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了解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與問題，探討用後評估的方法與準則，並與學校運動場地規劃情形作比較，探究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意見、滿意度、期望及其差異性，探析不同的運動場地規劃變項中，學童對運動場地滿意度的差異性，研究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最後並提出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與用後評估的相關建議，俾供相關單位、人員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以臺北市140所公立國民小學為普查及基本資料分析對象，並以其中6所國民小學的學童為問卷調查（有效樣本1015人）及觀察（共計4534人次）對象，另外以訪談（共計30人）的方式了解運動場地規劃的理念、意見與建議。在資料分析上，主要採用描述性分析、次數百分比統計、斯皮爾曼等級相關、肯德爾和諧係數、卡方考驗和MANOVA變異數分析等方法。經研究結果發現：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一）臺北市國民小學九成以上有設置室外球場、遊戲場和田徑場，近六成有體育館（或室內球場），而僅三成有游泳池。（二）田徑場、室外球場及遊戲場的開放情形以對外免費開放最多，體育館（或室內球場）以對外租借最多，而游泳池多數未開放。（三）臺北市國民小學的學校規模有六成多屬中小型，場地配置類型以田徑場被校舍所包的最多，而運動場地密度多數偏高。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上所面臨的問題：（一）學校運動場地的維護檢修工作應再加強。（二）學校運動場地開放後，造成環境維護及管理上嚴重的問題。（三）學校運動場地有密度過高、面積太小、設施老舊等問題。 三、用後評估方法與準則：（一）用後評估的研究方法趨向多元化，以文獻查詢、問卷調查為主。（二）用後評估準則以相關設備標準、規劃及設計相關資料、規劃理念及設計手法為主。 四、運動場地規劃情形與部定設備基準的比較結果：（一）田徑場、室外球場和游泳池的規劃情形多數符合部定設備基準規定。（二）遊戲場和體育館（或室內球場）的規劃情形部分未符部定設備基準規定。 五、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意見：（一）上體育課時，學童最喜歡在室外球場打球，在游泳池游泳戲水。（二）上體育課時，教師最常使用的運動場地是室外球場和田徑場。（三）學童下課時間在離開教室後，最喜歡到遊戲場和室外球場。（四）不同性別、年級學童下課時間喜歡的場地及活動類型有差異。（五）下課時間有近四成的學童經常到學校運動場地上玩，有八成五的學童喜歡團體運動遊戲方式，有五成多的學童覺得運動場地好 玩。（六）下課時間學童在學校運動場地的使用頻率、友伴人數、興趣高低上，因性別、年級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六、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滿意度：（一）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滿意度傾向滿意。（二）低年級、小規模、田徑場與校舍配置屬於分開並列或半包的類型、場地密度低的國小學童對運動場地滿意度較高。 七、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期望：（一）希望學校能再增設鞦韆、溜冰場、棒（壘）球場、滑水道等。（二）希望學校運動場地能多種花草樹木，且場地變得更大，設施種類更多。 八、學童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一）學童下課時間使用運動場地時，常出現不同活動聚集在同一場地的情形。（二）上體育課和下課時間，跑道的使用效益不盡理想。（三）下雨天，教師會使用體育館（或室內球場）上體育課，而下課時間有的學童會利用雨勢稍緩之際，到運動場地上運動遊戲。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發現，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一、對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建議：（一）撥補適當經費，增建游泳池，增設室外球場及遊戲場的設施。（二）國小田徑場跑道設置率頗高，然使用效益不盡理想，規劃時可作更彈性的考量。（三）遊戲器材應依年級高低分開設置，增設體育館（或室內球場）中的更衣室、沐浴室等設施及游泳池水道道數，並改善國小游泳池開放供社區民眾使用的情形。（四）教師上體育課時，可考慮多使用學童喜歡的室外球場與游泳池。（五）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可考量不同性別、不同年級學童的需求與意見。（六）降低學校規模、學生人數與運動場地密度。（七）國小校舍與運動場地應該分開設置。（八）學校運動場地應適當區隔。（九）規劃學校運動場地時應符合使用者參與設計的理念。（十）加強學校運動場地的定期檢修，並有專人管理，以維護使用者的安全。（十一）學校運動場地應開放供社區民眾使用，並加強維護清潔的工作。 二、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一）研究對象方面，可以國中生、學校教師或社區人士為研究對象。（二）研究內容方面，可針對行為層面、技術層面及功能層面進行深入探討；可比較學童晴天和雨天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場地及活動選擇等的差異。（三）研究方法方面，除了善用文獻查詢、標準調查問卷、觀察、訪談、檔案記錄等方法外，也可使用追蹤及模擬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可採用個案研究法，以深入了解運動場地設施規劃及使用情形。

為因應教育發展、時代的需求與個人之興趣，特從事此專題研究，本研究係以調查法 、歷史法、比較法和文件分析等方法，從各種層面與角度去探索、搜集有關問題之實 況。 整篇論文以一年的時間完成，計一冊約二十萬字，分為六章二十三節，其內容包括： 第一章，簡介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範圍與價值、方法與資料來源和專用名詞詮釋。 第二章，說明學校建築研究的重要性、學校建築計劃的步驟和學校建築設計的基本原 則。第三章，探討校地的選擇、校園的規劃、運動場所與設置和其他重要建築與設備 的設施。第四章，介紹台北縣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行政權屬機構之組織與職掌、學校建 築計劃的運作、學校建築行政運作的特殊性、郊區設校與中程計劃。第五章，以問卷 調查表和訪問，以蒐集台北縣國民中學學校建築基本問題各項資料並加以分析。第六 章，討論、結論與建議。 據研究結果發現台北縣國民中學學校建築基本問題之癥結，在於人口急遽成長，都市 土地不敷運用，教育經費無法因應迅速發展之負擔，因而造成學校規模過大，學生活 動空間不足，校設缺乏，運動場和校園難以規劃等問題，因此特建議台北縣教育主管 當局，對新設校應有更長遠的計劃，對現存學校建築問題應廣徵財源以為問題解決之 後盾。

