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Brander and Spencer (1985)和Eaton and Grossman (1986)兩篇最早的策略性貿易文獻中可知，廠商的競爭型態對於政府的貿易政策有決定性的影響，數量競爭下政府於第一階段的最適策略為補貼，價格競爭則為課稅；但在目前策略性貿易的各種延伸模型中並未對競爭型態與策略性貿易政策之間的關係做討論，本文將競爭型態不一致的情況引入原始的策略性貿易模型，亦即一家廠商採取數量競爭，另家廠商採取價格競爭的情形，並與競爭型態一致的情況作比較，探討競爭型態與策略性貿易政策的關係，得到了以下主要結論：(1)政府的最適貿易政策乃看對手廠商採取的競爭型態而定，若對手廠商採取數量競爭，則無論本國廠商採取價格或是數量競爭，最適策略皆為出口補貼。若對手廠商採取價格競爭，則無論本國廠商採取價格或是數量競爭，最適策略皆為出口課稅；(2)若本國廠商採取數量競爭，外國廠商有多家且採取數量或是價格競爭，則看採取數量競爭的外國廠商還是價格競爭的外國廠商，在單位補貼下對本國廠商的邊際利潤有較大的影響力，若整體數量競爭廠商影響力較大則最適政策為出口補貼，若整體價格競爭廠商影響力較大則最適政策為出口課稅。

歷經二次大戰洗禮後，日本迅速重建，之後歷經幾次景氣擴張，而躍升為經濟大國，在1986~1991年更是達到高峰。然而，日本政府欲以調升利率緩和經濟過熱，日本金融體系的呆帳問題漸漸浮現，形成多重性景氣衰退，長期以來奉行凱因斯思想的日本政府，在經濟泡沫化後仍如同以往利用財政或貨幣政策來擴張景氣，但整個1990年代似未使日本經濟真正地回到正常軌道，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因此本文介紹1990年代以來日本各項財政政策之實施背景、目的、措施與特色、結果，並佐以實證文獻回顧探討財政政策的有效性，發現大多數學者認為財政政策在短期確實發揮功能，但長期效果則不足。 本文實證是以Andersen and Carlson (1970) 建立之St. Louis Model為基礎，驗證日本1990年代以來財政政策有效性。原始的St. Louis equation僅是一條縮減式 (reduced form)，透過係數大小比較，發現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有效且快速。本文除檢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有效性外，亦同時加入貿易政策。方法上，財政政策採政府總支出，貨幣政策採M2+CDs，貿易政策採出口為解釋變數，對各變數取一階差分、選取最適落後期，再以最小平方法進行迴歸。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無論是當期效果或長期效果，財政政策有效性最佳，貿易政策次之，貨幣政策效果最小。因此，財政政策似是日本在1990年代以來擴張景氣時最有力的工具。

過去一直堅持唯有GATT以及WTO全球性自由貿易體制才能為世界帶來最大福利的日本經歷二次大戰後四十多年的經濟榮景與一九九○年代的經濟停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決定以GATT、WTO多次回合談判為基礎，兼採區域合作、雙邊合作的「多層次途徑」來彌補全球性多邊貿易體制的不足。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則是日本執行「多層次途徑」的具體手段。 筆者以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主義」觀點，利用系統理論為研究架構，從日本受益於「舊金山體系」、提倡亞太區域合作、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召開到亞洲金融風暴重創亞太區域合作、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緊接跟進的過程發現到日本的對外貿易政策與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之間有很明顯的對應關係。除了經濟利益，國家的戰略目標、與重要國家的外交關係都是日本政府考量的重要因素。日本現今的經濟繁榮多來自於美國、日本國家安全也依賴美國，日本因此歡迎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角色。但是歷史宿怨、領土糾紛、以及未來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權使得中日之間的競爭無法避免，當中國決定以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作為改變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起點，自由貿易協定就成為日本反制中國的方法，這也宣告東亞地區已經從美國獨自稱霸進入中日競逐東亞區域霸權的時代。

在第一個主題中，本文針對許多國家在自製率政策的使用上，是否可達成本國政府對提高產業生產力及保護的需求。在異質廠商獨占性競爭的架構下，本文發現一邊際自製率水準在本國政府的自製率政策目標間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此邊際自製率水準幫助我們進一步確認調整自製率政策強度的實質效果，其總合結果發現調整自製率政策強度並無法同時達成上述兩個目標，因此本國政府應審慎地選擇其一之目標達成，並採用最適當的自製率政策。 其次第二個主題則在廠商生產力的設定上與以往文獻不同，在此廠商生產力是由生產效率與產品品質兩變數來共同衡量。依此本研究主要發現有二，第一：當整個世界市場規模擴大對本國與外國而言，將允許相較於規模擴大前生產力更低的廠商存活在市場中，且市場上廠商家數、產品種類會增加但平均生產力會下降。在出口決策上，國內外有能力出口的廠商家數、產品種類會增加但平均出口生產力亦會下降；第二：若兩國間市場規模不對稱的情況下，當本國的市場規模越大，則本國市場能允許生產力越低的廠商存活，導致廠商家數、產品種類越多、平均生產力越低，反之國外之結果與上述相反，同時可進一步觀察到兩國間平均生產力差距擴大。在出口決策上，本國有能力出口的廠商家數減少，意即生產力越高的廠商越有能力出口，此外亦可觀察到兩國間出口生產力差距的擴大。在兩國間市場規模不對稱下透過出口等零利潤曲線，兩國異質廠商在不同生產效率與產品品質的組合下可將其出口決策劃分為四個區域，在此四個區域中說明本國及外國廠商在不同生產效率與產品品質組合下，其出口決策將有所不同。 