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打倒華國峰，取得了對中共的領導權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不得不進 行重大的改革措施，所以本論文以研究毛死後中共權力鬥爭與政治變革為主，目的在 分析中共權力鬥爭的內涵，以及探討中共進行的各項變革的具體內容，以期有助於其 內部情勢的掌握與瞭解。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理論與分析方法。 第二章：中共權力鬥爭的內涵。敘述中共權力鬥爭的特徵以及文革以來中共內部權力 鬥爭之經過。 第三章：鄧、華鬥爭的中心問題。論及批毛問題、平反問題，與清除「四人幫」餘黨 問題。 第四章：鄧、華鬥爭的經過。討論中共十一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鄧、華之 間的鬥爭。 第五章：鄧小平實施的政治變革。討論中共各項改革之實情（體制改革、新幹部政策 及整黨整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法制改革），並加分析檢討。 第六章：結論。總論鄧、胡、趙幫派系之形成及未來變化，與鄧小平面臨的問題。

一、中共自從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每一次全會的召開，代表者黨內的權力鬥爭和 路線鬥爭暫告平息。新的當權派通過代表大會建立新的權力體制，部置新的領導機構 ，推行新的政策和路線。 鄧小平是中共黨內極具傳奇性的人物，他曾三落三起，從十屆三中全會三度復出後， 積極展開權力部署，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且提出新的政策路線，經過激烈的爭門， 終於在六中全會將華國鋒逐出權力中心，為了肯定鄧小平的政策路線，必須召開黨全 國表大會，以取得合法地位，更以透過全會確立新的領導機構，順利執行新的政策， 此即本論文討論的主題：﹁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研究﹂。 二、本論文計有六章十四節總共約十萬字，首先分析鄧小平的復出，以及權力的膨脹 ，並指出鄧小平的政策改革構想。其次探討中共十二大召開的經過，以及十二大所欲 完成的目標，並對十二大提到政策目標所受到的阻力做一分析。最後，結論是十二大 的召開仍未能脫於中共傳統巢臼，雖然鄧小平意求救亡圖存，唯年事已高，再加上來 自黨內外左和右的壓力，其困難重重是可以預見的。

本論文研究目的，乃試以路線政策、意識型態與權力鬥爭三個面向來研究現階段中共 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衝突情形。全文一冊，共分六章十七節，約七萬餘言，各章大要如 下﹕ 第一章﹕導論。主要分為研究動機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名詞概念的界定澄清。 第二章﹕本章主要探討改革保守兩派在路線政策方面的衝突。共分四節一一政策路線 在中共派系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鄧小平路線」的形成與內涵、改革保守兩派的路 線糾結與衝突、經濟體制改革與「鄧小平路線」的出路。 第三章﹕本章主要探討改革保守兩派在意識型態面向的衝突。共分四節一一意識型態 在中共政權下的特殊地位、「鄧小平路線」與馬克思主義關係、改革保守兩派的思想 紛歧與論爭、現階段中共意識型態運作的取向與困境。 第四章﹕本章主要探討改革派、保守派的權力鬥爭。共分三節一一權力在中共派系衝 突中所占有的地位、鄧小平領導體系的結構與障礙、權力繼承與領導權的爭奪。 第五章﹕本章主要研究現階段中共派系衝突的方式與特徵。栱分三節一一中共黨內鬥 爭的原則、改革保守兩派衝突的方式、現階段中共派系衝突的特徵。 第六章﹕結論。先就本文做個小結。並依研究結果對中共派系衝突的演變做一評估。

鄧小平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中國大陸現階段社會主義建設的口號， 希望能為中共奉行貳的馬列主義與現實環境之間的矛盾，提供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本篇論文的主旬就是從「革命理論」（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 以及「發展策略「（達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方法、手段）兩個面向，來觀察中共如 何在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建立起社會主義。中共在歷經蘇聯模式、毛澤 東的「大躍進」模式式二種發展策略後，體會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建設依舊無法解 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門的矛盾，因此在鄧小平上臺後便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以 發展生產力作為關鍵。但是為了解決僵硬的意識形態影響改革的問題，而對馬克思主 義採取「發展」的態度終必使得「革命理論」本身也產生修正或改變的現象，仗得發 展策略與革命理論發生辯證的關係。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身就還是一項不斷在發展的體，它未來的走向是一項耐人 尋味的問題。由於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本身繼承了史達林主義以黨和國家控制一切的特 質，因此它處處顯示出「國家主義」的色彩，雖然中共也採行某些市場機制以搞活經 濟，但是基本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仍然是局限於「國家主義」模式的範疇；這 是由於在資本主義盛行的世界體系之下，社會主義建設本身還是得利用國家機器以爭 取世界分工秩序下一個較有利的地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方面要求堅守社會主義 的原則，而另一方面則要求快速現代化。打破這種僵局的方法，還是在於找尋生產力 和生產關係在某一歷史階段的平衡點。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在近代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它 的爆發有著深刻的人民反叛根源和歷史背景，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一個事件 。因此，本論文試圖透過各種可靠的權威性資料及研究途徑，探討該事件的來龍去脈 、政治意義及政治影響，進而獲致通盤的、客觀的清楚理解。 在對「天安門事件」從研究之前，對中國的天安門廣場歷史必須先有一審清晰的鳥瞰 、如此才能鑑往知來，並瞭解它特有的精神及政治象徵。其次，對「天安門事件」的 背景亦須加以探討，此凡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探究一九四九年∼一九七六年中共領 導階層的衝突基線（包括權力鬥爭、派系鬥爭、路線鬥爭、毛澤東思想等等）；第二 部份是研究一九四九年∼一九七六年中共在野反對派的鬥爭主線（包括政治反對的類 型、形成原因、實踐形式、政治訴求等等）。 第三，則詳細討論爆發「天安門事件」的近因、導火線、鬥爭過程。 第四，是對「天安門事件」的總評價，它們包括：「人民革命」的正確性、周鄧路線 與毛江路線、曲折的「平反昭雪」過程，論西方左翼「中國通」的不通、天安門事件 的世界性歷史地位等等。 接著，談「天安門事件」的政治影響，裡面論及毛澤東的「功過」、「實踐派」與「 凡是派」的問題、青民民主運動躍登政治舞台、「四個現代化」與「民主化」的困境 等等。至於鄧小平在中共權力鬥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當亦在討論之列。 結論是以「天安門事件」為主，對中共極權統治作一質的清算。

