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氣循環的擴張、收縮期的認定，以及轉折點的預測，向來是經濟學家、政府機構、企業及一般大眾所關注的焦點。越能掌握經濟發展的狀況，而適切的提早做出反應，越能充分利用經濟情勢的不同，以達成獲利的目標，或是減少企業的虧損。 本文即嘗試以票券、債券、股票、外匯及金融機構等金融變數，透過Kaminsky, Lizondo and Reinhart (1998)用以建構銀行危機預警綜合指標之訊號法（Signal Extraction Approach），以及可以解釋logit模型係數之發生比率（odds ratio），分別結合二元 logit 模型，建構預測景氣循環轉折點之金融綜合指標。 研究結果顯示，於1990年1月至2009年6月期間，金融指標對景氣循環轉折點的確有預測能力，且不論是預測景氣谷底或是高峰，表現最優良之綜合指標正確率皆高達九成以上，且不論是預測景氣之高峰或谷底，以發生比率建構之二元logit模型都有最好的預測能力。 / To confirm the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business cycle, and to forecast the turning point, has always been economist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cared about. The more control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different economic situation, the more they could response appropriately, and furthermore this could maximize their profit or reduce business loss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financial variables, such as the indicators about bills, bonds, equities, foreign exchan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use signal approach which was created by Kaminsky, Lizondo and Reinhart in 1998 to construct a composite index warning the banking crisis early. I also try to use odds ratio combine with binary logit model in order to predict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January 1990 to June 2009,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s does have predictive power, and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index over ninety percent. The result also show that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is combination of odds ratio and binary logit method.

沒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正如家庭也是，生活中充斥著美好家庭的幻象，長大後才知道一個家的表面下，隱藏著或多或少的創傷，有些是父母刻意隱瞞的謊，只為了維護家庭表面的和平，讓兒女可以安心的成長。 　　本片實質以太空元素作為吸引觀眾目光的糖衣，實為道出家的糾結跟愛恨情感。透過兒女的視角帶觀眾一起經歷面對家裡成員外遇從掙扎到原諒的過程，並提供新的角度去檢視婚姻制度與家庭。本片希望給喜歡家庭及成長題材的觀眾，帶來一些反思及情感上的釋懷。不管經歷多少創傷，家還是在，只是以不同的面貌存在。

從八十年代開始，台灣的新上市公司即呈現快速成長趨勢，然而當公司希望透過直接金融的方式在市場上融資時，投資人可能會因為不了解新上市公司的營運狀況而裹足不前，對體質佳的公司募集資本的過程造成阻礙。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探討是否能夠透過一些訊號機制來傳遞出公司體質較佳的訊號，以提供投資人在選擇投資標的時的一個參考依據。 根據本文所蒐集民國85年至92年間123家新上市公司的實證資料顯示的結論如下: 1、在123個實證樣本中，有81.3%的公司有超額報酬的現象，平均的承銷價低估程度為4.61%，明顯呈現大於零的情況，可以看出在台灣新上市股票市場的確有承銷價低估的狀況存在，並且情況相當的普遍。 2、當多個公司未來的現金流量變動程度均相同下，承銷價折價幅度越大的公司，其公司的體質越好。 3、當多個公司的內部持股比例均相同下，公司的價值越高者，其未來的現金流量變動程度也越高。 4、當多個公司的內部持股比例均相同之下，承銷價折價幅度越高的公司，其未來的現金流量的變動程度也越高。 5、當多個公司內部持股比例均相同之下，承銷價折價幅度越高的公司，其公司的價值也越高。 另外，就整體的迴歸分析判斷，公司內部持股與承銷價低估程度對公司價值有正向的相關性，與Grinblatt & Hwang的理論不謀而合。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發行公司在IPO掛牌後1年內辦理SEO之決策因素。本研究以民國85 年至89 年間新上市（櫃）的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並歸納實證結果如下： 一、 國內上市（櫃）公司於IPO掛牌後首次辦理SEO之決策實證結果支持市場回饋假說，即IPO掛牌後60、120、180、240個營業日之累積超額報酬率越高（低），發行公司越（不）可能於1年內辦理SEO。惟就股價報酬波動度對之影響而言，對非電子業公司來說，IPO掛牌後60、120、180、240個營業日股價報酬波動度與發行公司辦理SEO間有顯著之負相關，但電子業公司除短天期60個營業日之波動度有顯著負相關外，較長天期之波動度則較不具解釋能力。 二、 公司規模較小、設立年限較短及負債比率較高之發行公司，較有可能在掛牌後1年內辦理SEO。另發行公司是否在IPO公開銷售時採用競價拍賣方式，及內部人持股比例等因素與發行公司是否於掛牌後1年內辦理SEO之決策間較無明顯之關係。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aiwanese companies’ conducting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SEOs) within one year after thei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The samples come from firms first listed on the TSEC and OTC market between 1996 with 2000.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 factors effecting firms’ decisions on SEO support market feedback hypothesis. That is, the more abcdrmal stock returns within 60, 120, 180, and 240 transaction days after IPOs,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for firms to conduct a SEO. However, although the factor of stock price’s volatilities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 to hi-tech firms’ SEO decisions, it has less relation to non-hi-tech firms’. 2、 Firms with smaller size, shorter age and higher debt ratio have more chance to SEO. Nevertheless, neither the factor of whether IPO in auction or not, nor the one of the insider holding ratio has a relation to companies’ SEO decisions.

