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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是勞力的價格，工資水準的高低，不僅影響受僱者本身及其家屬的生活，而且影響雇主生產時需耗用的成本，因此，工資水準如何決定的問題，自古以來即受到相當的重視。 根據資料顯示，近年來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需求急劇增加，我國無論是貨幣工資或真實工資水準都有顯著的上漲趨勢。導致這種工資變動的因素是什麼呢？國內以往一直沒有很令人滿意的研究結果可資參考，可能影響工資變動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勞動供需情況的變動，物價水準，勞動生產力、行業間利潤率的變動，以及制度性的因素等。本文的目的即擬針對我國工業部門貨幣工資變動決定因素的問題加以探討，同時以變異係數為指標，瞭解工資結構的變化，及此種價格機能是否有效的指導著人力資源的分派。 綜合各章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 (1)臺灣工業部門各行業間工資之差異情形，歷年來一直是很顯著的，而且有不斷擴大之跡象。各行業對不同技術水準的勞力需要不同，產業間工資的差異性，長期間透過市場因素的作用雖不至於削減，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勞動力的品質相同，長期間勞動重分配的結果，不但未使行業間工資之差異性消失，反而有不斷擴大的現象，似可表示臺灣的勞動市場并未透過價格機能有效分派其資源。同時就所得面而言，行業間工資差異之擴大似亦可能表示在不同產業的各勞動階層間，薪資所得之分配有愈益不均之傾向。 (2)將就業人口分為職員與工人、男工與女工、技工與普通工分別加以分析，我們發現職員與工人在行業間之工資差異程度似有愈為擴大之跡象，職員與工人之間的工資差異程度雖然縮小些，但就民國六十年整個工業部門而言，職員平均每月薪資約為工人平均每月薪資的二倍。男工工資在各行業間之差異程度較女工在各行業間工資之差異為大，這種現象仍沒有改善之跡象，男女間之工資差異則始終存在。技工在各行業間之工資差異顯示都大於普通工在各行業間之工資差異程度。 (3)就各製造業之工資結構觀察，由於長期間各製造業貨幣工資之增加率大致上保持相同的速度，高低工資業別間之組合型態也維持相當的穩定，各產業間之工資差異程度似乎並未透過貨幣工資變動，勞動重分配之過程而有顯著的改善跡象。變異係數在民國四十年時為22.54，到民國六十一年時略降為19.21。另一方面，男、女工之間與技工、普通工之間工資之差異也未有顯著改善的傾向。直接生產員工薪資收入之變異係數約二倍半大於間接生產員工薪資收入的變異係數。 (4)貨幣工資與真實工資雖大幅增加，但就真實工資水準與真實勞動生產力增長的情形比較分析，我們發現真實工資平均每年增加率，比真實勞動生產力之平均每年增加率為小，且兩者之間的離異程度有穩定成長的趨勢。若以真實工資指數對真實勞動生產力指數之比來表示兩者間的離異程度，我們得知，就整個工業部門來說，該比率在民國四十二年時為1.331，但到民國六十二年時卻遞減為0.745。個別行業中以水電煤氣業的離異程度最為明顯。真實工資之成長不如勞動力之成長為快，表示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沒有分配到應得的報酬，若干勞動者剩餘為生產者所佔有。 (5)影響工資變動的因素有很多，本文選擇了失業率，及其變動率，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生產力及其變動率，資本報酬率等項。由實證研究的結果得知，物價指數變動是影響工業部門貨幣工資變動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反映勞動市場供需情況的失業率及其變動率與生產力。以資本報酬率代表的利潤變數並不是工業部門工資變動的良好解釋變數。由此結果，我們發現近年來工業部門工資水準變動主要係跟隨著生活費用指數之變動而變動，而不是勞動過度需求之刺激所造成。 (6)決定各行業工資變動因素重要性略有不同。影響製造業工資變動的主要因素依次為失業率、生產力的變動、物價指數的變動。水電煤氣業工資變動則主要可以物價指數的變動來解釋。由於水電煤氣業中90%以上都是屬於公營事業，公營事業僱用員工薪的方式都可能與政府的政策有關，物價變動影響該業工資變動的過程，依柏曼 （s.Behman）的看法，或許可以認為是制度性的權力力量。製造業即大部份是屬於民營事業，由於工會力量在國內並未主動的參與工資之決定，工資水準聽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趨勢可能就愈為明顯。 (7)工資變動的決定因素，雖然可以由上述的幾個變數來解釋，不過各項回歸式之判定係數都不太高，雖然尚有其他重要的解釋變數未包括在我們的分析中。由前項分析的結果得知工資水準在近幾年來雖然不斷的上漲，但只是追隨物價水準做調整而已，工資上漲并未釀成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問題。由真實工資與真實勞動生產力之間離異程度加大的趨勢看來，此種工資水準的調整，似仍未使勞動者分配到應得的報酬，這似乎值得建議工資可做適度的增加，尤其是選擇一項多重的最低工資制度（multi-minimum），使得低所得者能享受到較佳之國民生產成果，而不致造成價格水準之上升及就業減少。

蔣總統明確地照示：世局的重心在亞洲，亞洲的重心在中國。中共之竊據大陸，為亞洲禍亂之根源。（注一）中共問題之認識，為現今對付共產主義所不可或缺的任務，因此本文選就中共問題作為研究的範圍。 在中共發展的歷程中，雖然一度建立江西蘇維埃偽政權，但國民政府第五次圍剿的成功，卻使共黨趨於覆亡的地步。處於此种危境，如何求得一條生路，成為中共極為重要的關鍵。本文主要探討民國二十四年夏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定統戰路線起，至二十七年冬中共六中全會止，共黨策略路線之運用。這個策略路線，就是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標幟。 全文分為七章。日本的侵華，是中共策略施展的背景，第一章先簡述日軍侵略的概況，其次說明中共對日本侵略的態度。當時的情勢是這樣的：日本企圖滅亡中國，中共卻乘機叛國，以保衛所謂無產階級祖國的蘇聯。 第二章分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背景。由於西方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及東方日本在中國的侵略，使蘇聯感到遭受帝國主義包圍的威脅，於是透過第三國際七次大會，決定了反帝統戰的策略路線。不僅要突破列強的包圍，並進而促成法西斯集團與民主集團的戰爭。中共當時處於流竄途中，共產國際的決議，亦正適合其需要。因此無論是國際局勢，或中共本身，都有採取統戰策略之必要。 