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透過敘事探究的方式，探討一位補教業英文老師之身份認知與建構。經由半 結構訪談、分析此教師社群網站發表之文章，以及筆者之研究筆記，本論文意圖呈現補教英語老師之身份認知與建構，是一段持續掙扎、探索進而取得認同(recognition)的過程。 經由分析、探討此個案的人生經驗與自我敘述後，本研究發現，教師遭逢之人、事、物，以及言談敘述背後所隱含的思維與價值，皆影響教師之自我身份認知與建構。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往往具有多重的身分認同選項(不論此選項是教師堅信或是外在加諸)，這些身分認同的差異選項可能相互牴觸，並由於自身內部之認知與外部價值思維的衝突，進而引發一連串的「不被認同」(misrecognition and misacknowledgment)。本研究呈現出過去英語師資培育之相關研究往往忽略教師個人身分認同選項的現象，因此，如何敘述、協調個人的身分認同選項與衝突，並應用於英語師資的培養與自我調適，是本論文著眼 之處。 透過本論文之研究，亦希望提供英語師資培育課程不同的視野。第一，相關課程如 何透過介紹不同言談思維價值，使教師能夠適當運用多種身分認同選項；第二 ，如何 將敘事概念融入相關課程，協助教師解讀其教學中遭遇之人、事、物之關係與衝突，並 進一步思考對教師本身之影響。

因為資通訊科技之普及發達，提升經濟、社會活動的便捷性並豐富人們的生活品質，但一面兩刃，它同時也蘊藏了新興犯罪的機會，對經濟、社會活動之正常運作帶來威脅。其中，身分資料偷竊及身分冒用（以下簡稱「身分竊用」），已然成為資訊社會時代嚴重的新興犯罪之一。「身分竊用」一般俗稱為「身分竊盜」，其係由英文原文identity theft直譯而來。其實身分無從竊盜起，英文原文的identity theft其實也是簡稱，完整的意義是identity theft and assumption，係指行為人未經授權擅用他人用已表彰其身分的證明或資訊，從而冒用他人之身分，遂行各式活動。本研究為求接近其實際文意內涵，在本研究中將其譯為「身分竊用」。 同為自由開放和高度科技化之社會，美國法律制度和社會機制環境雖與我多有不同，但其面對相同問題時的所受之影響和相對處理方式，或可為我國在處理同類問題時之參考。美國在身分竊用之相關法律，自從1970年代以降，至少制定20件以上的相關法律。先是從個人金融隱私權的保護著手，如在1970年制定《公平信用報告法》(FCRA)、1974年所制定的《隱私權法》(Privacy Act)。1998年則進一步制定通過《身分竊用嚇阻法》(Identity Theft and Assumption Deterrence Act)，明文規範「身分竊用」為刑事犯罪行為。《身分竊用嚇阻法》最重要價值是確認了身分被竊用的人也是犯罪被害者，相較於之前只有因犯罪者使用身分竊用手法而被詐騙失去財務的人才被認為是受害者 ，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之後的法律制定和實務處理即朝向個人資料保護、身分竊用預防和損害抑制，以及執法訴追等方向前進。 本研究以身分識別理論為起點，探討身分竊用在現代資訊社會中之角色和因身分識別資料被竊取冒用所發生之行為對個人社會和經濟的影響，蒐集美國聯邦自1970代迄今所制定和處理身分竊用相關之法律並予以摘錄分類，最後比較兩國對身分竊用問題處理之異同，並嘗試提出借鏡調和應用的建議。本研究蒐集整理，並將其群組為四種類型。分別是：（一）身分竊用罪法群；（二）個人身分證之相關法群；（三）消費者信用報告法群，以及（四）個人資料保護法群。 本研究發現，我國和美國雖然均面臨到身分竊用的問題，但因為國情和制度的不同，所受到的影響程度和所採取對應問題的方式也因此不同。例如：我國和美國在對個人識別號碼的態度和處理不同，美國是盡量打破個人利用單一獨特(unique)號碼進行識別的機制，而我國則是大量的使用。在個人身分證明文件上，我國較為統一，美國則較為分散，迄今尚未有全國統一性的身分識別證。在個人識別資料庫的建置和運用上，我國相對集中，美國重分散。我國對個人資料的保護是遵循歐盟模式，採取從上而下立法的方式。相反的，美國在個人資料保護作為上比較傾向建置一個結合法規、命令和自我管理的架構，而非由政府制訂的單一法規，係採由下而上模式。我國現在使用的國民身分證和身分證號在實體世界所建構的通用身分識別體系，因為個人資料庫雖分散但可集中連線查詢管理的特性，其在身分竊用防制機制的優勢因此建立。美國在對抗身分竊用問題所採取的方式雖因為國情和歷史的不同而和我國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但其在犯罪嚇阻控制上特別注意建立執法機關的查緝能力、訴追工具和司法機關量刑裁判的嚇阻效益，仍值得我國學習。本研究對於「美國聯邦量刑委員會」在其《量刑基準》上針對身分竊用罪的量刑考量及該委員會如此設計之源由稍有描述，或可為後續研究或實務參考之用。 / Identity theft is a form of stealing someone's identity in which someone pretends to be someone else by assuming that person's identity, typically in order to access resources or obtain credit and other benefits in that person's name. The first victim of identity theft is the person whose identity has been assumed by the identity thief and this person can suffer adverse consequences if they ar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perpetrator's actions. The other victims are those who were defrauded by identity theft tactics. Along with the prevalen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dentity theft is becoming a great threat to common people and even to national security. This study has collected more than 20 pieces of U.S.A. federal acts and statutes that related to combating identity theft problems. This study then categorizes then into 4 groups, namely 1) identity theft criminalization; 2) national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3) consumer credit report; and 4)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the mean time, this study also collected related laws and Taiwan (R.O.C.) for comparison.