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十年代開始，台灣的新上市公司即呈現快速成長趨勢，然而當公司希望透過直接金融的方式在市場上融資時，投資人可能會因為不了解新上市公司的營運狀況而裹足不前，對體質佳的公司募集資本的過程造成阻礙。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探討是否能夠透過一些訊號機制來傳遞出公司體質較佳的訊號，以提供投資人在選擇投資標的時的一個參考依據。 根據本文所蒐集民國85年至92年間123家新上市公司的實證資料顯示的結論如下: 1、在123個實證樣本中，有81.3%的公司有超額報酬的現象，平均的承銷價低估程度為4.61%，明顯呈現大於零的情況，可以看出在台灣新上市股票市場的確有承銷價低估的狀況存在，並且情況相當的普遍。 2、當多個公司未來的現金流量變動程度均相同下，承銷價折價幅度越大的公司，其公司的體質越好。 3、當多個公司的內部持股比例均相同下，公司的價值越高者，其未來的現金流量變動程度也越高。 4、當多個公司的內部持股比例均相同之下，承銷價折價幅度越高的公司，其未來的現金流量的變動程度也越高。 5、當多個公司內部持股比例均相同之下，承銷價折價幅度越高的公司，其公司的價值也越高。 另外，就整體的迴歸分析判斷，公司內部持股與承銷價低估程度對公司價值有正向的相關性，與Grinblatt & Hwang的理論不謀而合。

民法及土地法規範之共有土地買賣制度，攸關共有人權益至鉅，過去的研究多從法律觀點建構認知架構，普遍的方式是對法律條文本身、執行制度過程衍生的相關行政函釋、司法判決(例)進行靜態的抽象的法律分析，結論通常是如此：在民法制度結構下，不利交易；在土地法制度結構下，可促進土地交易，但通知及對價補償等界定缺乏明確，對於不同意出賣共有人權益保障不足。 對法律制度進行法理分析，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動態的制度結構對共有人在市場的交易行為有何影響？亦值得重視。有關的財產權與交易成本及訊息不對稱分析法的貢獻，已可引導共有土地買賣制度的研究，在法律觀點與完全訊息的認知架構之外，嘗試的建構一個動態的不完全訊息的認知架構，來瞭解及探究共有土地制度下市場交易行為，及交易的結果對共有人權益影響之經濟現象。 本研究基於上述新制度經濟學及訊息不對稱的觀點，假定理性的共有人將追求最大期望報酬，建構之動態的、訊息不對稱的，共有人內部之間的，民法及土地法共有土地交易模式，分析結果發現：在民法制度下，買方最適策略以低價策略為原則，高價策略為例外；若買方採高價策略，賣方最適策略為誠實策略；若買方採低價策略，賣方則以模糊策略為最適策略，但由於取得實際交易價格案例困難，該行為模式尚待進一步驗證。在土地法制度下，不同意出賣共有人以高價策略為原則，以低價策略為例外，若同意出賣共有人最適策略為高價策略，不同意出賣共有人最適策略為誠實策略；若同意出賣共有人採低價策略，不同意出賣共有人則以模糊策略為最適策略，經以實際交易案例中交易過程所示的協商價格驗證，顯示本文之土地法共有土地交易模式，在該個案下是成立的。即在該案例中，交易的結果不同意出賣的少數共有人，已由交易中取得期望報酬，雖然，本文建構之共有土地交易模式，僅在特定的假設條件下成立，且缺乏普遍的實例驗證，但仍有動態的制度結構、行政函釋之產權界定效果、行使權利之行動傳遞市場交易訊息、機會成本係選擇行為之衡量準則等經濟意義可供參考。 關鍵詞：共有土地制度、新制度經濟學、訊息不對稱

