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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是為了精神、物質的生活上基本的需求充足持續的經濟所得活動。尤其對身心障礙者而言，在生存上基本需求充足和在社會自立上具有重大的意義。身心障礙者的職業安定是提高國民所得，從社會、家庭負擔的身份脫離變成經濟的自立，減輕社會、經濟的負擔，以納稅者身份貢獻社會等具有生產的意義。 　　現代工業社會為了生產力的提高追求良好的勞動力和較高的利潤，因此身心障礙者具有的生產力常會被誤判或做較低的評估，身心障礙者進入勞動市場之前階段的勞動力生產過程，在雇用機會上，並且雇用後在勞動評估上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近二十年來，台灣與韓國的各級政府在推行身心障礙者的雇用促進上確實也做得不少，然而現行的許多措施仍有其缺失亟待檢討與改進之處。 　　故本研究是藉著分析、比較台灣與韓國身心障礙者定額雇用制度的發展及目前實施的現況，發掘其優點與缺點，並且試著尋求較合適的未來身心障礙者就業政策之方向。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於2006年12月13日經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2007年3月30日開放各國簽署及批准，期許促進、保護及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障者固有尊嚴的尊重。我國長久以來於身心障礙者相關法制僅著重於禁止歧視，缺乏使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社會的努力，亦未以人權概念理解憲法增修條文所定協助身心障礙者自立發展的憲法委託，於2014年立法院通過並施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後，各界普遍期待藉此公約得實質上促進我國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社會。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明白地以無障礙及合理調整作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社會的重要原則，縱使無障礙的落實在我國仍有困難，不過對我國學理而言並不陌生，反觀合理調整不但未見於我國法律體系，亦於學理上罕有討論。本文旨在探討合理調整概念為何並釐清其審查模式，先行回溯合理調整過往落實於美國、歐洲人權公約及歐盟就業平等指令的經驗，再行探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揭示的合理調整義務內涵，嘗試藉此規整合理調整的審查模式。最後，本文將嘗試提出在我國脈絡下應如何自立法及解釋等不同途徑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意旨的初步建議。

受近年來國際趨勢影響，為達到充分參與及平等之目標，我國改善身心障礙者弱勢問題方式從福利救濟逐漸轉為權利促進，其中以與生存相關工作權保障最為重要。從社會模式觀點分析，環境因素為影響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之關鍵。本研究先探討國際上如何透過法律制度消除或減少環境障礙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再檢視我國相關法規政策及其落實狀況，最後提出建議以期對將來制度發展有所貢獻。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與比較研究國際組織、美國、日本與我國身心障礙者現況、就業問題及就業制度，主要發現如下： 1、我國身心障礙者盛行率較國際及美國低。比較發現有定義上差異，因此可能有人數上低估之情形。 2、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引入ICF概念修改身心障礙鑑定規範。然倉促勉強施行下產生許多問題，甚至是最重要之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尚未實際作為判定標準。 