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理論 (New Trade Theory), 或是策略貿易理論 (Strategic Trade Theory) 強調國與國之間的策略互動行為, 並為政府干預貿易政策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 一、最適出口政策 本文認為政府對於廠商的出口補貼會透過政府的預算限制式對其他部門造成租稅扭曲, 蓋因進行補貼或課稅與否, 均應有適足稅源以挹注之。在檢視了 Cournot 競爭與 Bertrand 競爭的市場結構之後, 發現邊際關稅收入亦是影響出口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倘若邊際關稅收入為正數, 則提高出口部門的稅率有助於提高稅收, 同時可抵減自其他部門所應課徵的租稅, 並減少於該部門造成之租稅扭曲, 故本文結論傾向於提高出口稅率, 故將較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與 Eaton and Grossman (1986) 原始提議的補貼率低, 甚至反轉出口政策方向為出口課稅; 反之, 若邊際關稅收入為負數, 則傾向於降低出口稅率。此外, 當邊際關稅收入為零時, 本文之結論則與原始模型無異。 二、 最適進口政策 本文檢視在多家外國廠商與多家本國廠商於本國市場進行 Cournot 競爭時, 政府考量進口政策對其他部門造成的租稅扭曲效果, 並求取最適進口政策與關稅稅率訂定問題。提高進口關稅稅率若能增加關稅收入, 便能減輕其他部門的租稅扭曲, 則最適進口關稅應較未考慮外溢至其他部門的租稅扭曲效果時為高; 反之, 若邊際關稅收入低於零, 則此時之最適進口關稅應降低。而當提高稅率對關稅收入無影響時, 本文之結論則與傳統模型無異。 JEL 分類：F12、H21

自從Sloan (1996)以後，後續研究關於應計有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之解釋可分為成長因素和會計扭曲。本研究運用Fairfield et al. (2003)與Richardson et al. (2006)之模型擬針對此兩種解釋提出直接的證據，以探討該現象可否完全由成長因素解釋，且在不同成長機會本質下其解釋能力是否仍相同。實證結果發現在Fairfield et al. (2003)之模型下，若控制當期獲利水準，淨營業資產成長和次期資產報酬率會呈負相關，若進一步將淨營業資產區分為應計和長期淨營業資產成長後，發現兩者皆與次期資產報酬率呈相同的負相關，表示成長因素確實是造成應計有較低盈餘持續性的原因。而在Richardson et al. (2006)之模型下，實證結果發現若控制當期獲利水準，並將總營業應計拆解為代表經濟成長特性的「成長要素」和代表暫時性會計扭曲的「要率要素」後，發現兩者皆和次期淨營業資產報酬率呈負相關，且效率要素之負相關程度顯著的大於成長要素。表示成長因素雖可部分解釋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但顯然暫時性會計扭曲才是主要原因。另外，本研究為驗證成長機會對盈餘持續性之影響，再進一步將樣本依成長機會之高低分為三群，測試後發現無論在何種成長機會本質下，效率要素的負相關程度還是大於成長要素。表示即使考量不同成長機會因素後，成長因素解釋應計有較低盈餘持續性的能力還是不足暫時性會計扭曲。

Ｐ．Ａ．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於１９５４年發表了‘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一文 ，為純公共財之最適提供條件．ＳＩＧＭＡ．ＭＲＳ＝ＭＲＴ作了一個最 佳的闡述，也為之後的公共支出理論奠定了良好的根基。然而美中不足者 ，收支為一體的兩面，考慮支出面的問題，自然應當將籌措財源的方式一 併納入討論。Ａ．Ｃ．Ｐｉｇｏｕ於１９４７年曾經提出，租稅融通方式 的不同，將影響到公共財支出的成本。亦即當我們利用扭曲性租稅來融通 公共支出時，租稅的課徵有可能產生效率上的間接損害，因而增加了公共 財的邊際成本。鑒於此，就有許多學者開始對扭曲性租稅融通下的公共財 最適提供，作各種角度的探討。本篇論文的目的，即是探討在考量效率面 、分配面的情況下，扭曲性租稅融通對公共財最適提供條件的修正，及比 較不同財源籌措方式下，公共財最適提供數量的差異。最後，嘗試得出影 響財源籌措和最適公共支出間的關係，以期能作為公共決策時的重要考量 。

