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家向來以人生問題為關注焦點，魏晉玄學家也不例外。玄學家試圖建構一套自己的宇宙觀進而聯繫到人生觀，藉由對天人關係的思考重新理解自我。因此，玄學家所關注的焦點仍是現實人生，尤其是人的存在問題更是無法逃避的課題。 先秦以降，「德」向來為歷代儒家學者所關注，尤其倫理道德意涵更是「德」概念十分重要的內涵。玄學「德」之意涵，不僅上承先秦儒、道兩家之說，也因應魏晉時局演變而產生變化。那麼，玄學家對於「德」此一重要概念的意涵有何討論，是否賦予其新意？又，「德」意涵是否因其他概念影響而產生意義滑動？「德」概念既有倫理道德意涵，亦與存在關係相關，玄學家如何透過「德」之探討思考人的存在問題，皆為本研究關注焦點。 面對時代洪流的衝擊與現實生活上的困頓、不如意，特別容易引發人們對於自我存在的思考，而政治、社會上異化的道德仁義觀念，也讓人對倫理道德重新審視，這些對於思想家來說正是建立一己思想體系的養分，也是重新面對自己、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契機。玄學家對存在問題重新思考，雖是以人為起點，但其所關心者擴及到宇宙萬物，試圖從中天人關係對自我存在重新定位。而對「德」的討論也就是對人這個存在的重新思考，人從何而來？有什麼樣的特質？身處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何責任與價值？面對人生困境又該如何自處與超脫？在在都是探討「德」之意涵的重要課題。是故，本研究以魏晉時期之「德」為研究中心，以「道」－－「德」、「才」－－「德」、以「自然」、「無為」釋「道德」、「德性」與「德行」的辯證等部分進行討論，試圖發掘魏晉時期之「德」的獨特意涵及意義。

本研究係針對會計師及會計系學生之不當學習行為是否會影響其日後對一般工作不道德行為與審計專業不道德行為之認知與意圖進行探討，並試圖瞭解兩者形成從事審計專業不道德行為意圖之考慮因素。 本研究係以問卷方式蒐集資料，其中，會計師樣本係從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登錄之會計師進行隨機選取，學生樣本則係從北部四所大學會計系四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一、 會計師相對於會計系學生而言，較能確定不會從事審計不道德行為，且對於不當學習行為之認知亦較學生嚴重。 二、 會計師與會計系學生若認為他人亦有從事審計不道德行為之意圖時，就愈有可能從事該審計不道德行為；且不論是會計師或是會計系學生，曾經做過愈多不當學習行為者，就愈可能存有從事審計不道德行為之意圖。 三、 對於不當學習行為認知愈不嚴重之會計師，對於一般工作不道德行為之認知亦愈不嚴重；而對不當學習行為的認知愈不嚴重之會計系學生，對於一般工作不道德行為或是對審計專業不道德行為之認知亦愈不嚴重。 /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to examine relationship among academic misconduct, improper business practice and morally questionable behavior in auditing of CPAs and auditing student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examin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ntion of CPAs and auditing students to behave unethically in auditing.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s. The CPA samples were chosen randomly from CPAs registered in the CPA Association of Taipei City and the student samples were auditing students from four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Taiwan. Empirical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CPAs appeared more certain about refraining from morally questionable behavior in auditing and perceived academic misconduct more seriously than auditing students. 2. When CPAs or auditing students deemed that others would breach ethics in auditing, they appeared to be more prone to do the same. Besides, if they had committed academic misconduct previously, it was more likely for them to choose morally questionable behavior in auditing. 3. CPAs who took academic misconduct less seriously perceived improper business practice less seriously. Auditing students who took academic misconduct less seriously perceived improper business practice and morally questionable behavior in auditing less seriously.

