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家向來以人生問題為關注焦點，魏晉玄學家也不例外。玄學家試圖建構一套自己的宇宙觀進而聯繫到人生觀，藉由對天人關係的思考重新理解自我。因此，玄學家所關注的焦點仍是現實人生，尤其是人的存在問題更是無法逃避的課題。 先秦以降，「德」向來為歷代儒家學者所關注，尤其倫理道德意涵更是「德」概念十分重要的內涵。玄學「德」之意涵，不僅上承先秦儒、道兩家之說，也因應魏晉時局演變而產生變化。那麼，玄學家對於「德」此一重要概念的意涵有何討論，是否賦予其新意？又，「德」意涵是否因其他概念影響而產生意義滑動？「德」概念既有倫理道德意涵，亦與存在關係相關，玄學家如何透過「德」之探討思考人的存在問題，皆為本研究關注焦點。 面對時代洪流的衝擊與現實生活上的困頓、不如意，特別容易引發人們對於自我存在的思考，而政治、社會上異化的道德仁義觀念，也讓人對倫理道德重新審視，這些對於思想家來說正是建立一己思想體系的養分，也是重新面對自己、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契機。玄學家對存在問題重新思考，雖是以人為起點，但其所關心者擴及到宇宙萬物，試圖從中天人關係對自我存在重新定位。而對「德」的討論也就是對人這個存在的重新思考，人從何而來？有什麼樣的特質？身處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何責任與價值？面對人生困境又該如何自處與超脫？在在都是探討「德」之意涵的重要課題。是故，本研究以魏晉時期之「德」為研究中心，以「道」－－「德」、「才」－－「德」、以「自然」、「無為」釋「道德」、「德性」與「德行」的辯證等部分進行討論，試圖發掘魏晉時期之「德」的獨特意涵及意義。

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向來被認為是現代自由民主、與聖經批判的哲學性起源，學者大多認為斯賓諾莎以一種科學式的方法來研究聖經。本文旨在研究斯賓諾莎的聖經觀與宗教觀。藉著對十七世紀荷蘭神學－政治背景、以及《神學政治論》第七章到第十五章的分析，來說明斯賓諾莎所關心的並不是「如何解釋聖經」，而是「誰有權釋經」。他並不是藉著一種客觀的方法論來研究聖經，而是將解釋聖經的判准建立在解釋者的德性之上。而後不斷質疑各種可能形成解釋權威、壟斷信仰的科學式或理論性宗教知識。他把信仰的本質還原為生活，並且主張唯有解釋者有道德行為，他對聖經的解釋才可能是真的。因此，斯賓諾莎解釋聖經的方式不是一種聖經批判，而是一種德性證成的觀點。藉此，他把解釋聖經的權利還諸一切信仰者，並且將哲學與神學分離，前者的基礎是思辨理論，後者的基礎是道德實踐。 / Spinoza's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modern liberal democracy and modern biblical criticism. Most scholars consider Spinoza’s biblical study as a kind of scientific method. This thesis aims at Spinoza’s view of the Bible and his view of religion. By a description of the theological-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17th century Dutch, and an analysis of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hapters 7 through 15, I would demonstrate that Spinoza cares not “how to study the Scripture” but “who has the authority to interpret the Scripture.” He does not study the Scripture by means of an objective methodology, rather, he sets up the criteria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upon the virtue of interpreters. Then he doubts constantly every kind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religion which may become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ation and monopolize the faith. He reduces the essence of faith to life, and claims that only when an interpreter is moral, can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 be true. Therefore, Spinoza’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s not a kind of biblical-criticism, but a kind of justification by means of virtue. By doing so (or simply “Thus”), he returns the right of interpreting Scripture back to all believers, and separates philosophy away from theology. The foundation of philosophy is speculative theory, and theology is based on moral practices.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當代美國哲學家麥金泰爾（1929－）的政治思想。麥金泰爾以亞里斯多德的理論來構築他心中理想的政治社群。並據此批駁自由主義所建構的政治社群。本研究擬藉此論爭以深入討論政治社群的本質。而整個研究是奠基在麥金泰爾後期（1981－）的著作。全文共分四章，分別略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旨在說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概述麥金泰爾政治思想的 背景以及他的哲學研究方法。 第二章 麥金泰爾對現代性的批判麥金泰爾以亞里斯多德傳統的目的論觀點，批判啟蒙以來整個現代性的發展。本章討論麥金泰爾對現代性獨特的理解。 第三章 麥金泰爾的德性理論構築一個德性的社群是麥金泰爾思想的中心。因此對德性的探討成為他理論的基礎。本章討論麥金泰爾的古典德性理論以及德性的三個核心環節，進而論述此一德性理論的政治社會基礎。 第四章 政治社群的重建主導現帶社會的自由主義所引發的問題是麥金泰爾批評的重心所在。因此本章藉由麥金泰爾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來探討政治社群的重建問題。並且對麥金泰爾的理論部分與實踐部分作一評估。 結論 筆者綜合前面討論提出三個值得注意的論點

