗事例說明，對公民違抗者而言：惡法非法；因而面對不義的法律，人民不僅不應遵守，更應起身違抗，使生命更為正義。第二節藉由德渥金與梭羅等人之眼進一步指出，違抗不義的法律之於人民正義生活的必要性，以及政府面對基於正義而違抗法律的人民時，應以寬容的態度對應之。第三節則是兼顧羅爾斯與鄂蘭的見解，指出公民違抗雖出自於人民的正義感與良心，但最終應立基於人民對公共議題的關懷與共識；同時，藉由「公民違抗的憲政地位為何？」與「寬容、以政治方式處理公民違抗的意義為何？」等提問向契約理論開放。 第三章藉由古典契約論與當代契約論之比較，指出契約論中的同意理論才是憲政理論的重心，而公民違抗相關於憲政體制，應取眼於同意理論中保障人民權利的視角，作為公民違抗立論的基礎。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回溯古典契約論者霍布斯、洛克等人對自然狀態的看法，並指出同意概念與自然權利是契約理論的思考核心。第二節接續前節對古典契約論的回顧，指出盧梭最初提出公共意志的真意，並檢討同意理論的實踐問題，包括多數決原則、代議政治等所產生的弊病。筆者認為，同意中的明示（express consent）之於政治同意並不構成基礎性的問題；問題在於默許（tacit consent）。包括洛克、盧梭甚至更早的蘇格拉底都認為，居住是作為對國家、政治權威與制度的一種同意，是一種默許。問題在於，這種默許方式對於國家╱政治權威正當性的肯認基礎過於薄弱，而這正是公民違抗在契約理論中、在憲政層次上存在的必要地位：公民違抗作為一種不同意的表示，在違抗法律、政策並要求改變的同時，也間接反證了違抗對象存在的正當性。第三節旨在說明，當代契約論者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著重「人們將同意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而忽略了「人們憑藉著什麼而得以同意、以及為什麼不同意」這個面向。同時，德渥金也指出，假定的契約不是契約──契約論者要保障的正是人民同意所憑藉的「權利概念」，並進入第四章討論公民違抗與德渥金的權利理論。 第四章鋪陳公民違抗與德渥金權利理論的關係，共分三節。第一節鋪陳德渥金權利理論的法學基礎，指出在德渥金權利理論中，以原則（principle）為論旨中心：在法學理論上，權利理論以「法律的發展相應於道德的發展」恰恰與法實證主義相對舉。第二節指出，在德渥金的權利理論中，公民違抗的行動理據證立在「個人有權反對國家」這項命題上。簡言之，當前民主制度以多數決原則作為解決公共爭議的方式，卻凸顯出少數在數量上的弱勢；而在多數的集結經常以利益作為考量的情況上，「個人反對國家」的強意義權利更能對比出利益多數之於政策制定的不公義。第三節討論平等權利與公民違抗。德渥金的權利理論最終以平等作為自由的基礎，其中德渥金的自由主義式平等觀更異於一般：作為平等的個人而受到平等對待的權利。德渥金指出，作為平等的個人所受到的平等對待權利是一種平等的關心與尊重的權利；政府在政策的制定與抉擇上，不能只考慮效益主義齊頭式的平等觀，而必須考量作為少數的弱勢：在利益與機會等的分配上，應該有一種被容許的不平等分配方式，供政府做出整體的決定。要之，公民違抗作為一種政治參與的方式，事實上是一種消極的抗議表達；與其等到人民對於政治現狀、政策法律達到無可忍受的地步，不如在政府施政的同時，便多著眼於人民權利的注重與人民平等地位的關懷，作為一積極意義的政治思考，對於促進人民生活更能有進取性的助益。第五章為結論，主要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所得：公民違抗終究只是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仍舊在於使人民獲得公平、正義、良善的生活。第二部份回顧現實：除了台灣近日在政治作為上體現德渥金所言：「公平之路存在於寬容之中」之外，鄰近的菲律賓總統下台事件道出公民違抗的積極面「主權在民」，而當前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抗議浪潮更顯示，人民的抗議對象已經從過去在政治上所面對的國家，轉而成隱藏在國家背後的經濟統合體系。德渥金的自由主義式平等觀作為一種資源與福利的分配正義，對本論文的研究題旨而言儘管是一項限制，然而卻在新時代的挑戰中成為新問題的可能進路：過去人們在政治上爭自由與平等，如今人們可能因為經濟問題陷入另一層次的不自由與不平等。據此，德渥金的自由主義式平等觀有更進一步研析的重要性，本文囿於題旨與篇幅限制，僅將此問題向未來開放。

本論文題旨為：「論代間正義：一個羅爾斯式的觀點」。代間正義是晚近三十年來新興且益愈受到重視的倫理學議題之一，其主要關切的核心問題，乃在於追問「當代之於後代所應擔負的責任」。本文透過當代政治哲學與倫理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有關社會正義理論的設計與主張，分兩部分處理此問題。 / 第一部份所處理的問題為由帕菲特（Derek Parfit）所深化之「後代人格不同一問題」（The Non-Identity Problem），旨在探究「代間正義是否可能」。帕菲特指出，前代不同的行為選擇，將造成不同後代的存在，而這使得現存既有之各種權利與責任相對應的理論，無法合理地適用於代間關係。帕菲特主張，可以採取「忽略特定人格的比較（品質）原則」以解決此後代人格不同一問題。然而，帕菲特此舉卻陷入「不特定人格的後代無法追究前代之行為責任」的理論困境。本文主張，透過羅爾斯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的理論設計啟發，即便在代間存在著「前代不同的行為選擇，將造成不同後代的存在」的後代人格不同一疑慮，當代仍可採納原初位置的理論啟示，區分人的屬性（properties）與獨特性（particular）的差異，在後代存有人格不同一問題（獨特性）的情形下，針對「屬性」而確立追問當代之於後代所應擔負責任之正當性。 / 第二部分主要處理羅爾斯有關代間正義觀點的內部論證問題，並進一步藉此說明「代間正義如何可能」。羅爾斯以「正義的儲蓄原則」（just savings principle）說明代間的分配正義問題，並《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將它納入正義二原則之中，成為建構社會基本體制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羅爾斯早期解釋與證成儲蓄原則的相關理據如動機假定（motivation assumption）與家族模式等，卻可能與其他理論假定如締約者的理性等相衝突、衍生解釋融貫上的困難，而遭到眾多學者們的質疑。羅爾斯在一九九三年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對此做出回應，並將關切下一代的動機假定，修正為「要求前代也承諾遵守他們所遵守的儲蓄原則，無論向前或向後追溯多遠」。除此之外，羅爾斯於《正義論》以外的其他著作，在提及正義二原則時，皆不再表述「正義的儲蓄原則」。本文認為羅爾斯後期所提出的證立主張，不僅整合了代內分配正義（差異原則）與代間分配正義（儲蓄原則）的論證理據（小中取大規則的應用），更與其主張「社會作為一世代相繼之公平的合作體系」時所標舉之「相互性理念」（the idea of reciprocity）的核心概念相符應。本文認為，在論證理據得到順利整合的前提下，羅爾斯仍可在後期表述正義二原則時，將「正義的儲蓄原則」放回其中，並可據此呼應當代永續發展理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造成危害」的核心主張。 / The topic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s one of the newest but getting more important ethics problems to contemporaries.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this issue is how to make sense of our obligations to the posterity (include future people) if possible. In this dissertation, I intend to clarify this problem by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into two parts. / The first part is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held by Derek Parfit. This problem shows that “in the different outcomes, different people would be born”, and it seems inactive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rights. Parfit suggests that we can through it by the priinciple Q: “if in either of two outcomes the same number of people would ever live, it would be bad if those who live are worse off, or have a lower quality of life, than those who would have lived.” But this principle makes new difficulties about this problem. According Reiman, I argue that we can adjust this non-identity problem by the theory hypothesis “Original