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都會發展日漸成熟之際，我們不但希望了解西方發展已久的遷移理論是否適用於台灣，更希望能夠藉此發掘出台灣特有的遷移類型，以及其形成的原因。 在此研究中，使用民國七十九年台閩地區人口暨住宅普查的資料，以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都會區－台北基隆都會區，作為研究對象，使用交叉分析的方式，驗證既有的遷移理論，同時利用驗證的結果，建立台北基隆都會區本身的遷移類型，並探討其形成的可能原因。 在分析結果中，大致上符合既有之遷移理論中的假設，即遷移者與未遷移者乃是不同的群體，而在遷移人口中，遷移距離長短的不同亦為異備不同特徵的人口，且是以居住選擇相關因素、以及就業相關因素作為篩選的機制。 但是，台北基隆都會區仍有其獨特之處，研究中引用上述的分析結果，進一步建立台北基隆都會區的遷移類型，列出各遷移類型中人口的代表性特徵，並探究之所以形成各遷移類型的可能原因。藉由各遷移類型中遷移人口的特徵、以及各遷移類型主要的遷移原因，發現在台北基隆都會區之中，台北市、基隆市、與台北縣，分別扮演著截然不同但卻又彼此依賴的角色。

Clark（1986）、Attias-Donfut（2004）、Kulu and Milewski（2007）和Reed, Andrzejewski and White（2005）認為在不同生命階段中，搬家者會因為不同的原因而搬家，然而回顧國內遷移或搬家相關文獻，鮮少有研究者以生命歷程的微觀視角探討生命階段與搬家原因間的關係。 對於台灣民眾生命歷程和搬家行為間的種種現象，目前尚無一套完整且具說服力的相關論述，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以生命歷程觀點探討國人搬家原因的樣貌及變遷情形、補充國內以生命歷程探討搬家原因相關研究之不足，並提供一初探型資訊用以後續建立屬於台灣的在地化論述。 根據相關研究結果得知，隨時代變遷，國人的生命歷程產生顯著改變（遲婚、遲育、高教擴張），在此前提下，本文以民國68-96年國內遷徙調查分析搬家者的生命歷程與搬家原因間的關係，結果發現，不同性別、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態的搬家者除了擁有不同生命歷程外，其不同生命階段的搬家原因也有所差異，更重要的是，即便不同世代的搬家者身處相同生命階段，搬家者的搬家原因會因時代變遷而有所分歧。

我國對於外國人入國工作之政策目標，雖不甚具體，但積極開放引進高階人才之大方向是為正確，惟在法令不周全、組織體系未整合、缺乏積極誘因及國人對於外籍勞動力入國政策立意不甚明確下，使整體政策僅停滯於管制措施的執行，未能達到政策原意及精神。時至全球步入知識經濟及我國邁向技術密集、商業及服務業為重的產業結構趨勢下，勞動結構轉型以專業技術人力資源需求為主，政府當局實應儘速完整規劃長遠性的人力政策。 全球化造就了一個流動的競爭世代，迫使各國不得不面對最基本的問題－「經濟」及「國家生存」。有效的引進外國人才政策，應考量產業發展走向，以決定引進的人才，同時採取積極措施，留住人才。未來我國應朝「以特定人才，輔助重點產業發展」為政策主軸，逐漸減緩藍領勞工之引進，建構引進外來高階人力及基層勞動者之配置模式，採取年度定期檢討方式，使政策更具可預測性及反應力，並以短期、中期及長期計畫性措施，由上而下，由內而外，培養國人全球化挑戰的憂患觀念，營造良好的居住及工作環境，建立友善而包容的氣氛。

本論文乃筆者之家族史紀錄，藉由深入訪談與文獻資料蒐集，試圖將Pasasuwan家族的歷史完整呈現。 　　章節安排上，首先緒論主要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介紹研究地點Kalapit（甘那壁）與Rutjagas（南興），以及相關文獻的回顧。 　　第一章討論Pasasuwan家族與排灣族的關係，由「排灣」一詞、家名、神話傳說等為主題，觀察本家族對排灣族的概念，是否因為環境、血緣而有所獨特之處。 　　第二章陳述Pasasuwan家族的遷移史，第二代掌家者Laalan擔任部落Qziqeziben（頭目代言人），特別由Kalapit到Rutjagas的遷移，本家族為第一批遷入者。本家族的遷移主要有三次，第一次由屏東草埔遷到東部的Kalapit，第二次由Kalapit遷移至舊Rutjagas，最後一次為區域內的遷移，遷至距舊Rutjgas幾百公尺的地點，也就是現在Rutjagas的位置。 第三章為日治前到日治後的家族情況，時間1850到1950年之間，本家族從東部的發展開始，Laalan受封為Qziqeziben，協助Mamazailan各項工作，讓家族在這個時期，有著很活躍的發展。 第四章從國民政府領台初期至1992年之前，日本戰敗離開台灣，家族短暫的在Muangen時期適應新朝代，直到Puraruayn接掌家務，重新帶動家族的氣勢。 第五章除了陳述Puraruyan1992年過世之後的發展，亦針對宗教、家族與部落內外的族群關係，做為主題，深入探討。 最後則為本篇論文的結論。