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and legal systems between U.S.A. and Taiwan (R.O.C.) are very different, though the common goal of fighting identity theft is the same; the measures are quite different as well. In short, in terms of laws and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e U.S.A. is more decentralized while in Taiwan (R.O.C.) it is more centralized. Taiwan (R.O.C.) has a national-wide and unified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at put it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respond and mitigate to identity theft impacts.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law enforceability aspect, the study finds the U.S.A. provides better tools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prosecutors to bring the offenders to justice in court and the judges have relatively more clear guidelines for case consideration and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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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兩岸交流日益增加，正視兩岸的未來，是刻不容緩的議題。本研究著眼於大陸台人在當地發展的社會融入程度，以認知情感層面的視角，提供關於兩岸和平發展的獨特看法。兩岸人民皆背負著過往糾葛的歷史共業，大陸台人更是必須面臨「矢志不渝或隨波逐流？」的抉擇，標示自我的身分認同，幾乎成為生存的重要條件。隨著本研究的脈絡，身分認同清楚的展現支配異鄉人的社會分類與社會比較行為之力量，而其社會融入程度也因此不言而喻。

寫這本論文的原因是我想說一個關於貧窮的故事，這個故事對於我們而言也許是無聲的、是可憐的、是神祕的，甚至得像許多的故事開頭一樣：從「好久好久以前…….」說起。這個故事就是關於乞丐的故事。雖然根據許多關於乞丐的二手研究顯示，這個故事在中國存在已久，但轉折發生在宋元明是無庸置疑的。 於是，就讓我們從故事最精采的轉折說起吧！這是一群生活於社會底層人物的故事，在這個敘述中仍存在著兩個疑點：第一個疑點是「底層」；第二個疑點是「哪些人」。先讓我們回答第二個問題，在史書的呈現上，乞丐有著多重角色的轉變(參見附圖)，最常被呈現為「流民」，力量稍微大一點的被稱為「無賴」，在城市中則最常被指涉為「城市貧民」。這些指涉和乞丐皆有所交集，而本論文所探究的對象除了既定看法中的乞丐外，也包含了流丐、丐首以及無業游民，因為這些角色和乞丐是最為接近且時常轉換。就像中正大學教授楊宇勛在研究宋代乞丐時，將乞丐定義為「乞討於眾而賴以維生的人。」 至於第一個問題「底層」，究竟是法律層面、經濟層面還是社會層面呢？根據筆者在第一章的考察，乞丐在法律層面上的位置是曖昧且模糊的。經君健先生研究清代的賤民階級時，將乞丐放置於「良民」的位置，很明顯是因為在法律規定的賤民範疇中沒有乞丐的原因。但是在社會上，乞丐從送代以來便為人民所輕視，例如宋代的《袁采世範》在寫給子孫的家訓中就認為子孫如果淪為乞丐、盜賊是件該處死的事情。而明人陳汝錡所寫的《甘露園短書》也認為乞丐是世人輕賤的對象之一。但宋代以前，根據曲彥彬教授的研究，並無這些既定的觀點。其中很可能的原因誠如夫馬進與梁其姿教授的研究所言：宋代是乞丐滋生的時期。 那麼，這群底層人物的故事在明代發生了什麼樣的轉折呢？我在做研究時採取了三種方向與兩種立場的轉換來分析。三種方向分別是：官方政策(國家)、救濟事業(文人)、民間觀感(百姓心態)；兩種立場的轉換是說：從上述三者的論述與政策，轉向對於乞丐的影響。 一、 國家(法律、鄉飲酒、救濟) 先前已經提過，明代在法律中並未詳明乞丐的身分，但在社會上，作為身分確定儀式「鄉飲酒禮」上，明文規定乞丐不准參與，這樣或許還不足以說明乞丐在社會上的位置。隨著時間的發展，邱仲麟對於鄉飲酒禮的考察便指出，明末已有許多乞丐藉由買官而參與這權力爭奪的儀式，當時的文人有些甚至選擇拒絕參加此一活動，並且認為乞丐因財富而擠身官場乃「賤極矣」。雖然並非所有的乞丐都依靠財富而翻身，更多的情形是極為貧苦等待救助。中國官方自唐代以後便有卑田院的設置，宋代設於城市，明初設於鄉間，隨後由於流民群聚於城市轉設於城中。若由救濟的對象看來，宋代從原本的鰥寡孤獨擴及流民乞丐，明代承其精神，但卻將這些人口抽離原本的戶籍，另入別冊。明中葉後，養濟院由於種種因素而敗壞，使得大量的流民於城市中乞討，於是官方一方面實施城市的保甲以維護治安，另一方面又採取「火房」與「粥場」的措施，作為臨時的救濟。 二、 民間善會 養濟院逐漸敗壞以後，作為官方養濟院的補充，明末的文人善會成為當時最大的特色，無疑是成功的，但在實際施行上卻造成了許多影響。善會救濟有其一定的標準：沒有德性者不救助、會員制、以會員推薦來確定被救濟人的德行。至此，我們幾乎可以想像明末城市乞丐的增生背景：某地發生了災荒，許多流民舉家遷移，路途中可能和家人分散了，也可能有人死亡。來到城市後，有人擔保的進入同善會接受救助，無人擔保的則進入了養濟院。這時家鄉可能已經無法回去，於是他們自願留在城市裡尋找新的機會，但他們在養濟院可能得不到完善的幫助，他們只得流落街頭乞討，偶爾拿個碗(碗還得自備)去粥場接受施粥，晚上時火房便成為他們彼此睡覺的所在，交換乞討的資訊，也順便分擔無法回家的鄉愁。