俗稱「大巨蛋」的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自1990年代起出現於媒體報導中，市府於2000年定案落址松山菸廠，並在2006年與遠雄簽約以BOT興建大巨蛋。2014年11月市長選舉，柯文哲以無黨籍的身份踏入政壇，打破國民黨十六年的臺北市政府執政，上任後開始清查包括大巨蛋等「五大案」。不同政權對於大巨蛋的論述有不同策略，本研究透過都市政治的概念，剖析國民黨市府時代與柯文哲市府時代兩個政權，如何透過傳統媒體以及社群媒體形塑各自的大巨蛋形象。根據Stone（1993）以美國都市政權分析所提出的四種類型為基礎，本研究者聚焦在兩個政權的主要治理任務、選擇性誘因、所需資源等之論述。透過對於新聞報導、社群媒體貼文、官方新聞稿與官方網站的質化論述分析與量化內容分析，探討國民黨市府與柯文哲市府之都市治理聯盟的論述特徵與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國民黨市府治理聯盟偏向發展型政權，其論述特徵圍繞著體育發展為核心，包括將大巨蛋與國際大型運動賽事與國力象徵等概念連結，政治與商業合作開發，以及多功能用途場館來召喚市民支持。柯文哲市府治理聯盟的論述則偏向中產階級進步型、也具備臺灣在地特色的「程序主義型政權」，其論述圍繞著程序的重要性，強調都市計劃中法律程序及透明的重要性。兩者相較，國民黨市府論述著力於國家與體育發展，與資本關係較為緊密，柯文哲市府論述則連結中產階級價值以及市政的公民參與。但兩者皆忽略社會中環境保護的聲音，以及大型運動場館帶給城市的潛在負擔。本研究試圖在兩股政治勢力消長的動態演變中，分析此一期間都市政權對大巨蛋開發案的媒體論述轉變，藉由大型運動場館的再現建構，來反映出臺北的都市政治的意識形態爭霸過程，並重新反思大型運動場館建設之於城市與公民的意義。 / The project of Taipei Dome Complex (known as ‘’Taipei Dome’’) has been revealed in the media since 1990s. It settled in Song Shan Tobacco Factory in 2000 and later signed with a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contract betwee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Farglory Group. In November 2014, the mayor-elect Wen-je Ko, a non-party politician, ended 16 years of KMT rule in Taipei and committed to investigate so-called "Five Scandals”—the Taipei Dome, the Taipei Twin Tower, the Song 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the Syntrend Digital Park, and MeHas City. As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the issue of Taipei Dome were different among regime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use of mass media and social media in construting particular images of this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in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under different mayors. This study focues on the main governance tasks—the selective incentives, the resources needed as the analysis structure of the two regimes—whi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ut four types of America urban politics in Stone (1993). Through 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n various sources—including news reports, posts in social media, documents on official websites—this study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struggles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Ko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The KMT government favored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 regimes” to mobilize the supports from citizens, which usually linked the Taipei Dome with the concep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the symbolic national power, the close coop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nd the multifunctions of the Dome. Compared with the precedent regime, the Ko government has been inclined to the ideology of “middle class progressive regimes,” while also demonstrated a certain degree of “procedualism” under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n Taiwan. The discursive strategy of Ko governmen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egal procedure and transparacy in the urban plan and policy. In sum, the KMT government had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corporations and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and sporting development, while the Ko government has shown a connection with the middle class and attempted to involve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However, both city governments ignored the voice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potential harm of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to the socie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discursive struggle of Taipei Dome in the media represean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and therefore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s of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citiz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