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是針對附保證給付之投資型保險商品以及退休金等具長期性質之負債以基因演算法來找出最適資產配置或最適提撥率，使企業之資產在投資期間末了與負債能夠相當。所以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先行介紹這些長期負債並將其分為固定利率型之負債、投資型商品之負債及退休金之負債3種。隨後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便是資產負債模型的建構，我們引用英國人Wilkie的投資模型模擬產生投資標的之總名目報酬率並建立資產模型，我們將資產模型分為投資期間不挹注資金及投資期間內挹注，接著選取異數極小化避險策略來完成資產負債模型之建構。當資產負債模型建構完成，我們介紹我們求取極值所用的演算法，演化策略(ES)及向量差演化(DE)兩基因演算法，最後再根據此等演算法來為不同的負債型式找出其相對應的最適資產配置或最適提撥率。

金融市場中個別資產的風險感染效果越趨嚴重，使得傳統資產配置理論下的投資組合面臨極大的虧損。有鑑於此，若能在投資組合模型中納入考量此種擴散效果，將可更加分散風險以增進投資組合的效率性，並進一步降低投資組合面臨極端虧損的可能性。因此，要如何納入此一風險擴散效果，以在良好的風險控管下進行資產配置，將可能遭受的損失降至最低，是本論文主要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延伸Adrian, Brunnermeierz (2009) CoVaR的概念，納入考量系統性風險因素，透過CoVaR模型衡量系統性風險擴散時，造成個別標的資產報酬率變動的程度，並將Markowitz的效率前緣加以改良，建構更具效率性的Mean-CoVaR資產配置模型，以計算新的最適配置權重與最適投資組合。此外，本研究也就Mean-CoVaR資產配置模型與傳統Markowitz(1952)所提出的Mean-Variance模型進行探討與比較。 綜合本研究之實證結果，Mean-Variance模型雖然能使投資組合報酬率的波動度最小，但在面臨極端系統性風險下，其績效表現卻不如Mena-CoVaR模型所建構出的投資組合；因此，在傳統的Mean-Variance模型下，若能以CoVaR取代Variance所建構出新的Mean-CoVaR投資組合模型，納入大盤風險可能的擴散效果下，將可有效降低投資組合在大盤崩跌時的虧損程度，以維持較佳的投資績效。

