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本國市場規模有限之國家，如亞洲的日本、台灣及歐洲的瑞典、荷蘭，企業國際化係企業追求成長之唯一途徑。而當這些國家的企業基於各種因素極欲發展國際化時，面對眾多的競爭者及不同的市場環境（如政治、法律、文化等）時，其會採取何種進入模式來進入它的目標市場？為了探究這個問題，從研究光寶集團，探討它在拓展國際市場時，面對各種環境因素及內部需求，在不同的市場選擇用何種進入模式，進而分析其在中國市場之進入模式又為何，並確認其績效與效益目標達成狀況。希望透過此個案研究，作為台灣資訊電子產業在進入或變更中國市場模式之決策參考依據。 從個案分析中，可以看出， 光寶集團在進入日本、美國、英國及中國大陸等市場時，為了不同的因素，最後選擇了授權、合資、併購及獨資的方式進入市場。如：在泰國、馬來西亞、德國、英國、美國，及在中國大陸，為了完全控制經營管理、獨享營運利益、加強服務客戶、避免利益衝突及溝通之潛在問題、未來市場開拓等目的，均採用了獨資的方式；為了積極佈局汽車電子新領域，更取得相關業者100%股權。在美國、英國，為快速擴展新產品線，及提升產品線之附加價值，以獲取新技術及迅速擴大市場，則採取了併購模式。在中國大陸，為了共同分享生產、行銷、研發、財務等資源，以因應科技之快速變遷，及增加產業競爭優勢，集團旗下子公司更以合資方式共同投資廣州科學園區；亦以策略聯盟合資方式投資龍生工業，以強化關鍵零組件之技術能力；取得同業之代工及製造業務，包括產品製造、產品相關技術與專利授權，提高全球市佔率。在德國，亦與知名大廠簽訂交互授權案。 上段所述之關鍵因子之外，還有許多因素分別影響光寶於歐美亞各國及中國大陸市場之進入模式。例如當地市場潛力、當地國對外國投資的相關法令、銀行借貸方式、廠商希望維持組織能力，同時又能獲利於另一廠商的現有知識或成本優勢、政府鼓勵外資投入、法律解除投資上限、資金充裕、本土化經營、行政體系順應當地文化、減少成本、核心活動結合、優秀經營團隊、談判優勢、市場佔有率及規模、所有權控制、目標市場及發展潛力、法律完善與否、經濟及政治穩定性、新技術、迅速擴大市佔率等因素。 最後，從觀察光寶集團的結果中，歸納出在不同的關鍵因子下，資訊電子產業應採取何種進入模式。如：為迅速進入新市場、取得新技術，便適合採用併購的方式；當目標市場政治政策不穩定、相關法令不完善、與合資公司共生性互依關係，及對當地情況缺乏充分的認識時，便適合採用合資進入新市場；為了完全控制經營管理、獨享營運利益、加強服務客戶，避免利益衝突及溝通之潛在問題，則應適合採用獨資模式。

台灣為淺碟型經濟，資源及市場小，因此企業全球投資布局為完整產業價值鏈很重要一環。我國企業自1970年後期以東南亞為起點展開對外投資，再擴及至中國大陸，至目前遍布印度、東歐、南美等新興市場，我國企業透過全球投資布局已大大改善經營體質，由過去單純製造代工角色，正逐漸發展提供產品設計、製程設計及效率製造等多元布局，並擴大生產規模，累積我經濟實力。其發展軌跡值得透過整理、分析及發現我國企業如何善用自身核心能力，研擬市場進入策略及模式，提供未來有意對外投資布局企業及主管投資業務之政府單位參考 本研究先採文獻分析法，透過相關文獻及次級資料蒐集、整理分析我國企業全球布局概況、趨勢及動機，再採個案分析應用法，以市場進入策略及模式為理論基礎，篩選我國資訊業硬體及軟體代表廠商全球布局經驗映證，獲致結果顯示，當地投資環境包括當地市場成熟度及與母國間之心理距離等、企業規模、企業國際化經驗與能力等均會影響其進入策略及進入模式之擬定。在經營策略方面，國際及跨領域人才之培育及延攬、營運的在地化，不僅包括產品、原料的在地化，亦應包括管理的在地化，方能在地永續經營。 關鍵字：全球布局、進入策略、資訊業