最後第三個主題亦在生產效率與產品品質共同衡量生產力的前提下，探討異質廠商對原產地原則的選擇。本研究可歸納出三個主要結果，第一：在跨國家間提升產品品質技術一致的情況下，若消費者對產品(品質)偏好有差異，將影響二國間出口廠商申請原產地原則之選擇，意即若出口至對產品(品質)偏好較低的國家，則具有高生產效率的出口廠商將較具優勢；反之若出口至對產品(品質)偏好較高的國家，則具有高產品品質的出口廠商將較具優勢。第二：若僅考慮跨國間提升產品品質技術不同的情況下，亦將影響二國間出口廠商申請原產地原則之選擇。意即若出口至提升品質技術相對較低的(開發中)國家，則具有高產品品質的出口廠商將較具優勢；反之若出口至提升品質技術相對較高的(已開發)國家，則具有高技術效率的出口廠商將較具優勢。第三：若跨國間提升產品品質技術不同的前提下，進一步將跨國間消費者偏好程度不一致加入考慮，則可知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間，出口廠商在原產地原則的選擇差異上將縮小。

一九三○年美國國會通過史穆特－豪勒法 (Smoot Hawley Tariff Act), 大幅度提高 美國關稅、導致美國貿易伙伴相繼采取報復手段，經濟大恐慌隨之而起，美國國會因 而將制定國際貿易政策權力轉讓給行政部門。行政部門積極與各國協商，相互減讓關 稅。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成為經濟超強，因而美國行政部門戰前所倡導的自由貿易 精神，以及建國際貿易組織以規範國際貿易之政治號召，均能獲得國內政治支持。嗣 因美蘇兩大集團間爆發冷戰，美國行政部門對于自由貿易政策更加支持，俾成為執行 其外交政策之工具，八○年代以降，美國經濟力量由于日本、西德等國家之挑戰而相 對減弱，導致美國對其戰后支持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之國際貿易政策多所懷疑，保護主 義之聲浪日增。本論文擬由簡述美國自由貿易政策形成之歷史背景，分析其貿易政策 制定機構－國會、總統－以及利益團體各別職權，及其相互間互動之關系。并希望能 藉由分析當前國際經濟情勢之變遷，美國經濟力量之消長，國會與行政部門互動關系 之更迭，以及關稅既貿易總協定規範國際貿易能力之式微，藉以了解當前美國為挽回 其經濟劣勢，回復其貿易地位所欲重建之對其有利之國際貿易規範。九○年代美國為 僅速達成其預定政策目標，除加強腳步一面維護或創新對其有利之國際貿易規範，另 一方面改造對其不利之既有國際貿易體制。本論文研究目的，盼分析美國布希政府所 追求之國際貿易政策目標及手段，并試圖分析當前美國貿易政策之展望。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研究匯率波動與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時點的關係。本論文採用實質選擇權分析法(real options approach)由理論面重新檢視這個議題，並利用實際資料驗證理論的正確性。本論文在文獻上的貢獻在於證明：在探討匯率波動與FDI關係時有必要考慮廠商投資動機的差異性。 為了說明不同投資動機對這個議題的重要性，本論文考慮四種不同對外直接投資的型態，分別為市場導向型(market-seeking)、回銷導向型(reverse- importing) 、替代出口型(export-substituting)及躍過反傾銷稅型(antidumping- dumping)。首先，我們延伸Dixit-Pindyck的實質選擇權模型，證明匯率波動提高會使市場導向型及回銷導向型的廠商延後投資，但對於風險趨避程度夠高的替代出口型廠商而言，匯率波動提高則會使其提前投資。此外，我們證明地主國貨幣升值對市場導向型廠商的FDI有利，但對回銷導向及替代出口型廠商的FDI則有不利影響。 其次，我們分別使用台商至中國大陸投資的產業資料及廠商資料進行實證。樣本期間涵蓋1987年至2002年。實證結果發現，新台幣兌人民幣實質匯率及其波動度與兩岸相對工資等因素對台商至中國大陸投資時點皆有顯著的影響，而且這些實證結果皆與前述理論預期相符。這些結果顯示，匯率波動對FDI之影響方向與投資動機息息相關。在進行實證研究時若忽略了這項因素，實證結果可能會產生加總偏誤(aggregation bias)。 最後，本論文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下的實質選擇權模型，分別探討匯率波動如何影響出口廠商的傾銷行為及其躍過反傾銷稅的對外直接投資 (antidumping-　jumping FDI)，並分析進口國採取反傾銷政策的福利效果。我們發現匯率波動對廠商以低於內銷價格傾銷(price dumping)至出口市場的影響有不對稱(asymmetry)現象。此外，若政府採取反傾銷政策，可能刺激出口廠商採行躍過反傾銷稅的FDI。惟若出口廠商採行躍過反傾銷稅的FDI，不僅進口國國內廠商受到傷害，其社會福利也可能下降。此結論與過去策略性貿易政策文獻之看法大相逕庭。 / This thesis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nd the tim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 real options approach is adopted. This thesis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illustrating the importance to consider the diversity of investing motives when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motives in investigating this issue,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FDI ar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market-seeking FDI, reverse-importing FDI, export-substituting FDI, and antidumping-jumping FDI. We first extend Dixit-Pindyck’s real options model to show that while an increase