3、我國政府提供多元化職業重建服務，依照身心障礙者工作能力進行就業安置。然由於資訊推廣度不佳、職業類別選擇有限且以產能來判定安置模式，故易由於工作適性問題影響身心障礙者就業穩定。 4、定額進用與職業保留制度長期效果有限。目前國際發展趨勢為消除就業歧視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我國雖已發展無障礙環境政策，並鼓勵雇主申請職務再設計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然無實際成效不彰。 根據上述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完善身心障礙鑑定制度，使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評估發揮實際效用。 2、落實無障礙環境政策，進而提昇為友善環境層次，擴大受惠對象。 3、積極推動平等措施，建立身心障礙者禁止就業歧視制度，提供基本經濟安全保障。 4、促進身心障礙者主動參與，表達並捍衛自我權利，進一步影響環境，協助發展一個平等尊重之社會。

本研究主要針對於支持性就業服務模式中的重要相關人員，身心障礙者家屬、雇主、就業服務員，進行調查研究。以此三者角色不同的觀點來瞭解各自對支持性就業服務施行的看法，並以三者觀點找出影響身心障礙者就業穩定的因素，以及目前支持性就業服務實施的困境。研究者以台北市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主要研究範圍，而從中發展出參與支持性就業服務之相關人員為研究選取對象，共有五名就業服務員、六名雇主同意進行深入訪談研究、以及有接受機構支持性就業服務之七十六名個案之家屬進行問卷調查。 研究結果為 (一)綜合三方之意見，可以發現就雇主、案家、就業服務員各方角度而言，對於支持性就業服務模式的實施的評價皆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一致對此項服務方案持認同的看法，認為支持性就業的實施是值得推廣的。(二)、歸納三方之觀點整理影響身心障礙者就業穩定之相關因素在身心障礙者本身方面是工作態度、工作技能、社會技巧、人際關係、體能狀況、穩定的情緒、以及個案之兩性交往處理得宜；在身心障礙者家庭方面是案家適宜的支持與配合；在職場方面是職場自然支持系統的建立、雇主願意提供就業機會給身心障礙者、職場雇主同事的包容與接納；在機構方面是就業服務員適宜的輔導策略、機構有良好的資源可運用；在政府方面是相關法令政策之徹底落實與推廣。(三)、歸納三方的觀點認為造成目前支持性就業服務推行的困境，在身心障礙者本身方面是說謊、遲到、隨意請假、偷竊、曠職、工作懶散、不積極、沒有工作動機、情緒不穩定、自尊心強、自我意識高、以及人際溝通能力弱、兩性交往問題、體能限制、健康狀況不佳、工作能力無法符合職場要求；在身心障礙者家庭方面是案家配合度不佳、過度保護或干涉、對個案就業期待過高、對個案就業狀況漠不關心；在雇主方面是對身心障礙員工不夠包容接納、對支持性就業服務內容的不瞭解、對雇用獎勵措施不清楚、對身心障礙者特性的不瞭解、不願提供工作機會給身心障礙者、提供給身心障礙者工作職種的限定、不願長期訓練身心障礙員工；在政府方面是雇用獎勵申請手續繁瑣、相關政策宣導不足；在機構方面是就業服務員本身服務知能與實務經驗不足，輔導技巧不夠純熟、與其他機構就業服務員間交流不足，無法做資源溝通與分享。

本論文關注世紀末台灣文學中的污名身體，試探文學研究的「身體轉向」可能性。在心靈為上肉體為下的現代文明中，「身體轉向」這個詞提倡將研究焦點從本來被尊崇的心靈轉向總是被邊緣化的肉體。本研究認為文學研究者除了重視文學中身體的寓意外，也要關注身體「自身展開的敘述及文本」（羅蘭・巴特語）。論文的主標題「身不由己」一詞，簡而言之，就是沒辦法「做自己」。本研究將透過台灣文學中的污名身體，揭露為什麼做自己好難。本論文試圖在結論統整污名身體的共有經驗，重新摸索一條「做自己」的路。 有鑑於高夫曼《污名》的啟發。本研究發現台灣文學中的污名身體，也時常採用高夫曼根據西方文獻中受污者的行為所歸納的各種方法抵抗污名。但是高夫曼大多分析西方社會的受污名者如何回應、隱藏於常人社會。不過本研究透過台灣文學的閱讀經驗，想要補充台灣的社會結構使受污名者發展不同的抵抗策略。海澀愛在〈污名的比較〉中指出，高夫曼並不批判造成受污名者處境的社會結構。而本研究指出，高夫曼所描述的種種情境，模糊了正常人與受污名者的界線。高夫曼正是透過模糊兩者之間的界線，鬆動看似穩固的社會結構。 