做好財富管理需要一個穩健均衡的投資組合資產配置架構，在一個10-15年的景氣循環長期投資市場裡，做好投資組合資產配置，將能使資產配置的報酬率與波動率更趨於均衡與穩健的成長，會比隨投資市場環境的變動，而做單一市場或單一投資標的的集中投資，更能達到資產配置的均衡與穩健。 在財富管理的規畫中，以符合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來為客戶做均衡的資產配置，找出對客戶最有效率的投資組合，完成穩健均衡的資產配置，才能在不確定的投資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 資產配置雖然不能快速創造財富，但資產配置才能穩健的保護財富，投資是長期的累積，穩健增值是重點，資產配置才是王道。 藉由投資組合資產配置消除投資市場的非系統風險，若能正確的組合相關性低的投資資產，則在獲得相同的回報下，投資組合資產配置的投資風險可以低於集中投資的投資風險，更能讓高資產客戶的資產配置達到長期的均衡與穩健，並完成每階段的人生財務目標。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dynamic portfolio strategies that are mean-variance efficient and subjected to a principal-guaranteed rate. Specifying a numeraire known as growth-optimal portfolio, we apply martingale method instead of dynamic programming approach to solve the optimal problem. Under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of the price dynamics being a semi-martingale with finite expectation and variance, the efficient strategies are identified as a combination of put options on minimum norm portfolio and zero coupon bonds with the maturity of investment horizon. In the case of a single factor interest rate model, we derive the closed-form formula for optimal weights on securities. We conduct numerical simulations to illustr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ptimal strategies in the case of an economy comprising a stock index fund, a bond index fund and a money market account. In addition, for different investors with various interests like principal guaranted rate and investment horizon, we also show how investors ought to allocate their funds. /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dynamic portfolio strategies that are mean-variance efficient and subjected to a principal-guaranteed rate. Specifying a numeraire known as growth-optimal portfolio, we apply martingale method instead of dynamic programming approach to solve the optimal problem. Under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of the price dynamics being a semi-martingale with finite expectation and variance, the efficient strategies are identified as a combination of put options on minimum norm portfolio and zero coupon bonds with the maturity of investment horizon. In the case of a single factor interest rate model, we derive the closed-form formula for optimal weights on securities. We conduct numerical simulations to illustr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ptimal strategies in the case of an economy comprising a stock index fund, a bond index fund and a money market account. In addition, for different investors with various interests like principal guaranted rate and investment horizon, we also show how investors ought to allocate their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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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科技與市場不斷快速變動的環境下，產品生命週期不斷的縮短以及消費者需求的急遽變化，使得新產品的發展成為企業極重視的課題之一。對於國家而言，新產品開發是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成長的動力；對於企業而言，新產品發展更是利潤創造的主要來源。企業若要有效因應環境的變化，除了改善產品品質以增進產品的附加價值外，藉由新產品開發，主動因應劇烈的環境變動，也是相當可行的途徑之一。 新產品發展之管理，即是將有限的資源加以有效分配，以達成組織的目標。所以，本論文即以「新產品發展過程資源配置－以高科技、傳統產業為例」為研究的主題，藉由資源配置的觀點，探討如何在新產品發展過程中資源分配的問題，以提昇新產品發展過程的資源配置效率。 因此本研究選取專案發展為對象，以企業方談法進行，共訪問八家公司之新產品發展過程之「資源配置方式」，得出研究結果與 命題如下： 命題1：新產品發展過程中之「研發資源配置方式」隨「產業別」而有所不同 命題2：影響新產品發展過程中「資源配置方式」與「產業標準一致性、產品技術發展性、關鍵組件開發成本、製造複雜度」有關連 命題2-1︰新產品發展過程中之「創意、評估」階段與「產業標準的一致性」有關連 命題2-2︰新產品發展過程中之「分析設計、測試」階段與「產品技術的發展性」有關連 命題2-3：新產品發展過程中之「產品原型」階段與「關鍵組件開發成本」有關連 命題2-4：新產品發展過程中之「技術移轉、量試、量產」階段與「製程的複雜度」有關連 命題3：新產品發展過程中之「資源配置方式」隨「新產品型態」而有所不同 本研究之結論為：將新產品發展之資源分配分成兩種類型，即「前期負載(fore-load)」與「後期負載(aft-load)」兩種，對於「前期負載」（機械鋼鐵業）之產業，若前期時就能發現失敗之警訊，則對新產品發展就能節省因開發失敗的風險與損失，因為此種產業需在早期就投入大量的經費；而「後期負載」（電子業）的產業則在較後期的階段才需投入較多的經費，因此是否在早期就發現失敗的警訊，相對的就較不重要，這也是因為大多數的經費在較後期才投入的結果。 對於製造業（鋼鐵機械、電子業）的新產品發展而言，通常將資源分配在研發階段（分析設計、產品原型、測試）與生產（量試、量產）階段，對於新產品發展的前期階段（創意、評估、產品規畫）所投入的資源相對的較少。對於我國而言，現階段我國工業地位在全球的舞臺上未居領導的地位，且新產品開發的能力仍落後於歐美日先進國家，因此新產品發展的資源配置仍以技術層次較低的生產階段為主。期望未來，我國能經由漸漸地新產品發展的資源由製造的層次轉而為創意、研發的層次，期望未來，我國能經由漸漸地新產品發展的資源由製造的層次轉而為創意、研發的層次，因此，經由新產品發展過程資源配置的重點可知我國工業競爭力是否提昇，也可經由資源配置方向的調整來提昇我國研發的附加價值。

