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理論 (New Trade Theory), 或是策略貿易理論 (Strategic Trade Theory) 強調國與國之間的策略互動行為, 並為政府干預貿易政策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 一、最適出口政策 本文認為政府對於廠商的出口補貼會透過政府的預算限制式對其他部門造成租稅扭曲, 蓋因進行補貼或課稅與否, 均應有適足稅源以挹注之。在檢視了 Cournot 競爭與 Bertrand 競爭的市場結構之後, 發現邊際關稅收入亦是影響出口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倘若邊際關稅收入為正數, 則提高出口部門的稅率有助於提高稅收, 同時可抵減自其他部門所應課徵的租稅, 並減少於該部門造成之租稅扭曲, 故本文結論傾向於提高出口稅率, 故將較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與 Eaton and Grossman (1986) 原始提議的補貼率低, 甚至反轉出口政策方向為出口課稅; 反之, 若邊際關稅收入為負數, 則傾向於降低出口稅率。此外, 當邊際關稅收入為零時, 本文之結論則與原始模型無異。 二、 最適進口政策 本文檢視在多家外國廠商與多家本國廠商於本國市場進行 Cournot 競爭時, 政府考量進口政策對其他部門造成的租稅扭曲效果, 並求取最適進口政策與關稅稅率訂定問題。提高進口關稅稅率若能增加關稅收入, 便能減輕其他部門的租稅扭曲, 則最適進口關稅應較未考慮外溢至其他部門的租稅扭曲效果時為高; 反之, 若邊際關稅收入低於零, 則此時之最適進口關稅應降低。而當提高稅率對關稅收入無影響時, 本文之結論則與傳統模型無異。 JEL 分類：F12、H21

無

本文結合新國際貿易理論以及產業經濟的觀點，突顯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透過本國及外國政府之間的策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互動，以及本國及外國廠商之間的Cournot競爭行為，來影響兩國人民的福利水準。主要以Brander and Spencer(1983,1985)的模型為基礎，加入Collic(1994)政策實施時序內生的概念，以及本文所提政策內生之構想，建構多階段子賽局完全均衡模型(multi-stage subgame perfeet equilibrium)，並以「逆解法」(backward solution)求得(1)兩國政府政策實施之最適時序-「時序內生之最適出口補貼及研發補貼政策」；(2)兩國政府之最適政策-「政策內生之最適出口補貼及研發補貼政策」。 在探討時序內生之最適出口補貼及研發補貼政策時，為使分析簡明，本文限制其產品市場需求曲線的斜率為負1，而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在兩國均採出口補貼之兩階段子賽局完全均衡模型下，其NASH均衡將落在兩國均為出口補貼政策之領先決策者時。 第二、在兩國均採研發補貼之三階段子賽局完全均衡模型下，其NASH均衡將落在兩國均為研發補貼政策之領先決策者時。 第三、若一國採研發補貼一國採出口補貼時，並不存在NASH均衡解，而在面對外國政府出口補貼政策時，本國政府必須先貫施研發補貼政策，方能避免其福利水準低於「同時行動賽局」下的福利水準。 在探討政策內生之最適出口補貼及研發補貼政策時發現： 第一、若產品市場之需求曲線斜率為負1，則兩國同時採行研發補貼及兩國同時採行出口補貼，均為NASH均衡解，但兩國均採出口補貼時的福利水準高於兩國均採研發補貼時的福利水準。 第二、若放寬產品市場需求曲線斜率負b等於負1的假設，大致而言，在b<1時，市場壟斷力及市場集中度較低，兩國均採出口補貼政策，可使兩國福利均達極大水準；在b>1時，市場壟斷力及市場集中度較高，兩國均採研發補貼政策，可使兩國福利均達極大水準，但在>=3時，兩國均採研發補貼雖可使兩國福利極大，然不為NASH均衡解，而存在「囚犯困境」之現象。

