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關注世紀末台灣文學中的污名身體，試探文學研究的「身體轉向」可能性。在心靈為上肉體為下的現代文明中，「身體轉向」這個詞提倡將研究焦點從本來被尊崇的心靈轉向總是被邊緣化的肉體。本研究認為文學研究者除了重視文學中身體的寓意外，也要關注身體「自身展開的敘述及文本」（羅蘭・巴特語）。論文的主標題「身不由己」一詞，簡而言之，就是沒辦法「做自己」。本研究將透過台灣文學中的污名身體，揭露為什麼做自己好難。本論文試圖在結論統整污名身體的共有經驗，重新摸索一條「做自己」的路。 有鑑於高夫曼《污名》的啟發。本研究發現台灣文學中的污名身體，也時常採用高夫曼根據西方文獻中受污者的行為所歸納的各種方法抵抗污名。但是高夫曼大多分析西方社會的受污名者如何回應、隱藏於常人社會。不過本研究透過台灣文學的閱讀經驗，想要補充台灣的社會結構使受污名者發展不同的抵抗策略。海澀愛在〈污名的比較〉中指出，高夫曼並不批判造成受污名者處境的社會結構。而本研究指出，高夫曼所描述的種種情境，模糊了正常人與受污名者的界線。高夫曼正是透過模糊兩者之間的界線，鬆動看似穩固的社會結構。 這份研究力求擴大社會對於芸芸眾生的多元身體想像，並將分析下列三種污名身體：一、非主流審美觀的身體；二、愛滋的身體；三、跨性別的身體。本研究以這三種身體為例，除了因為他們都容易落入污名處境外，也因為這些身體都因特定的生理差異被邊緣化。本論文將這三種身體以污名身體一詞涵蓋，是受到海澀愛等國內外學者的啟迪。海澀愛表示，透過「污名」一詞能夠跨越連結不同的身分類別。本文探討的年代，以二十世紀末的文本為主。這是因為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發展蓬勃，許多邊緣弱勢的身體都紛紛站出來為自己發聲。他們的身體也因此被許多文學創作者記錄下來寫進文學。 一、非主流審美觀的身體散見於七等生〈灰色鳥〉、郭正偉《可是美麗的人（都）死掉了》，以及徐嘉澤《不熄燈的房》。本研究要藉這些文本，分析非主流身體與現代主義的糾葛；觀察「另類」的非主流身體的生存之道。還有非主流身體如何翻轉「勵志性」及「健全」主義的壓迫。 二、文學中愛滋的身體並不少見，不過本研究認為下列的文本較能呈現愛滋（防治）進程的歷史。本研究將探討李昂〈禁色的愛〉、林俊頴〈愛奴〉，以及汪其楣《青春悲懷》。本研究將透過分析敘事者與感染者的位置，以及文本中的男同性戀感染者。藉此分析官方愛滋政策下導致的歧視與偏見。本論文也要進一步分析寫作者如何透過寫作策略，抵抗愛滋污名。 三、最後，本論文要透過成英姝《人類不宜飛行》、吳繼文《天河撩亂》，以及林佑軒的〈女兒命〉討論跨性別者的身體部署與抵抗污名的策略。本研究注重文本中跨性別身體的物質性，並進一步分析跨性別身體如何抵抗污名與偏見。

論 文 摘 要 「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一直是舞台上表演方式的一種，從古至今始終如此。然而在舞台上性別角色看似得以自由轉換之際，其實舞台下的性別角色編派卻是僵化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情慾性別其實有著線性的關係。 本文希望理解現實生活中僵化的性別關係，如何創造、合理化、強化了演員在舞台上跨越性別的正當性，而所創造、合理化、強化的又是什麼樣類型的反串表演方式。 「反串」涉及的不僅是「男串女」或「女串男」的差別，還涉及到在什麼樣的戲劇情境、什麼樣的性別模擬方式下的「男串女」以及「女串男」。 「反串」的種類太多，因此很難窮盡觀察，但「歌仔戲」作為一個本土的「反串」劇種，其多變化的「變性」歷程足以提供思索台灣「反串」的起點，因為它不僅歷經了「男扮女」、「女扮男」時期，還經歷過了「男扮男、女扮女」。這種動態的過程可以提供思考「反串」的多樣型態如何因應著社會上的性別關係、劇種變化、表演體系或其它社會環境而改變，從而歸納出影響反串及其呈現的關鍵因素。 歌仔戲提供了思考反串成因及其樣態的起點，其它的反串舞台呈現則可以進一步過濾歌仔戲所提供的解釋，從而得出更具說服力的結論。 經由歌仔戲反串方式演變的探討，以及透過與其它反串方式的交互對照，本文於是得出了一張具歷史向度的反串圖像，同時把「男扮女」、「女扮男」的出現時機、搭配出現的戲劇類型做了清楚的交代。

本論文從現階段台灣本地的現象出發，爬梳「另類」（alternative）男性氣質的思考與脈絡，而大眾文化的論述又如何建構、行銷、挪用「型男」；進一步分析行動者本身透過跨文化消費與跨性別展演的實踐，重新理解當代的男生／身。 第一章即以台灣本地近年的男性雜誌、電視節目與服裝、化妝品的市場發展為始，勾勒出目前本地型男的發展樣態，接而回溯國外型男的發展歷史，討論國內型男現象如何「引入」國外的風潮。本研究以Paul du Gay與Stuart Hall（1997）所提出的「文化迴路」（the circuit of culture）的概念，作為本研究的思考脈絡依據與研究架構。 第二章的歷史背景陳述，爬梳了男性裝扮的歷史沿革，分別從大眾媒體與消費市場的角度來剖析該風潮的成長與發展，突顯了男性裝扮在歷史脈絡中的轉變，交雜實體的「物」與社會思潮的討論，搭建了本文於今討論的背景基礎。本章透過（數）個經典媒介文本作為對象，分析包括時尚雜誌、電視媒體、網路媒體、消費地景等，剖析媒介文本與消費地景的轉變對男性裝扮的建構與影響，以探討當代男性受媒介文本與消費地景影響後，透過消費與性別的展演作為實踐的方式之可能。 第三章為型男的跨文化消費探討，首先透過消費市場的現況搭建出台灣本地男性消費市場的面貌與幅度，繼而將探討行動者如何透過消費進行自我的風格建構，以及這些風格援引自哪些文化想像與風格類屬，進一步從中釐清消費物、消費文化與消費者之間的三重關係，並構築出台灣本地型男消費的力道與意涵。