這份研究力求擴大社會對於芸芸眾生的多元身體想像，並將分析下列三種污名身體：一、非主流審美觀的身體；二、愛滋的身體；三、跨性別的身體。本研究以這三種身體為例，除了因為他們都容易落入污名處境外，也因為這些身體都因特定的生理差異被邊緣化。本論文將這三種身體以污名身體一詞涵蓋，是受到海澀愛等國內外學者的啟迪。海澀愛表示，透過「污名」一詞能夠跨越連結不同的身分類別。本文探討的年代，以二十世紀末的文本為主。這是因為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發展蓬勃，許多邊緣弱勢的身體都紛紛站出來為自己發聲。他們的身體也因此被許多文學創作者記錄下來寫進文學。 一、非主流審美觀的身體散見於七等生〈灰色鳥〉、郭正偉《可是美麗的人（都）死掉了》，以及徐嘉澤《不熄燈的房》。本研究要藉這些文本，分析非主流身體與現代主義的糾葛；觀察「另類」的非主流身體的生存之道。還有非主流身體如何翻轉「勵志性」及「健全」主義的壓迫。 二、文學中愛滋的身體並不少見，不過本研究認為下列的文本較能呈現愛滋（防治）進程的歷史。本研究將探討李昂〈禁色的愛〉、林俊頴〈愛奴〉，以及汪其楣《青春悲懷》。本研究將透過分析敘事者與感染者的位置，以及文本中的男同性戀感染者。藉此分析官方愛滋政策下導致的歧視與偏見。本論文也要進一步分析寫作者如何透過寫作策略，抵抗愛滋污名。 三、最後，本論文要透過成英姝《人類不宜飛行》、吳繼文《天河撩亂》，以及林佑軒的〈女兒命〉討論跨性別者的身體部署與抵抗污名的策略。本研究注重文本中跨性別身體的物質性，並進一步分析跨性別身體如何抵抗污名與偏見。

本作品紀錄家人對患有腦性麻痺的弟弟無私的付出與照護，用影片呈現以阿嬤為首的家人，如何努力、認真地面對不幸與殘缺。創作過程同時作為自我療癒的實踐方式，本人藉此過程重新獲得勇氣與面對遺憾的信心。 在拍攝手法上，主要採取參與模式（The Participatory Mode）紀錄家人與弟弟相處的情形，呈現家屬努力不懈的奮鬥精神。期盼透過作品，觀眾能夠打破對身心障礙群體及其家屬單一且刻板的淒苦印象，肯定家屬們的努力，並且理解病患與家屬之間緊密、雙向與互助的情感聯繫。 本創作論述提供創作的背景與動機，關於敘事治療、疾病、照護、紀錄片類型的文獻探討，以及創作內容說明。 / This film records my family’s wholehearted devotion to my little brother with cerebral palsy. It reveals how my grandmother and family members fight with the misfortune and transcend it. As a practice of self-healing, I obtain courage and confidence to face the trauma that has been buried in my mind since my little brother became disabled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I apply the“Participatory Mode”of documentary to record how my little brother and my family live their lives to reveal their unyielding spirit. I hope this film can change the stereotypical impressions of the disabled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society and let people truly understand the tight inter-subjective bonds between the disabled and their families. The thesis declares my motives and story background of this creation in the first part. It then reviews the literary writings about self-healing, cerebral palsy, family caregiving, and documentary directing. In the third part, I explain all the treatment of my film.