美國次級房貸市場快速信用擴張，解釋了何以美國次級房貸市場違約率快速上升、房價的泡沫化。而販賣次級房貸相關商品的金融界機構及所產生的道德危機，就是造成此次次級房貸危機的犯罪者。本研究主要目的之ㄧ，就是將對於美國次級房貸市場如何發展起來、次級房貸危機的起因與主因、及其對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影響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而實證部份，採用多元迴歸分析，分別以美國抵押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與台灣發行之八檔上市上櫃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為研究對象，並利用房屋貸款成長率與GDP成長率之差額作為衡量房屋市場信用擴張程度及房貸違約率兩變數來探討其是否會反應在美國與台灣REITs市場。結果發現不管是美國抵押型REITs或是台灣的權益型REITs的風險溢酬皆沒有充分反應房貸信用擴張及房貸違約率所造成的影響，亦即兩者的風險溢酬皆有被低估的現象。而不管是美國次貸風暴或是實證結果皆可以發現市場上存在訊息不對稱的現象。 / The rapid expansion in the supply of mortgages driven by disintermediation explains a large fraction of recent U.S. house price appreciation and subsequent mortgage defaults. And the moral hazard on behalf of originators selling mortgages is a main culprit for the U.S. mortgage default crisis. The first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ain what is subprime mortgage and investgate the causes of subprime mortgage crsis. And also show how this crsis affect this world. This study uses the U.S. Mortgag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and Equity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in Taiwan as empirical objects, and intends to understand how the credit expansion in house mortgage market and delinquency rates impact the risk premium of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The result is both variables are no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isk premium of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in U.S. and Taiwan. And no matter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sis or the empirical results, we can explain these phenomenons by”Asymmetric information”.

本文試圖由一宏觀角度，對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發產歷程、運作模式、分類、優勢與風險進行探討。另外，也由經濟學角度分析了第三方支付平台作為解決電子商務市場中買賣雙方訊息不對稱的工具，來自什麼原因，又有什麼樣的特性。其次，透過雙邊市場這一近代產業經濟學重要的概念，對第三方支付由另一個角度進行分析，以期強化對其之理解。最後，針對第三方支付的未來展望，提出相應的建議。

本論文包含兩個主題，分別是信用評等的不一致性與盈餘管理是否影響銀行的信用評等。首先，本文以標準普爾信評機構之長期信用評等資料，試圖了解為何相同財務比率的銀行在不同的國家卻獲得不同的信用評等，我們提出『品質增進假說』，預期高所得、高度發展及政府治理較佳的國家，其銀行財務報表的可信度較高，財務資訊更能反映銀行的內在價值，此時信評機構與銀行間存在較少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使信評機構更信任財務報表的品質，因而提高財務比率對信用評等的解釋能力。相反地，在較低度發展或政府治理較差的國家，由於信評機構與銀行間存在較嚴重的訊息不對稱問題，使信評機構減低財務比率對信用評等的解釋能力。 實證結果與我們的假說一致。此外，本文也發現信評機構將較低度發展國家之較高的資本適足率視為有利於評等的財務比率，且給予較大的權數，表示較低度發展國家可以經由提高資本適足率以獲得較佳的信用評等。 本文的第二主旨仍為全球銀行業信用評等的決定，但與過去文獻不同，本文將檢視信評機構是否能辨識企業的盈餘管理的行為。本文以全球85國的資料探討銀行的盈餘管理是否對信用評等造成影響。由於企業進行盈餘管理將造成內部人與外部人間的訊息不對稱的問題，我們提出一 “較佳治理效果”，認為符合較佳治理的銀行可以降低訊息不對稱的程度，而較佳治理指的是一銀行位於高所得國家、債權人保護程度較佳的國家、或當一銀行的財務報表係由全球前五大會計師簽證時，我們認為在這些情況下，信評機構相信其報表盈餘是可信的，使得盈餘管理對信用評等不會造成影響，也因此不影響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相反地，在一個不符合較佳治理情況的銀行，訊息不對稱的情況較為嚴重，當信評機構發現銀行進行盈餘管理，認為此舉會使銀行真實的經濟表現受到隱匿，進而調降該銀行之信用評等，也因此將增加該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 實證結果發現當未考慮治理變數時，我們發現兩個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即盈餘平滑與盈餘操縱都對信用評等造成 “不利效果”。也就是說，當銀行進行盈餘管理時，信評機構會調降其評等，繼而使債務資本成本增加。 當考慮治理變數且以盈餘平滑當作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時，我們的較佳治理效果獲得強烈支持，在高所得國家，債權人保護程度較佳的國家，或財務報表是由前五大會計師簽證的銀行，均可以有效地降低訊息不對稱的問題，且發現，當一銀行位於高所得國家或一銀行的財報是由前五大會計師簽證，則盈餘平滑對信用評等的影響接近 “中立效果”，亦即不會影響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然而，當一銀行是來自於中所得國家、東歐及中亞及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因為存在較嚴重的訊息不對稱問題，均加重盈餘平滑對信用評等的不利效果，繼而使得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提高。 最後，當考慮治理變數且以盈餘操縱當作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時，在高所得國家，盈餘操縱對信用評等的影響不顯著，中所得國家則顯著地減緩了盈餘操縱對信用評等的不利影響。此結果與過去研究一致，中所得及較低度發展國家的銀行會提列較高的可裁量的呆帳費用，藉以傳遞有利的內部訊息予外部投資人；但高所得國家，訊息不對稱的現象並不明顯，故不需要透過可裁量的呆帳費用來傳遞訊息，且較高的可裁量的呆帳費用反而使得盈餘被低估。在債權人保護程度較高的國家也減緩了盈餘操縱的不利效果。