in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tends to delay the FDI activities of a market-seeking firm and a reverse-importing firm, it might accelerate the FDI activity of an export-substituting firm if the firm’s degree of risk aversion is high enough. In addition, it is also shown that while the depreciation of a host country’s currency tends to stimulate FDI activities of reverse-importing firms and export-substituting firms, the depreciation tends to deter FDI activity for market-seeking firms. With the industry-panel data and the firm-level data on Taiwan’s outward FDI into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period 1987-2002, our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xchange rate level and its volatility in addition to the relative wage rate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iwanese firms’ outward FDI into China. In general,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 of the theory. Thes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nd FDI is crucially dependent on the motives of the investing firms. Without considering this fact in an empirical model, the testing results might suffer from aggregations bias.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sets up a real options model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to analyze how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ffect dumping occurrence and antidumping-　jumping FDI as well as the social welfare of importing country. We consider the price dumping case and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on the probability of dumping occurrence seems asymmetric. In addition, if a government adopts an AD policy, it is shown that this policy might induce exporting firms to undertake AD-jumping FDI. Finally, we find that, if an AD policy induces exporting firms to undertake AD-jumping FDI, the policy might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ofits of local firms and the social welfare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as well,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prediction of the earlier literature o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國際經濟學者長期使用比較利益或規模經濟模型討論貿易問題，決定貿易型態及貿易 利得，但是卻忽略了某些命題的動態本質，例如技術進步在長期下會改變比較利益， 以及貿易政策及經濟成長的關係(Grossman & Helpman1988)，此乃近年來動態貿易理 論逐漸為人重視的原因，應用最適動態模型來處理這些新問題，較能了解其動員態調 整過程，本文的動機便是利用跨期性動態模型探討技術進步，在長期對經常帳，資本 累積的沖擊效果，是否能獲得與靜態貿易理論不同的內涵，及結論。 利用最適動態模型來分析經常帳及資本累積理論，根據其時間的界定可分為三類 (1) 兩期模型(Two-Period Model)(2) 跨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3) 無 限期模型(Infinite-horizon Model)，此三類模型對此主題之研究是非常混亂旦不完 整，不同的模型會有不同的結論，本文所採用的模型乃第 (3)種，其主要依據為Abel & Blanchard(1983) 的單部門投資與儲蓄模型延伸為一個可以涵蓋兩部門的小型開放 經濟模型，試建立一個無限期動態化的兩部門小型開放國家的模型，本模型的特點在 於利用一個收益函數r(p,k,Q)取代了Abel & Blanchard的單部門生產函數f(k)，代表 一般化的兩部門生產架構來探討資本累積和經常帳的動態調整，利用及所沒有探討的 特性 (Dixit & Norman 1980)，我們可以探討文獻上所探討及所沒有探討的，有關技 術進步對資本存量及經常帳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