就個體的身份認同上，個體即在我群與差異化我群之間游移擺盪，正也對照於時尚本質的雙重曖昧性。同時，就跨文化層面來看，台灣本地的現象受到日本、歐洲、美國的文化影響，這三股力量的流動與相互作用，共構了本地行動者對於型男為何物的遙想。然而，本地的行動者也並非被動地接收各類資訊與文化傳播，反而主動地挪用、轉化、拼貼了異文化原始風格的意涵，重新塑造出新的形象，也產生新的意義。 第四章則是討論型男的性別展演，透過與理論的對話，以性別的跨界做為論述主軸，輔以型男自我闡釋的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探勘型男在性別的認同上的突破與變異，勾勒出跨性別認同的光譜。本章以五位不同性取向的男性作為案例故事，從個案中看出「美」可作為男性氣質表現的選擇之一，陰柔的男性不必然是同志，異性戀男子也可以很Gay化；男同志可以與異性戀男子產生性別互動的關係，雙性戀的男性也可以在性傾向的光譜上遊走。因為對於身體的自覺與情慾的自主，才讓男性的性別想像有了更多的可能。 第五章則為結論部份，將對本研究的各面向作一總結，透過與行動者的訪談與二手資料分析，釐清行動者的意圖，沿著文化消費與性別認同兩主軸的概念進行討論，並指出研究過程中的限制與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

街舞圈中，有一群特別的男舞者，他們擅長各種在台灣偏女性意象的風格。妖、騷、婊，是大家最常用來形容他們舞蹈肢體的詞彙。這群Girl’s Style男舞者帶給觀眾對於性別的不安全感，是這份研究的出發點，並且提出兩個研究問題，第一，他們性別越界特質的舞蹈實踐為何，反映了什麼性╱別意涵；第二，他們如何從舞蹈實踐中形塑自我。 為了解舞者的舞蹈實踐，本研究採取了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兩種資料收集方法，在校內熱舞社與校外街舞教室兩個田野點，集結近六個月的參與觀察筆記、近一年的相處經驗，以及四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組成了可供分析的資料。研究者以舞蹈實踐、跨性別與舞蹈取向的自我，作為資料分析的三大概念，讓可見的舞蹈與舞者成為資料分析的對象。並且將舞者的自我等同於舞者的身體，其支持了舞者的吸收與抵抗，是舞者能動的基礎。 研究發現，這群特別的男舞者在街舞圈中，透過服裝、話語、性別腳本等多重文本的實踐，構成Bitch-Style這個新的意義系統，並且在實踐中翻轉了妖、騷、婊等污名話語，亦形塑跨性別的自我。舞者亦會在不同的情境中會自動調校性化的位置，以自我保護、展演符合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未來期望更舞蹈與性/別的相關研究，能和本文的婊子們彼此激盪、對話。 / There’s a group of male street dancers call themselves “bitches”. Started with the uncertain feeling toward their sex/gender dancing image, the study tried to figure out what are their transgender dance practices, what kinds of meaning it contains with sex/gender, and how they fashion themselves by dancing. To understand their dance practices, the researcher took "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as the two ways of data-collecting. After gathering with them for one year, I take dance practice, transgender performances and dance orientation of self as three approaches to analyze data. Self in this study is treated as dancers’ dancing body. In conclusion, the researcher argue that Girl’s Style male street dancers should be named as Bitch-Style male dancers. They form themselves by multi-textual practices such as discourses, dressing and gender script. Those insulting phrases like 妖、騷、婊 are transformed into positive words to them by dance practicing. Also,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y change sexed position quickly and well whenever they change scenarios. In the future,I hope there could be more researches about dance and sexuality which can support and dialogize with Bitches in my study.