本研究焦點為身心障礙者之多元化管理，而在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以第四章規範及引導政府、民間企業一同促進就業。但身心障礙勞工，無法只仰賴政策保障，緩不濟急，其需透過特殊職業訓練來融入社會，並渴望有一個機構能作為和雇主、政府間的橋樑。在新的全球治理觀念下，這個要角當為非營利組織，該等組織除了在國內蓬勃成長外，還拓展至其他國家。而在台灣推動身心障礙者之多元化管理，當中翹楚就屬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該基金會並把台灣經驗傳遞到如馬來西亞、越南、中國四川等地區，其中馬來西亞的双福殘障自強發展協會是伊甸的第一個海外姐妹會。 本研究區分出多元化管理的學術內涵：人力資源層面、組織建制層面、文化價值層面，和實務內涵：法案政策層面，即美國發展的四階段—平等就業機會、弱勢優先、重視差異性、多元化管理。運用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個案研究法，分析我國目前身心障礙者之多元化管理政策，包含：個別化職業重建服務、支持性與庇護性就業服務、定額進用政策、設置與運用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視覺功能障礙者之工作權優先保障等。並以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作為個案主體，觀察其推動國內及跨國身心障礙者之多元化管理的各層面策略、現況、困境，跨國部分以馬來西亞双福殘障自強發展協會為代表。 本研究發現：一、我國多元化管理的學術及實務內涵仍待更多文獻及研究補充；二、我國身心障礙者之多元化管理法令精神和政策發展與國際接軌，雖然腳步較美國緩慢，但已從「重視差異」邁向「多元化管理」階段；三、政策需仰賴更密集人力資本的投入來從事推廣；四、政策單從公部門角度思考籌劃有其侷限性，缺乏創意與彈性；五、伊甸基金會的職業與能力訓練計畫，是整合身心障礙者生活與就業服務的全方位體系，從該計畫所呈現的人力資源策略、組織建制策略、文化價值策略、法案政策創建策略中均發揚出多元化管理的精神；六、伊甸基金會推動身心障礙者之多元化管理，對身心障礙者、雇主、政府均有正面影響力，但資源困窘與補助縮減讓服務工作變得吃力；七、馬來西亞双福發展協會以伊甸的基督教精神與服務模式立基並傳承延續；八、馬來西亞双福發展協會揉合台灣經驗與馬來西亞本土特色，發展出嶄新的身心障礙者之多元化管理策略，不同分會自主運作落實在地深化服務；九、馬來西亞欠缺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完整政策法案，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態度，還有對相關福利的重視程度，是未來多元化管理發展能否漸臻成熟的關鍵；十、多元文化與族群是馬來西亞最珍貴的資產，但也加深推動身心障礙者之多元化管理的挑戰性。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茲歸納本研究建議如下：一、未來相關多元化管理研究，可針對其他多元化表徵、身心障礙者政策、研究主體、國家地區做研究；二、期許我國政策，應追求實現各層面環境的無障礙化，並確保不同障別之身心障礙者，皆能獲得資源使用、就學機會、生活及職業重建、輔導創業等服務；三、伊甸基金會在國內應加強輔導身心障礙者、雇主的心態調適，還有倡議改革社會福利資源的配置；四、伊甸基金會在國外可參考扶植双福發展協會的做法，讓其他海外分會各自成長獨立；五、双福發展協會可藉由與其他鄰近國家非營利組織的交流與合作，聚合成積極鞭策政府的力量，並累積資源，朝專業化組織發展，成立更多分會以服務到不同地區的身心障礙朋友。

以前的身心障礙者可能都被關在家裡，常遭家庭放棄、社會排擠，因而較無與人際互動，也較沒社交生活，我們看不到他們，但隨著時代進步，去麵包店買麵包的時候，看到智障的喜憨兒，去加油站加油看到顏障的加油員，在電視上看到視障歌手，聽廣播聽到肢障的播音員，去便利商店有您辨識不出來的精障收銀員等，當身心障礙者在臺北市政府「ENJOY 臺北餐廳」端出香醇濃郁咖啡，捷運古亭站為每一位匆忙上班族做出每一份健康美味的早餐，在陽光汽車美容中心將充滿污垢的車子變成金光閃閃的豪華房車，從他們眼裡看到了希望，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首善之區的臺北市，各項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制迅速發展中，政府積極投注心力讓身心障礙者站出來，求得一技之長，自給自足，謀得工作，他們就在您的身邊工作了。 身心障礙者的因身心的限制，常造成產能不足，因此工作條件常不及一般人，在環境及人際社交上常出現不適應之情況，在就業上可能有不同層度、不同態樣的工作適應上的問題，本篇論文的目的在於： 一、瞭解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之身心障礙者工作條件狀況。 