有關鄧小平在「文革」前十年中共中央總書記任內的政治角色與作為，在中國大陸向來是採取「揚長避短」的作法，亦即著重於鄧小平在此期間作為正確、行止務實的一面，而對於其所涉及的錯誤以及表現激進之處，則是模糊處理、加以隱諱。在西方學界，雖可對之據實以陳，然也僅止於簡單概述，而無細密的刻劃與深入的剖析。本論文在實證的基礎上，對於鄧小平此一時期的相關政治經歷，作一較平衡與深度的分析。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出任之中央總書記一職，在中共黨組織與運作中扮演位高權重的樞紐角色。鄧小平藉此要職，在中共若干極富爭議、影響甚巨的政治運動與政策：將數十萬人錯誤地打為反黨份子且殘酷以待的「反右派」鬥爭；引發軍方人事整肅並遲滯軍隊建設發展的軍隊「反教條主義」；導致數以千萬計的農民缺糧致死、陳屍溝壑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中國周邊關係長時緊繃、區域情勢緊張惡化的中蘇對立與革命輸出。皆全程參與、擔負要角、戮力奉行。對於相關運動與政策所鑄成的過失，鄧小平自負有不可規避的責任。此一研究成果，也進一步地對「文革」前中共政治的研究，以及鄧小平在毛後時期之政治作為的認識有所裨益。

本論文採取歷史文獻分析與理解社會學(verstehende Soziologie)的研究途徑，從「以中國說中國」的方法入手，重視歷史事實作為論證基礎的功能與意義。 對中共「民主集中制」的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都超乎中國大陸內部與外部學者在這方面的論述，系統化地借助中共黨史反映了民主集中制一般不為人所注意的關鍵面向。對民主集中制之作用的分析引導筆者發現，中國大陸總體面出現一個「黨、國家、社會」的三角形，這是在現階段與可預見之未來的人類文明中一個非常態的國家總體結構。筆者進而對照西方權力制衡的理論，反映出在民主集中制下是不可能發展出真正的權力制約與監督的機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內涵處處體現「一元化整體性控制意識」，民主與民主集中制之間無論就理論或現實運作都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文化戰略奠基者為鄧小平，他的基本方法是將重心放在寄望以經濟建設的成果支持行為層面的紀律，進而鞏固精神思想層面的意識形態。順此，他主張「不搞爭論」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希望大力發展生產力，強調的是「工具理性」。這些其實都是受民主集中制之「一元化整體性控制意識」的影響。 筆者採用各種型態的資料與具體數據說明「『民主集中制』對文化戰略的影響」與「『民主集中制』對改革開放以來文化戰略與戰略造成的困難與挑戰」，呈現出中共文化戰略的不合理與不合時的性質。從文化戰略的視角可以看到許多中國大陸現今不易從單純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角度所能觀察到的問題。本論文針對此方面的解決方案與方向提出了一些線索與頭緒。 最後，解釋在第一章提出之胡錦濤表現的反差現象。其次，論證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應為不可迴避的必要之務，民主改革未必對中共不利，可能更有利。同時回答第一章中共如何統治的問題。 / Adopting the approaches of 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es and understanding sociology, this dissertation brings the method of explaining China in terms of China into bear and places importance on the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historical facts as the departing basis of its discussions. Based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he CCP hereafter) history, the dissertation systematically presents some key points of the CCP’s democratic centralism, to which attention was not paid. It shows wider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CP’s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e understanding leads the author to notice the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triangle,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ness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a as a countr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CCP’s democratic centralism reflects “consciousness of unitary holistic control” and is in fact in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by its normal definition in respec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CP’s cultur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was laid by Deng Xiaoping, whose methodology laid stres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Deng hoped to accomplish some economic achievements to secure behavioral discipline among people and finally consolidate the party’s ideologies and theories. He therefore advocated “no disputes” and “insistence on fou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did his best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namel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ll he did embodied “consciousness of unitary holistic control,” so has the CCP’s cultural strategies done the same. Basing on different types of materials and data,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CCP’s democratic centralism on its cultural strategies and presented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strategies caused by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e final chapter, the author explained Hu Jintao’s surprising reaction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 how the CCP has been ruling the country. Both were mentioned in Chapter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