過去國外在認知扭曲的實證研究上，有關區辨性罪犯和其他罪犯認知差異的結果，都一直無法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國內學者亦曾努力瞭解此等狀況，作為性犯罪防治的主要依據，然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也未盡理想。對此，Polaschek和Ward（2002）認為多數學者原先所認為的只要某一種「認知扭曲」就會導致性犯罪的論點可能有所不足，亦缺乏能夠說明性罪犯認知扭曲的來源、結構、和犯罪歷程之間的關係的理論模型，以致於造成臨床觀察結果與病因理論及實證研究上不一致的現象，因而藉由性罪犯的內隱理論，指出了五種扭曲的認知組型作為瞭解、測量性罪犯認知扭曲的一套工具。 根據內隱理論的觀點，性罪犯的認知扭曲同時混雜著「慾望-信念」，性慾人生而有之、沒有對錯之分，而性罪犯在成長過程中所習到的信念若有偏差，在性慾處於喚起狀態時，受到這些扭曲信念的影響，便會發動性攻擊的暴力行為。 舉例來說，一個性罪犯在性慾喚起時且具備先置的偏誤信念下，可能視女性為性的提供者（組型一：「女人為性的客體」），且男人的性慾本來就較強烈、無法控制（組型二：「男人的性驅力是無法控制的」），再說女人常表裡不一（組型三：「女人是難以理解的」），也應該迎合男人的性需求（組型四：「賦權論」），所以為了滿足自己的性需求，即使傷害對方也無所謂（組型五：「危險世界」），因而發動性攻擊。因此，並不是單一的認知扭曲即會造成性罪犯的性犯罪行為，同時也說明了性罪犯的性認知扭曲雖有五種不同的特性，但彼此間會相扣連，並相互俱起，意即性罪犯整體的認知型態的確有缺陷，在某種組型的認知扭曲具有關鍵影響力的同時，其他型態的認知扭曲組型亦會隨之而起。 本研究引用Polaschek和Ward內隱觀點的論述編製「性認知量表」，並藉以探討其所論述的五種認知組型在性罪犯和暴力犯的差別，以及比較性認知扭曲、同理心、對暴力的接受度及自戀特質何者較能預測性罪犯的攻擊行為與再犯。 研究結果證實了性罪犯和暴力犯在「賦權論」、「危險世界」這二種認知組型並無差異，但「女人是性的客體」及「男人的性驅力是無法控制的」這二種認知組型確有差異的觀點，以及在靜態-99再犯評估量表上性犯罪再犯與暴力再犯之預測分析所得到的差異結果，顯現了造成性罪犯的性犯罪行為之偏誤信念是群組出現且和其他罪犯有所不同的。

本文旨在探討通貨膨脹下，現行租稅制度對於資本形成的影響與廠商及個人投資行為 的效果。 第一章：旨在說明研究動機、範圍及限制，並提出論文之架構。 第二章：旨在說明通貨膨脹與租稅法則的交互作用如何影響資本財型態的選擇。 第三章：旨在討論在不同考慮基礎下，通貨膨脹與租稅法則對於淨實質資本成本的影 響效果。 第四章：旨在提供不同的租稅改革方案，以避免通貨膨脹對於投資行為的扭曲效果。 第五章：乃就本文分析結果予於總結。

近年，Harris and Todaro 發展出一種要素扭曲的移動，設有鄉村及城市兩部門，城 市部門沒有最低工資。鄉村部門真實工資等於城市真實工資乘以就業率。因此城市部 門有失業存在。 而後Corden and Findlay 把上述H-T模型修正，成為一小國，資本於部門間完全移動 的長期模型。近年來開發中國家的關稅保護政策逐漸成為主張自由貿易者的攻訐口實 ，各國不得不逐漸降低其關稅稅率。 值此關稅自由化之際，本文研究目的，便是以Corden and Findlay 修正之類似模型 ，探討工資扭曲下，有失業存在時，關稅自由化的效果。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相關理論的評介；第三章：供給面模型的分 析；第四章：需求面模型的分析；第五章：結論。

本文共三萬餘字，分為四章五節。茲略述各章的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本文的目的在討論當國內市場發生扭曲時，各種貿易政策優劣順序之 問題，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則為用對偶性（DUALITY APPROACH）來討論國內市場情況 下的最適貿易政策。 第二章：對偶性（DUALITY APPROACH）之介紹。分別說明生產面的對偶性，消費面的 對偶性。 第三章：當國內市場有扭曲時之種貿易政策之比較。討論扭曲的一般理論以後，再討 論國內市場有內在扭曲以及有外在扭曲時之各種政策。 第四章：結論。依據前面各章分析的結果，提出綜合性的結論。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定市場為完全競爭型態––無外部性及扭曲存在，無不確定 性或風險，無產品差異性––自由貿易能使世界的資源配置達於柏瑞圖最適境界；然 而實際的經濟社會往往並不如此單純，一旦這些前提假定不存在時，自由貿易勢必無 法澱到柏瑞圖最適境界，此時，政府的適度干預，則是資源有效調配的必要手段。 全文約六萬字，共分六章進行，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探討最大收入關稅與最適收入關 稅，並討論其所可能隱含的政策意義以及研析這些政策是否合理及其得失；第三章探 討國內市場有扭曲存在時之最適關稅，採用間接效用函數方法導引最適關稅之一般化 公式；第四章探討國際價格不確定下之小國最適關稅，並討論其政策含意；第五章探 討貿易品為壟斷性競爭品時之最適關稅，首先比較有貿易與無貿易均衡狀態，並分析 貿易提高社會福利所應滿足之充要條件，進而導引壟斷性競爭貨品的最適進口關稅； 第六章綜合上述結果作成結論。