研究發展在現實的社會中已日趨重要，而研發結果具外溢效果的特性常是使廠商駐足不前的最大阻力；此時，政府若干獎勵或補貼政策往往扮演促進的角色。過去學者研究相關問題時，多侷限在研發外溢效果對廠商研發數量與產出的影響，或對政府不同貿易政策影響的比較；未見探討政府最適貿易政策的構成因素及研發外溢效果對政策的影響。因此，本文希望對過去研究未盡完善之處進行探討，為更符合實際社會情況，並加入廠商對政府政策遊說的考量。由於遊說行為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因此有必要重新認定政府政策的效果。 　　本文以D'Aspremont & Jacquemin(1988)及劉碧珍(1995)的模型為基礎，加入Moore & Suranovic(1993)遊說行為的概念，建立一個兩國兩廠商的不完全競爭貿易模型。文中將決策分為政府政策、廠商研究發展與產出等三階段，來探討當廠商有遊說能力與研發存在外溢效果的產業結構下，所衍生之政府貿易政策性。 　　根據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的結果： 　　1.研發外溢效果大小影響政府最適宣告研發補貼額之高低。當彼此產品差異程度相對外溢效果來的高時，研發外溢效果大小與政府最適宣告補貼額之高低呈正向關係；反之，產品差異化程度相對外溢效果來的小時，則呈負向關係。 　　2.遊說行為造成社會福利無謂的損失。 　　3.考慮了廠商的遊說行為之後，政府追求社會福利最大的出口政策，可能是對廠商的研發行為課稅，而不再一定是補貼。 　　4.廠商的遊說能力愈強，政府所宣告的最適補貼額愈低。

為何台灣居於部份農業貿易政策保護之位置? 本研究之目的係為了能解釋此原因。此可以被台灣歷史之理論上所施行的肉類貿易之例子所解釋。此農業貿易保護政策可被定義為選擇性之貿易保護。 / Why does Taiwan have in place a partially protectionist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The goal of the research is to find a causal explanation to this question by looking at the case of meat trade. It can be explained under the premise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Its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can be defined as selectively protectionist.

從價與從量此二種出口政策之福利比較的文獻，並沒有將本國廠商間成本的差異納入考量。因而本文延伸楊雅博 (2005) 一文之假設，將該模型擴展至本國廠商的家數不只一家的情況。本論文的主要發現是，不管有沒有考慮出口政策造成的社會成本問題，在本國廠商的生產成本存在差異的情況下，若本國的出口政策為對出口品補貼時，則從量補貼政策下的福利水準會較高，反之，若本國的出口政策為對出口品課稅時，則從價補貼政策下的福利水準會較高。值得一提的是，當本國廠商的家數等於1，抑或是本國廠商的成本相同時，本文的結論將退化為楊雅博 (2005)與Hwang et. al (1997) 的結果；因而該二文可視為本論文的一個特例。

科技日新月異，而經濟法則卻是歷久彌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熙來攘往都是由於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所驅使。這"自利心"就是所謂的經濟法則，科技再怎麼進步，人的本質是不會變的。在這資訊經濟的年代，人越來越難自外於外在環境的影響，人與人物理上的距離愈來愈近，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也越來越大。很多時候，我們在做選擇的時候，是受別人的選擇影響的，同時我們的選擇也進而影響到其他人。同樣的，國與國之間的距離透過科技也越來越近。資訊經濟呈現出的主要現象乃"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若一項產品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有多少人使用此產品，我們稱此產品展現了網路外部性。因此，國際貿易在網路外部性下會呈現怎樣的風貌便成了本研究關心的課題。 　　本研究想要探討的是：1.若消費者的效用存在著網路外部性的情況下，產業的結構為何？是否有一家獨大的情形？而政府的最適產業、貿易政策為何？2.網路外部性的大小對最適貿易政策有何影響？是否會改變政策的方向？ 　　研究結果得到以下的策略涵義，在雙佔的情形下： 　　對政府而言： 　　1.在國內市場，當網路外部性大時，兩家皆為本國廠商-政府應扶植其中一家廠商，一家為本國廠商、一家為外國廠商-政府應補貼本國廠商。 　　政府只要稍作補貼就能使社會福利極大，外部性愈大者所需的補貼愈少，政府應優先補貼網路外部性較大之產業。 　　2.在第三國市場，政府對於網路外部性較大之產業應給予租稅減免。 　　對廠商而言： 　　廠商應致力於研發(R&D)，使其邊際成本降低，網路外部性愈大之產業更應如此。