本文以批判性觀點分析1990-2010年間，台灣小說中同志/跨性別書寫的性別、家庭、國族、地域、階級與敘事策略的發展和變化。從台灣底層性別弱勢的角度出發，批判全球化與文化帝國霸權所主導的現代性論述，搓破其光明的假象，並以中南部/鄉土/底層等多重弱勢的邊緣觀點出發，結合古典男色/跨性別傳統的美學再造，反省現階段同志/跨性別研究以西方基進論述和台北/都會/中產階級為中心的研究傾向。更進一步從同志/跨性別的家國想像中，翻轉台灣當前由上而下，由異性戀家國意識形態和「四大族群」論述所主導的台灣國族想像框架，企圖建構一套由下而上、由個體性別情感的角度出發所重構的國族想像藍圖，並發展兼具台灣歷史脈絡、文化特性與底層觀點的「第三-現代-性」理論基礎。 我認為作為一個研究者不僅要如史碧娃克（Spivak）一樣扣問「從屬階級能發聲嗎？」讓被歷史大敘述所淹沒的底層階級能夠出現，更要反省種種再現與代言的倫理課題。本文認為從1990年中期開始，由學院菁英、運動論述所主導的台灣同志/跨性別論述，隱藏了以西方為尚的「進步」史觀迷思，忽略台灣在地的文化脈絡與性別觀點，導致底層本土的同志/跨性別主體有被隱沒的傾向。因此，本論文重新挖掘在小說中被長期忽略的底層同志/跨性別人物，不僅檢視其在性別/階級/地域/家國結構下的困境，更關注其因內部歧視而被多重邊緣化的處境和現象。 本文並主張同志/跨性別論述應改變過去對於家國體制疏離的態度，以更積極的方式介入家國論述，一方面可以藉由同志/跨性別的多元觀點對家國論述與體制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更須突破同志/跨性別族群與家國體制之間，長期切割或二元對立的關係與迷思，正視許多底層同志/跨性別也渴望有「家」有「國」的心理需求與現實需要，重新思索性別弱勢族群與現代性家國體制交鋒或接軌的種種可能。同志/跨性別等「第三性」族群與台灣「現代性家國體制」交錯的發展狀態，本文稱為「第三-現代-性」。 在兩者的交錯之中，我認為尤其需要注意小說敘事策略與形式的轉變，因為小說的政治性與敘事形態無法切割。本論文將透過不同階段同志/跨性別書寫對於家國想像與敘事的轉變，論證小說人物的性別、情慾等身分差異乃是其國族認同形塑的重要部分。我認為1990年代初期《失聲畫眉》這本鄉土小說中的女同志書寫及其所引發的論爭，乃是同志/跨性別主體和台灣國族論述在公領域正面交鋒之始，反映出當年台灣的鄉土、國族論述在「逝去的鄉土」與「消失的國家」中所存在的雙重焦慮。此階段同志/跨性別的底層飄浪狀態，讓1990年代中晚期崛起的新世代作家對台灣社會充滿「遲到的酷兒現代性」焦慮與疑慮，因而掀起一波創作潮與出走潮，尤以歐美為中心構築「異國烏托邦」。這些小說將西方論述與家國認同相互結合、發展，並達到高峰，卻也埋下了種種異國大夢操演的破綻。 於此同時，我認為還有一股「轉向東方」的同志/跨性別書寫潮流也悄悄興起，開啟另類的亞洲視野、海洋思考與東方時間觀，並重拾中國傳統戲曲與古典小說的資源，以男色傳統和「擬說書體」重構跨性別與台灣國族寓言的多重關係。在本世紀新的十年中，同志/跨性別書寫不僅有回歸鄉土的趨勢，更對於在全球化時代中，快速變遷的人我界線、情慾關係提出反思，以本土的底層觀點修正了西方解放論述的不足，建立新的倫理景觀。本研究透過橫跨二十年的小說，分析同志/跨性別書寫在家國想像中的轉變與突破，在放眼跨國移動與全球化現象的同時，也結合底層弱勢與南部觀點，打開同志/跨性別本土論述的空間，連結台灣鄉土、國族想像與同志/跨性別研究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