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國際化是政府既定的政策，而國計企業也多暸解未來須朝向國際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唯在有意進行國際化時，國內企業常苦於並無一般性的市場進入與發展模式可供遵循，且在採取不同的進入模式後，應對組織作何種調整以因應各個國際化階段互異之經營管理問題，亦缺乏相關研究可提供適切的建議。基此，乃引發本文之研究動機，並希望達成下列目的：1.發展一個一般化的觀念架構，用以描述企業國際化之市場進入模式演進過程及與其相對應的環境偵測組織調整。2.以台灣企業為實證分析的對象，驗證其適用性。3.了解台灣企業國際化之現況，包括其國際化目標、營運方式、以及國際化成效。 本文以郵寄問卷方式，抽樣調查國內民營前700 大製造業，而以敘述統計方法、正典相關分析、集群分析、區別分析等進行資料分析。結果顯示： 一、目前從事國際化的台灣企業，其所追求的國際化目標主要有五種： 1.分散風險2.技術取得與利用3.改善競爭地位4.垂直整合5.開拓新市場。 二、兩國際化階段高成效群與低成效群，皆沒有隨著國際化階段進展而調整其國際化目標的情形，亦即企業並無所謂階段性的國際化目標存在。 三、兩國際化階段高成效群在環境偵測上有顯著差異。其中，處於國際化後階段之高成效群傾向概括性、深入性皆較高的偵測方式；至於低成效群則並無顯著差異存在。最後由兩國際化階段高成效群之組織調適作法，可以導引出台灣企業配合國際化階段之進展，理想的組織調適演進過程： 四、以傳統製造業來說，企業隨著國際化階段的進展，其偵測內容將愈來愈趨向廣範圍的總體環境資訊；偵測目的在於協助整體政策之擬訂；偵測工作的執行則愈依賴正式而專門化的偵測單位，並儘管由組織中基層人員負環境偵測之責，以提昇組織整體對環境偵測的能力。 五、至於高科技製造業之企業，則隨著國際化階段的演進，愈傾向蒐集和分析產業環境資訊，用以解決特定的決策問題；負責實際偵測工作的則是組織中的高階管理者，此應與高科技產業所面對的環境變化程度高，必須迅速針對環境需要作及時的反應有密切的關係。

本研究目的係為探索中年未婚女性畢業照顧者之生活經驗，以瞭解其生活調適情形與對未來生活的規劃，促使社會工作者對畢業照顧者有更深層的認識，並作為未來擬定處遇計畫及支持性福利措施或方案的參考。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以立意取樣選取8位符合研究條件（照顧失能家人之時間至少需達1年以上；且被照顧者已逝世，照顧者脫離照顧身份時間已達6個月以上）之受訪者。主要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成為「畢業照顧者」的心情包含：卸下重擔的輕鬆感、感傷自己孤獨一人、慢慢釋放的壓力等三種類型，因應受訪者的照顧年資、畢業年限、被照顧者的自我意識是否清楚，以及自身適應能力等差異，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情緒反應。 二、中年未婚女性畢業照顧者之生活重心移轉情形，依「程度」劃分出：頓失生活重心、摸索生活重心、重拾生活重心等三類，並將「場域」劃分為：職場工作、志工、社交與休閒娛樂等。呈現出畢業照顧者的生活重心由「逝者」漸轉移至「生者」，進而開始重視自身需求的情形。現階段遇到的挑戰包含：（1）不易重返職場；（2）孤獨與寂寞；（3）處理內心解不開的結。 三、對於老年生活的規劃，研究結果指出：（1）理想居住型態有二，以與單身未婚的朋友共居為主，進住養老院為輔；（2）為降低個人在晚年生活的風險，體認保健、保險與儲蓄的重要性。（3）作好面對死亡的準備，包括預立遺囑、遺產分配、接受安寧療護的意願釐清，以及身後歸屬與處理方式等。本研究彙集了受訪者分享「當照顧已成往事」的心得，有感於畢業照顧者淬鍊過後的人生智慧益發顯得寶貴，本研究歸納出：重拾原有的夢想和興趣、把握當下與志工生活，以及注重生命品質等三項重點作分享。 根據研究結果進一步討論發現：（1）中年未婚女性畢業照顧者面臨喪親時的調適方式與一般人相去不遠，相異之處在於照顧工作帶給她們身體、心靈、社交活動上的影響，導致畢業照顧者容易出現「筋骨酸痛」、「失落又解脫的矛盾心情」與「不易重返職場」等特殊需求，進而需要「職能治療與復健」、「專業心理諮商」以及「提供友善政策以支持重返職場」等專業服務或福利政策；（2）畢業照顧者因提前接觸老年與臨終生活，彷彿替自己預習了老年生活與死亡的課程，這種經驗將有助於自身面對老年生活的態度與適應；（3）中年單身者擔憂未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後的照顧問題，我們必須正視此一中高齡單身族群的照顧議題，文末並依結果分析提出對社工實務、政策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life experience that former caregivers which were unmarried middle-aged female, to understand the life adjusting and future planning, and to promote social workers to get deeper understanding for the former caregivers in order to help draft the action plans and supporting welfare measures or projects. This research employe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with eight former caregivers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ed in-depth data. 8 interviewees who conform to research conditions (time of taking care of disabled family members is at least more than 1 year; if care receiver passed away, the time that caregiver loses care-giving status has been more than 6 months) are select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The study findings after data analyzed are listed below： First, the feelings of became former caregivers were three types： The relaxation of unloading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loneliness and strain was slow down.