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如何佈置夥伴關係是近年來學者們熱烈討論的議題。對於出口商而言，阻礙夥伴間的溝通是否可以維持本身的居中地位呢？當全球競爭壓力日趨升高，部分出口商開始思考阻礙其所連結夥伴間的溝通，也許不是唯一的策略，而是應強調如何厚植實力、尋求生存利基。 本研究即是探討焦點廠（出口商）於建構夥伴關係時，可能採用隔離夥伴間溝通的策略或是降低隔離程度讓夥伴間互相溝通的策略呢？又隔離夥伴間的溝通對於焦點廠居中地位之影響為何？以及焦點廠之資源是否會影響隔離程度對於焦點廠居中地位之關係，使得焦點廠可以不需使用隔離程度，亦能維持其居中地位？此外，夥伴間的合作關係是為了共創價值，焦點廠資源是否會影響隔離程度與製造績效之關係？ 本研究以焦點廠為中心，三方關係為分析單位（焦點廠與國外客戶、國內供應商的關係；焦點廠與兩家國內供應商間的關係），討論統治機制（隔離程度）應與資源配合，也就是隔離程度對焦點廠居中地位之影響，及焦點廠資源對隔離程度與居中地位、夥伴間關係滿意度、製造績效之關係的影響。 經由實證分析，本研究有下列推論：（1）隔離與居中地位（資訊利益、控制利益）有正向相關。（2）當焦點廠資源愈高，隔離與居中地位之正向關係愈低。（3）隔離與夥伴間關係滿意度有負向關係。（4）焦點廠資源愈高或供應商之技術愈內隱、複雜時，愈降低隔離程度，愈能增加製造績效。（5）焦點廠資源與居中地位、夥伴間關係滿意度、製造績效有正向關係。（6）焦點廠資源愈高且供應商之技術愈複雜時，愈降低隔離程度，愈能增加製造績效。

隨著全球紡織品區域經濟與貿易障礙的崛起，研究機構檢測與驗證服務似乎已創造另一片新興市場，儼然成為另一股與國際知名商品檢驗公司如ITS, SGS, TUV等相互抗衡、分食全球檢測與驗證市場的勢力。研究機構的成立當初幾乎都是配合政府政策推動而投入策略性資源，運用高級研究人員，以執行相關計畫。惟隨著策略性計畫的結束，政府預算的刪減，研究機構不再繼續獲得政府經費的支援，必須藉由過去累積的核心資源與相關研究成果轉化為自主營運業務來源。尤其在檢測與驗證服務方面，研究機構基於所累積的能量，積極爭取認證授權成為區域經濟或政府單位指定的檢驗機構，如歐盟環保標章Oeko-tex 100與個人防護裝備(PPE) CE驗證。本研究旨在探討幾個研究機構轉型的案例，分析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聞名國際的紡織研究機構檢測與驗證服務資源與核心能力建置過程、成長策略與海外據點佈局，期盼這些機構的發展的經驗能夠作為我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簡稱紡織所)及亞太地區類似研究機構學習的典範。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及個案研究方式進行。資源基礎建置主要依據Barney (1991)、Grant (1991)、 Peteraf (1993) 及Collis & Montgomery (1997)對於資源的論述，來分析個案研究機構如何建立其有形與無形資產，以及獨特專屬的核心能力；成長策略主要是依據Daniels (1983)之成長向量分析法，採取九種不同的策略與選擇，來分析四家國際個案研究機構與紡織所成長軌跡與策略。 四個個案檢測與驗證服務的共通特色與差異性進一步加以整理比較，成長軌跡與策略也嘗試一起作比較。此外，本研究並歸納整理研究機構的關鍵成功因素及營運績效衡量指標。經過以上研究機構分析與整體比較，本研究獲得結論如下： (一) 研究機構檢測驗證服務關鍵成功因素： 1. 公信力與知名度 2. 核心能力與關鍵技術的建立 3. 研發創新能力 4. 高階主管的經營能力與企圖心 5. 海外據點佈局程度 (二) 研究機構必須維持一定比例的研究計畫，以持續創新與研發能力。 (三) 研究機構的人才培訓是營運收入重要來源之一，研究機構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論與實務應用，具有高學歷人才與豐富實務經驗，因此對於業界的實務應用幫助頗大，且提供訓練課程可維持固定收入。 (四) 研究機構必須具有高度檢測設備開發能力與主導國際規範制訂能力。 (五) 研究機構主管具有身兼研發與自主業務經營管理雙重功能角色。 (六) 國內穩定成熟檢測與驗證技術應開拓海外市場以創造剩餘價值。 (七) 研究機構必須開創自願性品質標籤或標章為目標。 研究機構檢測與驗證服務營運績效衡量指標主要有下列五項： (一) 營運收入中來自政府與業界比率。 (二) 單位人均產值。 (三) 國內與海外分部據點多寡。 (四) 主導國際標準項目。 (五) 自創品質標籤項目與推廣地區。