台灣產險市場自2009年4月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實施後，費率訂定依產險公司自家損失經驗及費用控制而訂，各產險業者必須在相關監理配套措施及自律規範下，進行市場費率自由定價及防止惡性競爭。然而隨著投保率的上升，損失率卻沒有獲得改善。有鑑於此，探究使得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市場上損失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可能是由於訊息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所致。 是故，本研究採用國內某家產物保險公司的樣本，針對台灣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上的訊息不對稱問題進行實證研究。除了探討市場上是否存在訊息不對稱問題，更重要的是，嘗試區分在不同通路銷售保單上，可能面臨的訊息不對稱問題的影響程度。本研究的內容在於：(1)以與保險公司本身關係親疏不同之通路，銷售汽車保險保單時，實證研究在保單上所可能面臨的訊息不對稱問題的影響程度。 (2)依循Dionne et al的兩階段估計法(Two-Stage Method)，對訊息不對稱問題進行檢定。分別使用Probit Regression與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建立實證模型，多重檢證訊息不對稱是否存在，確保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和可靠性。(3)我們成功辨識逆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形成訊息不對稱，在不同通路投保人群體中的顯著性有所不同，這個發現增益了過去國內有關人車風險分類，與費率釐訂等定性研究的結論。

實務界多將監視制度之實施效果定義為防止操縱市場。的確，國內股市一向投機氣氛濃厚、短線交易盛行，惟異常交易未必全導因於投機炒作，事實上，股市交易者交易目的有四種：一是風險分攤(risk sharing)，二是變現性交易(liquidity tradings)，三是具有訊息基礎的交易(information-based tradings)，四是炒作(manipulation)。異常交易宣告訊息在實證上，可以同時作為最可能發生市場訊息不對稱的樣本組，異常交易之肇致，究竟是否純係炒作造成，抑或具有訊息基礎的交易亦佔若干比重，應是一有趣之研究課題。 　　以下研究主題為本研究之重心： 　　1.在公告警示股票的漲跌方向，分為合併與漲幅、跌幅三類宣告來計算其累積異常報酬。 　　2.檢視股價之超額報酬與警示之宣告有無干預之效果。 　　3.檢視警示股票在警示前後其對訊息之衝擊反應有無差異，並探討警示宣告對股票之價格資訊性之影響。 　　4.檢視警示股票與非警示股票在對訊息之衝擊有無反應上的差異。 　　5.檢視警示股票對不同的交易量造成股票買賣價差的衝擊。 　　6.檢視前後期價格變動與前後期交易量之因果關係。 　　本研究有以下結論： 　　結論1.畢竟警示門檻為公開資訊，一異常交易投在警示宣告前，市場應可預期，而不應在警示後存在任何方向之顯著異常報酬；國內股票市場仍不能稱具有半強式效率。 　　結論2.股票受警示後具負異常報酬，顯示警示制度對飆漲股票確有干預作用。 　　結論3.警示前後一張一千股買單，所呈現之訊息大小好壞沒有差異。 　　結論4.在警示股與非警示股間一張一千股買單，對警示般的衝擊較大，顯示警示股對訊息反應較敏感。 　　結論5.警示股的報價修正與價差之影響都和買單大小成正比，股票普遍存在當期價量有回饋關係，前一期是當期價量關係之前因。顯示Information-based確為肇致異常交易之主因。 　　結論6.警示宣告後，訊息不對稱仍然存在，且不見有效降低。 　　結論7.警示後交易者對股價認知變異增加，由投資者對價差之調整過程可看出警示後投資者之過度反應的行為。有此現象可能因為有投資者認為是明牌股而購買，也有投資者怕因高風險而導致損失，故及早出脫，因此對股價有兩極化的看法。 　　結論8.警示宣告後，買單追隨買單情形降低，可能是風險增加導致原追買追賣交易者轉趨保守。