對於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政治思想的理解與詮釋解，向來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爭論的課題。本論文即從個別行動者的角度出發，探討當他們有機會讀了《君王論》和《史論》，對於現實中的政治生活，有什麼體悟？對於自身的政治行動，起了什麼指導作用？針對這個問題，筆者歸納出三個主要的面向，試圖對馬基維利的政治思想，做一較為全面性的敘述。 　　首先，做為一個政治行動者，不論是一城之主，或者是伺機而起的臣民，馬基維利是否為他設下了行為的終極目標？ 　　筆者所欲提出的一個詮釋是，馬基維利在《君王論》中，雖然主要探討君主如何保障其統治地位，但他在一些段落文句中，對於祖國的繁榮昌盛、對於共善，透露出和《史論》一書相同的關懷。他認為理想的政治行動者最終應該為祖國、共善而奉獻。不過他也了解人類的本性是自利的，極容易為了追求財富、名望等個人私欲而忽視公共利益。那麼，要如何讓自私自利的人願意為國家共善服務呢？馬基維利並不採取改變人性的作法，而是藉著重新定義人們所追求的目標──「榮耀」──來解決這個困境。馬基維利主張政治行動的目的在追求榮耀，而惟有振興祖國、完成對公眾有益的壯舉，才能贏得永恆的榮耀。換句話說，政治行動者追求榮耀乃是基於個人欲望的滿足，但在這過程中，國家的共善亦獲得實現與促進。這個「榮耀」論述，正可以將個人私利與祖國共善連結起來。 　　接下來兩個面向則屬於實踐的層次。馬基維利政治思想的第二個面向，即在鋪陳行動者本身應具備哪些條件與特質，才能在權力的舞台上展露頭角、脫穎而出，進而促進共善、光大祖國，獲得榮耀。他運用德行與機運這一組古典的概念來分析政治行動者的崛起與敗亡，其論點存在傳承與具有革命性格之處。 　　第三個面向關注的焦點是，當政治行動者面對創建、改革政治社會等現實課題。關於城邦中政治制度的選擇，在王政與共和之間，馬基維利從效益的角度，認為共和體制最能夠達成與促進國家的共善，使祖國能夠在短時間內成長擴張，達到偉大的地位。然而在共和國中，自由生活有被野心人士腐化的危機，為了防止腐化的發生，必須在制度安排上去節制、疏導人們的野心，並且需要有德行的政治行動者將這些制度落實。要是當行動者身處的城邦已經腐化不堪，馬基維利認為此時惟有採行王政式的權力，也是就是以「一人支配」的形態，以血腥暴力等極端的手段，剷除原先的既得利益者，自由的生活才有可能重新建立。

本論文旨在論述：是否可能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討論關於「意志」的概念？在因為沒有「意志」此詞彙因而缺乏「意志」概念的古希臘時期，能否恰當地解釋「明知故意」的行為是如何發生？人如何在擁有關於行動的理性知識時，卻跟隨著「欲望」或「情感」而行？但人也可能在對於某事物有追求的「欲望」時，卻依循著理性知識的指導而行動。依此，理性知識和「欲望」對於行動的發生都不是必然的，但也都與行動的發生有關。因此，將先處理：人是如何展現行動。 人的功能是靈魂中包含理性原則的部份，在行動上良好地展現功能就是一個符合德行的行動，是善的。因此，善的、符合德行的行動，就是良好地展現了靈魂中包含理性原則的部份，這可從兩方面談：「理智」與「欲望」。「理智」是嚴格意義的理性魂，而「欲望」則是就其有聽從理性魂的可能而稱之為與理性原則有關，更恰當地說，是當靈魂中的「欲望」面聽從「理智」面的指導，就是靈魂中理性原則的良好展現其功能，符合德行的行動就在於此。行動因而是與靈魂中的「理智」與「欲望」有關。「欲望」設定目的，「理智」對於方法做計算推理的思維並得出關於如何行動的命令，此命令卻會因為不同形式的「欲望」的影響，或許取得「指定力」而將「理智」的思維結果落實於行動中，展現符合理性知識的行動，這是「欲望」與靈魂中的理性原則一致的結果；「理智」的思維結果也或許沒有取得「指定力」，因而展現的行動並不符合理性知識，因為「欲望」與靈魂中的理性原則不一致。因此，行動是「理智」與「欲望」互動的結果。 在說明因「欲望」與靈魂中的理性原則不一致所導致的ἀκρασία是如何發生時，亞里斯多德因為缺乏關於「意志」的概念而將ἀκρασία的發生歸因於理性知識在某一刻的缺陷，所以無法確切地解釋這種類似於「意志薄弱」的情況。要想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討論無法以某個可對應的詞彙表達的「意志」概念，就從其他與「意志」的運用相關的概念著手，嘗試突顯出一個可能的、也許只是某種類似於「意志」的概念，亦即：不同形式的「欲望」對於「理智」的回應。如果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隱含著「意志」的概念，那麼，對於這種概念做討論的可能性，就僅能從某種類似於「意志」的方式表達。

本文以Michael Slote情感論德行倫理學的觀點詮釋孟子倫理學，旨在提供理解孟子倫理學的另一種可能。第二章到第四章為正論，將分別介紹Slote的情感論倫理學，情感論德行倫理學與孟子倫理學的比較詮釋，以及檢討今日中文學界主流的康德式詮釋進路。第二章〈情感論倫理學〉以介紹Slote情感論為主，包括了情感論的後設層次與規範層次等主要內容，由於Slote首以同理心建立其道德理論，容易引起許多誤解或質疑，於是有獨立成章與先行說明的必要。第三章〈情感論德行倫理學與孟子〉則是以構成Slote情感論德行倫理學的三個主要部分（同理心、關懷倫理、德行倫理）逐一與孟子比較，指出雙方的相似之處。第四章〈康德倫理學與孟子〉則從消極方面，企圖申辯迄今主流的康德式詮釋為何不適於孟子倫理學，從而指出情感論德行倫理學與孟子的接近之處。最後，本文認為情感論式詮釋可以在我們理解孟子倫理學時提供另一種選擇，此亦不必與康德式詮釋處於對立立場，而是可以相容的。