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最終以51.89%比48.11%的差距，決定了英國脫歐的命運。各界紛紛揣測各種可能造成民眾投下脫歐一票的原因，包含個人經濟狀況、政黨認同、受民粹操控、反菁英、對歐洲認同等。本文針對既有研究中尚存在之空缺，聚焦「議題投票取向」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探究脫歐陣營對資訊的扭曲是否對選民的投票抉擇有顯著影響。論文就脫歐派針對國民健保、移民、脫歐後的英國對外經貿、失業率、勞工權益保障與是否能無條件持續享有歐盟單一市場好處這六項議題，透過「二分勝算對數模型」進行分析，從個體層次行為來瞭解資訊扭曲對選民在脫歐公投中投票行為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在移民潮來襲、民眾高喊反全球化與選民不安全感高漲的大環境背景下，脫歐陣營對選民所關心之議題的煽動與對資訊的操控使選民在做出投票抉擇時受到明顯誤導。此外，模型結果亦顯示，選民的個人社經背景與心理態度認知同樣對選民投票行為產生影響。總結而言，本研究透過微觀層次的分析，針對促使選民投下脫歐一票的因素做出深入探討，並以「資訊扭曲」作為重要變數，補充議題投票相關研究之不足。 / In the Brexit referendum held in June 2016, 51.89 per cent of the voter voted Leave and 48.11 per cent voted Remain. The result sealed the fate of the UK as an outsid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ile the reasons behind voter’s choice to leave the EU remain disputed, individual vot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ty identification, populism, anti-elite mood, and identity toward European were among the most frequently listed factors. In order to fill the gap that existing researchs has lef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issue voting” in voting behavior. It discusses if the distortion of information by the Leave campaig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eople’s voting choice. It uses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se six issues brought about by the Leave campaign. They include the NHS, immigration, trading arrangements with other nations, unemployment, working conditions for British workers, and unconditional maintaining of all the benefits from the EU. By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I try to investigate how the distortion of information has impacted upon people’s voting behavior in the Brexit referendum. The study shows tha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n increased flow of immigrants and heightened anti-globalization mood, voters had a strong sense of insecurit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Leave campaign exploited the opportunity to incite voters on issues they cared most about, manipulated information during the demagogic campaign, and misled people on their voting decision. In addition, the model also demonstrates that vot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ental cognizance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people’s voting behavior. In the nutshell, this thesis uses micro-leve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voter behavior in the Brexit referendum. It brings in “information distortion” as a key variable in explaining voter behavior, a variable largely neglect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issue voting.

本研究使用多種資料蒐集方法，對全球經濟大國中國大陸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簡稱千人計畫）之數據資料進行量化分析，本研究針對千人計畫第一批至第五批部分專家學者，分析在2009年至2014年間透過此計畫資源投入的整體學術研究產出效率，並進一步討論不同研究機構在資源獲得及學術產出效率上的差異。模型運算結果後發現，首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在千人計畫研究經費配置上明顯偏向國家研究機構，其次，國家研究機構不論在研究產出效率或生產力指標上表現都較中國大學佳，這樣的結果說明了，千人計畫資源錯置的情況確實存在，若集中研究資源並合理配置給國家研究機構進行研發創新，將資源分配給產值高、研究成果豐碩的學者們，這樣對於中國科學領域巨額投入的回報只會有增無減。本文至此，可對中國菁英階層主導的千人計畫政策，就學術產出效率層面，建議最適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向，以期能避免嚴重的資源錯置問題，並且對後續相關研究者有所助益。 / This research measures th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f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e create a dataset composed of Chinese repatriate researchers of the first to fifth groups of Thousand Talent program scientists during 2009 - 2014. The result shows that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long outperformed university in productivity and research output efficiency. This research; thus, contribute to evaluate the impact brought about by China's 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s’ introduction policy via quantitative analyses and propose a variety of data collection techniques to create a reliable dataset for futur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