本文共三萬餘字，分為四章五節。茲略述各章的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本文的目的在討論當國內市場發生扭曲時，各種貿易政策優劣順序之 問題，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則為用對偶性（DUALITY APPROACH）來討論國內市場情況 下的最適貿易政策。 第二章：對偶性（DUALITY APPROACH）之介紹。分別說明生產面的對偶性，消費面的 對偶性。 第三章：當國內市場有扭曲時之種貿易政策之比較。討論扭曲的一般理論以後，再討 論國內市場有內在扭曲以及有外在扭曲時之各種政策。 第四章：結論。依據前面各章分析的結果，提出綜合性的結論。

傳統探討策略性出口貿易政策的文獻忽略了租稅以及租稅逃漏等議題對貿易政策的影響，因此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探討當政府對廠商課利潤稅，且廠商可藉浮報成本的方式逃漏稅額的情況下，考慮逃漏稅問題對傳統貿易理論所造成的影響。本文第二章發現：在三國兩廠商的出口貿易模型下，最適的出口補貼率與浮報比例、利潤稅稅率呈負相關，所以最適的出口補貼率會較傳統結果低，當浮報比例或是利潤稅稅率相當高的時候，最適的出口貿易政策可能由出口補貼變為課徵出口稅；此外由於本國國內廠商僅有一家，最適的出口貿易政策即為第一優的政策，所以本國的社會福利並不受本國的利潤稅稅率及逃漏稅比例的影響。本文第三章發現：兩國間的最適出口補貼率差距決定於成本差異與租稅逃漏差異兩種效果，傳統低成本高補貼的結論應該視兩種效果的大小而定，特別當租稅逃漏差異效果相當大時，會讓成本較低的國家給予廠商較高的補貼，使得低成本高補貼的結論產生反轉。本文第四章將模型延伸到多家廠商的情況，文中發現：如果本國廠商家數比外國廠商家數多上大於一家的數量，則最適的出口政策仍為對廠商課徵出口稅，且稅率會比傳統的結果高；如果本國廠商的家數少於外國廠商家數加上一家的數量時，此時必須視租稅逃漏的效果大小而定，當租稅逃漏的效果相當大時，最適的出口政策將反轉為課徵出口稅。此外在多家廠商之下，由於利潤稅稅率與逃漏稅比例的增加，會使產業集中度降低，因而讓社會福利下降。

本篇文章用縮減式迴歸來研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貿易政策對國內政策有效性，以及比較朱衛華 (1990) 政府政策有效性是否和本文相同。 本研究目的有以下兩點，第一、在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中，政府推動不同政策下，何種政策長期效果較強。第二、以縮減式迴歸探討不同政策下，其對產出影響。除此之外，從大多數文獻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較，貨幣政策為強而有效的政策，而在國內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否優於財政政策? 本文使用傳統的St. Louis模型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估計不同政策的有效性，因為目前常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所以本研究主要採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再者時間序列模型皆會檢定期間內是否發生結構性改變，本文採用CUSUM穩定性檢定後，可以發現在2008年第3季後發生結構性改變，推估其結構性改變的原因來自於金融海嘯。 由於估計期間內出現結構性改變，因此參閱方惠蓉 (2002) 將結構性改變分段處理以利於分析結果，而本文將結構性改變分成兩段，分別為金融海嘯前與金融海嘯後。 最後可以從實證得知，三種政策在金融海嘯前皆為正向的經濟影響，強度大小由高至低排序為財政政策、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而財政政策在金融海嘯後是負向的影響，但是貨幣與貿易政策卻是正向的影響，此外貨幣政策在金融海嘯後強度大小位居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