本篇論文除將人口遷移及相關生活適應理論運用至大陸新娘狀況分析外，並採量化方式進行資料蒐整，以彌補現有文獻多為質化資料的不足。在研究期間，由於經費與時間的限制，僅以桃園以北地區大陸新娘為研究對象，探討以下問題： 1.分析大陸新娘生活適應上目前面臨的最主要困難為何?是否仍為居留問題? 2.了解現階段大陸新娘離鄉背景嫁赴台灣的主要動機為何?是否仍以脫貧為主? 3.分析兩岸政治情況是否對大陸新娘的婚姻狀況產生影響,亦或大陸新娘是否對台灣政治產生影響。

隨著全球化與知識經濟來臨，加上就業結構的轉變，各國均訂定積極政策以極力爭取專業技術人才，因此專業技術人才的跨國遷移也更受矚目。根據經建會推估，我國未來人力供需將持續呈現高級專業技術與管理人力缺乏的現象，而延攬外籍專業技術人員是最快速解決人力短缺問題的方法之一。 外籍專業技術人員來台工作對於國內可能會產生正負面的影響，應在正面效益大於負面影響的基礎下，使其替代性達到最低是一大重點，又如何有效吸引外國專業技術人員移入並鼓勵企業延攬外籍專業技術人才，提供產業所需與並維持我國經濟成長與競爭力，實為當務之急。 為了進一步提出一套有效吸引外籍專業技術人員來台的政策，本研究嘗試透過文獻分析法以及比較法與亞洲主要國家之相關延攬人才政策進行分析比較，再根據深度訪談的發現與結果，以了解目前我國在引進外籍專業技術人員的政策推行上不足之處，以及政策在實際操作執行上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與違法現象。 經由相關文獻與訪談之分析，發現目前我國政策的推行與執行上仍有許多問題存在，而從企業與政府兩方面立場差異之不同，必須兼顧雙方之權益，提出政策面以及生活環境面的誘因及相關配套措施，以提高外籍人士來台以及企業聘僱外籍人士之意願，並成功延攬我國所需的外籍專業技術人員來台工作。最後本研究嘗試進一步從研究結果與發現中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政策修改的參考方向。 關鍵字：外籍專業技術人員、跨國遷移

城市化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潛在動力。但自1953年有計劃地推進經濟建設以來，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水平嚴重落後於經濟發展水平。然而，在同一歷史時期，台灣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卻迅速提高，基本與工業化保持同步發展。那麼，在此期間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什麽因素導致大陸地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又是什麽因素使得台灣地區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 首先，本研究把政府納入Lewis模型（Lewis Model），再結合Todaro模型（Todaro Model），建構解釋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並以此理論框架來分析導致兩岸城市化水準差異的原因。 其次，比較兩岸工業政策，在此基礎上，我們發現，工業政策是導致兩岸城市化發展水準差異的主要原因。大陸地區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經建政策雖然快速提高了工業化程度，但是城市工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卻未能隨工業的發展而大幅增加，這使得工業部門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進而阻滯了城市化的發展。台灣地區則透過優先發展勞力密集型輕工業的經建政策使其工業規模與工業就業機會一併成長，於是城市工業部門吸納了大量農業勞動力遷移到城市，進而呈現出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的局面。 最後，本研究認為，大陸地區在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可從如下方面借鑒台灣地區的城鎮化發展經驗：第一，政府應把提升城市的就業吸納能力作為制定與推行城鎮化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應根據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剩餘勞動力情況，制定與執行差異化的產業政策與城市化政策。第三，政府應考慮經濟政策與城市化目標的相容性。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充分考慮所推行的產業政策對城市化目標的影響，避免再次出現產業政策延緩甚至阻滯城市化發展的情況。

我們利用Sharpe(1992)所提出的return-based模型來分析台灣經理人的風格遷移狀況。基金經理人的投資風格在分析面上，通常假設是定態不變的，意即不隨時間改變而變化。但是事實上，這是一個動態改變的過程。基金投資說明書上常常明定此基金經理人限制投資在哪類型的股票，但是基金經理人有可能依照不同的市場情況以及時機，從原先偏向小型股的經理人，轉而變成投資大型股的經理人。我們用rolling-window迴歸式的係數結果來估計風格以及計算參考Idzorek & Bertsch (2004)的風格遷移分數來為台灣一般共同基金經理人締訂一個比較指標，我們也利用計算出的風格係數畫出資產權數分配圖，經由此圖，我們亦可以觀察到基金經理人投資風格隨著時間經過的整個改變過程。風格遷移分數提供我們一個量化的方法來衡量風格遷移的現象，因為較早的研究文獻只有提供一個質化的圖型做大約的估計，因此這個風格分數提供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輔助工具，將質化的圖形輔以量化的分數做整合搭配比較。 根據Brown and Harlow (2002)的結論，基金經理人投資風格的一致性以及基金表現績效有正相關的關係，意即當基金經理人的投資風格越一致，基金的表現就會越好，但是在我們的數據裡面這個關係並不顯著。 / We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to utilize the return based style model of Sharpe (1992) to analyze the style drift of mutual fund managers in Taiwan in practice. Often the investment style is assumed to be constant through time but it actually is dynamic. We use rolling regressions to estimate the style exposures and calculate style drift score (Idzorek & Bertsch 2004) to produce the allocated maps. We can clearly see the changing process over time by the maps. SDS provides a single quantitative measure of style drift over the sample period because earlier research has only provided a qualitative method to approximately estimate. Brown and Harlow (2002) conclude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style consistency and performance but in our sample the relation between score and fund performance is not obvious.

農林水産研究情報センターで作成したPDFファイルを使用している。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7582号 / 工博第3741号 / 新制||工||1570(附属図書館) / 30348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材料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田中 勝久, 教授 平尾 一之, 教授 三浦 清貴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