第三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過程，析論中共如何提出及促其實現。針對國內的情勢，中共高唱著「抗日不剿共」的口號，作為求生的基礎。在策略轉變初期，共黨實際上未能達其目的，因而積極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請求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共同抗日。 除宣傳外，共黨並從事實際的行動。第四章探討中共的中立戰術，就平、津、上海幾個重要的組織，以及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說明中共如何利用國人的愛國情緒來推展其統戰工作。 第五章分析中共的輸誠。在策略的運用上，共黨放棄了武裝暴動的政策，宣稱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向政府投誠。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共黨份子亦參與國民政府及國民參政會，表示忠誠地共赴國難，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努力。 第六章析論中共策略路線的本質，因為共黨在表面上雖表示許多歸誠的姿態，實際行動並沒照其諾言，而另有其陰謀，企圖利用國難發展壯大，以奪取政權。在抗戰的過程中，中共就是照其陰謀計劃，進行叛國的行為。 最後一章結論，記取此一事實的歷史教訓，貢獻於自由世界的反共鬥爭。

摘 要 日本商社在受到國家經貿政策的保護及企業銀行財源的資助下，促使商社組織發展朝向大型化、資本化及多角化，進而形成綜合商社業態。雖經歷70年代的能源危機及80年代商社無用論的衝擊下，由於綜合商社充分發揮出商社機能的綜效，不斷隨著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創造出傲人的成績，在日本每年貿易金額中佔有極大的比重。然而自泡沫經濟崩壞的衝擊導致國內景氣不振，企業倒閉案件不斷導致金融壞帳激增，加上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使得商社經營環境增添不確定因素及造成海外投資效益不彰，各綜合商社無不面臨赤字經營的窘境。尤其9大綜合商社之一的兼松宣示轉型為專門商社及舊財閥大倉商事倒閉，對綜合商社業界經營造成極大的震撼，迫使其餘8家綜合商社無不積極在1998年到2002年間採取中期經營計劃進行跨世紀企業轉型。 本研究問題針對90年代大型綜合商社所進行的跨世紀轉型內容為何？並進一步了解日本集團經營型態？對於我國企業集團經營啟示為何？本研究採取探索性研究，研究主體以日本綜合商社為主，研究對象為90年代9家綜合商社代表企業中的5家-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及丸紅。 本研究結論發現綜合商社轉型執行重點如下，首先進行策略轉型由非關連多角化策略移轉為本業深耕多角化策略，進行事業領域的重定義及經營資源的集中。其次，設立風險控管單位，實施集團一元化風險管理，並致力於改善財務體質。增進經營體制決策速度，引進執行董事制縮減董事會人數，建置策略規劃與事業執行的分離機制。導入社內分社制組織營造高度分權組織構造，增進商社組織的應變彈性。重新評估企業總部幕僚機能，實施分社化措施，將總本部角色定位在策略性總本社。激勵商社員工自我變革，積極引進成果主義，培養多元化人材，因應未來商社經營環境需求。補強綜合商社傳統貿易機能，擴大IT設施投資，參與產業電子交易市集平台建置，結合金融與物流機能，培育商社新仲介機能。訂定事業撤退規則，適時調配事業資源配置組合，提高集團連結經營效率及企業價值。 對我國企業集團經營之啟示，就策略面而言，在面臨過度競爭的情況，企業策略應轉換為相關多角化發展，除規避經營風險外，同時達到集團內部資源有效集中，擴大企業集團的利潤來源；另從組織面來看，塑造出高度分權組織結構，以增進企業組織的應變能力，快速回應市塲的需求；就人力資源角度，配合組織結構的改革，意涵主要是期望將僵硬的組織文化及員工從業心態上有所改進，並配合組織結構的改革，進一步建構出知識型企業的基石；為顧及企業經營的周延性更導入外部董事，刺激內部董事進而達到企業良性經營的目的。 / ABSTRACT Being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s policy and bank capital, nine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were reformed. Although passed through the impact of the 70’s energy crisis and 80’s trading company unnecessary theory, nine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educed the trading synergy and occupy the great weight on the amount of visible balance under the following with Japanese economic high growth. But after the impact of bubble economy and the continuance of depression, corporate bankruptcy happened , and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make the environment of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append more uncertainty and oversea investment efficiency be . Especially, Kanematsu announce shifting to Special trading company and Okura bankruptcy, it made the great shaking for the management of trading company industry, and constrain others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to take an aggressive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action between 1998 and 2002. The research questions had focus on What is the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of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and what is those methods of group management？