本研究有興趣的是台灣自民國70年至民國89年間，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二者之間的關係。Jensen and Meckling(1976)、Rozeff(1982)、Easterbrook(1984)皆著墨於代理問題下的股利政策，公司由於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使內部人和外部股東二者間存在顯著的代理問題。就代理理論而言，認為公司的股利政策和內部人持股比率二者具抵換關係。另外，Ross(1977)提出公司內部管理者和外部股東二者所擁有的資訊是不相同的，有許學者以此觀點發展出股利訊號理論，認為股利是內部管理者對公司未來表現情形的一種訊號(Signal)。Bhattacharya(1979)認為股利發放是有成本的訊號，也就是對於內部管理者而言，做出現金股利發放的決策對內部人可控制的資源減少了，對內部人而言是有成本的。既然現金股利發放對於內部人而言是有成本的，為何內部人還要發放現金股利？本研究也試圖就訊號理論而言，說明當內部人持股比例愈高而現金股利發放愈多時，現金股利發放的愈多對內部人而言成本愈大，代表內部人透過現金股利的發放給予外界公司未來營運樂觀的訊息，且此訊號效果會和內部人持股比率呈現正向關係。因此就訊號理論，內部人持股比率愈高的公司會因現金股利的發放給外界的訊號效果來建立公司聲譽為目的而發放愈多的現金股利。 本研究的特色是就代理理論和訊號理論交互影響下，觀察內部人持股和現金股利二者的關係，並且加入資本市場發展情形，投資人保護的程度等不同的外在環境是否也影響公司股利政策的決定，研究是否因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得公司愈可能透過股利政策釋放訊息以建立公司的聲譽，這些皆是過去文獻鮮少探討的部分。另外，過去文獻大多只選取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之關係進行研究，並未針對其他內部股權和現金股利的關係作探討，本文將針對股權結構(董監事持股比率、董事持股比率、監事持股比率、經理人持股比率和大股東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的關係進行實証研究，這也是本研究特色之一。 實証結果皆顯示出股權結構是影響台灣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司的股利政策皆由內部管理者決定，主導公司當年股利發放型態及發放的額度。本研究發現在民國70年至80年間，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的發放情形呈現不顯著的負向關係，而在民國81年至89年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的關係為顯著正向，這和支持代理理論的學者Jensen and Meckling(1976)、Rozeff(1982)、Easterbrook(1984)所述內部人持股和現金股利率二者呈抵換關係不一致。再者，民國81年至89年內部人持股比率對現金股利宣告的累積異常報酬是具正向顯著的影響，這支持本研究認為內部人持股比率比較高的公司愈可能透過現金股利的發放建立自己公司的聲譽，釋放公司內部管理對未來公司前景佳的預期，給予外部股東一個正向訊號，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資本市場發展，公司須要建立聲譽以順利自資本市場取得資金的時候這種訊號效果愈強愈明顯，現金股利發放對股權結構愈高的公司愈形重要。