他們有著共同的生活目標：活下去，也就成為他們團結起來的可能原因。 三、 百姓心態 百姓對於乞丐的心態和乞丐本身的組織化息息相關，我在此企圖回答丐首產生於何時以及如何產生的問題。對於此一議題二手研究呈現兩種極端的面向：時間上面有南宋與清朝的說法，產生過程有養濟院的會頭與無賴的化身。但根據前兩章對於明末社會的分析，我認為應是明末，因為火房與粥場為乞丐提供了現實群聚的基礎，再加上無賴文化的滲透(丐首的形象和無賴的形象接近)，於是組織化的過程應該是發生在明末時期。直到清代，國家賦予乞丐乞討的合法權力，並且將丐首以保甲的制度與精神收編於地方的體系，乞丐的社會位置才有定著的傾向，且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 四、 結論 最後，我在結論部份採取旁觀者的立場，以權力關係網絡來看待乞丐身處於社會上所面臨的種種權力關係，由於乞丐本身的弱勢，在這些權力網絡中往往處在被動的角色，至於他們自己的心聲只能從其乞討所唱的歌以及行動來窺探。從明末回歸良民的渴望到清末無賴化的囂張行徑，在故事主軸的發展下，我也企圖回答旁支的問題，也就是對於乞丐既定觀感的形成，不但和乞丐的組織化與合法化直接相關，也和清朝末年中西文化接觸的背景有關。以徐珂為例，他自己對於乞丐的觀感經歷了四次的改變，而他的女兒甚至直接認為乞丐是中國的毒瘤，象徵著中國的落後。至於乞丐文化的滋生，我認為若沒有組織化的過程，其生活方式不會變成乞丐群體共享的文化，因此，王振忠教授以及盧漢超教授所研究的乞丐文化也才有了意義。 五、 或許，故事還沒有說完…… 也許關於明代乞丐的故事還沒有說完，由於本論文的設計以及採取的立場是過去二手研究的突破，但相對而言也是局限，使我忽略了許多明末乞丐的其他面向。例如：乞丐與其他底層社會成員的人際關係(蔡惠琴研究明清無賴就是採取這種的研究取徑)。乞丐與城市民變甚至明末社會動亂之間的聯繫。有清一代乞丐被國家收編後與民間的觀感只用了徐珂與其他乞丐史的研究顯然是不足之處，仍有待深入探究。史料的搜集與分析也侷限在自己的研究角度中而顯得挑食。總之，本研究在我所蒐集的史料與立場上所勾勒出來的乞丐史的轉折，有些想像的成分在其中，若有過度詮釋、視野不足與分析不夠力之處，還希望各位老師能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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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has recently (2005) become a sizzling topic for discussion (Lewis 2004). It is not only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s among engineers but also the center of focus for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s and start-ups. However, behind these glamorous scenes, there are many failures in product launches, unsuccessful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worth think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s it our expectation for this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too high or the business strategy is fundamentally wrong? As with other emerging new technologies, adequate distribution channels are required to bring commercialized RFID products to people’s daily lives. However, as with different commercial products, dissimilar product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require different distribution channel strategy.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has recently (2005) become a sizzling topic for discussion (Lewis 2004). It is not only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s among engineers but also the center of focus for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s and start-ups. However, behind these glamorous scenes, there are many failures in product launches, unsuccessful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worth think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s it our expectation for this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too high or the business strategy is fundamentally wrong? As with other emerging new technologies, adequate distribution channels are required to bring commercialized RFID products to people’s daily lives. However, as with different commercial products, dissimilar product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require different distribution channel strategy.