what is good for corporate management？The research took an exploratory study, and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five of nine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Mitsubishi、Mitsui、Sumitomo、Itochu and Marubeni。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found out the executive points as follow. At first their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shifted from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to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as well as going on the redefinition of business scope and the collection of corporate resources; secondly, they set up the risk management unit, and took over the group risk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constitution. For the reason of adding up the decision speed of management, they imply the Operating Officer and decrease the amount of chief board, and setup th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planning and Strategic execution. Speeding up the fible of organization, they implement company organization to build up high 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 . Evaluating the function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 staff, refocus the rule of headquarter into isolating unit. To encourage self-transformation of staffs, aggress imply the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by-results, educate, in order to met the environment demands of the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Enhance traditional trading function, extend the investment at IT, involve the setup of industrial , binding with the financial and logistic function, nourish the new functions of general trading company. Make up the corporate evacuation rules and arrange corporate resources fitness, in order to boost group concatenat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corporate value. As for the revel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nglomerate, by the view of corporate, when biding the statement of over-competition, it need to convert corporate strategy to the field of the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purpose is not just for evading the management risk, but also have the purpose of the focus of internal resources effectively and extending of profit of conglomerate; By the view of organization, molding the architecture of decentralization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sense of occasion of conglomerate and rapidly response the demand of market；by the view of human resource, combined with the r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t can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culture and staff’s mindset, with the fitness of organization change, and aggressively build up the cornerstone of KM enterprise; for the distributive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induct the outside director, catalyzing inside director in order to attach the purpose of right loop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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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以來中共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之轉變」這個題目,在性質上是關於中共行政管理體制與政府機構改革的一個關鍵的環節,其中主要是針對中共中央政府(專指狹羲的中央政府,國務院而言)的組織與職能,這兩個重要面向的轉換與變遷進行相關的分析。