在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之下，邁向國際化的各大企業無不期待能在新興市場中大展身手，而其中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內需市場、歐洲唯一入選金磚十一國(Ｎ-11)的土耳其，近年來在總體經濟情況獲得改善、政府積極開放的政策下，成為新興市場中最耀眼的新星。高盛預估，未來十年，土耳其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可望維持在4％以上，可以期待的，是曾經歷經惡性通膨與金融風暴的土耳其，如今在自律的財政與外資簇擁下，正開啟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對於工業電腦產業而言，百業待興的新興市場是廠商重要的發展舞台，以工業電腦起家的研華，在提供各式電子平台服務的市場中，累積了豐富的經驗，目前已經擴張成為跨國發展的企業，在世界17個國家，33個主要城市皆有駐點，負責當地的銷售業務，其足跡遍及歐洲、美洲與東亞。然而，在中東與中亞市場中，研華仍處於草創時期的經營模式，情勢亦大有可為，近年來成為重點新興市場，且介於中東、中亞及歐洲中心點的土耳其，便是研華急欲擴張的一塊處女地。 在研華董事長劉克振的邀請之下，本研究以產學合作方式進行企業實戰論文之撰寫，藉由企業實地提供案例與協助，研究者進入公司業務部門實習，實地探訪企業主管與土耳其第一線之通路商，試圖找出企業的問題，並提供適當可用之解決方案。本研究旨在分析土耳其工業電腦市場現況，為台商研華規劃進入土耳其市場之經營策略，給予研華提高在土耳其市場的占有率與品牌知名度之相關建議，以強化研華在土耳其市場的績效表現；最終也希望能激發台灣企業對此議題的興趣，對新興的土耳其市場有更深切的了解，進而能在此市場中獲取成功。 本研究共計分為七章，第一章敘述研究動機、問題與目的及研究流程；第二章則探討相關文獻，如國際市場進入策略、產業政策國際行銷組合；第三章提出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第四章則敘述個案公司研華之經營概況與主管訪談內容；第五章著重於土耳其總體環境與產業環境分析，並預估土耳其工業電腦產業之未來潛力；第六章則是本研究為研華在土耳其市場之策略規劃建議；最後第七章是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企業內部的問題以及當地總體市場環境的分析結果，最終向研華提出了三個策略建議，這三個策略以快速進入市場、有效擴張市場佔有率與打開當地知名度為主要目標，分別為： 策略一：「尋找在土耳其合適的通路」，以期解決當地之通路紛爭、初步擴張市場； 策略二：「與三大財團中的五個IT Solution公司合作」，以便獲取當地大型專案的經驗與快速提高研華在當地的知名度； 策略三：「直接與三大財團旗下的個別子公司合作，並開發新的財團合作機會」，為研華深耕當地市場、長期經營規劃作準備。 最後，本論文對後續之研究也提出一些建議，供研究者參考。

本文為一採行浮動匯率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系，在完全預期的預期模式下，我們設立一代表性個人最適化的通貨替代模型。我們採用的模型是以Liviatan (1981)貨幣進入效用函數的模型為基礎，納入Fisher (1983)視實質貨幣為可節省如勞動、資本等其它生產要素的一種投入要素，而將實質貨幣直接引入生產函數之概念，設立一最適化模型。藉以分析當本國貨幣成長率增加時，對外國貨幣名目存量、本國貨幣實質餘額、實質匯率水準等經濟變數的長期均衡與動態調整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得到不同於Liviatan (1981)的結果，即長期實質匯率水準會上升，而短期實質匯率水準，則有調整不足、錯向跳動和調整過度等現象。

隨著近年來兩岸政情局勢和緩，經貿交流愈來愈熱絡，自從2010年6月29日簽訂兩岸經濟合作協定（ECFA）後，陸資來臺投資規模開始持續增長。尤其中國大陸紫光集團於2015年12月14日提出針對臺灣以封測為主體的矽品公司之併購案，計畫以新臺幣五百六十八億元取得近25%股權，創陸資收購臺灣上市公司的最高紀錄。這也顯示陸資對臺投資正加速其影響層面，惟我國文獻大多是針對臺灣企業赴大陸投資進行探討，卻少有文獻討論陸資企業在臺投資的進入模式。 本研究以2013年144家陸資企業為實證對象，分別運用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與Tobit Model等兩種模型進行兩階段實證分析。由第一階段實證結果發現，「國有企業」、「進入時間」、「技術來源-大陸母公司」、「技術來源-合資企業提供」及「市場風險-政治環境不穩定」等五項解釋變數係陸資在臺投資進入模式的重要影響因素。第二階段實證則發現，「民營企業」、「進入時間」、「市場動機」及「技術來源-合資企業」等四項變數是陸資在臺投資股權配置之重要影響因素。而其中廠商特性之「投資人屬性」、投資特性之「進入時間」與要素特性之「技術來源」等三個構面在兩階段實證研究均具有顯著性，表示這三項變數是陸資在臺投資進入模式與股權配置之關鍵因素。