盧梭的思想內涵豐富，不同學者由於關切的焦點不同，其所研究的主題也各異，例如，有些學者關懷的是盧梭思想在觀念史上的定位與影響，另外有些學者則是關心盧梭思想中的民主或極權成分，但是關於盧梭思想中公民共和主義的要素，則少有人提及。因此，本文的主要論旨即是從公民共和主義的核心觀念──腐化與德行此一角度切入，分析其政治思想。 根據此一研究主軸，本文第二章探討的是盧梭思想中的腐化意涵、腐化的歷程，以及造成腐化的各種因素，並將腐化的現象區分成政治腐化與和財產相關的社會腐化。面對這些腐化現象，盧梭是以德行作為對治之道，一方面以德行為標準批判當時政治、社會的腐化，另一方面則是以德行作為理想政治共同體重建的基礎。盧梭的這些想法似乎是深受古典共和主義思想家，以及古斯巴達與羅馬兩共和國影響。關於盧梭德行觀將在本文第三章探討。 以德行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重建，將可在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以及盧梭為其他國家草擬憲法、改革政制的著作中獲得印證。社會契約接櫫了理想政治共同體的原型，而社會契約的締結與維繫則有賴一位卓然出眾的立法家，他一方面轉化、消除造成腐化的種種因素，另一方面則創造培育德行的環境，使「德行共和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然而並非所有思想家對腐化的思考方向都和盧梭相同，孟德斯鳩與康士坦都提出和盧梭相異的思考，本文最後將探討這些思想家和盧梭思想的差異之處。 / The essence of Rousseau‘s thought is rich. A wide variety of focuses are thus occurred due to various scholar’s different concerns. Their research subjects are different too. For example, some scholars concern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Rousseau’s thought on the idea of history, while others concern the components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of his thought. Nevertheless, the concerning of the elements of Rousseau’s thought on civic republicanism is not very prevail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from the core concept of civic republicanism, i.e., corruption and virtue, to analyze Rousseau’s political thought. Based on this research core,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corruption, its process and the factors in causing corruption, as well as to divide the phenomena of corruption into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social corruption which is relevant to property. Rousseau dealt these corrupt phenomena with virtue. One the one hand, he applied virtue as the standard to criticize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corrup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applied virtue as the foundation to reconstruct ideal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thought of Rousseau seems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thinkers and the two ancient Republic, i. e., Sparta and Rome Republic. Rousseau’s view toward virtue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third chapter of this thesis. The foundation of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community by virtue will be found in Rousseau’s 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 and to be proved in Rousseau’s drafting the manuscript of constitution reform policy for other states. Social contract reveals the stereotype of ideal political community, however, the binding and the maintaining of social contract depends on an outstanding legislator. On the one hand, he transforms and eliminates the various factors of corruption 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creates the various environment of virtue cultivation, enforcing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o be realized. Not every thinker’s way of thinking toward corruption is the same with Rousseau. Montesquieu’s and Constant’s thinking are different from Rousseau. The last part of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本論文出自於對於康德道德哲學中同時兼具先驗性與實踐性之二重關係的研究興趣，因而於此藉由釐清康德哲學中的崇高情感與道德法則之間的關連是如何被談論的，嘗試以此整理出一些在理解上的關鍵線索。在這條主軸的引導之下，此處採取對其所涉及的相關文獻研讀與理解作為基本的脈絡開展。本論文並依從前批判期與批判期的區分將概略畫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一開始即企圖從對康德批判期美學談論的背景進行文獻上的考察，從中導引出對於康德美學與其形上學內在本有的關連，以及對絕對者/超感知者對康德方法論上的影響。接著審視《觀察》作為此時期思想實驗的產物，又是如何在康德自身的評判(即其《評著》)居於一個重要轉向的地位，在其中康德將美感與崇高感與德行關連起來的道德情感論述方，何以導向對主體意識能力的考察，而自由─自我意識與道德法則之間的關連也在這當中被觸及。 第二部份︰主要關注於康德於《基礎》與《第二批判》中「對法則的敬重」的兩重性所關涉到的一種特殊主體意識活動─即「道德意識」─的談論，其具體意涵又何以關連到康德道德性之理性奠基的先驗要求︰「終究只有一個理性」。最後以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對反思判斷力的重新修正、予以審美經驗先驗奠基之架構，重新檢視康德如何以審美判斷─特別是「崇高判斷」─的不確定性概念關連到主體意識能力的提升；並藉由數學崇高與構想力、力學崇高與理性使命之間關係的建立與理解，繼而以此去討論，主體之特有的崇高判斷與道德法則之間本有的奠基性關連，並且何以生命情感作為一種道德意識的洞察能力，可以進行一個既是普遍有效、且與自然達到真正和諧關係的「擴延」；而從這當中誕生出來的道德情感，便根源於意志自由而作為道德行為的發生的關鍵推動力、但其自身卻仍不能作為行為之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