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 totally different emotional responses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cluding interviewee’s care-giving seniority, years of graduation, whether care receiver’s self awareness is clear or not, and self adaption ability. Second, As for middle-aged single female former caregiver’s life center shift condition, it can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level”: three kinds including losing life center, exploring life center, and regaining life center. In addition, it can also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field”: workplace, volunteer, social and leisure entertainment. The conditions that former caregiver’s life center gradually shifts from “dead” to “living”, and begin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self requirements are demonstrated. The challenges in current stage include:（1）Not easy to go back to workplace,（2）solitude and loneliness, and（3）dealing with the untied knot in heart. Third, Concerning the planning of old age lif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1） There are two ideal living styles, which is mainly living together with single friend supplemented with living in House for the Aged,（2）in order to reduce individual risk in old age life, and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care, insurance, and saving.（3） Prepare for facing death, including living will, estate distribution, clarification of willingness to accept hospice care, after-death ownership and disposal method. This study summarizes interviewees’ experiences of sharing “when care giving has become bygones”. Realizing that former caregiver’s life wisdom is valuable, it is summarized in this study: Sharing the three points including regaining the original dream and interest, seizing the moment and volunteer life, and focusing on life quality.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finds three points：（1）middle-aged single female former caregiver’s adjustment method when facing bereavement is quite similar to general people. The difference is the effect of care giving work on their body, mind, and social activity, which easily induces former caregiver’s special requirements including “aching muscles”, “ambivalence of loss and relief”, and “not easy to go back to workplace”, and then professional service or welfare policy includ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roviding friendly policy to support going back to workplace” are required.（2）Former caregivers contacts old age and death life earlier, so it is just like to preview the lesson of old age life and death for themselves.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attitude and adjustment of facing old age life.（3）Middle-aged single people worry about the care giving problem when they lose life providing ability in the future, and we must face the care giving issue of this elderly single group. The outcome could be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policy and future research.