本文係應用序列談判(Sequential Bargain)模型，來制定出銀行最適放款 利率報價。在放款談判之中，由於談判雙方訊息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銀行對於客戶的真實報償，並沒完全的訊息，因此在談判 初期，銀行僅能藉由已知的客戶報償分配與決策法則，來制定出利率報償 。然而隨著談判期的逐漸增加，客戶的回應，會將其真實報償的訊息給釋 放出來，而銀行在接收此訊息並認知到客戶的真實報償，產生所謂的學習 效果( Learning Effect)之後，即可據此訂定出各期最適的放款利率報價 了。當談判期限由一期放寬為兩期時，對於客戶來說，因為可以以較低的 利率貸得資金，因此會樂於接受銀行這樣的安排。至於銀行方面，則因為 談判期限放寬以後，對客戶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使得放款利率報價更趨於 合理化，銀行本身的期望報償提高，因此銀行也會樂於將談判結構做這樣 的安排。

在充滿不確定性之交易市場中，每位交易者會盡量利用所擁有之資訊，在市場有干擾（如，風險性資產供給之不確定性、個人偏好不同、個人面對之稅負環境不同等）之情形下，市場會顯露出部份私人訊息，故交易者亦會經由對價格和交易量之觀察習得訊息；擁有私人訊息之交易者稱為消息靈通者(Informed)，未擁有私人訊息而只能經由觀察價格而習(learn )得 訊息之交易者稱為消息不靈通者(Uninformed)，他們二者之差異在於他們是否願花成本或資源以購買訊息。本文係在干擾理性預期模型下，利用所設定之特殊效用函數--絕對風險規避效用函數及假設隨機變數為多元常態分配，探討市場有干擾情形下，在第一期有私人訊息而在第二期有公開訊息揭露之不對稱訊息模型中價格之資訊性，分別分析了公告訊息和私人訊 息之干擾程度、風險性資產供給之不確定及購買訊息人數對二期價格資訊性之影響。在所設定的模型有解下，本文利用這些影響因素對公告訊息和私人訊息在總合需求計劃部位 (Position)的彈性說明二期價格資訊性。同時文中亦探討購買訊息人數之內生決定，顯示了公告訊息之揭露會修正交易者之看法而減少私人蒐集訊息之誘因。

就現階段的企業經營型態而言，專業人才的良窳以及培育訓練可能遠勝於公司有形資產的多寡，這種情形在高科技產業尤其明顯。企業為了留住優秀人才，必須提供許多激勵措施。就我國企業而言，最普遍的激勵措施是員工分紅配股制度。然而，在此制度下，容易產生員工短視近利的缺失。歐美等國較常採行所謂的股票選擇權制度，由於此種制度具有激勵未來的特性，屬於「長期的激勵因子」，更能使員工與股東的利益趨於一致。因此，財政部為順應高科技產業的需求，於民國八十九年准許上市公司實施員工股票選擇權制度，此制度開放後，勢必影響到我國企業對於員工長短期激勵誘因的最適決策。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利用訊息理論中的「代理模型」，探討股東與員工雙方在「訊息不對稱」下，股東如何設計最適的員工激勵契約。站在股東極大化期望財富的立場，建構一套綜合現金、股票以及股票選擇權的理論模型，並經由模型運算推演，試圖達到下列的研究目的：(1) 在長短期激勵誘因契約下，分別推導出最適員工誘因強度、最適基本薪資以及最適員工努力水準；(2) 比較長短期激勵誘因的最適員工努力水準，驗證股票選擇權制度是否具有提高員工努力程度的激勵效果；(3) 站在股東與員工各自追求期望財富極大化的立場，探討雙方對長短期誘因制度的偏好。 　經由模型分析，可得到以下幾點結論：(1) 員工努力程度不受長短期激勵誘因的影響，股票選擇權的作用或許只在於留住人才以及加深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2) 股東在擬定最適長短期激勵誘因強度時，必須考量公司股本大小、員工對風險的趨避態度、努力投入的成本係數以及景氣波動對公司未來收益的影響；(3) 影響員工最適認股權證比率的大小，除了上述提到的因素外，還包括認股權證的避險比率，股東可以藉由觀察公司股價的高低，以協助長短期激勵誘因的決策擬定；(4) 股東與員工基於期望財富極大化的立場，對於長短期誘因契約的偏好會產生利益不一致的現象，雙方面臨的是一場無法達到雙贏局面的零合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