任何新興科技的演進有其發展軌跡，從一個主導性技術的產生、設計配置、技術體制結構、到技術典範的形塑，當新技術和舊有的科技典範產生斷裂的現象，主導性技術的演化與移轉將對廠商既有資源基礎的價值產生侵蝕性的影響，而由於技術存在於互補性資產更為廣泛的系統之中，因而支援性或是互補性資產的價值，亦隨之產生變化，並對廠商交易統轄結構產生結構性的影響。 本研究針試圖以行動通訊產業為樣本產業，透過不同價值組態的領導廠商個案研究，了解廠商在面對技術典範移轉的產業重大轉折時，如何立足於既有的資源基礎之上，選擇不同的交易統轄結構與機制，兼顧能耐維繫與降低交易成本，強化其競爭力、形塑新的產業形貌。易言之，本研究探索的主題有二：一是探討廠商資源基礎與交易特性對交易統轄機制選擇的影響；二是描繪廠商交易統轄機制選擇對產業價值鏈構形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垂直整合統轄結構有利技術典範移轉時技術與服務的創新，然而舊有的技術典範可能使得既有廠商產生組織或互補性資產的僵固性(stickiness)，不利廠商轉型。價值網絡型態之技術前沿廠商廠商藉由領先技術的專利權維繫其資源獨特性與專屬性，採取準垂直整合交易統轄模式，因而得以具備垂直整合的效率，同時維持組織與互補性資產的彈性。 價值鏈型態之技術前沿廠商採取雙邊支配模式，與上游關鍵性合作夥伴共同持續投入專質型資產，從價值創造、利潤最大化著眼，促成雙方穩定而長期的交易關係。而在既有的技術典範中，隨著技術成熟與產品介面標準化，環境不確定性降低，投資專屬資產營造保護的成本亦隨之下降，市場統轄模式通常較具有效率，並鼓勵外部廠商投資專質性資產與建立廠商間競爭機制，可有效降低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所產生的交易成本。 技術跟隨型價值鏈型態廠商所銷售的產品多為市場主流，難以差異化，競爭關鍵在於效率最大化，垂直整合並不一定可以創造競爭優勢，反之，隨著專業分工廠商競爭力的提升，垂直分工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同時，技術跟隨型廠商資源外溢隔離機制的設計難度較高，因而採取核心價值活動內部化搭配市場支配並行之統轄機制。市場支配可降低標準產品的交易成本，以強化廠商的價格競爭力。 價值店型態廠商，解決顧客問題為其主要價值。技術前沿的價值店型態廠商為了促成新的技術典範的形塑，除了提供新的技術和配套的技術解決方案之外，並且關照新興價值鏈環節的缺口，運用其資源基礎延伸價值活動，提供中介平台，以三邊支配的統轄模式，降低廠商特用性資產的投入與環境不確定性，加速產業創新。 關鍵字：價值鏈、價值店、價值網絡、資源基礎觀點、交易成本理論

新產品開發是一個資源組合的過程。創新產品的設計與推出，不僅攸關廠商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更影響其未來生存發展的空間。在過去相關研究中，較側重於探討市場面的商品效果，強調功能、介面設計，以及樣式美觀等因素，也因此忽略了開發過程中資源取用的「成本」問題。雖有部分研究試圖以資源基礎觀點探討廠商能耐與產品開發績效之間的關係，卻僅圍繞在檢視資源的「組合效率」與「組合效果」，如加速開發流程、提升生產速度，以及提高產品的品質與績效。 然而，創新產品具有「推陳出新」的特質，即強調資源的重組與新組合的實現(Schumpeter, 1912)。不過，關於資源的組合論述，卻過於籠統，並未觸及組合的建構內涵，也甚少探討投入組合的單一素材，其多重應用的可能性，亦即「資源發明」的議題。因此，本研究以人類學家Lévi-Strauss(1966)提出的拼湊(bricolage)概念，探討開發創新商品的資源拼湊與價值實現，以填補資源基礎觀點的不足。 本研究採取質性與量化並行的研究策略。針對創新產品的發展歷程實施以敘述生命故事、回溯創作史為核心的敘事研究，透過先導個案澄清分析架構，爾後進行驗證式個案研究及量化研究，使變數的衡量與關係的驗證，得以在第二階段實施。 研究發現，資源在創新商品的開發活動中扮演關鍵角色，廠商若取用成本較低的一般性資源，不僅有助於降低「資源組合成本」，也較能快速啟動資源重組活動。此外，較為豐厚的資源初始狀態，也可在開發創新商品時，增加重複進行多次實驗的機會，透過不斷地資源重組、摸索元素之間的連結關係，以促進學習效果，並累積「工多藝熟」的能耐，進而堅實組合的結構與秩序。 另一方面，一般性資源通常被視為無用或毫無價值，因此必須能賦予資源新生命，進而與其他元素重新組合，才能創造「無中生有」、超越資源既有價值水準的創新商品。而發現資源多重應用的基礎，即為拼湊能力的建立，代表對資源特質的觀察力、區辨性、重新連結能力、實作以及學習能力。 從理論上而言，本研究探討萌芽階段的創意團隊，藉由拼湊一般性資源而點燃創新能量並實現價值的關鍵因素，不僅擴展資源基礎觀點的適用性，亦開啟「新資源基礎觀點」之理論面向。在實務上，本研究透過系統性地觀察及分析小型創新商品的開發活動，彰顯拼湊能力的重要性。而對於有意願投入或開發創新商品的團隊，本研究亦提供一個資源取用的整體性架構與創意思考的空間。