本研究旨在探討明興里參與志願服務的這群退休者是在怎樣的巧合下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以及投入志工生活後的退休調適生活為何？並將透過生命史的記錄方式學習這群樂天志工們的經驗，並透過這些志工的生命經驗提供新領悟。 文山區明興里自民國89年以來成立守望相助隊、生態防災志工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環境保護志工等五大志願服務組織，而這些組織及社區鄰里內大大小小的活動，幾乎都是中高齡退休志工所辛勤付出才逐漸發揚光大。 明興里的一切均來自於前里長的創建與現任里長的發揚光大，而這群退休志工也正是明興里的核心，每位志工們於停止正職工作或是從家庭主要照顧者退居第二線後，均曾領過退休金甚或是老年給付等一筆基金，作為老年生活的薪酬，同時利用退休後的空閒時間從事自己喜歡的兼職工作或志願服務工作，藉以活絡社區感情也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最佳的調適，提高自己的退休生活滿意度，開創出屬於每個人自己的退休生活。同時透過和組織間的互動關係發揮所長協助政府提供社會福利藉以發揮加乘效果，描繪出社區與志工間的悲歡喜樂故事及生命史。

本文從「組織內捲化」的角度，評估中共「民主集中制」的運作與政治變遷，檢證精英回應環境變遷所依循的指導方針或組織原則，以及黨組織與國家制度之間的互動。包括： 一、「民主集中制」的規範雖然沒有背離民主原則，但是所訴諸的概念經常隨著黨內路線的轉變而更動，使其實質及運作一直存在爭議性，在研究上也形成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ical)：中共的實踐使吾人得以定義民主集中制，若要對照(against)民主集中制則必須評估中共的實踐。 二、中共建政後，由於黨對選舉有系統的操控，使精英甄補存在明顯的專制性質；而黨與政權的平行發展，使非正式制度與黨的內部規章取代正式規則，導致黨組織逐漸取代國家的權威，也抵消國家權力機關的功能，形成黨與政權內部顛倒的權力關係。 三、黨國體制的排他性使執政者必須時常面對自我辯護及自我肯定的問題，中共試圖從黨的包容性、黨內民主、梯隊接班到人大功能的提升強化其回應性與代表性。但是在限定的制度框架內，使中共政治改革顯現出對既有制度的延續勝過制度的變遷。 四、「多數統治」雖然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但是在現行制度下如何防止「勝者全拿」(winner-take-all)造成對少數權利的忽視？而執政者在制度設計上摻入強烈的現狀偏好，形成一個穩固、永續的多數派維持意見的高度集中，反而提高政治變遷的難度與防範多數專制的沈默。 五、中共現行制度結構成為改革所無法迴避的「既定邊界」，組織內捲化使中共在改革過程中面臨「黨性」與「發展」，「法治」與「人治」、「黨管幹部」與「人民民主」，「議行合一」或「三權分立」的衝突，這些問題並不是簡單地藉由兩者的「辯証統一」得以解決，高度的優勢雖然使中共權力得以維持，但也限制其調適能力。 「組織內捲化」描繪出中共演化路線「節律失調」(dysrhythmic)的變化過程，包括傳統模式的再生與維持，以及常規化及理性化的機制同內捲力量的衝突。中共試圖透過「民主集中制」在集中與民主、紀律與自由、統一意志與個人心情舒暢之間尋求辯證的統一；但也因為堅持在一黨統治的框架內，使其面臨如戴蒙(Larry Diamond)所提出民主的「三個弔詭」：衝突與認同、代表性與治國能力、同意與效能之間的緊張關係。執政者希望逐步推動民主與法制，但是民主法制的全面開展又削弱黨的支配權，形成兩者難以共存的制度困境。在這過程中所存在的緊張與調適的困難，若只想藉著提出建立兩者間的「辯證統一」關係來解決，實際上只是以不同說法來重述相同的問題。家長制統治與改革之間的困境在於家長制統治刺激改革者，但改革產生於一個家長制環境下；改革者主張法制與制度化，主要是基於他們對家長制與腐敗削弱黨的統治能力的認知。最重要的是，改革是由上而下執行，並限制在現行體制的範圍內，因此改革的執行過程亦由現行的統治模式所形塑。 「內捲化」雖然也作為一種革新的形式，只不過這種革新試圖保持現存的結構，透過「修補」或者逐漸將既有操作模式與傳統關係加以合成(elaborate)來解決新問題。中共的組織內捲化，始於最初革命所設定了組織參數，建政後隨著內部的發展而強化，並有限地調整這些參數；緊接著大躍進與文革的震盪，最終破壞了外部行政管理機器，轉而尋求內部資源，強化了內捲模式；而後毛時期的改革，再次對組織形成震盪，其目標在於促成組織的進化發展，然而卻因為改革者對其政治遺產的模糊態度，使發展侷限在「內捲」與「進化」之間。