有關基本工資調整幅度之決策過程，在民國86年7月時，產生了重大的變革，以往之基本工資調整幅度都是由勞委會組織—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率及二分之一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指數上升率，做為每次調整基本工資的依據，然後報行政院院會核定，但自民國八十六年起，勞委會決定開放勞資團體進行協商，如協商不成最後的核定權在行政院，所以行政院可以視為勞資雙方利益團體投入其遊說支出以產生政治影響力的地方。 　　本文即考慮勞資團體在基本工責制定的協商過程中，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並且進行協商和遊說的過程，當給定政府在遊說過程中的最適策略後，可以去求得勞資團體在協商過程中的最適策略，在文中採用訊號賽局理論的分析方法，最後產生一個separating equilibrium，說明勞方可以根據資方所傳送的訊號去正確的猜測到資方所擁有的私人資訊，結論為如果政府在求社會福利極大化的目標下，可以藉由勞資團體減少其投入遊說的成本而達成，因此政府應該在社會福利函數中給予資訊弱勢團體較大的權數，或是限制政府取得資訊的來源，預期將可以減少利益團體投入遊說的成本而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本研究利用1970年至2014年之美國公司為樣本探討公司之成長性是否會影響公司之股利政策。實證結果與股利訊號理論相符，公司會利用現金股利之發放降低公司與外部投資者間的資訊不對稱，以達到較低的股東權益成本。然而，當面對較高不確定性時，高成長公司之股東權益成本較高，因此較不會發放股利。本研究亦發現發放股利之高成長公司相較發放股利之低成長公司於未來有較好的營運績效，代表高成長公司發放股利有較好的訊號理論效果。而市場能夠有效率地反應較好的訊號理論於公司股價上。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corporate growth affects the corporate payout policy. Using U.S. firms during 1970 to 2014 as the sample, we demonstrate that, consistent with signaling hypothesis, firms tend to pay dividends to reduc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refore the cost of equity will be lower.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higher cost of equity, high growth firms will not pay dividends if they face higher uncertainty. We also find a better future operating performance for high growth firms paying dividends, indicating a good signaling occurs when high growth firms pay dividends. The market is efficient enough to give a price appreciation for those good signaling firms.

金融危機是一個涵蓋性很廣的名詞，包含了通貨危機、銀行危機、外債危機與制度性金融危機。1990年代後金融危機與以往危機呈現不同的特徵。在三代金融危機模型中，第一、二代模型著重在通貨危機的探討，第三代模型則直接點出通貨危機與銀行危機的同時或先後產生。Goldfajn and Rodrigo（1997）將此種現象稱之為雙元危機(twin crises)。雙元危機的發生日漸頻繁，同時也比個別產生的通貨危機或銀行危機花費更龐大的社會成本。故本研究以雙元危機為研究標的，希望能建立有效預測雙元危機之模型。 在建立雙元危機的預警模型上，本文採用的方法有兩大類：訊號方法（Signal Extraction Approach）以及統計迴歸模型（Econometric Modeling）--Logit模型。本研究蒐集1970年至2000年間，共包含21個非工業化國家與7個工業化國家，挑選15個總體經濟指標為變數，建立雙元危機的兩套評估模型。其中在訊號方法上，本研究在指標變數的處理方式上採用累積效果的概念，得出與以往採用年變化率不同的結論。 本文希望透過建構良好的預警系統模型，對危機的發生加以預防並提供政府採行必要措施，以掌握整體經濟情勢的發展，防範於未然。

Cho-Kreps(1987)提出以equilibrium dominance的方法找出直覺均衡(intuitive equilibrium)的概念，使得最終均衡收斂至直覺均衡。但是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均衡的考量不是那麼輕鬆而簡單的，由實驗二我們可以看出，運用``情境模擬''的方法，建議參賽者對於決策的認知行為，使得參賽者的認知模糊化後運用equilibrium dominance的方法，會使最終均衡呈現環循的趨勢而並不會收斂至直覺均衡的結果。此外Cho-Kreps(1987)所提出的文章中，可以dominate掉非直覺均衡有一個重要的關鍵變項就是---``演說(Speech)''，由實驗三我們可以得知加入``演說''這個變項後，不能明顯看出會使最終均衡``加速''收斂至直覺均衡。但是由實驗四的結果我們可得知，在情境模擬的環境下使參賽者的認知模糊，那麼此時加入``演說``這個變項確實能發揮其重要性，使得參賽者雙方的認知更清楚化，以便能排除非直覺均衡而收斂至直覺均衡另外Cho-Kreps(1987)所討論參賽者在做決策的方法中並未說明參賽者的風險態度和決策行為的關係，若縮短參賽者雙方的報酬差距，使得參賽者的決策風險變小，使雙方參賽者願意``賭''的誘因增加。由實驗六的結果可以得知可運用``學習''的方法，使得參賽者靠自己本身的學習來確認其應該已知的認知，以降低參賽者對雙方認知的不確定性，因此使得雙方``賭''的意願降低以使最終均衡可快速收斂至直覺均衡。最後由人格風險量表整理可得風險喜好程度的參賽者比較願意去賭，因此風險態度愈高愈不易使均衡收斂至直覺均衡。總括來說，Cho-Kreps(1987)所提出運用equilibrium dominance的方法求得合理的直覺均衡的概念必須是在參賽者雙方對於決策行為認知的不確定性小的時候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