近年來，環境汙染、能源危機等議題，使世界各國莫不開始重視環境永續經營之課題。目前被認為具發展潛力之替代能源包括太陽能、風力、地熱、水力、生質能等，其中，由於太陽能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循環再生能源，具無汙染、發展歷史悠久、取得來源穩定、發電成本逐年下降等優勢，因此，各國政府皆致力於太陽能光電產業之發展與推動。 根據統計，太陽能光電產業產品製造重心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快速往亞洲地區移動，產量增加最快的地區為中國和臺灣，兩岸因各自不同的地理環境、發展條件、政府政策等因素，促使相關產品在全球市場佔有率持續增加。2009 年全球太陽能電池產量為9.34GW，其中，中國與台灣佔全球總產量的49%（中國38%、台灣11%），可見兩岸同時共享全球太陽能光電市場，亦共同競爭全球再生能源產業版圖。 本研究由廠商角度出發，針對兩岸太陽能光電產業競爭與合作策略進行多面向分析研究。首先透過Porter (1980, 1990)五力分析與鑽石模型，對兩岸太陽能光電產業進行探討，並以廠商層次之資源基礎與交易成本等理論，瞭解個案廠商的交易成本與交易價值，同時探討國家和產業因素是否在廠商合作或不合作決策間形成調節效果。本研究發現，面對中國廠商，不同價值鏈階段的台灣廠商需選擇不同的競爭或合作策略，垂直整合並非台灣太陽能光電廠商首選之發展策略。同時，基於資源與能力的互補性可發現，兩岸同價值鏈階段廠商呈相互競爭狀態，廠商合作動機低，而兩岸不同價值鏈階段廠商的合作動機則高。在合作方式方面，則因台灣廠商的目的性差異，主要分作長短期契約和合資兩種方式。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國家條件，如生產要素互補性與政府政策，以及產業發展現況將帶動兩岸廠商建立合作關係的可能性。 / Due to increasingly environmental issues such as pollution or energy crisis, people begin to regar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s an important topic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potential substitute energy, including solar, wind, geothermal, water power, biomass energy, etc. Solar energy is one of important substitute energies because of its pollution-free characteristics, stability and decreasing cost tren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s are committed to develop and promote the solar photovoltaic industr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 production area of photovoltaic products has been moved quickly from Europe to Asia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two of the fastest growing areas are China and Taiwan. Due to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condition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other industrial factors, photovoltaic products from China and Taiwan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the global market share. For instance, China and Taiwan accounted for 49% (or 93.4GW) of the worldwide solar cell production (38% in China, 11% in Taiwan) in 2009. It is obvious that China and Taiwan are competing the global photovoltaic market share. Based on five forces model, diamond model,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resource-based view, this study provides a multi-strategic analysis of co-opetition in the cross-strait photovoltaic industry. By collecting secondary data and conducing case study, I complete a serious of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results with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