雖然在論文的內容中並不完全排除其他如幹部人事制度與人員編制等行政管理體制相關問題的討論,但只是一種補充性質的內容。簡而言之,本論文的內容就是圍繞、緊扣著組織與職能的轉變,來討論中共中央政府機構政革的問題。論文的內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導論。在論文的開始首先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內容、方法，與限制,透過導論的說明,讀者可以對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包括中共行政管理體制與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性、九十年政府機構改革的展開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概念、新制度主義典範的研究途徑。 第二章、組織與職能轉變的背景。本章首先對中共中央政府的組織結構輿職權力能作基本的說明與介紹，然後針對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到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泱定進行改革開放之間的毛澤東時期,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過程作概要的歷史回顧。最後,並加以探討制約整個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體制性因素,同時是分析中共中央政府符政官僚體系的生長環境背景。 第三章、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內容。本章將對中共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八個重要主題進行分析與說明,分則是組織與職能轉變形成的思路過程、組織與職能轉變的意義內涵、促使組職與職能轉變的表層原因、組織輿職能轉變所要達到的目的、組職與職能轉變的發展方向、組織與職能轉變的方法與步驟、組織與職能轉變成功的主要關鍵要素、組織與職能轉變成功的次要條件。 第四章、組織與職能轉變的過程。本章所要討論的是,/\0年代以後到九七年之間中共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並以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發展為背景,搭配著機構改革的進行來說明的。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一九七九年到八五年,第二個階段是從一九八五年到九二年,第三個階段是從一九九二年到九七年。最後,針對三個階段中歷次政府機構改革的特徵、成效,以及部門機構的變動情形作一統計與分析。 第五章、組織與職能轉變的評估。本章首先總結整個中共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實踐經驗,並指出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與次要的因素。其次,討論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影響層面的兩個重要的議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兩者都是關係到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方向和命運的關鍵所在。最後,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中討論九八年政府機構改革的內容與評估成功的可能性與關鍵何在,並且提供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 第六章、結論。在本論文的最後一章主要是將論文中的各個章節所討論與分析的成果,作一個簡單的概括摘要,以方便閱讀者能夠快速的掌握本文的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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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河湟人群生態變遷為主題，研究的時段是從魏晉到隋唐，蓋因此時空背景在國史上有關鍵的作用與代表性，故欲循歷史學與地理學之結合，佐以文文化人類學的生態觀點，以華夏文化邊緣帶之特定區域，作一長時段的考察分析，為前人研究闕如之處有所補白。 在一個特定的區域環境下，基於其地理環境背景，其生活方式乃其有某些發展的可能性與限制性。河湟地區處於過渡帶，在生態環境具過渡特色，就考古文化上亦屬學界所謂的文化傳播帶。由新石器時代到漢代為止，河湟地區的考古發掘顯示河湟經歷了混合農業生態到遊牧生態的變化過程，反映了河湟地區地形對農業定居生活發展的限制，須利用不宜農耕的高地植物資源以適應環境。史料記載秦漢以前，河湟「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而秦漢時期的河湟，則為羌的活動領域之二，過著「田畜」兼營的生活。兩漢時期河湟羌人已成為河湟人群的專稱，雖然河湟羌人是在考古上消失的人群，然此正顯示河湟人群在經濟生態上的變遷，河湟有持續遊牧化的趨勢。羌為中國古對居處西方之人的泛稱，其「牧羊人」的特質即反映其屬於遊牧部落社會，不同於中原華夏民族的定居農業社會。因此，羌之所在，即為中原華夏民族西向拓展領域的表徵。 漢代的華夏邊緣已達青藏高原邊緣的河湟地區，且漢朝在河湟的拓展經營，更進一步突破此邊緣；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河湟並未呈現明顯的漢化轉變，直到唐代始以統一政權再度經營河湟，重現漢代的政治形勢，而唐代中葉吐蕃入據河湟，更將高原遊牧生活方式引入河湟，奠定日後河湟人群生態的基礎，顯示漢化的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實不宜在河湟立足；此生態上限制的形成，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發展乃關鍵所在。魏晉南北朝時的氣候轉寒與政治環境的複雜，以及東西向商旅環境的變化，皆使河湟的遊牧趨勢得到強化，而此對於起源於西藏高原農業谷地，並且在向外發展過程中兼併高原遊牧人群而興起的吐蕃而言，實具有擴延發展、與華夏交鋒之利。觀近代以來河湟人群的組成與分布，漢、回民主要生存於農業谷地，其餘地區則為多民族分布地帶，尤以藏民為主；河湟之藏化，可溯自唐代吐蕃入據河湟的發展，將青藏高原的高地遊牧活動根植河湟，構成串聯高低地農牧人群生態的體系，使河湟成為唐代以後諸朝所稱「番族」的居地之一。因此探討魏晉到隋唐時期河湟人群生態變遷，在於分析漢代經營的河湟農牧邊緣地帶，歷中國南北分裂局變至隋唐再次一統天下，華夏文明在中國西部發展的歷史轉折；不同人群陸續進入河湟，除延續原有生活方式外，如何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以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開發利用與爭奪本地資源，以釐清漢代以後河湟之所以未沿襲漢代經營模式而漢化的原因，明瞭河湟高原遊牧生態性質形成的過程，以及決定河湟區域文化型態的關鍵。