在過去二十年當中，中共威權統治的制度化過程，為邁向更開放的政治體系提供有限的動力，但是對中共政治體制最大的挑戰，來自於舊制度崩解與新制度建立兩股政治走向步調的不均衡，其中組織內捲化的發展凸顯出黨組織內外不同的權威與關係模式，以及正式與非正式運作模式之間的緊張與衝突。 若我們回顧西方政黨發展史，正是基於選舉權擴張為政黨多元主義提供環境，也因此中共雖然接受黨內應朝向民主化與制度化的方向發展，但最終仍因為必須鞏固具高度人格化的領導核心所抵消。當黨內民主的機制一直存在無法突破的界限，使黨內民主只成為「維護中央權威」的工具，而非目的；亦使得中共欲藉由「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的規劃流於原則性的宣示。同樣的，人大功能的提升，在絕大的比例上是建立在憲法規範中法定權力的轉移，即是從人大轉移至常委會；人大的穩定運作，仍是建立在維持非競爭性政黨體系的前提，僅試圖透過提高政權機構的包容性政策（如康曉光所謂「行政吸納政治」）、建立政策合法化與權力的制約，取代多元政治下的權力競爭，這也使得中共一直無法擺脫民主承諾與威權真實性的緊張狀態。 當前中共的合法性除了建立在經濟發展的成就，也在於人民可欲選項的缺乏，使黨成為整個政治體系的穩定者；但是社會主義政權在薄弱的責任機制以及缺少外在競爭的壓力，也剝奪了共黨學習適應社會變遷之能力。中共在改革中面臨的一個困境是，它「放權」的底線在哪裡？由於改革的決策總會引進新的行為者與不確定性，使中共在組織與制度上調適的結果，除了試圖進一步鞏固權威，也可能擴大其脆弱性，深恐在變遷的某一關鍵點上遭遇「連續性的斷裂」(breaks of continuity)。因此觀察中共在面對政治改革的議題時，這個自主的中央常顯得迷惑且優柔寡斷，有時甚至追求相互衝突的政策。事實上，對執政的精英而言，政治改革的主要難題首先在於如何應付原有的支持者，其次則是如何對應新秩序的要求者。對第一個難題而言，處於改革中的政治領袖最大的憂慮就是，改革在尚未創造新的支持者之前，就已失去原有的支持者；第二個難題是，改革等於是容許異議者更大的活動空間而帶來更大的挑戰力量，使執政精英的政治權力與利益受到極大威脅。因此，和平的過渡必須建立在不威脅那些有權否決者之利益下，將這個不確定性加以制度化。但問題也在於，當執政者一味以政權的穩定為考量，忽略客觀的經社成長逆轉人們的期望，形成中共主觀意願與人民期待之間的嚴重落差，使外在的改革壓力可能蓋過黨的調適能力而導致分裂。

本研究主要探討企業如何透過組織間跨疆域知識移轉，強化組織的核心能耐。其研究方法採行質化研究，以統一超商公司為研究對象，透過深度訪談，詳盡報導統一超商跨疆域知識移轉的活動與過程，並結合文獻探討以及研究者個人理解，發展十三個命題。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 知識特性與移轉模式的關係 經營知識可依內隱性與地區鑲嵌性劃分四個知識群組。知識的內隱性影響移轉媒介，內隱程度高者以人員為主；反之以物件為主。知識的地區鑲嵌程度則影響移轉深度，地區鑲嵌程度較低，知識提供者同時移轉知識架構與知識內容；反之，知識提供者移轉知識架構，知識接受者建構知識內容。 (2) 移轉雙方特質與移轉模式的關係 知識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目標結合程度會影響知識移轉的涉入程度。當目標結合程度愈高，知識移轉的內容愈具廣度與深度、互動頻率愈高、移轉機制愈多元且參與成員體系愈龐大，愈有利於移轉內隱知識，亦愈需要設置知識移轉的統籌窗口，負責最新營運情報的即時傳遞、個別移轉專案的協調整合、建立知識移轉之責任分工體系與推動計劃性移轉機制。 知識接受者的先前基礎會影響知識的移轉順序。當知識接受者不具先前基礎，知識提供者移轉各項核心營業活動的入門知識。當知識接受者具備先前基礎，知識移轉涉及組織改變，優先移轉快速展現績效的經營知識；又先移轉後勤支援系統，後移轉核心營業活動。 (3) 跨疆域知識移轉之本土化調適 針對外部機構配合問題，可利用知識提供者原有網絡關係加以調適；針對社會型態與消費習慣迥異問題，可透過知識接受者觀摩民情風俗較為相近的第三國做法加以調適。此外，知識接受者可透過內化、共同化、外化與結合之知識螺旋循環，在知識提供者的知識架構下，自行建構與當地社會情境鑲嵌的知識內容。