二、瞭解影響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之身心障礙者工作適應之相關因素及情況。 三、根據研究結論，提供政府擬定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政策之參考。 本研究發現下列結論： 一、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影響工作適應期間，且工作條件與工作適應有關。 二、庇護工場身心障礙員工勞工權益已與競爭性市場的勞工相同，但薪資過低仍屬於低度就業。 三、身心障礙者工作適應狀況較一般人慢，但在設計規劃過的庇護工場較能得到支持及協助與顧客信賴，但也不利於面對競爭性勞動市場。 四、地方主管機關的督導措施較彊固。 五、產能較不佳的庇護性就業學員或實習生，工資仍不受保障。 六、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每年支出龐大就業促進費用，每年呈現赤字，政策亦因人事調動而變動。 七、社會福利團體為非營利組織，大多以公益角度來經營有營收行為的庇護工場，要自負盈虧，非其專長是個挑戰。 八、受託機構漸漸有「福利產業化」之概念。 本研究建議： 一、對受託機構的建議： （一）組織合併、合作聯盟、分享資源。 （二）加強及鼓勵庇護工場內身心障礙者及就業服務員進修及訓練。 二、對身心障礙者家長建議：在保護下的庇護工場工作的身心障礙者，能否面對競爭性勞動市場，應聽從職業輔導評量的建議，不要勉強子女一定要進入或長久在庇護工場工作。 三、對政府的建議： （一）租稅減免政策、增加社會公益形象，鼓勵事業單位進用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使中繼型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能順利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　　　 （二）庇護工場委託及租賃契約及績效評量指標應有彈性合理及合理性。 （三）建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證照制度，培訓各項專業技能，增加決策及專業服務能力。 （四）建議由政府成立職業評量中心，使職評結果更有公信力。 （五）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依其產能核薪，應訂定「產能核薪」之標準。 （六）建議訂定庇護工場委託或租賃契約時，能規範最低工時。 （七）正視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逐年短收之積存數額，應開源節流、尋求其他基金支援、企業捐獻等資源整合，持續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最好服務。 四、綜合建議：結合企業尋求經營上協助，朝向社會企業形式發展。

近年來英美等先進國家均已開始提倡身心障礙者教育的平等權，促使身心障礙者獲得同等的教育機會，不僅是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亦然，而博物館正是社會教育最佳的場所之一，因此博物館的身心障礙教育更是值得注意。根據內政部（民89）的統計，台灣目前身心障礙人數已超過七十一萬，其中又以智能障礙者的比例最高，為落實教育部「邁向學習社會」的願景，博物館應該開始重視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本研究基於保障身心障礙者教育權與博物館弱勢觀眾的開發，試圖瞭解國內外博物館智能障礙教育實施之概況、智能障礙者的學習特性及其教學原則，並以台北市立美術館為個案，探討台北市智能障礙國中生參與美術館導覽活動的概況與反應，最後歸納出博物館辦理智能障礙導覽活動的原理原則。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分別以文件分析、觀察、與訪談等方式取得相關資料，以獲得台北市立美術館辦理智能障礙導覽活動的全貌，以及智能障礙學生於導覽過程中的反應，並整理啟智班教師與解說員的意見與建議，歸納出博物館辦理智能障礙教育活動的原則。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四點結論： 一、國內博物館在身心障礙教育之專業知能有待提升。 二、國內目前實施智能障礙導覽的困難在於人力資源的缺乏。 三、國內啟智班教師未善用博物館或美術館的資源。 四、國內館校合作的機制不夠成熟。 根據以上結論，本研究提出三點具體建議： 一、提升博物館智能障礙教育的知能，鼓勵啟智班教師、智能障礙教育專家加入博物館義工或訓練人員行列，並尋求民間團體的合作。 二、建立博物館與學校或民間團體的合作機制。 三、呼籲政府從政策面推動博物館身心障礙教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