本論文主要針對敦煌變文中的否定詞作分類與分析的工作，將否定詞分為單純否定詞、複式否定詞以及雙重否定三個部分來討論，每部分都先依特定標準作分類，再就各方面作分析的工作。結果顯示，在單純否定詞部分，否定詞以修飾動詞詞組為多。至於否定詞與句中其他成分（如助動詞、副詞與介詞詞組）的相關位置則會影響到否定範圍。而所謂的否定範圍則可利用c-統制概念來定義，並輔以樹狀圖說明其結構。在複式否定詞部分，藉由一些複合詞可發現變文申詞彙複音節化的趨勢，而有些特殊用法，如正反問句及動補結構複合詞，也都始於變文所屬的時代。此外，複式否定詞只能在構詞單位申起否定作用，這是它與單純否定詞間最大的不同。在雙重否定部分，發現它主要的作用在加強語氣，而其否定範圍也同樣可利用c-統制概念來說明，只是雙重否定的c-統制關係遠較單純否定詞來得複雜。本文不但針對這三個主題分別討論，也就否定詞的出現次數作統計，最後在總論部分也比較這三個主題彼此之間的異同之處。 / The negatives in Dunhuang Bianwen are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in this thesis. The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topics@monosyllabic negatives, polysyllabic negatives and double negation, and each part i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specific criteria, and analyzed in terms of several respects. In the monosyllabic negatives part, it is shown that most of the negatives have "negative+VP" distribution. And the positions between the negatives and other elements in a sentence, i. e, auxiliaries, adverbs, and prepositional phra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cope notion of the negatives. In addition, the scope of negatives can be defined clearly and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 c-command notion and tree diagrams. In the polysyllabic negatives part, the phenomena of lexical poly-syllabifi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s exemplified by means of some compounds and the special usage of negatives, such as A-not-A question and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Furthermore, the scope of the polysyllabic negatives can only be shown in morphological units. As to double negation, its main function is to add rhetoric emphasis to a sentence. In this thesis, the scope of negatives can be well explained by the c-command notion, but the c-command relation involved in double negation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monosyllabic negatives. Apart from the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topics, the frequency of the negatives in Dunhuang Bianwen is listed in each section. In the conclusion chapter,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monosyllabic negatives, polysyllabic negatives, and double negation are also discussed.

本文分別以蒙地卡羅模擬分析與國內金融資料實證，秤估變異數估計對複製性賣權投資組合保險策略績效的影響。利用模擬分析之主要目的為：評估資金管理者執行投資組合保險策略時，變異數估計正確與否對保險策略績效的影響。而利用國內金融資料實證之主要目的為：比較三種估計變異數的方法，即移動平均法、極值法及異質條件變異數法，應用於投資組合保險策略上績效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在蒙地卡羅模擬分析結果中資金管理者若高估了變異數，在鎖定下方風險的能力上，並不差於變異數正確估計的結果；然而在保有上方利益的績效上，則比變異數正確估計的結果差。當要保額度越低時，上述績效的差異越明顯；同時，當無風險利率水準越低時，上述保有上方利益績效的差異也越明顯，然而鎖定下方風險績效的差異，則較無明顯變化。而資金管理者低估變異數與高估變異數則呈現相反方向的結果。 　　在國內金融資料實證結果中，就鎖定下方風險之績效而言，以異質條件變異數估計法的績效最佳，移動平均法次之，而極值法的績效較差；就保有上方利益績效之比較，以極值法最佳，異質條件變異數估計法次之，而移動平均估計法的績效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