本文共分九章，約二十餘萬字。其主旨在於秉持文化意識，深入瞭解儒家的德行觀，進而指陳其德行優位之倫理學特色，賦予其現代意義。第一章 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之方法。第二章 探討商周之際之天命有德思想，以導引出儒家與起之背景及其思想發展脈絡。第三章 說明先秦儒家之興起及其思想產生之歷史背景。第四章 旨在舖陳儒家德行觀之思想基礎，說明其超越與內在之統合辯證。第五章 探討儒家德行觀之內容，說明道、德、道德與倫理，德行之真義及仁與德行之關係，並對德目加以選析。第六章 探討德行與實踐之問題，說明君子、賢、聖等教育與成德之典範，並講究德行與社會正義之充分實現。第七章 以倫理學角度，說明儒家之德行觀，以德行優於義務，也以德行來統合效益，是一種德行優位 之社會造福學。第八章 詮釋儒家德行觀之現代意義，它提供了一種以德行來貞定民主與科學的趨向，並提供現代人之成德自趨向。在尊重多元社會、客觀法律制度之際，還以生活主體的創造身分，從事宜人生活世界之德行創造觀。第九章 結論，呼籲現代人要注重傳統，以現代方式表現傳統儒家之德行觀。

今日以焦竑為主題的研究成果，皆承認他在明代學術史上的身份有兩種定位：泰州王門傳人、考據學者。但在現有的學術史論述中，這兩重身份恰好是互相衝突的。因此對焦竑學術的描述，多認為他是「斷裂的」學術性格，或者是身處於「尊德性」轉向「道問學」的學術過渡人物。而本文則試圖扭轉此種認知，以焦竑所繼承的心學傳統為根柢，重新架構其學術中「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學術邏輯。 本文共分六章，首章為緒論、第六章為結論。正文部份共分四章：第二章透過考據學源起的數種說法進行分析，探討現今學界對王學的既定印象。第三章以焦竑與考據學的關係為核心，說明他學術行為的內在邏輯。第四章則說明焦竑學術行為背後的理論依據。第五章則補充說明「知識」與「道德」在焦竑思想體系中的定位和意義。

本研究旨在以個體主義- 集體主義架構的四個面向（自我概念、情境歸因、關係、溝通方式），以及「社會性面子」和「道德性面子」概念，來觀察黃義交緋聞案和柯林頓緋聞案的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研究者有鑑於既有之形象修復策略並無文化相關方面之探討，無法完全符合本土危機處理之狀況。因此本研究以危機情境類似的黃義交緋聞案和柯林頓緋聞案，作為比較的個案，以了解兩案使用形象修復策略之差異，以及其口語表現所展現的文化意涵。 本研究個體主義-集體主義架構方面，採取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所提出的「自我概念」、「情境歸因」、「關係」三個面向，以及和傳播相關的「溝通方式」四個面向，來作個體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特色的比較整理；在面子概念方面，本研究結合多位學者對東西方面子的研究（Hu, 1944；Ho, 1976；朱瑞玲，1987；Morisaki & Gudykunst, 1994），以及「社會性面子」和「道德性面子」的概念（周美伶與何友暉，1992），以理解面子在黃義交緋聞事件和柯林頓緋聞事件的意義；形象修復策略方面，本研究則結合Benoit（1995, 1997a）之五大形象修復策略，以及黃懿慧（2001）對Benoit形象修復策略之增補，作為本研究的用來分析兩案形象修復策略的理論基礎。簡言之，本研究觀察的是黃案與柯案之形象修復策略口語表現，具有哪些個體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質，以及在這些口語表現中所呈現的面子概念為何。 本研究採取「雙個案研究法」，以期對兩案的理解較為完整。研究設計方面，本研究採取「三角驗證原則」（principles of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來提高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包括「方法的三角檢定」，即採用描述性統計以及論述分析，以及「資料分析的三角檢定」，即將資料以不同的層次加以分析，評估不同分析層次是否得到相同結果。多重資料來源包含台灣（三大報）與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報紙內容分析，和文件分析。 本研究經由資料分析發現︰ 第一、本研究共分整體個案層次、議題層次和當事人與關係人層次。若單就每個策略的使用比例來看，兩案使用策略之比例並未呈現出意義明顯的差異，但是若將形象修復策略分為Coombs（1996）所提出的「防禦性策略」（defensive）和「緩和性策略」（accommodative），黃案則傾向使用緩和性策略，而柯案傾向使用防禦性策略。 在「說謊」議題中，黃案較柯案傾向使用緩和性策略；在「適任公職」議題上，黃案亦較柯案傾向使用緩和性策略；在「墮胎/性關係」議題上，黃案使用防禦性策略之比例卻比柯案使用防禦性策略比例高。 在當事人和關係人層次方面，柯林頓較黃義交傾向於使用攻擊性策略；鄭春悅使用攻擊性策略之比例則較希拉蕊使用攻擊性策略之比例為高；黃義交的朋友使用攻擊性策略之比例亦較柯林頓朋友使用攻擊性策略之比例為高；省府同仁使用防禦性策略比例則不如白宮官員使用防禦性策略比例高。 第二、黃義交緋聞案整體來說，其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包含了個體主義文化與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色。但是就當事人和關係人層次來說，只有黃義交本人的形象修復策略含有個體主義文化與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色，其他關係人的形象修復策略都僅含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色。 第三、柯林頓緋聞案整體來說，其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則包含個體主義文化的特色，儘管其中有「尋求他人建議」的口語表現接近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色，但是經過論述分析發現，柯案「尋求他人建議」的實際目的乃是要堅持個人的目標，反而是個體主義文化的特色。 第四、黃義交緋聞案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含有「社會性面子」和「道德性面子」的意涵，而柯林頓緋聞案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則僅有「社會性面子」的意涵。 經過對黃案與柯案的分析，本研究建議未來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可以考慮加入面子意涵，作為該架構中的一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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