西元1999年起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政策推動方向自「引進來」改採「走出去」策略，對我國吸引陸資來臺以帶動經濟發展是為最佳契機，惟兩岸關係特殊，我國開放陸資來臺政策2009年始開始實施。對企業而言，通常獲取極大利益為其主要目標，而採取對外投資即是一種方式，以拓展市場版圖。然而企業欲對於海外不熟悉之市場進行投資，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何時」進入才屬適當。 故本研究利用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3年所調查之「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表」之187家陸資投資事業為對象，並運用Probit模型探討在廠商規模、國際經驗、獲利情形、進入模式、市場動機、勞動素質、研發技術、大陸政策推動及臺灣政策限制等情況下，是否對陸資來臺投資時間點選擇具有重大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獲利情形」、「進入模式」「勞動素質」及「大陸政策推動」為陸資來臺投資時間點選擇之重要影響因素，即說明陸資在臺投資廠商，在配合大陸積極推動「走出去」政策情形下，由於臺灣勞工人口受教育程度愈高，勞動素質較優，可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獲利能力，故選擇較早進入臺灣市場投資。且因對陸資廠商而言，臺灣市場尚屬陌生環境，在衡量其投資之成本效益後，將先以已對臺灣市場瞭解之投資客或當地廠商合夥經營，來獲取較高報酬。

台灣手機市場在2003年前呈現摩托羅拉、諾基亞壟斷的情形，自2003年以後國內廠商市佔率大幅上升，拉近其與兩家國際大廠的差距。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1）台灣手機市場進入時機是否對市場表現有影響，（2）以及台灣手機後進廠商透過哪些策略縮小其與國際大廠的差距。 本研究發現，在台灣手機市場中，早期進入之手機品牌廠商的確取得較大的市佔率。這些廠商（如摩托羅拉與諾基亞）在製造上有其規模經濟與技術領先的優勢，並且透過早期進入投入龐大的行銷資源建立了品牌聲譽效果。此外，在同一類別手機，品牌的推出順序則與市場表現沒有一定的關係。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國內手機自有品牌廠商（如英華達、明□），雖進入台灣手機市場時間較國際大廠晚，但他們利用在地化策略、彈性定價拉近其與國際大廠的市佔率差距。本研究也發現，在台灣國產自有品牌手機廠商中，具有相關產業背景與製造經驗的廠商，較有能力拉近其與國際大廠間的市佔率差距。而國內自有品牌手機廠商若策略重心在自有品牌或採取複雜且創新多樣的產品與通路策略，則在市場表現會越好。

全球主義的興起，使非營利組織在國際上的角色日益重要，也有越來越多的非營利組織走出邊境，往海外發展，對全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層面產生十足的影響。本研究接續之前對於非營利組織國際化動機與控制方式之研究，以海外進入模式為主，探討在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歷程中，選擇不同海外進入模式的影響因素及各因素之作用。 本研究經由營利組織海外進入模式的相關研究發展出研究架構，以交易成本理論與資源說理論為主軸，探討非營利組織海外進入模式的選擇。經由個案訪談法，針對四個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進行深度訪談之後，獲致以下結論： 一、影響非營利組織選擇海外進入模式的因素 影響非營利組織選擇進入模式的主要因素可以歸納為組織特性因素、組織策略因素、地主國因素。組織特性因素包括組織使命、知識專屬性、人員技術的專業性、服務的複雜度、國際化的經驗與組織規模；組織策略因素包括總部可投入在國際性活動的資源與國際化策略；地主國因素包括當地環境因素與當地需求強度。這些因素透過交易成本與資源配置，進而影響非營利組織進入模式的選擇。 二、海外進入模式的影響因數如何影響進入模式的選擇 海外進入模式選擇的因素可以分為資產專屬性、地主國環境風險、行為風險、地主國需求、總部可投入的資源、國際化經驗與國際化目的七項。資產專屬性越高、地主國需求強度越強時組織會傾向選擇涉入程度較高的進入模式；地主國環境風險越高、行為風險越高時，組織會傾向選擇涉入程度較低之進入模式。當總部資源越多、國際化經驗越豐富時，組織會發展出較多型態的進入模式。組織在以使命達成為國際化目的的據點，會傾向採取涉入程度較高的進入模式。 三、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在海外進入模式選擇上的異同 營利組織的進入模式通常會從涉入程度較低的模式往涉入程度較高的模式發展。然而，非營利組織在一地區發展一段時間之後，當該據點已建立起制度並能取得資源以服務當地時，非營利組織對當地的資源投入與控制程度就會降低，以將資源配置到更有需要的地方，其發展會往涉入程度較低之模式演變。