與公共政策最攸關的因素之一即公共預算，其常被稱為「數字化的公共計畫」，預算配置牽動一國或一地的整體政策規劃與發展趨勢，因此亟需民意的投入與關懷。然而國內無論中央政府或各地方政府的公共預算過程皆將民意排除在外，而相關預算文獻也將焦點放置於「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互動」，民眾意見極少直接呈現在公共輿論中。 本研究受到美國各地方政府之「公民預算參與」諸多文獻的啟發，欲探究一般民眾能否在公共預算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其在參與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種限制，以及影響參與力的重要因素。由於在國內尚屬初探性研究，因此將研究對象設定為教育程度及經濟水準較高的台北市民眾，在全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之戶所進行問卷發放，共取得有效問卷260份，經過統計分析後呈現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本研究依變項為「公民對參與台北市政府預算過程的意願」，共分為三個子面向：認知、態度，及行為。以「認知」而言，對公共事務較熱衷、男性、年齡較長者對於公民預算參與之認知程度較高；就「態度」而言，政府舉辦活動時所扮演的角色、選擇議題的重要性、程序正義等皆會影響民眾對於此類活動的支持度；而以「行為」來說，對於公共事務態度較熱衷、年齡較長者，其對於公共預算過程也較具有參與意願。 二、台北市民眾偏好之公共預算參與機制與誘因：在參與機制方面，較受歡迎的方式為「公聽會」、「諮詢會議」與「問卷調查」，另有多人提出以電腦、上網的方式來公佈資訊最佳；而參與誘因方面，有超過一半的民眾都選擇「意見能反映在預算決策中」為最佳的參與誘因，另外較受歡迎的方式為「提供政府運作資訊」與「能與市府人員或市議員對談」。 三、台北市民眾偏好之公共預算配置：建議為增加的政事別預算主要是「教育科學文化」、「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支出，然增加幅度並不多，亦即整體而言，民眾大致上贊同目前的台北市公共預算配置。 經過問卷分析後，本研究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可著手規劃基礎的公民預算參與活動，尤其以「公聽會」或「問卷調查」較為可行；此外，如何將繁瑣的預算資訊簡化以達公開且便民的目標，更是當代政府須思索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資產組合是否應隨著景氣循環進行調整的實證，並觀察在不同的景氣狀態下，各類資產的投資報酬率、投資風險、資產間相關係數與配置比例變化情形。實證結果發現： 在投資報酬率分析方面，在景氣時期，權益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確實高過債券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相對地，在不景氣時期，權益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就低於債券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再者，權益型資產在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的確比不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要高。債券型資產雖然在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稍微高過了不景氣時期的報酬率，不過高出的差異並不顯著。 在各資產的投資風險分析方面，在本研究中大部分各資產在不景氣時期的標準差都顯著地高過景氣時期的標準差兩倍左右，代表在不景氣時期，投資組合的避險效果較差。 在報酬率相關係數分析方面，權益型資產間的相關程度比其與債券型資產的相關程度來得高，且資產間的相關程度在景氣時期較低、在不景氣時期較高，這代表在不景氣時期多角化投資的避險效果較差，在景氣時期多角化投資的避險效果較好。 在資產配置比例分析方面，在景氣時期，投資組合內權益型資產的配置比例較高；在不景氣時期，投資組合內債券型資產的配置比例較高。 此外，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可得到一個較特別的發現，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權益型資產，在納入投資組合前除了要注意其與國內景氣循環的相關程度要較低之外，還要不違背「權益型資產在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比不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要來得高」及「權益型資產在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比債券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要來得高；且債券型資產在不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比權益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要來得高」的原則，如此才能真正達到納入國外資產至國內資產組合中以趨避國內系統風險的目的。

本研究引用Myers and Read(2001)邊際違約價值相等原則進行資本配置。以金融控股公司為對象，考慮市場資產及負債，將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資產負債之加總。利用Margrabe(1978)交換選擇權評價模型計算違約價值，推導各子公司邊際違約價值公式，利用邊際違約價值相等計算資本配置。由Cummins and Phillips(2005)估計產險公司各個險種之資本成本，利用CAPM及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估算beta值，估計充分資訊下各子公司beta值與資本成本，最終利用風險調整報酬(RAROC)比較配置資本報酬與資本成本，進行績效評估。

企業在國際化的擴展下，往往要面對許多不同國家內的客戶群，配以當地的各國的貨幣與銀行帳戶，當然企業受到外匯風險的衝擊也因此提高；當匯率一有波動時，對於企業的獲利、淨現金流量及市價對將有所影響。因此為了更有效率去管理企業的財務運作，規避外匯風險就成為國際化企業的財務單位，所需積極面對的重要事項，特別在企業風險和國際化成正相關時。 本研究試著將風險值VaR概念，從一般金融機構風險值的研究擴大應用於公司外幣資產組合，以之分析其對公司價值的影響程度，並為個案公司尋找合適的避險策略或是較佳的資金配置，以期能降低個案公司其風險值VaR對公司的衝擊。 研究可知，當採取適當的資金配置比例時，對於國際化企業而言，是能有效降低外匯風險的資金配置。 / Enterpri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they have to face many different customer base within the country, countries with local currency and bank accounts. Of course, the impacts of foreign exchange risk also increase. When the exchange rate has some fluctuations in local, enterprises will have an impact on profit, net cash flow and market value. Therefore in order to more efficiently to manage the financial operation. So financ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ust require facing the important issues that evas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isk. Particularly in the enterprise risk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relevant. As well as Enterprises look for hedge strategy or a better allocation of funds. This study will try to use the concept of Value-at-Risk, “VaR”. Let the Va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rom the general study of broad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value of foreign currency assets of portfolio companies. Then try to analysi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act of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 And hope to reduce the VaR of Enterprises its impact on the company. 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appropriate proportion of the funds alloc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foreign exchange risk.