上海自開埠以來，華洋雜處、古老與摩登、傳統與現代等多元文化相融的城市風貌，造就了上海多層次的文化內涵和獨特的城市性格。上海女作家陳丹燕帶著相當個人化的視角來闡釋她的城市經驗，其作品時代跨度涵蓋了中國文革前後至九十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以寫作兒童文學背景出身的陳丹燕，大多是以溫情的眼光來觀照上海的人事物，時常在文本書寫中注入醒目的童話色彩。綜觀陳丹燕一系列的上海書寫作品，可看到上海移民的身分印記、童年的文革經歷、以及遊歷歐洲的域外經驗等，皆牽動著她觀看上海的角度。她藉由文學創作來逐漸消解自身對上海人身分認同的不確定性，因此書寫上海是其尋找和建構個人文化身分認同的過程，同時在紀實與虛構的小說文本創作裡，也試圖建構出上海在中國歷史上那定位不明的城市身世。 陳丹燕將上海女性的生命故事和城市文化發展連結起來，以有別於宏大敘事觀點的小歷史寫作視角來書寫女性傳記，女性故事與近代上海歷史交相輝映的書寫意蘊，即突顯出她對於上海歷史的獨特觀感。此外，陳丹燕如何「閱讀」上海這座城市的人文風貌，實展現出她對上海文化記憶的選擇，上海這座世人眼中的華麗之城，在她筆下總是敷染了一層揮之不去的惆悵沉鬱敘述色彩，尤其她將寫作視角聚焦於成長於新式里弄或生活在舊租界時代西洋樓房的上海人，特別關注這一群從舊時代過渡至新社會生活的上海知識階層。這群老上海人通常擺盪於東西方的價值觀中，並常陷於對自身文化根源被迫割裂的泥濘裡，在他們半新不舊和徬徨猶疑的文化身份上，著實映現了上海身世無法被明確定位的窘境。陳丹燕以思索追憶的細膩筆觸，精彩地演繹這座具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城市故事，呈現出與時下上海懷舊書寫不一樣的特殊文本聲音。

柳永為北宋著名之詞人，但過往多囿於雅俗之見的評價，使其人其詞在文學史上未能得到相應的地位。故論文中擬將柳永其人其詞重新梳理，冀以柳永士人身分之定位為始，將柳詞的雅與俗帶入文學史中做整體之討論。 為說明柳永士人身分與宋代文風的關係，本文先著眼於中國傳統士人的性格與相關作品，透過他們在文學中反映出歌頌與哀愁的雙重特質，觀察柳詞中反映士人思維的時代意義。並藉由與屈原、宋玉和敦煌詞之討論，說明柳詞在雅俗創作上的淵源與革新，以見其詞之文化意義。 最後，透過柳詞和王喆、關漢卿作品的比較，由創作手法和內容風格方面，討論柳詞在宋元詞曲發展上的影響，說明柳詞在文學史上，具有延續唐宋詞軌跡，和推進詞體發展的重要價值。同時，也透過跨代作家與作品的異同比較，觀看一條由「士不遇」情感，衍生而出的「才」與「狂」之文學精神。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2914号 / 文博第860号 / 新制||文||70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歴史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吉川 真司, 教授 上島 享, 准教授 三宅 正浩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