Position” of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and that there are obligations from contemporaries to the future people. /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arguments of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According to early Rawls in 1971,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 and was one part of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 A Theory of Justice. But there are some argument troubles about the assumptions that makes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difficultly, especially on the “motivation assumption” and the family mode and so on. In 1993, Rawls changed his arguments about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but he also take off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 from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 other books or articles besides A Theory of Justice. I argue that latter arguments seem more reasonable to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they also makes the whole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comprehensive. Then I argue that Rawls can still presents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 when he says about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盧梭的思想內涵豐富，不同學者由於關切的焦點不同，其所研究的主題也各異，例如，有些學者關懷的是盧梭思想在觀念史上的定位與影響，另外有些學者則是關心盧梭思想中的民主或極權成分，但是關於盧梭思想中公民共和主義的要素，則少有人提及。因此，本文的主要論旨即是從公民共和主義的核心觀念──腐化與德行此一角度切入，分析其政治思想。 根據此一研究主軸，本文第二章探討的是盧梭思想中的腐化意涵、腐化的歷程，以及造成腐化的各種因素，並將腐化的現象區分成政治腐化與和財產相關的社會腐化。面對這些腐化現象，盧梭是以德行作為對治之道，一方面以德行為標準批判當時政治、社會的腐化，另一方面則是以德行作為理想政治共同體重建的基礎。盧梭的這些想法似乎是深受古典共和主義思想家，以及古斯巴達與羅馬兩共和國影響。關於盧梭德行觀將在本文第三章探討。 以德行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重建，將可在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以及盧梭為其他國家草擬憲法、改革政制的著作中獲得印證。社會契約接櫫了理想政治共同體的原型，而社會契約的締結與維繫則有賴一位卓然出眾的立法家，他一方面轉化、消除造成腐化的種種因素，另一方面則創造培育德行的環境，使「德行共和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然而並非所有思想家對腐化的思考方向都和盧梭相同，孟德斯鳩與康士坦都提出和盧梭相異的思考，本文最後將探討這些思想家和盧梭思想的差異之處。 / The essence of Rousseau‘s thought is rich. A wide variety of focuses are thus occurred due to various scholar’s different concerns. Their research subjects are different too. For example, some scholars concern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Rousseau’s thought on the idea of history, while others concern the components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of his thought. Nevertheless, the concerning of the elements of Rousseau’s thought on civic republicanism is not very prevail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from the core concept of civic republicanism, i.e., corruption and virtue, to analyze Rousseau’s political thought. Based on this research core,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corruption, its process and the factors in causing corruption, as well as to divide the phenomena of corruption into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social corruption which is relevant to property. Rousseau dealt these corrupt phenomena with virtue. One the one hand, he applied virtue as the standard to criticize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corrup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applied virtue as the foundation to reconstruct ideal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thought of Rousseau seems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thinkers and the two ancient Republic, i. e., Sparta and Rome Republic. Rousseau’s view toward virtue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third chapter of this thesis. The foundation of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community by virtue will be found in Rousseau’s 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 and to be proved in Rousseau’s drafting the manuscript of constitution reform policy for other states. Social contract reveals the stereotype of ideal political community, however, the binding and the maintaining of social contract depends on an outstanding legislator. On the one hand, he transforms and eliminates the various factors of corruption 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creates the various environment of virtue cultivation, enforcing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o be realized. Not every thinker’s way of thinking toward corruption is the same with Rousseau. Montesquieu’s and Constant’s thinking are different from Rousseau. The last part of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