表演藝術的商品革新一直是表演從業人員所關心的時代議題，但是劇種的生與滅的關鍵卻往往不容易被清楚辨別，而且鮮少研究文獻觸及，因此，本研究嘗試以相聲商品在台灣的演化歷程為例，引用複雜科學理論中的複雜調適系統的概念予以結構化的分析，進而定位出相聲產業發展的階段性，並且詳加說明各階段特徵與事跡，主要研究結果有如下： 一、相聲產業中商品型態的世代交替演化機制： 1.相聲產業發展歷程中心智模式(dominant schema)的認同具有商品型態發展的決定性影響力。 2.相聲產業的分歧可以分為三構面：商品組合、廠商經營方式、觀眾心智模式。 3.「相聲劇」的突現是一種相聲商品「新價值」創造的過程 4.相聲劇是一個偶然發生卻又持續發揮影響力的突現現象。 5.「數位化唱片」是促進相聲商品型態蓬勃發展及加速相聲產業演化的Killer Application。 6.相聲產業的競爭層次非來自內部，而是源自於外部娛樂市場環境的競爭。 7.相聲產業的演化正向強化推力以相聲劇為中心。 二、相聲產業在台灣發展的演進歷程： 1.相聲產業發展歷程確實符合複雜調適系統的主要特性，因此適用複雜適應系統的演化分析方式。 2.「顧客價值結構的變遷」是相聲產業演化的重要動力來源。 3.系統的新秩序均衡仍未達成。 4.歷史觀點的相聲產業發展歷程大致為「新商品突現」□「新心智模式」□「新經營模式」□「產業分歧」。 三、相聲產業變革之於表演藝術商品的管理意涵： 1.相聲商品的順利更新，關鍵在於相聲產業環境自行業創建以來便是航行於混沌邊緣，具有隨境創新的產業特性。 2.產業內部慣性阻力小，是相聲商品型態得以持續存在創新行為的關鍵。 3.產業意見領袖的出現使得商品型態的革新更容易達成。

In this article, a renewal theory approach is used to derive an expression for the expected cost per unit production time of adaptive sampling interval economic control chart. First, we derive the expected cycle time E(T) and expected cycle cost E(C). Then the expected cost per unit production time is E(V)=E(C)/E(T). The optimal design parameters can be determined by minimizing the expected cost per unit production time E(V). In this paper, minimizing the cost function, the optimal design parameters can be determined by using Fortran program and IMSL library. Furthermore,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illustrates the effects of cost and process input parameters on the optimal design parameters and the minimal expected cost per unit production time for the proposed control chart.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探討中老年再婚者之再婚經驗，希望藉由中老年再婚者的自身經驗，來理解他們再婚的動機、促成中老年再婚決定的情境與影響因素；以及再婚後的婚姻生活調適，並從財務管理及家務分工來探討夫妻權力分化之面貌。 本研究採用質性取向的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共計9名有效樣本，年齡介於53-71歲，共5名居住台北市、1名居住新竹市、另外3位則各別居於台中、彰化及雲林縣。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 中老年再婚動機有六個：(1)情感上的孤單；(2)習慣有伴；(3)對圓滿人生的期待；(4)結婚較有安全感；(5)對方需要人作伴；以及(6)生活上的需求，包含家務處理的協助、資源上經濟的共享與扶助，與未來照顧的考量。其中乃由於中老年所處生命階段的影響，子女離家及退休使得他們生活感到孤單，經濟與照顧的考量也指陳出中老年人面對退休及老化所產生威脅之故。 (二) 中老年人之所以與現任配偶開展兩人關係，乃源於三種情境：(1)第三者的促成，也就是共同友人的牽線；(2)地理空間上的接近，從鄰居關係、同是身為某醫院志工而認識；(3)參與社團，透過積極參與相關媒合的社團活動而認識彼此。可知中老年再婚關係的開展始於雙方的「共同生活圈」中，個人的社會網絡為造就婚姻關係之重要媒介。 (三) 影響中老年再婚決定的因素有五：(1)衡量彼此條件，包括兩人彼此的相似性、以及受到對方吸引；(2)前段美好婚姻的影響；(3)對方給予的寬容、承諾及支持；(4)重要他人的意見，包括配偶之成年子女、老年父母；(5)社會性因素，如他人輿論等影響。由研究發現結果得知中老年再婚者對於「彼此相似性」的重視、再婚決定受到成年子女的意見的影響，突顯出台灣社會代間關係財務移轉之文化特性。 (四) 中老年再婚者婚後生活呈現出平靜且自由的圖像，因退休與配偶共處的相處時間增多，且不與公婆同住的加持下，感受到較多的自由自在；尚未退休的中老年再婚者則期待與營造夫妻共處之時光；從受訪者之話語中可知中老年再婚者婚姻關係是較少衝突的，再婚後面臨的再婚調適議題有以下幾類：(1)與配偶飲食習慣不同；(2)空間使用習慣不同；(3)夫妻生活不同調；(4)不習慣先生個性；(5)人際層面，包括與配偶子女及父母的相處。 (五) 中老年再婚因應前述生活改變議題採取的調適策略為：(1)要求對方改變；(2)順應配偶；(3)相互配合。與年輕夫妻不同的是以較柔性、且理性的溝通方式，較少與配偶產生爭執。從財務管理及家務分工來看夫妻權力之分化，可發現中老年再婚者仍以男性為共同家用支出的主責者，女性仍為家務工作之負責人，顯示中老年再婚夫妻仍然延續成年早年兩性角色分工的權力模式。

本論文主要探索日本企業於泡沫經濟崩潰後, 因應內外在環境劇烈而且快速的變化所做之組織調整。再加上全球化、資訊化、無國界化、客戶化時代的來臨，九O年代的日本式經營模式，正進行大幅的調整，跳脫出傳統的經營模式與思考架構,而且變革的速度愈來愈快，企業的競合也產生超乎傳統的變化，企業內講求的是既集中又分散的組織型態，追求的是高附加價值的服務，從經營理念､經營體系､組織架構到生產策略的部署及科技能力的提昇，顯示日本企業正朝追求一個更富應變力與適應力的組織發展。 　　本論文採探索性研究方法，採取實地訪談與文獻調查兩種方法進行之; 前者主要以傑出表現的日本企業為進行訪談的主要對象，期望從實地訪談互動中，能更深入的了解到企業改革過程中的主要內容，與因應的對策。後者，則以中外學者針對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所進行之實證研究為主要蒐集內容，藉以抽離並整理出21世紀的新日本式經營模式。 　　因應外在環境的快速變化，建構可快速決策的董事會組織已蔚為風潮；企業的經營目標從過去追求擴大市場佔有率，逐漸調整為追求利潤的極大化；過去典型的年功序列制轉而開始重視工作的績效表現，一向以終身雇用制為使命的企業，為了成本的競爭壓力，也不得不採取裁員的手段; 在提昇技術水準方面，透過國際性的技術合作與交流，及國內各種科技育成中心的設立, 並努力推動創新與創業家精神，連策略大師都認為日本的創造力及科技水準都比以前更為改善。 第一章 前 言 1 第一節 官僚主導體系 2 第二節 日本式經營 6 一、 終身僱用制與年功序列制 7 二、 共識、決策與秉議制度 7 三、 三個神話 9 四、 系列公司的特色 11 第三節 泡沫經濟崩潰造成金融體質與經濟模式的崩潰 13 第四節 研究動機 15 第五節 研究設計 17 一、研究問題 17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18 第二章 經營哲學與經營理念 24 第一節 重視股東權益 24 第二節 全球化的思考、區域化的策略、當地化的管理 25 第三節 重視社會價值的企業家使命-社會行銷觀念 31 第四節 追求創新與創業家精神 32 第五節 創造顧客的行銷 35 第三章 重塑快速決策的經營體系 39 第一節 經營支配型的經營體制 39 第二節 小型化、異質化、年輕化董事會 42 第三節 縮小總公司的編制 44 第四節 管理階層扁平化 45 第四章 建構高效率及彈性化的組織 50 第一節 人力資源的權變管理 51 一、 封閉式的勞動市場 51 二、 勞動市場的彈性政策 54 三、 全球人力資源機動式的管理 59 第二節 組織的創新管理 61 一、 社內分社的經營 62 二、 建構控股公司的模組 64 三、 縱向組織到橫向組織 65 四、 企業的合併與重整 67 五、 混合式的海外管理模 68 六、 全體子管理 71 第五章 價值化與全球化之多元生產策略 73 第一節 專注核心資源事業的經營 75 第二節 從供應鏈轉型為價值網的哲學 78 第三節 多元化的合作模式 80 