製藥產業不同於其他產業，在於製藥產業較不會受到景氣的影響。相反地，製藥產業卻隨著人口老化問題嚴重、醫療科技進步與各種疾病發生率的增加而逐年成長。生物技術的創新突破，更使製藥產業的前景看好。 近年來亞洲藥品市場的快速成長已成為全球製藥產業最重視的地區。不過亞洲藥品市場卻是一塊相當分散的市場，不僅範圍大、人口多且經濟發展也相當不一致，因此除非擁有像歐美等跨國性製藥公司之豐富的企業資源，否則很難在亞洲藥品市場上進行多國性的經營。目前雖有少數的本國製藥公司進入亞洲藥品市場，但市場相當的零星且經營規模也不大，這多半是受到資源不足的影響所致。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瞭解在資源不足的情形下，製藥公司是採取何種進入策略，以克服資源的障礙來進入亞洲藥品市場的經營，特別是在進入國家與進入模式的選擇策略。本研究藉由蒐集產業資料以瞭解製藥產業、全球與亞洲等藥品市場的概況，並訪談二家已在多個亞洲藥品市場經營的製藥公司，一家為新創製藥公司，另一家為成立已經相當久的製藥公司，來瞭解二家製藥公司是在不同的資源情況下，採取何種亞洲進入策略並克服其資源障礙以進入亞洲藥品市場經營。 經過訪談後，本研究發現二家製藥公司因各具有不同的資源優勢與資源不足之處，當進入亞洲藥品市場經營時會因為資源的差異而選擇不同的進入策略，包括進入的國家與進入的模式。其中新創製藥公司由於缺乏資金，但卻擁有較好的亞洲管理經驗與網絡，便進行現金流量調控、利基性藥品經營、專利新藥合作研發與授權當地銷售其產品，因此採取全面性的亞洲市場進入策略。另一家成立已久的製藥公司擁有充裕的資金，但卻缺少亞洲管理經驗與網絡，因此藉由資金優勢，採取自營方式但卻選擇以華人為主且規模較台灣小的藥品市場經營等進入策略，以增加母公司的控制程度。 綜而言之，製藥公司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往往會採取對自己較為有利的進入策略，以克服資源的障礙並達成亞洲市場的佈局與經營的目的。

本論文從公司治理、資產規模與外資進入的角度說明銀行經營績效。首先，公司治理不彰，管理者可能產生高道德風險行為，進而傷害銀行經營績效，因此本論文分別以國際方式(MH I)及台灣情況(MHⅡ)衡量道德風險，並以台灣的銀行業為例，發現二種道德風險都會影響影響銀行經營績效，尤其以台灣董事為基礎的MHⅡ對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更是顯著。其次，資產規模及外資進入都可能藉著影響銀行的市場競爭程度來影響銀行經營績效。關於資產規模，本論文探討依據學術文獻以資產規模定義的大銀行及小銀行績效，是否受到銀行集中度、市場占有率、成本效率與規模經濟效率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大銀行須藉由其資產規模優勢，發揮大量資產的規模經濟效率，才會有較好的經營績效。小銀行雖然無法因為其資產規模達到規模經濟效率，但仍可以藉著達到成本效率，進而得到較高獲利。本文也依照世界的銀行資產排名，選出大銀行與小銀行，並與台灣銀行業進行績效比較，發現大銀行的資產品質、管理能力、獲利穩定性、資產及存款成長率都較高，可能是因為其擁有國際觀及強勁的競爭力與研發創新力。但其獲利卻沒有最好，可能是其資產龐大的稀釋效果、負有執行政策的使命、政府對大銀行有太大以致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的心態、合併後的文化整合問題、或報告單位篩選資料的結果。總之，影響銀行經營績效的原因除了資產規模，還包括銀行管理技術，經營效率，創新能力及法規限制。最後，外資進入可能透過影響銀行的公司治理及市場競爭程度，進而影響銀行的經營績效，本論文以中國的銀行業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總體而言，開放外資戰略投資者進入中國銀行業，將有利於銀行經營績效。但增加個別銀行的外資持股卻不見得會立即提升各項績效指標，可能是因為外資持股比例增加初期，會更願意投資人事、設備等各種支出，以致利潤無法立即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