第四節 全球化哲學與根據地哲學 85 第五節 "當地生產,當地消費"的海外投資策略 90 第六章 重視創新與領先的科技能力 93 第一節 科技研發的障礙 93 第二節 成為知識管理的企業 95 第三節 營建有利科技發展的環境 98 第四節 跨域的研發合作 100 第五節 應用導向的科技管理 104 第七章 結論 109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09 第二節 研究啟示 114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116 參考書目 119 /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major trends in Japanese organizational change for economic recession in the 'post-bubble' 1990s. Under the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alization and customerization , the main changes in Japanese business management include small headquarters, small board of directors, flattering out of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flexible and ability-oriented management, hybrid cooperation in R&D, develop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in global and emphasiz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al spirits to pursue a adapter, more efficiency and flexible organization.

我國專業晶圓代工產業已是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不可或缺一環，此創新之商業模式不但帶動了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重整，更為我國半導體產業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但是無法快速回應晶圓缺陷問題與縮短工程師培訓時間，卻仍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近四十幾年來的瓶頸。此問題的延誤不傴使晶圓廠耗損巨額的成本，更承擔喪失國際客戶訂單的風險。因此，如何使半導體工程師提升工作效率，與如何有效培養新進工程師，如今已成為半導體業界刻不容緩之議題。 在知識經濟時代中，為企業打造適宜之知識管理模式是產、官、學界所致力的目標。但多數的研究以資訊科技所主導的知識管理系統為範疇，鮮少研究去探索知識工作者陎臨求解問題的困境中，是如何依循著問題情境，如何在其中摸索，進而發展出解決方案的詳細過程。有鑑於此，本研究選擇以詮釋型個案研究方法，深入訪察半導體工程師工作實務，藉此瞭解工程師於維修情境中排除晶圓缺陷的樣貌。 經由探討排除晶圓缺陷的工作實務中發現，工程師具備了四禑與「情境」調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Tyre and von Hippel,1997)的歷程：第一、工程師必頇在問題情境中，辨認隱藏於情境當中之線索，並賦與線索意義而展開偵察行動。第二、工程師在偵察過程中，頇不斷地依情境調整收集資料技巧，挖掘出更多或更深層的資訊。第三、工程師適當的工具與資源，有效率地萃取更多的資訊。第四、工程師彼此之間依情境發展出最適行為模式，得以順利整合跨部門執行偵察行動。 本研究著重於解析工程師在問題情境中，不斷學習與調適之詳細過程，並指出調適性學習如何在排除晶圓異常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針對調適性學習行為提出具體的理論與實務意涵，以供組織未來進行人員培訓與知識管理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